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和平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本书为纪念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七十周年而出版，主要收录了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与国际合作研讨会论文以及第三届联合国研究青年论坛获奖论文。本书围绕联合国和平行动展开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可持续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平民保护、国际人道法、妇女与和平安全、武力使用规范、过渡与退出机制、联合国与非盟和平安全伙伴关系、联合国与欧盟维和合作、东亚维和合作等。这些研究反映了联合国和平行动以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若干重大课题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张贵洪，1965年出生于浙江嵊州，1986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04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1992年加入中国民盟。1986—2006年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工作，2006年进入复旦大学工作。现为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特邀理事、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理事、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在美国史汀生中心、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佐治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防分析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联合国与国际安全、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中印关系、美印关系等。已出版专著《超越均势：冷战后的美国南亚安全战略》《联合国强大 世界更美好》，合著《中美印三边关系研究》，主编“复旦联合国研究丛书”。曾主持多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验、问题与思考》、*《中国与联合国》、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联合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市*《联合国与“一带一路”》等研究项目。

部分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与国际合作研讨会论文

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的参与（11）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现状及变化（11）
二、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改革思路（14）
三、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观察与思考（17）
四、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

维和行动保护平民职责面临的困境与挑战（24）
一、多重目标的相互平衡（25）
二、维和行动性质、原则及指挥实施体制的兼容性（27）
三、维和行动与国际人道法的矛盾与协调（30）
四、多重任务设定与执行能力之间的差距（32）

论国际人道法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适用（35）
一、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的法理基础（36）
二、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的事实基础（38）
三、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内容（42）
四、维持和平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具体情形（45）

可持续和平视角下联合国和平行动退出机制的构建（48）
一、联合国和平行动面临的退出压力（48）
二、不同阶段和平行动的任务及类型（51）
三、和平行动退出机制的内涵（53）
四、和平行动退出机制框架的构建（56）

试论东亚维和合作模式选择与中国的参与（59）
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维和合作模式（59）
二、东亚维和合作实践（62）
三、影响东亚维和合作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65）
四、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东亚维和合作模式的主要特征（68）
五、中国参与东亚维和合作可能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71）

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贡献、问题与对策思考（75）
一、重大贡献与成就（75）
二、严峻问题与挑战（80）
三、对策思考（85）

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看维和行动保护平民的发展与不足（90）
一、保护平民的发展及其定义（91）
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保护平民的成绩与不足（94）
三、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对保护平民的借鉴意义（97）

“可持续和平”与维和行动改革（104）
一、可持续和平的特性（104）
二、维和行动改革的方向（106）
三、可持续和平与中国参与维和改革（111）

第二部分第三届联合国研究青年论坛获奖论文

欧盟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跨组织合作评析（119）
一、欧盟与联合国的跨组织合作情况概述（120）
二、欧盟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跨组织合作的发展进程（125）
三、欧盟与联合国在非洲危机管理中的跨组织合作（128）

联合国维和行动武力使用规范的思考（133）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武力使用规范的演变：从自卫到
平民保护（133）
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武力的使用：正当性和限定（140）
三、联合国维和改革与武力使用规范的未来：挑战与前景（144）

联合国与非盟和平安全伙伴关系
——以非洲和平安全架构为例（150）
一、联合国与非盟建立和平安全伙伴关系的动因（151）
二、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和平安全伙伴关系的内涵和框架（153）
三、联合国与非盟围绕非洲和平安全架构的合作（156）
四、联合国与非盟和平安全伙伴关系的问题与前景（162）

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干预：背景、影响与前景（165）
一、联合国与利比亚的独立（1945—1951年）（165）
二、洛克比空难与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1992—2003年）（168）
三、利比亚危机与联合国的应对（2011年2—9月）（170）
四、联合国在利比亚重建中的角色与作用（2011—2014年）（173）
五、利比亚重建的前景及联合国角色的转型（177）

联合国维和机制：问题与改革（180）
一、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新任务和新特点（180）
二、联合国维和机制存在的问题（182）
三、改革方向（190）

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实践及其对维和法律制度的影响（194）
一、国际刑事法庭对危害维和部队罪行的司法实践概览（195）
二、对维和行动基本原则的解释（201）
三、对维和行动与执行行动关系的界定（207）
三、对维和部队法律地位的考察（212）

