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5039
1 前 言
3 1976年1月7日
课堂是什么？——被奴役的知识——斗争、谱系学和科学话语的历史知识——权力、谱系学的赌注——权力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理解——作为镇压和战争的权力——克劳塞维茨格言的反说
26 1976年1月14日
战争和权力——哲学和对权力的限制——国王的权利和权力——法律、统治和奴役——对权力的解析：方法问题——统治权的理论——惩戒的权力——规则和规范
45 1976年1月21日
统治权理论与统治操作者——作为权力关系分析器的战争——社会的二元结构——历史—政治话语，永恒战争的话语——辩证法及其编码——种族斗争话语及其记录
69 1976年1月28日
历史话语和它的拥护者——种族斗争的反历史——罗马历史和《圣经》历史——革命话语——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变迁——种族的纯粹和国家种族主义：纳粹式变形与苏联式变形
90 1976年2月4日
对反犹主义的回答——霍布斯那里的战争和统治权——在保王党、议会派和平均主义者那里关于对英国的征服的话语——二元图式和政治历史主义——霍布斯想抹杀的东西
123 1976年2月11日
关于起源的叙事——特洛伊神话——法国的继承——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侵略、历史和公法——民族的二元性——君主的知识——布兰维里耶的“法兰西国家”（etat de la France）——（法院的）书记室、办公室和贵族的知识——历史中的新主体——历史与建构
154 1976年2月18日
民族与复数的民族——罗马的征服——罗马人的伟大与衰落——论根据布兰维里耶观点的日耳曼的自由——索瓦松的花瓶——封建的起源——教会、法律、国家的语言——在布兰维里耶那里对战争的三种普泛化：历史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战争制度；力量的计算——关于战争的意见
183 1976年2月25日
布兰维里耶和建构历史—政治的连续——历史主义——悲剧和公法——历史的行政中心——启蒙的提问方法和知识谱系——知识纪律化的四种操作及其后果——哲学和科学——成为学科（discipline）的知识
206 1976年３月３日
历史知识的策略性普泛化——建构、革命和周期性的历史——原始和野蛮——对野蛮的三种审查——历史话语的策略——方法问题：市民的认识论的场和反历史主义——革命历史话语的复活——封建和哥特罗马
237 1976年３月10日
从民族到大革命的观念的政治再分析：希埃斯——理论后果和对历史话语的影响——新历史的可理解性的两个框架：统治和整体化——蒙特罗希耶和奥古斯丁·蒂埃里——辩证法的诞生
262 1976年３月17日
从统治权到对于生命的权力——使人生存和放任死亡——从人—肉体向人—类别：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诞生——生命权力的运用领域——人口——关于死亡，特别是弗朗哥的死亡——纪律和规则的讲述：工人区、性、规范——生命权力和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功能和活动领域——纳粹主义——社会主义
287 课程概要
297 授课情况简介
前 言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记录的出版工作由本书开始。
除了休假的1977 年， 米歇尔· 福柯从1970 年12 月至1984 年6 月去世， 一直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授课。其教席名为：“思想体系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
这一教席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根据于勒· 于伊曼（Jules Vuillemin） 的建议， 创立于1969 年11 月30 日， 以替代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直到其辞世所担任的“哲学思想史”教席。1970 年4 月12 日，该委员会选举米歇尔·福柯持有这一新教席。当时他43 岁。
1970 年12 月2 日，米歇尔·福柯讲授堂课。
法兰西学院的教学要遵守一些特别规定。教师们每年必须教授26 个小时课程（其中多一半可以是研讨班形式）。他们每年都须展示一个新的研究，以迫使他们每次都更新其教学内容。课程和研讨班的参与完全是自由的，既不需要学籍注册，也不颁发文凭证书。并且教授什么都不管。在法兰西学院的用语中，人们说教授们没有学生只有听众。
米歇尔· 福柯的课程开设在一月初到五月末的每个星期三。众多的听课者动用了法兰西学院的两个阶梯教室，他们包括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好奇者，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米歇尔·福柯曾经常抱怨他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以及课程形式所导致的交流很少。他渴望研讨班这种真正集体工作的场合。他为此做过不同的尝试。后几年，在课程结束后，他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回答听众的问题。
