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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7851770
书稿对高长虹和狂飙社的研究，旨在弄清历史真相，如实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狂飙社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社团，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书是董大中先生研究狂飙社作品的合集，由“狂飙起兮太原”“狂飙社编年纪事”“狂飙社成立的时间 ”“狂飙社主办的刊物”“狂飙社与鲁迅” “高长虹与狂飙社”“也说‘向鲁冲突’”等十几篇文章组成，是研究狂飙社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
自序 / 1
有关高长虹和狂飙社研究的几个问题
——答郝亦民 / 1
狂飙起兮太原 / 17
狂飙社编年纪事 / 25
关于狂飙社成立的时间 / 50
狂飙社主办的刊物 / 64
狂飙社研究札记 / 67
鲁迅与狂飙社 / 74
高长虹与狂飙社 / 122
高歌创作论 / 160
高沐鸿狂飙时期的作品 / 174
高沐鸿与山西新文学的发展 / 188
高沐鸿和《开展》上的几篇诗文 / 191
向培良文学年表 / 196
也说“向鲁冲突”
——读《戏剧家的悲剧——向培良与鲁迅》 / 220
高长虹与张申府 / 228
高长虹的挚友、学者常乃德 / 233
尚钺在狂飙社中 / 245
李霁野谈“安徽帮” / 272
附录：高长虹与狂飙社研究资料目录 / 275
自序
十世纪山西人民向中国文学界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高长虹发起成立的狂飙社。狂飙社的核心成员属于山西籍的是高长虹、高歌和高沐鸿，写出堪称独树一帜作品的也是他们。几个月前写了《高歌创作论》，近日写了《高沐鸿狂飙时期的作品》。这两篇早就要写的文章写完，现在可以为这本书说几句话了。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最不幸的一个人是高长虹，最不幸的一个文学团体是狂飙社。从四十年代后期起的近半个世纪，高长虹成了“坏青年的典型”“反对鲁迅的急先锋”、跟鲁迅“争夺许广平”的忘恩负义者，更有名家把他“钉在耻辱柱上”，称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都是人所共知。狂飙社是五四以来我国第二大文学社团，有生平事迹可考的成员在六十个左右，总数可能在七十人以上，分布在十多个省份，是真正全国性大社团。这个社拥有一批作家和诗人，在五年多时间里，他们编辑过十几种刊物，出版过近十个丛书、五十本左右的各种文学作品。这个社又是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社，除文学外，他们还搞了戏剧运动，在南京、上海、厦门、北平、天津、太原至少六个城市演出，他们还在南京和上海开办了纯由女子经营的书店，为妇女解放开辟道路，这是别的任何一个社团都没有做过的。这个社还是向中国共产党输送人才——从人数说——最多的一个社，现在所知，除一二人短时间在国民党方面从事过普通工作以外，成员全部参加了共产党，许多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由于狂飙社是高长虹创办的，高长虹倒霉，整个狂飙社也从人们视线中消失，文学史上不讲，各种辞书不收，其作品不给出版。具有很大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连四五个成员、存世两年的一些小社团都有专门词条，狂飙社却榜上无名。
“高鲁冲突”发生，高长虹攻击、谩骂甚至诅咒鲁迅，这是高长虹的错误，但是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却对高长虹做了比较公正、中肯的评价，既说高长虹为编《莽原》“奔走最力”，又说高长虹发表的《狂飙宣言》发出“并不自满”的声音。鲁迅主编的这本《小说二集》收入狂飙社三位成员的小说，高长虹的小说是他作品中的弱项，他没有小说入选，但鲁迅序中用在他身上的笔墨最多，显然是借机会把他自己在冲突中说的一些过头话纠正过来，可是人们没有领会鲁迅的意图，反而把高长虹打在阴山之下，一直不得翻身。
新时期以来，开始有人正面谈论高长虹和狂飙社。笔者是其中之一。笔者跟高长虹等人素无爱憎，笔者更不是喜做翻案文章，实因高长虹和狂飙社受到的待遇太不公正，偏偏笔者对不公正现象总想说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在人们避之不及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这个题目。笔者由于有一股不把问题搞清楚绝不罢休的执拗劲儿，三十多年来，先后写书八本（已出版的有《孤云野鹤之恋——高长虹爱情诗集〈给——〉鉴赏》《鲁迅与高长虹》《高鲁冲突》，未出版的有《高长虹爱的探险》《人中异数，文苑过客》《高长虹，佛徒中的屈原》《隔空谈虹》和这一本），这一本是最后一本。现在可以说，我的高长虹和狂飙社研究已经结束，今后不会再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了。
