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1875
聚焦于“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
本专著《“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聚焦于“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代表了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上海市承担的国家战略之一，而人民币国际化构成了本国际金融学科创新工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本研究反映了国家、上海市和本研究团队之间的内容联系。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重要战略，本专著重点研究这三大战略的内在联系和互促关系，就这一内容而言，本专著为三大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序001
第一章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001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互动关系001
一、“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新机遇002
二、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003
第二节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问题004
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004
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005
第三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008
一、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跨境循环机制008
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区域化进程013
三、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下“亚投行”融资机制创新016
四、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境内外债券市场发展019
五、强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027
第二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依据与现实挑战034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理论与实践034
一、货币国际化的基本理论034
二、货币国际化发展的三个阶段038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039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042
一、“一带一路”是中国更高层次开放的选择043
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基本方针的集中体现046
三、“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新常态”重要的外部保障048
第三节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050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潜力巨大050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离岸市场前景广阔053
三、“一带一路”沿线主要人民币离岸市场现状056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060
第四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066
一、“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意义尚需沿线国家形成共识066
二、“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尚需厘清068
三、中国金融机构本身存在的不足070
第五节 几点政策建议071
第三章 “一带一路”建设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073
第一节 引言073
第二节 分析的框架：跨境经济循环与跨境金融循环076
第三节 国际经验——从两个循环框架看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教训079
一、实体经济循环方面的原因080
二、跨境金融循环方面的原因082
第四节 人民币国际化演进的一般路径分析084
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的基本思路084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演进路径还可具体区分为货币职能路径、地域路径和时间路径三个维度086
三、人民币金融循环的相对缺失是当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087
第五节 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087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分析087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输出、回流渠道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分析090
三、“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涉及的产业及金融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分析092
第六节 结论096
第四章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研究099
第一节 引言099
第二节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现状100
一、人民币离岸市场布局逐渐遍布全球100
二、人民币离岸存款规模小幅回落101
三、人民币清算安排全球落子102
四、人民币离岸产品日趋丰富102
五、人民币的在岸与离岸的循环104
第三节 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趋势105
一、人民币离岸市场网络的全球布局106
二、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互动发展106
三、人民币离岸市场广度和深度日趋提升107
第四节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离岸市场之间的互促发展机制107
一、“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民币流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108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发展109
第五节 依托“一带一路”布局人民币离岸市场110
一、中东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迪拜111
二、中东欧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布达佩斯113
三、独联体国家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莫斯科115
四、中亚区域性金融中心：乌鲁木齐117
第六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对策119
一、构建人民币全球性交易网络119
二、推进在岸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120
三、建立资本流动的监测与预警体系120
四、动态监管人民币离岸市场货币存量121
五、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人民币清算体系121
六、加强同人民币离岸市场货币当局的合作122
七、健全贸易审核、加强贸易融资管理122
第七节 结论123
第五章 “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秩序重构125
第一节 国际货币秩序的内涵125
第二节 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特点和缺陷126
一、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主要内容126
二、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基本特征128
三、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缺陷129
第三节 国际货币秩序重构的尝试和困境130
一、IMF份额改革131
二、欧元的创立和欧债危机132
三、金砖国家货币合作134
第四节 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秩序重构135
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特点135
二、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秩序变革的优势145
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遇到的困难147
四、困难的根源148
第五节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突破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两个障碍150
一、“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外汇汇率制度的特点151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152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人民币国际市场接受度154
第六节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货币秩序变革的策略155
一、当前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货币秩序变革的重要机遇期155
二、几个具体政策建议156
第七节 结论158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同关系研究160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互相促进关系160
一、经济崛起的第二阶段与我国三大发展路径的协同关系160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双缺口”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164
第二节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五个对接”170
一、金融开放对接“一带一路”倡议170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接“一带一路”倡议173
三、金融创新对接“一带一路”倡议176
四、金融人才培育对接“一带一路”倡议178
五、金融市场建设对接“一带一路”倡议179
第三节 上海建立“五个中心”的设想182
一、“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182
二、“一带一路”跨境资金清算中心183
三、“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185
四、“一带一路”金融大数据中心186
五、“一带一路”金融风险评估中心187
第七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伊斯兰金融合作的路径及对策研究189
第一节 引言189
第二节 伊斯兰金融的含义及其特征191
一、伊斯兰金融的含义191
二、伊斯兰金融的主要特点194
第三节 全球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现状、潜力及国别差异195
一、伊斯兰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195
二、伊斯兰金融发展的国别差异202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伊斯兰金融合作的基础和路径分析205
一、合作基础205
二、合作路径分析209
第五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伊斯兰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213
一、存在市场主体对伊斯兰金融不适应问题213
二、与沿线国家在跨境监管合作方面面临挑战214
三、与沿线国家在项目评估和信用评价方面面临合作挑战215
四、与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之间的协调方面面临挑战215
第六节 政策建议216
一、设立国家层面的伊斯兰金融领导小组216
二、推动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伊斯兰金融体系217