1975 年，《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热拉尔· 帕迪让（Gérard Petitjean）这样描述课堂气氛：“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厉风行，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他挤过人群，坐到椅子上，推开录音机，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也不耽误。扩音器传出响亮、有力的声音，这是大厅里的现代工具，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 个座位，挤了500 人，没有一点空地……没有任何演说效果，（授课）清晰并且效率高。没有一点即兴发挥。福柯每年有12 个小时在公共课堂上解释他在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义。因此他精炼到程度并且加以补充，就像写信之人到稿纸后一页时仍意犹未尽。19 时15 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们匆忙走向讲台。不是为了与其交流，而是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提问，在嘈杂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对此，福柯谈道：“应当能够探讨我所讲的。有几次，当课讲得不太好时，不需要太多，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在法国，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反馈渠道，授课被戏剧化了。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当我讲话完毕，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
米歇尔·福柯像一名研究者一样从事教学：探索未来的著作，开拓诸多问题化领域，这更像是对将来可能的研究者发出的邀请。因此，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并不复述已出版的著作。这些课程并不是初稿，尽管著作和课程的论题可能是相同的。这些课程有自己的地位，属于在福柯实施的全部“哲学活动”中的一个特殊话语机制。福柯在其中特别地展开了一种知识/ 权力关系谱系学的提纲，并依据这个提纲，从1970 年起，他开始思考其工作——这与之前他所掌控的诸话语形态之考古学的提纲相对照。
课程在现实中同样具有作用。来上课的听众并不仅仅被一周接一周建立起来的叙事所吸引，也不仅仅因为受到严密阐述的诱惑，他们同样可以从中找到对现实的想法。米歇尔·福柯的艺术在于用历史诊断现实。他会讲到尼采或者亚里士多德，讲到19 世纪的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基督教牧师守则，听众总能从中得到关于当下现实和同时代事件的阐发。福柯在课堂上的特有能力在于博学、个人介入和对事件研究这三者之间精妙的交错呼应。
20 世纪70 年代，磁带录音技术得到发展和完善，米歇尔·福柯的教室很快采用它。课程（以及一些研讨课）的内容因此被保存下来。
这次出版采用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授内容作为参照，并可能地将其逐字记录。我们希望可以按照原样成书。但是从口头到书面的转换需要编者的介入，至少需要标点和分段。
原则一直都是可能地与实际所讲课程一致。
当有必要时，重复和反复讲述部分会被删除，断裂的句子会被重新连上，并且错误的句法结构会被修正。
省略号表示录音无法听认。当句子模糊不清时，在括号（）中用连接词或附加成分表示。
页脚的星号表示米歇尔·福柯所采用的注释与课上所讲的相比有含义上的差别。
全部引用都被核对过，所涉及的参考文献也已标明。校勘仅局限于澄清含混之处，阐明暗示和确定校勘之处。
为了方便阅读，每课之前都配有简短的提要来指出重要关 联。课程内容之后附有曾在《法兰西学院年鉴》发表过的课程概要。米歇尔·福柯通常在6 月份编写，即在课程结束之前的某段时间。对他来说，这是回顾式地指出“课程”意图和目的的机会。它构成了好的“课程”简介。
每本书结束时都有编者负责说明“授课情况简介”：其目的是介绍给读者一些作者生平、思想和政治上的背景基础知识，将本课程置于已出版著作中并且指出其所使用的资料汇编（corpus）中的地位，以利于理解和避免由于遗忘授课情境所可能导致的误解。
通过法兰西学院的这次编辑出版，米歇尔·福柯“工作”新的一面得以面世。
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未发表作品的出版，因为这次出版再现了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话。在其所用的书写载体之外，这个讲话很值得研究。米歇尔·福柯笔记的拥有者达尼埃尔·德福尔允许编者查阅了笔记，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次法兰西学院课程的出版经由米歇尔·福柯的继承人授权，他们希望此次出版能够在无可争议的严肃性中满足法国和国外的苛刻要求。编者们努力不辜负他们给予的信任。
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ois Ewald）
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lessandro Fontana）
1976年1月7日
课堂是什么？——被奴役的知识——斗争、谱系学和科学话语的历史知识——权力、谱系学的赌注——权力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理解——作为镇压和战争的权力——克劳塞维茨格言的反说