联合国强制和平行动隐现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221）
一、联合国强制和平行动的形成和发展（222）
二、联合国强制和平行动隐现的问题（225）
三、针对解决强制和平行动隐现问题的思考（231）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235）
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发展（235）
二、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的重点与热点（240）
三、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的思考与展望（249）

参考文献（253）

张贵洪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起，我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不参与到参与、从个别参与到全面参与、从一般参与到深入参与”的发展过程。1990年，中国首次派遣军事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其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和作用不断扩大，维和行动在我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也日益上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一大亮点。面对新型国际冲突、安全威胁和一系列全球挑战，联合国维和行动正经历重大改革和转型。近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也面临重要历史性机遇和挑战。为有效推动维和事业向更佳方向创新发展，我亟需加强维和工作战略指导，充分认清历史机遇和风险挑战，结合我大战略目标，利用优势和影响，统筹和协调国内国际，通过强化制度和能力建设，变建设性参与向引领性参与转变，更好地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并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意义和价值（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现状与重要地位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冲突的政治手段，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与预防冲突、建立和平、强制和平、建设和平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共同构成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联合国维和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代传统维和及冷战结束后的第二代复合型维和，其职能也从监督停火、脱离接触扩大到预防性部署、维护秩序等。联合国维和对于控制冲突升级、防止冲突蔓延，帮助国家重建、促进持续发展，保护平民安全、促进人权进步，提供人道援助、缓解生存危机，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仅仅从冲突管理的角度来认识和定位维和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冲突性质和类型的变化，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大量新的问题和挑战。刘丹著：《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困境及前景》，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48—80页。为因应新特点、新问题、新挑战，联合国维和一直在进行改革，从1993年的《和平纲领》、2000年的《卜拉希米报告》到2006年成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对联合国维和的理念、机制、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和行动计划。2015年，联合国发表了关于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以及妇女与和平安全的三个评估报告，对今后的和平行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政治解决、伙伴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思路。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集中力量，促进和平：政治、伙伴关系和人民》，A/70/95-S/2015/446，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95&referer=http://wwwunorg/zh/documents/indexhtml&Lang=C。2017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在向会员国提出的秘书处和平与安全架构改革建议中，特别强调预防冲突和可持续和平的重要性，以及和平、发展、人权之间的相互联动性，维和行动因此出现向第三代即治理型维和转变的趋势。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行动到治理，即从长远和战略的视角来设计和实施维和行动，通过安全、发展、人权的综合治理来消除冲突的根源，维和行动要从“救火队”变身为“守夜人”；二是从政府到人民或从国家到地方，即更加尊重人权、保护平民、发挥民间社会的作用、建设包容性社会；三是从应对冲突到预防冲突，即通过促进发展、保护人权来消除冲突的根源，充分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包括对话、谈判、斡旋、调停等，以达成冲突的政治解决，为此鼓励妇女、青年、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四是实现可持续和平，强调预防冲突、维护和平、建设和平、可持续和平的关联衔接和整体把握，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和平，以可持续和平保障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维和行动不仅是在冲突地区采取的一项行动，更是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是为冲突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二）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中国在维和领域具有独特的资源和影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近年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大力提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和支持力度。目前，中国的维和摊款居全球第二位，派遣的维和人员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多，并已组建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及常备维和警队，为联合国及有关国家800余名维和人员提供了培训，“履行庄严承诺 播撒和平希望——王毅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2017年9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95381shtml。而且向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派出支直升机分队。除常规支持外，中国正积极落实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将支持维和行动确定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优先使用方向。鉴于维和行动的重要影响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参与维和能力的提升，未来我们应从战略高度深化认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价值。首先，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和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中国贡献。近年来，通过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峰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中国理念和方案已得到世界公认，但其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全球安全治理做贡献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经验和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总结与重视。其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多边外交、联合国外交和军事外交的一大亮点。近年来，中国多边外交精彩纷呈，联合国外交成果丰硕，军事外交屡有突破，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其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未来，维和行动在我多边外交、联合国外交和军事外交中的分量将越来越重，将会成为我在上述领域的重要增长点。第三，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与中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拥有和扩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相比，我在国际安全领域相对滞后。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点工作，我应充分利用维和改革和转型的契机，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引领性，把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贡献和力量转化为话语权和影响力。第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我军“走出去”的重要途径。2013年，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和授权，中国海军舰艇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在中国水域以外执行任务，意义重大。近年来，通过与外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实施海外救援救灾、建设海外军事基地、支持海外安保等途径，中国军队更加频繁地走出国门。而与上述情形相比，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帮助我军“走出去”方面更具有合法性、长期性和系统性，有望形成全方位“走出去”的窗口。二、从建设性到引领性：中国参与
