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病室

    
巴金是一个将热情、追求和艺术精神融为一体的作家，他像勇士丹柯一样，燃烧自己的心来照亮别人，穿越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风云，为文学，为生命，为灵魂，作出丰富的注解。他的真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家》是他写得*成功、影响**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本书收录了他的《第四病室(精)》，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文人型大作家的绝代风采。

    
巴金可以说是三部曲的专家，他写过“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革命三部曲》；而那部巨作《火》，因书分三册，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现在他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合称为《人间三部曲》。《第四病室(精)》比《憩园》篇幅略长，约十五万字，题材很别致，萧红的《呼兰河传》，写一座小城；老舍的《四世同堂》写一条胡同；巴金这部小说则写战时一间医院；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体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谈到黑暗惨苦，俗云：“十八层地狱”，而《第四病室(
精)》年写的可说是第十九层地狱。住院病人要自己买特效药、胶布、手纸；许多病人买不起特效药，在床上哀号着死去；有些病人付不出小费，工友不清理便器，以致被大小便憋得呼天喊地……可是在漆黑苦难之中，竟有温情和爱的萤火闪闪流光；那浓发大眼、柔情似海的杨木华医生，那为病人义务清理便器的饭馆伙计老许，遂成为枯冬里的春讯，地狱里的天使了。

     先生：
你大概已经忘了我吧。可是我却记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见过一面。由朋友A君的介绍，我和你谈过廿多分钟的话。当时我曾告诉你，我新从一家医院出来，又要到一家医院去。你问我去治什么病，我答说割胆囊。你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不妨写下来。我说，我想试一下，要是写得成功，一定请你替我看一遍。你没有表示拒绝。

     在医院里我真的开始写起日记来，后来却中断了。
    那自然是开刀后的事。不过出院后住在某父执的家中我又凭着记忆补足了它。但我并没有敢把我这草率的病中日记寄给你看，一则我知道你忙，二则我不知道在桂林大火后你逃到了什么地方(我记得那天你说过你要回桂林去)。直到桂柳沦陷后我读到你的新著《憩园》时，我才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而且还继续做你的“发掘人性”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尘封了的病中日记，我找出它来重读一遍，我觉得它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以供世人阅读，但对于像你这样愿意了解人性的人，它也许有点用处。我决定把它寄给你看。不过原稿十八章字数过多，我不想多耗费你的时间，我删去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十章，算是一个整数。我没有抄下副稿，我也用不着副稿。我把原稿寄给你，让你自由处置。

    
然而有两件事情我还得向你“添说”。我用了“添说”两字，因为那是我无法在“日记”中叙述，而又必须让你知道的。
     一、到今天我还没有打听到杨大夫(杨木华大夫)
的下落。我不知道她究竟到过衡阳没有。医院方面得过她六月二十二日到柳州的电报，但那是在衡阳被围攻了两星期之后才收到的。那便是她的后的信息了。我问过好些从衡阳一带逃难出来的人，都答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在路上也没有遇见过她。

    
二、给朱云标母亲的信，我至今未写，因为我没有问到她的通信处。我到××坡××器材库去找过朱云标的同事，同乡和朋友。奇怪，他们都说不知道。(下略)
陆×× 一九四五年二月 ××先生： (上略)《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
“第四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得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的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

    
近我听见一个从湘桂逃难出来的朋友说，去年八月金城江大爆炸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有人说她受了重伤死了，又有人说她同全家的人坐火车由柳州到金城江，列车停在站上，她一个人下车买食物，她回来时列车被炸着火了。她没有能够救出她的亲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据说那个杨大夫是一个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

    
不过你可不要相信她就是杨木华大夫。因为姓杨的小姐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姓杨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更是我们常见的了。况且我那朋友并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就是木华。根本他就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可以忍耐地继续打听杨木华大夫的消息。
    
收到你的“日记”的时候(它在路上走了四个月)，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却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今天在人死了数百(至少有数百罢)，而局长也居然“发现”了霍乱之后，我还看见苍蝇钉着的剖开的西瓜一块一块的摆在街头摊上引诱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车站旁边人们大声叫卖冰糕，咖啡店中干净的桌子上，客人安闲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倾在泗瓜水杯子里，无怪乎盟国的使节也染到了虎疫。住在这里，人好像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要是我看不到你的日记印出就死去的话，请你为我谢谢我们的卫生局长，因为这是托了他的福，他间接地帮助多数平民早升天国，将来历史会感激地记载他的名字的。

     巴金 一九四五年七月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她从登记的地方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湾，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但是我却是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又穿着胶底皮鞋，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个包袱，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不觉宽慰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黑漆的门楣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一丛芭蕉，十多株芍药。

     那个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去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着的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第五床，请过去休息吧。” 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墙上，不会让人看错。许多对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记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手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问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看那放的样子，显然是给我们两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锈的夜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的航路。这病房比尤医生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只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并且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下等的旅馆坏的房间还要便宜。在这里住上两个月，它的全部费用是我负担得起的。所以我得感谢尤医生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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