我希望弄清楚些这个课堂的性质。你们知道，这个你们所在的，而且我也身在其中的机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机构。自它很久以前成立以来，无论人们给了它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法兰西学院目前主要的职能是研究：人们领取薪水来研究。我认为，教学活动将没有意义，如果人们不给予、赋予教学活动这样的意义，至少我是这样提出来的：由于人们领取薪水来进行研究，那么什么可对它加以控制呢？通过什么方法人们可以了解到谁将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以及谁有进行这项研究的动机呢？人们可以怎样做呢？如果不是终通过教学，也就是说，通过公开演讲或通过某种半制度化的方式使公众了解到正在进行的研究的话。因此我认为每个星期三的集会不是教学活动，而是使公众了解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另外，我也基本上被允许按我自己的想法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事实上有责任告知你们我的工作，它到了什么程度，它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我认为你们可以根据我所说的，自由地做你们想做的事。这是一些研究的线索、观点、草图和没有连成线的点和工具：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它们，至少，这使我感兴趣，但与我无关。在我不给你们制定使用它们的规则的意义上与我无关；而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它们的使用与我的工作相联系并基于我的工作之上的意义上，我对它感兴趣。
前面已经说过，你们知道前几年课上的情况：因为人满为患（我们尚不知其原因），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点半钟到达〔……〕而我，我和站在面前的听众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有一部分，甚至一半的听众要到另一个大厅里，听我从麦克风里发出的声音。这甚至已不再是表演——因为我们互相无法看到。但它因为另一种原因发生了堵塞。对于我来说（我这么说吧），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演出的这种马戏真是一种，怎么说呢……折磨这个词太重，烦恼又太轻。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为了让我能够事实上认真细致地为授课做好准备，我用在本来意义的研究上和用在虽有趣但于我有点不太能够讲述的东西，与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相比少得多：我怎样才能让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装下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使它不至于使人太厌烦。总之，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使那些早早就赶来听我讲课的人的良好愿望能够得到一些满足。每年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月，我想，我在这里，也让你们在这里，也就是说进行研究，擦去某些事物上的灰尘，使我们见到它们的本来面目，发明一些观点，从事这一切实际上并不是对已完成的工作的报偿。这些事物大量仍处于悬置之中。因此我对自己说：三十人或四十人聚在一间大厅里并不坏：我可以大致说说我做了些什么，而且同时和你们有一些接触、谈话，回答你们的问题等等，从而产生一些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这是与正常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相联系的。那么，现在怎么做的呢？按照规定，我不能规定来这里听课的形式上的条件。因此，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把课安排在上午九点半，我是这么想的，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终究有一个标准。毕竟，这里总是有小麦克风、录音设备，录音将会传播开去，有时以磁带的形式，有时则被打印出来，甚至会出现在书店里——因此我对自己说：它总是会流传的。人们就试着〔……〕请原谅我让你们早早起床，也请那些没能来的原谅我；实际上，这是为了使星期三上午的会面与谈话能稍微进入更正常的轨道，这个轨道使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在有规律的制度性的间隔中进行并使其让人了解。
那么，今年我要给你们讲些什么呢？我真有点烦了：也就是说我要试着在某种程度上给一系列研究限定、规定一个终点（事实上人们就是这样使用研究这个词的，它确切地指什么呢），实际上给我到这里以后四五年里做过的事规定一个终点，我很明白，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来说，它集合了一些不当之处。这是一些相互非常邻近的研究，但没有组成一个连续的严密的整体，这些研究是片断的，没有一个达到了终点，也没有再继续下去；研究是分散的，而且还有很多重复，它们落入同样的常规，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概念。有关于刑罚程序历史的报告；涉及进化和19世纪精神病学制度化的一些章节；关于古希腊的诡辩术或货币，或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一些思考；关于性知识粗略的勾画，或者说是17世纪通过忏悔活动展开的性知识的历史，或者是18世纪和19世纪对儿童的性的控制；对关于畸形的理论和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技术的定位。一切都在踏步，没有进步；一切都在重复而没有相互联系。实际上，它们不断地说着同样的事，但也有可能什么也没说；它们陷入了难以辨认的杂乱无章之中，没有任何组织；总之，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什么也没得到。
