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8731
编辑推荐
林毅夫的马歇尔讲座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方面去理解过去几十年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亚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学家有关发展问题的标准化解释投以怀疑的眼光。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背景加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切身感受既赋予了他对标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怀疑视角，也使得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巨大发展具有务实特色的方法细节有一个贴近的切身看法。
——〔美〕道格拉斯•诺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两个方面给我的印象*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为有着伟大见解的学者，经历并参与了中国——到目前为止**且发展*为迅速的经济体的政策争论过程。他对转型经济体政策形成的细致见解使他的严谨理论分析为世人所熟知，并将增长与发展中的发展问题带回到人们视野的中心。其次，他对使经济体变化的禀赋结构与其变化的增长战略相一致或不一致的结果之分析可谓见解独到并且**正确。这一分析建立在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将这些应用到增长战略和增长政策的动态分析中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美〕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将经济理论、制度知识、量化数据以及对起始条件在决定不同经济发展方案成功与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结合在一起。他*突出的贡献在于强调了不同的起点如何决定不同的**政策，并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休克疗法政策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没有能够成功，而中国渐进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性，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我强烈推荐林毅夫的这本见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过经济分析的有力视角，对大量真实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进行了阐释。
——〔美〕加里•贝克尔，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发展与转型向人们提出了极其严酷的挑战。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他的大师级讲座集中，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深入的看法，并依据他对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表现的直接经验，给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林毅夫的这部讲座集**是一部力作。
——〔美〕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哥伦比亚大学
林毅夫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中国政策争论的中心，他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道路的经济学原理提供了精妙的阐释。他的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来说是一部著作。
——〔印〕迪帕克•拉尔，哥伦比亚大学
内容简介
林教授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在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他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战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来重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正确作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成功。
书中包含的观点主要有：
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国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思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动态增长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正确思潮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动态增长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政府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纳的政策将会塑造经济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并影响他们的质量。
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重要的紧约束。
比较优势不仅是贸易的重要指导原则，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实用主义是推行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政策指导。
个人和地方自发的创新式经济转型中帕累托改进措施的重要源泉。
他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战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来重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正确作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成功。
书中包含的观点主要有：
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国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思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动态增长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正确思潮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将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动态增长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政府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纳的政策将会塑造经济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励结构，并影响他们的质量。
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重要的紧约束。
比较优势不仅是贸易的重要指导原则，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个企业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
实用主义是推行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政策指导。
个人和地方自发的创新式经济转型中帕累托改进措施的重要源泉。
目 录
部分 发展、转型与分流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抱负与社会思潮
第四部分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绩效
第五部分 自生能力与转型战略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与发展和转型绩效：实证分析
第七部分 东亚经济体为什么如此特别？东亚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可以提供怎样的启迪？
第八部分 关于正确的发展和转型战略
附录一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
附录二 数据描述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抱负与社会思潮
第四部分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绩效
第五部分 自生能力与转型战略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与发展和转型绩效：实证分析
第七部分 东亚经济体为什么如此特别？东亚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可以提供怎样的启迪？
第八部分 关于正确的发展和转型战略
附录一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
附录二 数据描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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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发展、转型与分流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有机会目睹了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准备1985年马歇尔讲座的过程。能够在22年后步卢卡斯（Lucas）教授后尘来这个著名的讲座演讲，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我到耶鲁大学的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并于1987年回国。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我有幸亲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并且在过去20年中一直亲临其境研究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因此，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同大家分享我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观察，而这些观察所依据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经验。