联合国维和的战略转型冷战结束以来，基于国家实力的增长、国家利益的分析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建设性地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而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也面临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末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已累计派出约35万人次维和部队和2700人次维和警察参与29项维和行动，目前有260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参加9项维和行动，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中排第11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多的国家。中国分摊的联合国维和费用比例是102%，在所有会员国中居第二位，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多的。近三十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总的趋势是贡献越来越大、参与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是“建设性参与”。通过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利益，提高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影响，改善了国际形象，在履行大国责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军队建设，特别是加强了中国海外军事行动和国际军事交流的能力。而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冲突根源和形式的复杂化、更多行为体的参与等，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2015年开启的新一轮联合国维和改革针对此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如强调冲突预防、可持续和平、人的安全、平民保护、伙伴关系、维和与建和既分工又衔接、和平与发展及人权的相互促进等。这对中国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在维和理念上，联合国维和在干预强度、武器使用、人权与维和等方面不断突破，我如何适应和应对？在维和理论上，我们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如何指导中国的维和实践？在维和制度上，我维和工作的领导、指挥、协调等体制如何创新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维和实践？在维和能力上，我们的维和资源和力量如何进一步加强并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在维和实践中，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好的管理方式，如增加野外驻训的舒适度、改善后勤补给和补助、提高对军警个人的关怀度、加快投送方式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近三十年建设性参与和贡献的基础上提高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领域的话语权、决策权、指挥权和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更好地推动外交战略实施和军队建设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战略层面有所突破，从“建设性参与”转型和升级为“引领性参与”，通过引领联合国维和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把贡献转化为塑造，把力量转化为影响，把优势转化为规则。所谓引领，就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的优势、资源和影响，为联合国的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提供正能量，维护和加强联合国的权威，重塑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引导联合国的改革和法治建设，使联合国的原则准则、理念规范、议程方案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为此，中国需要主动创设议程，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同时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来华设立地区中心和办事处，输送更多的中国公民到联合国机构担任中高级领导和管理职务。具体表现在参与联合国维和方面，就是要在维和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上述引领作用。制度和能力是决定一个机构与一项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制度为行动提供指导和指南，规定行动的要求和程序；能力直接影响行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和能力互相影响，制度通过能力来执行，能力需要制度做保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制度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决策制度、执行制度等；能力主要包括部署能力、指挥能力、协调能力、保障能力、培训能力等。中国已具备从“建设性”向“引领性”转型的有利环境和条件。通过多年参与维和行动，中国军队检验和提高了部队的军事能力，在对外合作和交流中了解与学习到外军先进经验，通过实践提高了后勤及装备保障能力。国防部维和中心和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以及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军队院校积累了大量维和培训经验，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同时，经过27年的参与，中国积累了大量维和经验，中国军人和警察表现出的专业水平和奉献精神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中国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一系列新措施、中国联合国维和费用的快速增长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这是中国采取引领性参与战略的客观有利环境。引领性参与的目标不仅是要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是为冲突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即从利益性目标向价值性目标转变。在引领过程中，中国特别需要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安全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中国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我们的经济优势和财政资源，把这种优势和资源转化为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要加强维和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提高中国维和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向联合国输送更多的维和决策、管理、指挥人才。我们还要不断增加维和方面的国际交流和联训，特别是作为联合国指定的“全球核心维和培训基地”的国防部维和中心，更要发挥好示范和引领作用。三、制度和能力：中国引领性参与联合国维行动的路径引领性参与的手段和途径主要是积极推动联合国维和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为此，制度和能力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否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引领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两个主要方面。制度和能力都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这里的制度既包括联合国维和的法律制度、决策制度、执行制度，也包括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机制、体制和法制等。这里的能力则既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署能力、指挥能力、保障能力，也包括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能力。制度为能力提供依据和规范，能力确保制度的有效性。中国引领性参与联合国维和制度和能力建设，就是指要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联合国维和法律、决策、执行等制度建设，同时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署、指挥、保障等能力建设发挥更积极和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