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大宋建国80年后的忧患与改革（百家讲坛）

本书生动讲述了北宋著名学者、青年干部司马光的成长之路，揭示了那一段激烈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史、政治斗争史，以及北宋政坛上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巨星们互动的历史。全书雅俗共赏，论证严谨，语言幽默，是迄今为止靠谱的司马光传记。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
　　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
　　作者将引领广大读者深入探寻大宋王朝建国80年后的忧患与改革，以及大变局中德与才、修身与仕途、改革与守旧、治国与民心的激烈碰撞，充分领略这一段中国政治*美好的时光之一。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阅读本书，对今人不无裨益。 

　　百家讲坛》主讲《千秋是非话寇准》，讲座和图书广受好评，被许多观众亲切地誉为“《百家讲坛》美主讲人”。

作者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主修宋史，并及晚唐五代，兴　　趣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

　　著有《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千秋是非话寇准》等。 

1司马光是谁?
砸缸的小男孩?伟大的史学家?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宋人记忆中的司马光
走近真实：本书取向和安排

2虚虚实实司马家
家世渊源：西晋皇族后裔?
科举改变命运
家族培育英才

3温和坚定司马池
随父宦游四方
敢把县令拉下座
当面顶撞盛知州
安贫乐道司马池
曹利用提拔司马池
“令之不行，由上犯之”
不做下井落石人

……
32政治家的成年礼

　　写在前面的话：我为什么要写司马光
　　
　　在生命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就像王安石当年不顾一切地推倒旧法一样，司马光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所有的已变之法。苏轼大声抗议：“当年你做谏官，遇事敢言。如今你做宰相，为什么不许我说话？”
　　“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返，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的政治走上了不归路。
　　其实，我真正想写的，不止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在位期间9971022）、仁宗（10221063）、英宗（10631067）、神宗（10671085）、哲宗（10851100）五个皇帝。本书的故事截止在仁宗朝司马光政治生命的成长期。
　　1038年，司马光进士第六名及第，进入官场。这个时候，距离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七十八年，军队数量庞大，养兵费用居高不下，官僚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利益集团挤压普通官僚的生存空间，侵占百姓利益，矛盾堆积，不平之气在郁积，在发酵。就在司马光这一榜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开封府解试落第举人集体抗议考试不公，仁宗不得不亲自下令取消了五名宰相、副宰相子弟的录取资格（详见本书第7章《沉默的省元》）。而这只是宋朝国家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同样在这一年，宋夏战争爆发，一举击中宋朝武装力量建设方针以对内防范武人威胁政权为主调的死穴，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之后，科举出身的文官儒帅终于稳住阵脚，保住了疆土，恢复了和平，范仲淹、韩琦和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也因为边功卓著建立了“入相”的资本。由于战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征发或者说掠夺力度，社会矛盾加剧，部分地区“盗贼”横行。
　　这样的问题非宋朝所独有，乃帝制时代之通病。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初、建国四十年、建国八十年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呈现的状态都各不相同。我感触极深切的一个例子，是用人。建国之初，朝廷招录、提拔官员的力度通常极大。宋朝建国十七年、二十年两榜（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五年）所录取的进士，多有不到十年从普通人升至宰相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而这样的“奇幻”经历，司马光一辈，只能想象、无法企及。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开国四十五年之后进士及第，也硬是十七年才混到中层（第3章《温和坚定司马池》）。通常来说，个人的命运很难超脱他所处的时代，而一代人的命运与他们在那个朝代中所处的阶段息息相关。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在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推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第12章《庆历 庆历》）。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划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第10章《生离 死别》、14章《穷并快乐着》），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第29章《乌鸦嘴的预警人》）。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种气候（第17章《温和的批评者》、20章《弱势宰相》、28章《皇帝的底线》），我承认我充满赞美之意，甚至可能会因此损失历史学者理应保持的中立。
　　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好成绩，“吏治若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结束了。宽容的政治生产出不宽容的政治家，终埋葬了宽容。
　　我想要以司马光为中心呈现一个时代，这本书首先是“司马光的故事”，时代面貌在“司马光的故事”中展开、呈现。司马光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本书的叙事也随着司马光的成长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