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发展阶段，时常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并深陷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统治阶级、工匠和商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通过世代的实践，这种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已经接近，因而能够通过改进资源配置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只有经由一些外生冲击，经济发展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工匠在劳作中偶然发现的更优良的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这样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另一个实例是15世纪的美洲地理大发现，它将金银财富和适应性更强的作物（如玉米和马铃薯）传播至欧洲乃至世界。在前现代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经济总体规模的增大。当时，尽管存在粗放型增长，但人均收入鲜有改变（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前现代社会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仅被估算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在当时比欧洲还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和西欧市场的整体绩效仍然相差无几（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义的“大发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这些大发明包含了激进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变革。对于那些处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发明方法的这种转变可以使它们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加速技术进步，从而技术发明和创新是内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变迁速度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不断提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起飞，南北分流开始显现（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
图1.1基于Maddison（2006，P.642）的估算，展示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公元1年至公元2001年间的人均收入。如图所示，18世纪初期，西欧发达国家及其旁系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小的差距，但到20世纪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十余倍。正如Lucas（1988）在其1985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所指出的：“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
自然，世界上所有贫穷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获得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图1.2所示）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其政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获得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但却未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工业化发展（Chenery，1961；Krueger，1992；Lal，1983）。那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事实上，真正的成功却发生在自然资源禀赋匮乏的东亚。首先是日本实现了成功，接着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这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然后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0世纪50年代初期，同当时的中国相似，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还不到2000国际Geary-Khamis元（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为基准），低于东欧和拉丁美洲。但60年代以后，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内维持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完全改变了这些经济体的贫穷落后状况。图1.2表明，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收入水平超越了英国。更重要的是，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日趋平等（Fei et al.，1979）。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亚经济体已经实现了它们长期追求的目标——赶上发达国家并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革命领袖和社会精英（如列宁、孙中山、、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梦想。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为了提高自身经济绩效，中国和其他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图1.3表明，这种转型为中国和越南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却导致了经济的剧烈衰退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状况的急剧恶化（World Bank，2002a）。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于200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EBRD，2007）以及世界银行对29个国家（包括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独联体以及蒙古）的29 000人开展的调查发现，只有30％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l989年时有所改善。同期，大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减少政府干预、提升市场作用的改革。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其经济绩效在这段时期内不同程度地恶化了（Barro，1998；Easterly，2001 a）。
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应的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Hayami and God0，2005；Kuznets，1966；Landes，1969；Marx，1867–1894；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引进获得后发优势（Gerschenkron，1962；Landes，1969；Veblen，1915）。如同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经验；类似的，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也可以模仿发达国家运作良好的市场制度。这种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得以在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下，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和制度调整。这种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过某些发达国家。
19世纪后期的西欧、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实现了成功的发展，中国和越南在转型时期也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但为何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却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潜在的优势？这正是我在这次讲座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1776年）中分析了如何发展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近年来，不同发展中国家迥异的发展绩效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迥异的转型绩效，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
经济学家为了确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尝试了多种途径，并提出了很多理论来分析一国应该如何实现富裕、穷国政府应该如何改善其经济绩效。从会计角度来看，可以用不同国家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其人均收入的差距。根据这种观点，使一国变富的方法是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对于新的、更好的技术的采用。然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内生的（Acemoglu et al.，2005；Lewis，1955；Rodrik，2003），这些差异只是不同国家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支撑国家间收入差距直接原因的那些更为根本的因素。