我可以对你们说：总之，这是一些要继续下去的轨迹，它们通向哪里并不重要，甚至不通向任何地方也不重要，无论怎样，它并不规定必须向前的方向；这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点，应当由你们来继续或转向；而我可能会继续，也可能给它们另外勾画一个轮廓。总之，我们都很清楚能够怎样利用这些片断。我使自己有点像一头跃出水面的抹香鲸，留下一串稍纵即逝的泡沫，让人相信，使人相信，人们也愿意相信，也可能人们自己实际上相信，在水面下，有一条人们不再看得到的抹香鲸，它不再受任何人觉察和监视，在那里，这条抹香鲸走着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
这就是大致的情况，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总之，我给你们介绍的工作是片断的、重复的和不连贯的，它和人们说的“发烧的倦怠”相一致，这种“倦怠”表现出一种性格上的对图书馆、对档案、对附注、对积满灰尘的手稿、对从来无人过目的文章、对印数极少躺在书架上直至几个世纪以后才有人拿出来的书充满爱恋。这一切与这样一些人忙忙碌碌的惯性是相符的，他们教授一无用处的、奢侈的知识和知识暴发户的财富，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它的外部标志就在书页的底部。这一切与这样一些人是适合的，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西方可能是古老同时也有特点的秘密团体中的一个，这些秘密团体奇怪的不可摧毁，不为人知。我认为它们可能在古代和基督教早期形成于早的修道院中，这些修道院处于侵略、火灾和森林的边缘。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柔软的、温暖的、一无所用的、博学的共济会。
不过，并不是简单的对共济会的兴趣驱使我工作。我感到完成的这项工作有点经验性的和偶然的从你们传到我，又从我传到你们。人们可以辩护说，它很适应一个非常特定的时期，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时期，即过去10年、15年，多不过20年。我想说，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可以发现两个如果不是确实重要的话，至少我也认为相当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人们所说的非连续的分散攻击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和它们奇特的有效性，例如，分析精神病学制度的功能和非常局部化的反精神病学话语；你们都知道它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任何体系化的东西作为这些话语的支持，无论它们过去和现在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参照。我想到了根本性的参照系——存在主义分析，1也想到了目前使用的参照系，大体上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莱切（Reich）2的理论中，我同样想到了（应当说）对传统的性道德或传统的性等级进行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攻击，这些攻击同样用一种含混和有相当距离的方式，总之是用一种含混不清的方式以莱切或马尔库塞（Marcuse）3为参照。我还想到了对司法和刑罚系统有效的攻击，其中有些攻击离“阶级正义”这个相当可疑的普遍概念的距离非常远，而另一些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主题的联系也并不更加密切。同时，我还更确切地想到了一些有效的东西（我甚至不敢说到具体的书），像《反俄狄浦斯》4，它实际上除了自己不可思议的理论创造力以外没有任何参照；书，或更可以说是东西，可能会使这样的嘟哝在日常的活动中喊哑了嗓子，这嘟哝声长时间没有间歇地从长沙发走到椅子。
因此，我说：近10年或15年出现了对某些东西、制度、实践以及话语的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可批判性；出现了一种基础的普遍易碎性，甚至也许特别是那些熟悉的、坚固的和离我们、离我们的肉体、离我们每天的行动近的。但同时这种易碎性和这种不连贯的个别和局部批判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性在这些事实中暴露出一些东西，它们是初没有预见到的：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对整体理论，我更想说是对包容和总体理论的抑制作用。这些包容和总体理论并非不再继续提供在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可以确切地证实这一点。但它们在提供这些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时有一个先决条件：话语的整体理论被悬置起来，它无论如何也要被切开，左右拉扯，撕得粉碎，改变方向和地点，被漫画化，被游戏，被戏剧化，等等。总之，这些主题在理论整体中的复兴会实际上导致刹车。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这15年间发生的事情的首要特征就是：批判的局部化特征。我相信这并非指迟钝、幼稚或愚蠢的经验主义，更不是指死气沉沉的折衷主义和机会主义，可以被任何理论工作进行渗透，更不是指有些自愿的禁欲主义，使自己尽可能在理论上干瘪。我相信，局部化批判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指出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而不是集中化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统一体制的认可来建立它的有效性。