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

    一、十年磨一剑，东方出版中心终获巴金家人的同意首次全部集结出版《巴金散文集》十卷本，本套散文集共分为《点滴》、《俄罗斯十女杰》、《控诉》、《梦与醉》、《短简》、《海行杂记》、《旅途通讯》、《旅行随笔》、《生之忏悔》、《忆》！

   二、我们已经读惯了《家》、《春》、《秋》，可是亲爱的读者们恐怕很少读巴金散文吧。因为本来巴老的散文多年来市场上较少出现过，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东方出版中心经过多年与巴金家人的沟通，反复斟酌，严格编辑，终于推出《巴金散文全集》十种。

   三、读者们不必担心巴金的书定价有多贵，我们只做读者们能买得起巴老的书，也对得起巴老及巴老家人对该书的要求。只是我们印数有限，请读者们多原谅！！！

   四、《控诉》为《巴金别集》十卷本之一，是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创作的散文集，具有较强收藏价值。

　　这是巴金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敌侵略的时刻所发出的痛切控诉，收录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激战正酣这段时间的诗文。他说：“这里面自然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

前记

从南京回上海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站在十字街头

一点感想

应该认清敌人

自由快乐地笑了

我们

给死者

莫娜·里莎

给山川均先生

给日本友人

我说，这是后一次的眼泪了

莫娜·丽莎

   “你看这个外国女人美不美？”朋友林喝完了他面前那盆俄国菜汤，忽然侧过头望邻桌，暗暗地指着一位女客问我道。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想： 你倒有这种闲情！这个朋友刚从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地方跑到上海，两个钟点以前才离开那个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南站，并且还让人把他的绸大褂撕破了一块，现在倒很安闲地评论女人了。

   “我看相貌也很平常，”另一个朋友淡淡地回答一句。

   “不是，我说她有点像达·芬奇画的《莫娜·丽莎》，”林感动地说。这时他似乎动了灵感。我想他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高射炮的声音晴空霹雳似地突然响了起来。饭店里起了小小的骚动，三个客人急急付了账走出去。林也忘记了莫娜·丽莎似的女人，只顾埋头吃面包。

   那位女客还是安闲地坐着。她旁边坐了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她正用叉子把一片番茄送进孩子的嘴里。她的脸上还露出微笑，但是这微笑总像带了一点寂寞味。

   这个女人我在环龙西菜社里遇见过好几次。次她是和一个中国男子同来的。以后就只看见她带着孩子来吃饭。近一个星期里，我每天正午都在这里遇见她。她带着孩子静静地坐在她常坐的那个座位，眼睛常常求助似地朝四面看，脸上露出带寂寞味的微笑。每次除了她跟茶房或者孩子低声讲一两句话以外，我不曾听见她跟谁说话。

   长长的脸看起来很纯洁，棕色的头发垂下来梳成两根小辫子，一对大眼睛天真地闪动着，在白色长袖的衣衫上罩了一件绛色的马甲似的衣服，——这一切使她更像一个少女，而不像是那个孩子的母亲。

   我不能断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连她的国籍我也不知道。她讲话讲得那么少，而且声音那么低，我甚至听不出她讲的是什么一种语言。所以对于林的议论，我并不表示意见。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心肠注意这种事情。我们走出饭店，我就把她忘在九霄云外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那个饭店。这次我是一个人。那个外国女人已经在那里了。她看见我，似招呼非招呼地对我一笑，显然她还认得我。我看她那种神情，好像她迫切地需要朋友的帮助似的。我淡淡地对她打了一个招呼，便拣了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了。

   孩子顽皮地缠着母亲要求什么事情，母亲俯下头对孩子解说。孩子忽然发觉我在看他，他害羞起来，扭着身子要把脸藏在母亲的背后。做母亲的微微笑了，她抬起头善意地对我一笑，嘴微微一动，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并未开口，她又把嘴唇闭紧了。

   我一面喝俄国菜汤，一面奇怪她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我自己实在不能解答这个疑问。其实也用不着我解答了。我听见她在说话，而且说的是一种我能了解的语言。

   她正在跟茶房讲话。她说法国话。而那个茶房所能懂的除了中国话以外，就只有英俄两种语言。她也可以说几个中国字，但是意思很难懂。所以她跟茶房谈了半天，还不能明白彼此的意思。茶房很着急。她的脸也红了。我听懂了他们两人的话，再也忍不住，便自动地出来做了译员。

   原来她在这个饭店里包伙食，到今天还没有满期。她就要到别处去，需要把这里的事情结束。我使他们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我帮忙她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她含笑地向我道谢。