经济学家提出了决定国家经济绩效的许多根本性因素。Acemo—glu（2007a）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原因。是运气。不确定性、协作、信贷市场和政府政策方面的异质性，能够使一个在其他方面与别国条件相同的国家逃离贫困陷阱（Blanchard and Summers，1987；Howitt and McAfee，1988；Krugman，1981，1987，1991；Leibenstein，1957；Mat-suyama，1991；Murphy et al.，1989；Myrdal，1968；Nelson，1956；Rosen—stein—Rodan，1943）。第二是地理。地理因素可以通过土壤肥力、某些关键资源的可得性、疾病环境和运输成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Diamond，1997；Myrdal，1968；Pomeranz，2000；Sachs and Warner，1997，2001）。第三是制度。制度有助于构建工作激励及对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激励（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Dollarand Kraay，2003；Easterly，2001 b；Easterly and Levine，2003；Needham，1969；North，1981，1990；North and Thomas，1973；Olson，1982；Rodrik，2003；Roland，2007；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第四是文化和社会资本，包括信念、价值、偏好和信任，这些会影响人们对于财富、职业、创造力以及合作的态度（Abramovitz，1995；Bockstette et al.，2002；Chanda and Putterman，2007；Grief，1994，2004；Lal，2005；Landes，1998；Mokyr，1990；North，1994；Putnam，1993；Weber，1930）。
Rodrik（2003）把一国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分为三类。除Acemoglu所列的地理和制度因素之外，Rodrik还加入了一体化或贸易，这是由实证证据所支持的（这些支持性的研究包括Dollar，1992；Edwards，1998；Frankel and Romer，1999；Sachs and Warner，1995），并且得到了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
从理论上讲，在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中，运气作为长期收入不收敛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什么不对其行为作出改变或对其协作作出改善，以使国家从差的均衡转移到好的均衡？事实表明，一些陷入贫困陷阱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会在突然之间开始动态增长，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触发了这种突然的增长呢？
地理尽管是上述根本决定因素中的外生变量，但并不是的（Rodrik，2003）。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国土都是贫瘠的沙漠或热带土壤，新加坡和毛里求斯都是热带国家，瑞士和博茨瓦纳都是内陆国家。在地理假说中，所有这些条件都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然而，瑞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置身于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之列，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也在近几十年中实现了动态增长。欧洲国家在18世纪以及更早的时候曾为众多疾病所困扰（Clark，2007），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得以消除疾病、实现环境的改善。因此，不利的环境并非穷国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和一体化（更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一种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诚然，那些成功的国家从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良多，然而证据表明，旨在整合或分化国际经济的特定公共政策同经济绩效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Rodrfguez and Ro—dfik，2001）。而且，我将在本次讲座中指出，贸易或一国的开放程度是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因此，贸易不应被视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文化假说的支持者认为，一国的文化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工作、休闲、风险、教育、创造力和信任等因素的态度，通过这些影响，文化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但是，文化往往是一种既定的或变化缓慢的因素，把它当做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的难点在于，文化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在长期停滞后的突然起飞，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与印度。文化也无法解释拥有同样文化的国家（如韩国和朝鲜、前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经济绩效上的显著差异。此外，文化会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而不应被视作经济发展的原因。今天，日本工人辛勤工作的态度在世界范围内有口皆碑，然而，以下这段节选自一位应日本政府之邀于1915年访日的澳大利亚专家所写的报告，就足以反映文化的变迁：
“当我看到贵国工作中的劳动者时，我对贵国劳动力廉价的印象很快荡然无存。无疑，他们的工资很低，但是他们的生产力同样也很低。看到他们，让我感到你们是一个容易满足的、随性的、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在我与几个经理交谈时，他们说国家文化遗产中固有之习性是无法改变的。”（转引自Bhagwati，1983）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为，制度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激励，是一国经济绩效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他们认为，良好的制度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进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获得更好的技术和改善资源配置，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好的制度，就会实现动态增长，实现富裕。相反，差的制度无法激励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佳，就会陷于贫穷和经济停滞。然而，制度同样内生决定于经济体中的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Binswanger and Ruttan，1978；Friedman，2005；Hayami andRuttan，1985；Marx and Engels，1848；Lin，1989；Lin and Nugent，1995；North，1981；North and Thomas，1973）。此外，尽管少数制度可以实现快速变迁，但大多数制度的变迁都是缓慢的（Roland，2007）。因此，制度假说的支持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个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一些国家拥有好的制度，而其他国家拥有差的制度？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尽管一些国家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它们的差制度，但却开始实现新的动态增长？
制度假说的支持者主要致力于个问题的研究，并试图运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回答这个问题。Olson（1982）强调了一国分利联盟的增长对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国稳定状态的持续时间的函数。他认为，在没有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出于寻租的目的，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者会成功结盟。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特殊利益组织中宫僚惰性的增长，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僵化”。
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1996，2001）把一国政府管制和干预的结构视为政治均衡的结果。在这个均衡中，特殊利益集团通过资助竞选活动来努力赢得政治家的保护，政治家则试图化自己的福利，均衡取决于政治家所筹集到的赞助资金和选民的福利。以贸易政策为例，他们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支持低效率的收入转移途径，而不支持效率更高的途径。
基于对美洲新大陆经济发展的研究，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认为，欧洲人无法在其面临高死亡率的地方定居，从而更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而在那些死亡率较低的地方，他们就运用从欧洲带来的制度建立起新欧洲社会。这些差制度和好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样，基于16世纪之后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历史，Engerman andSokoloff（1997）强调了要素禀赋对制度质量的普遍性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气候和土壤具有种植甘蔗和咖啡（当时易于获利的作物）的比较优势的殖民地，或者在矿藏丰富的殖民地，由于使用奴隶劳动力具有规模经济，所以在生产中使用了大量的奴隶。强大的殖民地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及生产状况，建立起能够确保他们获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力量和收入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而由此牺牲的就是经济增长，这就是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所指出的拉丁美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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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有机会目睹了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准备1985年马歇尔讲座的过程。能够在22年后步卢卡斯（Lucas）教授后尘来这个著名的讲座演讲，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我到耶鲁大学的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并于1987年回国。