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的第二个特征：我觉得这种局部的批判通过人们所说的“知识的回归”得以实现。通过“知识的回归”，我想说，如果这是真实的：过去的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至少在表面上接触到这样一个整体的主题：“不！不再有知识，只有生活”，“不再有认识，只有真实”，“没有书本，只有钱”*，等等，我觉得在这整个主题下，通过它，甚至在它之中，人们看到产生了可以称之为“屈服的知识”的造反的东西。通过“屈服的知识”，我感到两种东西。一方面，我想总体上指出一些历史内容，这些历史内容曾在功能的一致性或在形式的系统化之中被掩盖和化装。具体地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这并非一定是精神病院生活的符号学，也非犯罪的社会学，而完全是历史内容的显现，它使一种有效的批评既能通过精神病院，也能通过监狱。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只有历史内容才能重新发现由对抗和斗争造成的社会阶层的区分，而功能规划或系统组织的目标恰恰在于掩饰这种区分。因此，“屈服的知识”是些历史知识垒成的堆块，它们在功能整体和系统整体之中存在并被掩饰着，批判可以通过一些博学的工具使它们重新显现。
第二，通过“屈服的知识”，我相信应当感觉到另一个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完全另一种东西，通过“屈服的知识”，我同样感受到整个一系列被贬低的知识，它们是非概念化的、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知识，幼稚的知识，低等级的知识，认识和科学性层次以下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没什么资格的，甚至是被贬低的，如：精神病人的知识，护士的知识和病人的知识，但都与医学知识平行并处于边缘，还有罪犯的知识等（这样的知识，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称之为“人们的知识”〔savoirs des gens〕〔它完全不是普遍的知识和常识，相反是个别的知识，局部的和地区性的知识，有区别的知识，它不可能取得一致，只能在尖锐地反对包围它的知识的时候才能获得力量〕）。通过这些局部的“人们的知识”、被贬低的知识的再现，批判进行着。
你们会对我说：仍然有一些奇怪的悖论，如果要把这些“屈服的知识”归到同一个范畴里，一方面是细致的、博学的、精确的、技艺高超的历史知识内容，另一方面是局部的个别的知识和“人们的知识”，在它们没有实际上在边缘被清晰地阐述以前处于嫌弃状态而缺乏常识。那么好，我认为正是在被掩盖的博学的知识与被认识和科学等级贬低的知识的连接之中，赋予近15年话语批评主要力量的东西在有效地运转。这种情形和另一种情形一样，博学的知识和被贬低的知识一样，在这两种知识形态中，屈服或掩盖，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关于斗争的历史知识、战斗的记忆，确切地直至那时仍处在边缘，隐藏在博学的特殊领域，同样也隐藏在被贬低的“人们的知识”领域中。这样就勾画出多样性的谱系学研究，既是斗争精确的再发现，又是战争的原始记忆；这些谱系学，就如博学知识与“人们的知识”的焊接，是不可能的，甚至不能去尝试，除了在一种情况下：总体性话语的专制及其等级制度和一切前卫理论的特权被解除了。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把“谱系学”称为博学的知识和局部记忆的连接，那么这种连接导致建立一种斗争的历史知识和在目前的策略上对这种知识的利用。这将是谱系学的暂时的定义，近这些年我曾努力和你们一起进行这种谱系学的研 究。
在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谱系学的活动中，你们实际上看到，它完全不是用具体事实的多样性来反对理论的抽象整体；也完全不是通过贬低思辨家来反对他的科学主义形式和建立起来的认识的严密性。这并非穿越谱系学规划的经验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实际上，它指的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后者以真理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科学权利的名义把那些知识都过滤掉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因此，谱系学不是实证主义以一种更细致或更精确的形式进行的回潮。谱系学，准确地说是反科学。它不要求一种对于无知和非知识（non-savoir）抒情的权利，它也不是拒绝知识或运用和说明尚未被知识捕获的即刻经验的魅力。它并不指这些，而是指知识的造反。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在大学和教育工具中，科学话语的制度化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具体化了，同样也在理论—商业网中具体化了，如精神分析，以及在政治工具中，伴随着从属关系，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中，实际上具体是哪一个并不重要。谱系学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属于被认为是科学的话语自身的权力。