高长虹和狂飙社同仁创造了文学上的一个辉煌。当年《狂飙丛书》（指所有丛书，包括《丛书之一》《丛书之二》以及《儿童丛刊》等）出版，大都很快印二版、三版，个别的印到九版。我们编《高沐鸿诗文集》所收《红日》《夜风》等，都是根据再版本。编《高歌作品集》，《清晨起来》是根据三版本。高长虹作品版次更多。他的第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后，许多人写信求购，许广平就是因为求购这本书跟高长虹通信的。据当时跟高长虹交往比较多的张恒寿等人说，当时求购这本诗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女士有三人，包括许广平在内。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日《文艺新闻》，“一位曾住武汉八年的意大利人，在意报上称长虹为东方唯一诗人。东京某日国际作家举行谈话会，一俄人朗诵《草书纪年》一篇，某老哲学家跳起狂呼道：‘Genius!Genius!（天才）’《草书纪年》已译有日、俄、国际语三种文字。”
在狂飙社作家中，自以高长虹文学成就最高。高长虹的作品又以诗和散文最好。高长虹各种形式作品都写，各个时期都有好作品，不像一些人年轻时写出好作品，不久就江郎才尽。其诗文合集《心的探险》《光与热》，诗集《给——》《献给自然的女儿》以及前边说到的《草书纪年》，都可称为精品。台湾学者、作家张放先生（原籍山东，在内地上大学）写有两篇文章谈论高长虹。他在《再谈高长虹》中说：“此人才华横溢，桀骜不驯，他的杂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鲁迅、周作人、邵力子齐名。当时中国有三个杂文群体流派：一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叛逆派’；二是以陈源（西滢）为核心的‘绅士派’；三是以高长虹为代表的‘青年挑战者群’。”又说：“高长虹的诗歌语言明快，格调高昂，鼓舞力强，受到海内外读者欢迎。一位义大利作家称赞他是‘东方唯一诗人’。”这是识人之论。其中所说三个流派，是当时人们的一种说法。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是把高长虹和鲁迅、吴稚晖当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散文作家。
高长虹和狂飙社同仁的作品，在出版或发表后受到的即时评论不多，影响到他们作品的传播和价值的认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对艺术品的价值构成做过一些探讨，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好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名作品，当时一些人炒卖的某些作品就真好吗？在我看来，艺术品（文学作品自然在内）的价值是客观的，价值评价是主观的，价值认定是集体的。在这中间，即时评论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艺术品的价值没有硬性指标，全靠人们的审美感受，其中批评家的意见常常占主导地位。有些二流作品，在发表或出版之后有较多的即时评论，它本来只有五分价值，却可能成为好作品，有些作品本来是好作品，只因为没有即时评论或即时评论少，好作品也可能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这就是一些人作品刚刚写出来还没有发表或出版就大肆炒作的原因所在。我就是由此而对价值问题进行研究的。高长虹和狂飙社同仁的作品正属于好作品而未被真正认识的一类。
这跟主观因素分不开。
首先，高长虹确实有才，他狂妄自大，孤傲不群。高长虹初到北京，一个人办几种刊物，写文章到处发表，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批评，又都有较高水平，短时间内红遍天下。高长虹说，他只“喜欢看”吴稚晖、鲁迅两人的文字，“岂明时有善言，故亦有时喜欢看”。高长虹跟郁达夫相交，只因后者表现出了一股傲气，他就断了跟郁达夫的交往。这都可见其骄傲，高长虹就说“我亦一骄傲人也”。有这样情绪的人，最容易离群索居，他成为孤雁，因而狂飙社作家成为孤独的一群，人们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的作品发表，其他人不理不睬。而在狂飙社内，除高长虹本人外，其他人都不搞批评，高长虹也反对狂飙社人谈论狂飙社人的作品。这样，即时评论当然就很少了。
其次，狂飙社作家们的作品不易为人接受。高长虹是我国最早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的一人，鲁迅说他的作品“晦涩难解”，有一定道理。其实，高歌和高沐鸿等人的作品更有“难解”之处。高歌运用印象主义手法，他在《莽原》周刊发表的作品就都是印象主义的。印象主义本来属于绘画手法，西方著名画家凡高、高更、塞尚等都是印象主义大师。高歌用于文学创作，在我国独此一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清晨起来》，是印象主义的大实验。读者在这本书面前，像面对天书，真不知道该如何“解构”。在世界上，把印象主义用于文学创作也是很少有的。高歌把一篇作品投给《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的编辑就不知道是什么体裁，难以处理。高沐鸿最初的作品，创作方法倒不新鲜，即他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派的明显影响，他的难解之处，主要在于思维路径跟人不同，语言运用也跟常人有异，因此读起来很难入港。我说高长虹创造了一个隐喻的文学世界，这在高歌、高沐鸿等人笔下，也能看到。高长虹在《艺术批评与艺术》中说：“因为人们不懂艺术，也不懂批评，所以偶有新的创作出来，所谓批评家者便大抵都不说话。第一，因为新的创作一定都有些古怪，他们只看见坏处，然而又怕说错。第二，他们看见很古怪的，又以为或者也有好处，然而又说不出来。两者即一，结果是置之不说……”这是狂飙社作家们的作品发表后外人都不吭声的主要原因。这不是这些“怪”作品的悲哀，这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