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我有幸亲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并且在过去20年中一直亲临其境研究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因此，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同大家分享我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观察，而这些观察所依据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经验。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发展阶段，时常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并深陷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统治阶级、工匠和商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通过世代的实践，这种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已经接近，因而能够通过改进资源配置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只有经由一些外生冲击，经济发展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工匠在劳作中偶然发现的更优良的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这样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另一个实例是15世纪的美洲地理大发现，它将金银财富和适应性更强的作物（如玉米和马铃薯）传播至欧洲乃至世界。在前现代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经济总体规模的增大。当时，尽管存在粗放型增长，但人均收入鲜有改变（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前现代社会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仅被估算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在当时比欧洲还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和西欧市场的整体绩效仍然相差无几（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义的“大发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这些大发明包含了激进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变革。对于那些处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发明方法的这种转变可以使它们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加速技术进步，从而技术发明和创新是内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变迁速度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不断提高。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起飞，南北分流开始显现（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
图1.1基于Maddison（2006，P.642）的估算，展示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公元1年至公元2001年间的人均收入。如图所示，18世纪初期，西欧发达国家及其旁系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小的差距，但到20世纪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十余倍。正如Lucas（1988）在其1985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所指出的：“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
自然，世界上所有贫穷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获得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图1.2所示）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其政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获得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但却未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工业化发展（Chenery，1961；Krueger，1992；Lal，1983）。那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事实上，真正的成功却发生在自然资源禀赋匮乏的东亚。首先是日本实现了成功，接着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这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然后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0世纪50年代初期，同当时的中国相似，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还不到2000国际Geary-Khamis元（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为基准），低于东欧和拉丁美洲。但60年代以后，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内维持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完全改变了这些经济体的贫穷落后状况。图1.2表明，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收入水平超越了英国。更重要的是，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日趋平等（Fei et al.，1979）。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亚经济体已经实现了它们长期追求的目标——赶上发达国家并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革命领袖和社会精英（如列宁、孙中山、、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梦想。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为了提高自身经济绩效，中国和其他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图1.3表明，这种转型为中国和越南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却导致了经济的剧烈衰退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状况的急剧恶化（World Bank，2002a）。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于200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EBRD，2007）以及世界银行对29个国家（包括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独联体以及蒙古）的29 000人开展的调查发现，只有30％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l989年时有所改善。同期，大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减少政府干预、提升市场作用的改革。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其经济绩效在这段时期内不同程度地恶化了（Barro，1998；Easterly，2001 a）。
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应的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Hayami and God0，2005；Kuznets，1966；Landes，1969；Marx，1867–1894；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引进获得后发优势（Gerschenkron，1962；Landes，1969；Veblen，1915）。如同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经验；类似的，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也可以模仿发达国家运作良好的市场制度。这种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得以在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下，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和制度调整。这种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过某些发达国家。
19世纪后期的西欧、二战后的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实现了成功的发展，中国和越南在转型时期也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但为何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却未能充分利用这种潜在的优势？这正是我在这次讲座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部分 探寻繁荣的根本且可变原因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1776年）中分析了如何发展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近年来，不同发展中国家迥异的发展绩效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迥异的转型绩效，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
经济学家为了确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尝试了多种途径，并提出了很多理论来分析一国应该如何实现富裕、穷国政府应该如何改善其经济绩效。从会计角度来看，可以用不同国家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其人均收入的差距。根据这种观点，使一国变富的方法是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对于新的、更好的技术的采用。然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内生的（Acemoglu et al.，2005；Lewis，1955；Rodrik，2003），这些差异只是不同国家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支撑国家间收入差距直接原因的那些更为根本的因素。