不管怎样，一个确切的事实也许会说得更明白一些，这里我想说：你们知道，很多年以来，也许超过一个世纪，有多少人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科学。我们可以说，同样的问题对精神分析和文学文本符号学也提出过，而且还在不断地提出。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是或不是一种科学？”谱系学或谱系学家将回答：“我们对你们的批判恰恰就是你们把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或这样那样的事物变成了科学。如果说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那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关于如果不是被太多研究过〔至少〕也被稀释过的术语，这里我想说：在了解在怎样的范围内某种东西如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与科学实践在日常运作、建构规则和使用的概念之中有类似之处之前，甚至在提出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的话语与科学话语关于形式上和结构上的相似性问题以前，难道不应当首先对使自己成为一种科学的企图提出问题吗？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如下问题：“当你说你的东西是科学时，你想贬低的是哪一类知识？当你说‘我使用这种话语，科学的话语，我是一位学者’时，你想使哪一个说话的主体、言谈的主体、经验的主体成为少数？你想建立怎样的前卫理论—政治体系以使其摆脱知识粗笨的、流传的和不连贯的状态？”我还要说：“当我看到你们努力确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时，说真的，我没有看出你们一劳永逸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性结构从而其命题提示了验证的程序。我看到你们首先做另外的事，你们首先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你们把自己归类于那些掌握这种话语和权力的人，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方把科学赋予这种话语和权力，并把这种话语和权力保留给掌握科学话语的人。”
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局部知识（德勒兹可能会说“少数”的5）的复兴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权力，这就是无序的、片断的谱系学的计划。这里我想说两个词：考古学，这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这是要构成一个整体的规划。
你们看到近四五年，我一直坚持重复进行的既交叉又悬置的研究片断和报告，可以被视为谱系学的组成部分，我在近15年间一直都没有远离这个的研究课题。问题：为什么不继续这个关于不连贯性的漂亮的看起来确实难以检验的理论呢？6为什么我不继续，为什么我不在精神病、性理论等等方面从事一个小的类似的研究呢？
确实可以继续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企图继续，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想说，与我们在5年、10年，甚至15年前就已认识的情况相比，事物可能已经变化了；战斗可能不再有完全相同的面貌。总之，我们是否已经真正处于这同一个力量关系中呢？这种力量关系允许我们可以说以一种活跃的、摆脱一切奴役的状态来利用这些挣脱出泥沼的知识。它们自身有什么知识？毕竟，从人们这样清理出谱系学的片断起，从人们开始宣扬、流传这些类似的挣脱出泥沼的知识要素起，这些知识不就开始冒着被统一话语重新编码、重新殖民的风险吗？统一话语在贬低它们之后，在它们重新显现时无视它们之后，现在也许已经准备好吞并它们，把它们置于统一话语及其知识和权力的效力以内？如果我们想保护这些被解救的碎片，那么我们不是会建议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建立这个对我们适合的统一话语吗？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当有人对我们说：“这一切都很可爱，但将去向何处呢？为了哪个整体呢？”在某一点上，诱惑在说：好，继续吧，积累吧。毕竟，我们被殖民的危险时刻还没有到来。刚才我说这些谱系学的碎片有被再编码的危险；但毕竟我们可以发出挑战说：“试试吧！”我们可以说，例如：自从反精神病学或精神病体制的谱系学工作开始以来（到现在已经15年了）是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一个精神病学家用他们自己的术语重新进行了研究，来表明谱系学是错的，研究是错误的，表述是错误的，基础是错误的呢？事实上，人们从事的像谱系学的碎片这样的工作仍然在那儿，被谨慎的沉默包围着。我认为在程度上，人们也仅仅向它提出刚刚从余甘先生7那儿听到的命题：“这一切都很好。但苏联的精神病学仍然是世界是不会错的。”我将回答说：“当然，您有道理，苏联的精神病学是世界，而这正是我们批判它的理由。”沉默，包围着知识的、谱系学的统一理论，它的沉默，或毋宁说是谨慎，或许就是继续进行批判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如你们所愿意的那样，增加与陷阱、问题和挑战一样多的谱系学碎片。但毕竟，在一场战斗（知识反对科学话语权力的效力的战斗）刚开始，就把对手的沉默当作害怕的证明也许太过乐观了。对手的沉默（必须时刻牢记这个方法论的或策略的原则）可能是他们完全不害怕的表示。我认为应当做的不是让他们感到害怕。因此，这将不是给所有分散的谱系学一个连贯的坚固的理论基础（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给它们，强加给它们统一起来的理论的王冠），而是努力在以后的课上，明确提出或总结出在这场知识对知识的体制和效力，以及对科学话语权力的体制和效力的反抗斗争和造反的过程中投下的赌注。