第三，还要看到，高长虹本人虽然一直在文学界做事，但他其实并没有长久打算，更没有名利思想，不是要成名成家。他写作，是因为他自小就喜欢思考、写作，以此表达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另外，他是把写作当作谋生的手段，成立狂飙社后，又把写作作为解决成员们生活问题的主要途径，得到版税，就用在狂飙社的活动上。同时，他的兴趣不断转移。到北京办起《狂飙》周刊，他想着出国；听说国外有一种行为学，他开始研究行为学，连高沐鸿也称自己是“行为主义者”。后来他把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要写《经济学批判》，到日本以后以经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编一部最好的中文字典。抗战开始，他想用从国外学来的经济学知识搞金矿开发，支援抗日战争和国内建设。在狂飙社时期，他想着多出书，使狂飙社延续下去。他出国以后，其他成员缺了他这个台柱子，所有已出版著作便没人想着重版了。
另外，恐怕存在偏见。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和散文卷，宁可收入那些没有出版过诗集文集的人的诗文本身平常的作品，却不收高长虹和狂飙社成员的作品，就属于这类情况。散文卷由周作人编，他不收，可以理解；诗歌卷不收，却令人百思不得一解。而这就更显得鲁迅编《小说二集》不仅收入狂飙社三位作家的小说而且对没有小说入选的高长虹说了那么多话之难能可贵了。这也表现了鲁迅的伟大。我说鲁迅实际上是为高长虹“平反”，便是出于这一点。
对高长虹和狂飙社最大的打击，无疑是四十年代后期一些鲁迅研究家误读鲁迅造成的。那些人误读鲁迅，又把他们的误读写入供亿万人阅读的权威著作《鲁迅全集》的注释之中，再由研究家们不断论说和夸大，从而真正把高长虹“钉在耻辱柱上”，并祸及整个狂飙社。既然鲁迅本人为高长虹说了公道话，在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多年以后，我们文学界究竟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这就是笔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研究高长虹和狂飙社，不仅是弄清历史真相，把泼在高长虹和狂飙社身上的污水洗清的需要，也是把过去多年残缺不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弄得完全的需要。把一批杰出作家、把几十册杰出文学作品抛弃在文学以外，这样的文学史能够如实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吗？几位老革命同志早就呼吁对高长虹和狂飙社加强研究。“文革”以前多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给笔者和王玉堂（冈夫）的信中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我国文坛，长虹是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长虹倡导的狂飙社，同样是当时国内有相当影响的文学团体。”他特别在“相当影响”四字下加了着重号。笔者研究高长虹，得到张磐石、张稼夫等多位革命老前辈的鼓励和支持。笔者现在可以说，我完成了这些老前辈的嘱托。
笔者在《鲁迅与高长虹》的《自序》中说过：“现在我需要的，不是求证，而是反驳。”现在要说，还是这句话。如果有人能够把我的意见驳倒，证明高长虹和狂飙社多年来受到的待遇是“罪有应得”，那我真要感谢万分了。
我唯一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这里不仅有许多作家需要研究，而且有是非问题需要评判；这里不仅有高长虹创造的隐喻世界，而且有高歌的印象主义手法，有其他人的“朦胧诗”和“朦胧文”，需要用力阐释。这是一块大有作为之地。几年前，青年学者、我的忘年交廖久明先生出版《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在这块处女地上开出了第一条犁沟，拉开了狂飙社研究的大幕，我写这本书不过是呼应廖先生的好意而已，仍然显得寂寥。相信会有更多学者走在这条路上，在狂飙社一些人“不知所云”的天书面前，出现更多勇士。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是论文集，不是专著，同一件事，会在几篇文章中谈到，这是难以避免的。我只能在一些篇中详述，在另一些篇中做简略交代。请读者鉴谅。
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2017年1月7—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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