经济学家提出了决定国家经济绩效的许多根本性因素。Acemo—glu（2007a）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原因。是运气。不确定性、协作、信贷市场和政府政策方面的异质性，能够使一个在其他方面与别国条件相同的国家逃离贫困陷阱（Blanchard and Summers，1987；Howitt and McAfee，1988；Krugman，1981，1987，1991；Leibenstein，1957；Mat-suyama，1991；Murphy et al.，1989；Myrdal，1968；Nelson，1956；Rosen—stein—Rodan，1943）。第二是地理。地理因素可以通过土壤肥力、某些关键资源的可得性、疾病环境和运输成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Diamond，1997；Myrdal，1968；Pomeranz，2000；Sachs and Warner，1997，2001）。第三是制度。制度有助于构建工作激励及对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激励（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Dollarand Kraay，2003；Easterly，2001 b；Easterly and Levine，2003；Needham，1969；North，1981，1990；North and Thomas，1973；Olson，1982；Rodrik，2003；Roland，2007；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第四是文化和社会资本，包括信念、价值、偏好和信任，这些会影响人们对于财富、职业、创造力以及合作的态度（Abramovitz，1995；Bockstette et al.，2002；Chanda and Putterman，2007；Grief，1994，2004；Lal，2005；Landes，1998；Mokyr，1990；North，1994；Putnam，1993；Weber，1930）。
Rodrik（2003）把一国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分为三类。除Acemoglu所列的地理和制度因素之外，Rodrik还加入了一体化或贸易，这是由实证证据所支持的（这些支持性的研究包括Dollar，1992；Edwards，1998；Frankel and Romer，1999；Sachs and Warner，1995），并且得到了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
从理论上讲，在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中，运气作为长期收入不收敛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什么不对其行为作出改变或对其协作作出改善，以使国家从差的均衡转移到好的均衡？事实表明，一些陷入贫困陷阱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会在突然之间开始动态增长，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触发了这种突然的增长呢？
地理尽管是上述根本决定因素中的外生变量，但并不是的（Rodrik，2003）。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国土都是贫瘠的沙漠或热带土壤，新加坡和毛里求斯都是热带国家，瑞士和博茨瓦纳都是内陆国家。在地理假说中，所有这些条件都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然而，瑞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置身于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之列，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也在近几十年中实现了动态增长。欧洲国家在18世纪以及更早的时候曾为众多疾病所困扰（Clark，2007），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得以消除疾病、实现环境的改善。因此，不利的环境并非穷国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和一体化（更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一种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诚然，那些成功的国家从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良多，然而证据表明，旨在整合或分化国际经济的特定公共政策同经济绩效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Rodrfguez and Ro—dfik，2001）。而且，我将在本次讲座中指出，贸易或一国的开放程度是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因此，贸易不应被视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文化假说的支持者认为，一国的文化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工作、休闲、风险、教育、创造力和信任等因素的态度，通过这些影响，文化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但是，文化往往是一种既定的或变化缓慢的因素，把它当做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的难点在于，文化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在长期停滞后的突然起飞，如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与印度。文化也无法解释拥有同样文化的国家（如韩国和朝鲜、前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经济绩效上的显著差异。此外，文化会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而不应被视作经济发展的原因。今天，日本工人辛勤工作的态度在世界范围内有口皆碑，然而，以下这段节选自一位应日本政府之邀于1915年访日的澳大利亚专家所写的报告，就足以反映文化的变迁：
“当我看到贵国工作中的劳动者时，我对贵国劳动力廉价的印象很快荡然无存。无疑，他们的工资很低，但是他们的生产力同样也很低。看到他们，让我感到你们是一个容易满足的、随性的、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在我与几个经理交谈时，他们说国家文化遗产中固有之习性是无法改变的。”（转引自Bhagwati，1983）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为，制度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激励，是一国经济绩效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他们认为，良好的制度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进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获得更好的技术和改善资源配置，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好的制度，就会实现动态增长，实现富裕。相反，差的制度无法激励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佳，就会陷于贫穷和经济停滞。然而，制度同样内生决定于经济体中的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Binswanger and Ruttan，1978；Friedman，2005；Hayami andRuttan，1985；Marx and Engels，1848；Lin，1989；Lin and Nugent，1995；North，1981；North and Thomas，1973）。此外，尽管少数制度可以实现快速变迁，但大多数制度的变迁都是缓慢的（Roland，2007）。因此，制度假说的支持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个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一些国家拥有好的制度，而其他国家拥有差的制度？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尽管一些国家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它们的差制度，但却开始实现新的动态增长？
制度假说的支持者主要致力于个问题的研究，并试图运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回答这个问题。Olson（1982）强调了一国分利联盟的增长对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国稳定状态的持续时间的函数。他认为，在没有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出于寻租的目的，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者会成功结盟。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特殊利益组织中宫僚惰性的增长，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僵化”。
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1996，2001）把一国政府管制和干预的结构视为政治均衡的结果。在这个均衡中，特殊利益集团通过资助竞选活动来努力赢得政治家的保护，政治家则试图化自己的福利，均衡取决于政治家所筹集到的赞助资金和选民的福利。以贸易政策为例，他们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支持低效率的收入转移途径，而不支持效率更高的途径。
基于对美洲新大陆经济发展的研究，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认为，欧洲人无法在其面临高死亡率的地方定居，从而更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而在那些死亡率较低的地方，他们就运用从欧洲带来的制度建立起新欧洲社会。这些差制度和好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样，基于16世纪之后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历史，Engerman andSokoloff（1997）强调了要素禀赋对制度质量的普遍性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气候和土壤具有种植甘蔗和咖啡（当时易于获利的作物）的比较优势的殖民地，或者在矿藏丰富的殖民地，由于使用奴隶劳动力具有规模经济，所以在生产中使用了大量的奴隶。强大的殖民地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及生产状况，建立起能够确保他们获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力量和收入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而由此牺牲的就是经济增长，这就是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所指出的拉丁美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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