   我看见现在有一个机会了。我正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我便趁着这个机会问她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想她大概不会拒绝回答。

   她果然露出欢迎的表情邀请我坐到她那一桌去。我也不推辞，便端起面前那杯红茶走了过去。

   “我要到杭州去，找我的丈夫。我姓孙，”她坦白地说。

   我想起我见过的那个中国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她的丈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只见过他一面。不过我仿佛记得，年纪不到三十，相貌平常，只有两只眼睛跟一般人的不同，它们光芒四射，给整个面孔添了光彩。

   她接着说：“我的丈夫你大概在这里见过。以前我们每个星期天总到这里来吃饭。他每个星期六都回家，从没有间断过。”她停了一下，侧头看看她的孩子，孩子坐在椅子上注意地听她说话，连动也不动一下。我无意间瞥见了孩子的眼珠，不觉吃了一惊。它们已经是那么明亮的了！我明明在他父亲的眼睛里见过这样的眼珠！

   “然而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得到他的信了，”她带了焦虑地说。“他连一个信也没有！他从来不是一个这么疏忽的人，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要找他去。”

   她说了这些话，我始终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着急。我便问道：“孙先生在杭州做事情罢？”

   她听见这句问话，脸上忧虑的表情立刻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得意的神气，显然她是以她的丈夫的职务为骄傲的。她说：“他是一个空军上尉。他驾驶飞机的本领很高强。他平日就盼望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常常说要给‘
一·二八’以来那些无辜的被炸死者报仇。现在机会来了。”

   孩子听见母亲的话，忽然从椅子上跳下来，缠住母亲嚷道：“妈妈，我要看爸爸驾飞机打仗。”

   “不要响，等一会儿我就带你找爸爸去！”她侧着身安慰孩子。孩子不作声了，却偎着她站着。她又抬起头跟我讲话。她的脸不像方才那样地发亮了。她低声说：“我知道他会做到那样。现在机会来了，他会像别人一样地尽职的。他常常说，血的债要用血来偿还;又说，他要用他的血洗干净过去的耻辱。我害怕我到杭州去也找不到他。他也许不在杭州了。昨天听说中国飞机被打落一架，驾驶员落在敌人阵地上不肯投降，他打死了几个敌人然后自杀。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但是我疑心这是我的丈夫。先生，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吗？”

   “是的，我也在报上看见，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能这样地回答。

   “我想一定是他！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她忽然睁大眼睛兴奋地说。

   “那不见得就是孙先生，我想他大概是安全的。我希望你在杭州找到他，”我压抑住奔腾的感情，安慰她道。

   她摇摇头微笑了。这是悲愤的微笑，这是痛苦的微笑。她说：“先生，你不要以为我就只知道个人的幸福。我们法国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也知道爱自由、爱正义的。我们从没有在强权下面低过头。”她马上又改正地说：“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中国人！我能够做每个中国女人所能做的事。我也愿意我的丈夫为着他的同胞的幸福牺牲。现在整个的中国怒吼起来了！这正是用血偿还血债的时候。要是我的丈夫真的牺牲了，这正是他的幸运。我会好好地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很像他的父亲，他将来也会做他的父亲所做过的事。我相信抗战一定会继续下去，一直到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得到解放的时候。”她愈说下去，态度愈激昂，脸发红，两只眼睛发亮。她像一个雄辩的演说家，她的话点燃了我的热情。

   我想说话表达我的感情，但是我的心跳得太厉害，我突然变成口吃了。这时孩子在旁边催她，她站起来，不等我说话，就伸出手给我，一面说：“再见，我走了。谢谢你。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再见的。”她停了一下，又加一句：“在更好的情形里。”她鼓舞地对我一笑，在她那对大眼睛里，我看出了乐观的表情。

   “在更好的情形里，”我感动地紧紧握住她的手，喃喃地念着这句话。我还想挽留她，但是她匆忙地牵着孩子走了。我痴痴地望着玻璃门。那两根棕色的小辫子还在她的脑后晃动。

   以后我就没有看见她了。过了两天，朋友林和我再到环龙西菜社去。他喝完了红茶站起来的时候，忽然记挂似地说：“怎么今天没有看见莫娜·丽莎？”

   “莫挪·丽莎？”我惊讶地问，我还不明白他在指谁。

   “你不知道？不要装蒜了！”他讥笑地说。

   我并不理睬他。我在想一件事情。两根棕色的小辫子又在我的眼前晃动。我记起了一个法国女人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1937年9月8日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