所有谱系学的赌注，你们都知道，我没有太大必要来明确它：在近40年里，权力的癫狂、力量、刀锋和荒诞同时在法西斯倒台的线索上和斯大林主义后退的线索上表现出来，这个权力是什么？权力是什么？或毋宁说（因为“权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它给这一切戴上王冠，我不愿意这样）赌注是在它的机制、效力和关系中，确定在不同社会层面上，在外延会变化的领域内运作的权力装置。大体上说，我认为，这一切的赌注应当是：对权力的分析，对各种权力的分析，能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简化为对经济的分 析。
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我通过它要说什么呢？我一点也不想抹杀许许多多巨大的区别，但是虽然有而且通过这些区别，我觉得在法律概念，和政治权力的自由（在18世纪的哲学家那里可以找到），接着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或至少是某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概念之间有某种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我所说的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用这种方法，我说：在经典法权理论中，权力被视为一种权利，人们像拥有财产一样拥有它，因此可以全部或部分地通过法律行为或建立法律的行为来转移和让渡（过程发生的瞬间是不重要的），这属于占有或契约的范畴。权力具体地是每个个人拥有的，他将它全部或部分让渡出来从而建立一个政治权力，政治统治权。政治权力建立在这个系列之中，在这个我作为参照的理论整体中，按照契约转让范畴的法律运作模式来进行。因此，权力与财产、权力与财富的类比明显地表现出来，贯穿这些理论的始终。
当然，我想到了另一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的普遍概念：很明显完全不是以上所谈的。但是，你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里有某些其他东西，人们可以称其为权力的“经济功能性”。“经济功能性”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即权力的主要职能是既维持生产关系，又再生产阶级的统治，后两者是由生产力占有的固有形态和发展赋予其可能性的。在这种情形下，政治权力在经济中找到了其历史性的原因。如果你们同意，大致上说，在一种情况下，有一种政治权力在交换的程序中，在财产流通的经济中找到它形式上的模型；在另一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在经济中获得历史性的原因、具体形式的原则和当前的功能。
我说到的研究中可以成为赌注的问题，我认为可通过下述方法予以分解。个问题：权力与经济相比总是处于第二位吗？它总是由经济来终决定并由经济来规定它的功能吗？它注定用来运转、固化、维持和再生产这个经济的特有关系并服务于它的功能吗？第二个问题：权力以商品作为模型吗？权力是某种东西，被占有，被获取，由于契约或武力出让、丧失或得到补偿、流通、灌溉某片区域，或避开另一个吗？或者，正相反，为了分析它，甚至在权力关系已经深深地进入经济关系或与其纠缠的情况下，甚至在权力关系实际上总是与经济关系建立某种网或链的情况下，是否必须运用各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与权力的死结不应当属于功能替代的范畴，也不属于形式同构的范畴，而是另一个范畴，关键的正是要把它抽取出来。
如果要进行权力的非经济研究的话，现在我们拥有什么呢？我想人们会说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东西。首先可以确定权力不是被赠予、交换和补偿的，而是被运用，它只在行动中存在。同样可以确定，权力首先不是经济关系的维持和再生产，从自身来看，它主要是一种力量关系。有一些问题，更恰当地说是两个问题：如果权力被运用，这种运用是什么？它包括什么？它的机制是什么？这里有我称之为“场合答案”的一些东西，总之是一个即时的回答，我觉得它通过目前许多研究的具体事实表现出来：权力，主要就是进行压迫之物。它就是那个压迫自然、本能、一个阶级、一些个人的东西。人们在当代的话语中发现这个对权力的深思熟虑的定义：权力即压迫之物，但这毕竟不是当代话语的发明。黑格尔首先这么说过，其次是弗洛伊德，接下来是莱切8。无论如何，在当今的词汇中，权力是压迫机构的定义几乎是传奇式的。那么，对权力的分析不应当首先主要是对压迫机制的分析吗？
第二点，如果你们同意，是第二个“场合答案”，如果权力自身是力量关系的实施与展开，那么，与其用放弃、契约、让渡这样的术语，或用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这样的术语来分析，难道不更应当首先用战斗、对抗或战争这样的术语来分析吗？个假设就是：权力的机制根本上主要是镇压，面对个假设，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假设：权力就是战争，它是通过其他方法继续的战争。这样，现在，我们把克劳塞维茨9的命题翻转过来，我们说，政治是通过其他方法继续的战争。它意味着三个东西。首先：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运转的权力关系，基本上在某一固定点上有一种在历史上某一重要时刻建立起来的力量关系，这种关系在战争中并通过战争建立。如果说确实政治权力使战争停止，使或试图使国内和平，那么这完全不是为了终止战争的后果或消除在战争的后一场战役中表现出的不平衡。在我们的假设中，政治权力的作用应当是通过无声的战争使这种力量关系永远记录下来，在制度中、在经济的不平等中、在语言中，直至在这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的肉体中，记录下来。这就是翻转克劳塞维茨格言的个意思：政治就是通过其他方法进行的战争；也就是说，政治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不平衡的确认和继续。翻转这个命题想说的第二个东西是：要知道，在这个“国内和平”的内部，政治斗争、关于权力、伴随着权力、为了权力的冲突，以及力量关系的改变（一方力量的加强，颠覆，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政治系统内，只应当被理解为战争的继续，并应当被当作战争的插曲、片断、移位来辨认。从来当人们写和平和制度的历史的时候，写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战争的历史。
翻转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还想表达第三个意思：只有战争，也就是说武器的终仲裁者的力量考验，才能作出后的决定。政治的结束将是后一场战争，也就是说，后一场战争将终，而且仅仅在后一次，终止作为战争的继续的权力运转。
这样，你们看到在对权力的分析中，当人们试图从经济学的图式中解脱出来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自己面对两个连为一体的假设：一，权力的机制就是镇压（这个假设，如果你们同意，我很方便地称为莱切的假设）；二，权力关系的本质，是敌对力量的冲突——这个假设，我同样方便地称为尼采的假设。这两个假设并非不可调和，正相反，它们甚至相互连接，还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无论如何，镇压不正是战争的政治后果吗？不是有点类似于压迫，在政治权利的经典理论中，属于法律范畴中的统治权滥用吗？
这样，权力分析的两个大体系就对立起来了。一个是你们在18世纪的哲学家那里看到的老体系，它把权力作为人们出让的权利，合法地建立统治权，并把契约作为政治权力的模型。这样建立起来的权力，在越出自身时，也就是说在超出契约的范围时，有变为压迫的危险。权力—契约，伴随着作为限制或毋宁说作为跨越限制的压迫。而你们有了另一个相反的体系，它不试图根据契约—压迫的图式来分析政治权力，而是根据战争—镇压的图式。这时，镇压就不再是相对于契约的压迫，也就是说滥用，相反，镇压只是统治关系的简单后果。在这种继续的战争加工出来的假和平中，镇压除了是永久的力量关系的实施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样，就有了两个权力分析的图式：契约—压迫图式，如果你们同意，它是法律的图式，另一个是战争—镇压图式，或统治—镇压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真正的对立不是像在前一个图式中，是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对立，而是斗争和屈服的对立。
当然，前几年所有我给你们讲的都属于斗争—镇压图式。我试图使用的正是这个图式。不过，我对它的使用也同样导致我对它重新进行思考；因为肯定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我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研究），也因为我认为“镇压”和“战争”这两个概念应该得到很大的改正，也许至少应当放弃。总之，应当仔细检验“镇压”和“战争”这两个概念，或者说，如果你们同意，应当更仔细地研究这个假设：权力的机制主要是镇压的机制；和另一个假设：在政治权力之下，发出不满叫声的和运转着的，首先主要是敌对的关系。
不是自吹自擂，我想，我无论如何在很早以前就怀疑“镇压”这个概念。我试图向你们表明，正是关于刚才我向你们谈到的谱系学，关于刑法的历史，精神病学的权力，对儿童的性的监控，等等，这些权力形成的机制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也不是镇压。如果不重新进行一些对镇压的分析，不重新收集一些我说过的也许缺乏条理的话，我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因此，下一节课，也许两节课都将用来重新考察批判“镇压”这个概念，试图揭示在什么方面以及为什么用镇压这个现在如此流行的概念来剖析权力机制及其效力的特征是完全不够的。10
但是，讲课内容将集中在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战争问题。我想试图看清，战争、斗争和力量冲突的图式在什么范围以内实际上可以被定位为社会内部的基础，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原则和动力。为了分析权力的功能，我们必须讨论的准确来说就是战争吗？“策略”、“战略”、“力量关系”这些概念有用吗？在什么范围内有用？权力仅仅是通过武器和战斗以外的方法进行的战争吗？如今有一个相当新并已很流行的主题：权力有保卫社会的责任。在此主题之下，是否想说，在政治结构中，社会组织的方法是，一些强者可以抵御另一些人，或保护他们的统治不被其他人造反推翻，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并在奴役中使其永久化。
那么，今年课程的提纲如下：首先，一至两节课用来重新研究镇压的概念；然后，我将开始〔探讨〕社会内部的战争问题，也许会在以后几年里继续下去，我自己也并不清楚。我将把那些被认为是社会内部战争问题的理论家而在我的意义上却并非如此的那些人放到一边，也就是指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Hobbes）。接着我将围绕种族问题重新探讨这种把战争作为权力功能的历史原则的理论，因为在西方，这是次在种族的二元对立中，看到把政治权力作为战争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我将试图把研究引导至19世纪末，那时有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两大图式，根据它们，人们〔尝试〕在政治社会内部认识战争现象和力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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