三、秉持实用主义原则，针对境外市场，采取先易后难、有进有避的策略217
四、招募、培养熟悉伊斯兰教义且熟悉金融知识的专家型人才218
五、加强媒体对伊斯兰金融的内外传播219
参考文献221
后记257
总 序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报告还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重大判断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和信息，也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加快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启发。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全球化发展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全球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国经济贸易政策调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再次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到最近两年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其背后折射出的图景则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资本转移等带来空心化、实体经济衰退、虚拟经济过热，进而引发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同样也是内部出现结构性失衡，且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均出现失衡。诸多失衡，本身表明以市场化机制推动的全球化的增长逻辑，虽然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端。客观来说，这种失衡及其再平衡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问题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失衡和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危机从外部冲击视角，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和失衡，也使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反思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从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产业分工体系逐渐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以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垂直化国际分工体系的位置、角色在本质上取决于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非必然由传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内在机制发生的这种变化，既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也造成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失衡。面对全球化发展失衡，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公共产品、发展动力、治理手段、治理规则。
在这种现实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和新的全球化发展机制，对于推动全球化再平衡、修复失衡以及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平衡、普惠和开放的方向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新理念，强调推动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推动一个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化新时代。无疑，“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使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长加快，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的目标发展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发展，融开放于创新发展之中，实现开放与创新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加快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权衡：《“一带一路”开辟全球化新纪元》，《经济日报》，2017年5月13日，第8版。在笔者看来，与以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治理机制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只有合作共赢方可扭转传统全球化的利益失衡，也只有合作共赢，方可体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规律和趋势；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共商共建中的开放与平等的合作方式，因此克服了传统治理机制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真正体现了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新趋势和新特征。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阻，面对全球化发展再平衡和全球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和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面开放发展
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再出发的必然选择。过去40年的发展，开放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十分深刻和重大的影响。从四个特区试验到沿海沿边开放发展，再到保税区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开放经济已经走过了40年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中国开放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经济自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逐渐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通行规则对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在中国改革创新发展4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和新要求，中国开放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一是中国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推动企业从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特别是随着劳动力资源供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亟待向依靠创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型；三是要从以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变化、水平型分工向垂直型分工转变、比较优势向创新竞争优势转变等新趋势，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创新，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营销”“中国质量”“中国品牌”的转型；四是要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延边协同开放转变，推动构建陆海联动开放、东西互济发展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从中国开放性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出发，引领中国开放经济升级转型、推动中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抉择。“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经济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要素双向流动与开发战略升级转型；有利于推动对外投资发展，提高中国国际投资影响力，实现投资强国战略，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开放联动，推动不同地区市场开放、规则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发展有效衔接，相互开放，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速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通”，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加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将引领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更加公平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比较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而言，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准备还不足以支撑和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和许多学科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的思维，从经济学、国际投资、贸易、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和领域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问题。这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国际关系等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另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等各方面可能带来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研究方面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至少要回答以下若干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分工理论体系拓展及全球价值链理论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金融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创新发展问题；
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
九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十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理论问题；
十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援助实践和理论问题；
十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十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政府和市场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
十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等等。
以上只是初步考虑的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问题。应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还会有更多值得从理论上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些理论问题不会是某一个单一学科或者理论，例如仅仅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进行简单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系统工程，必然需要从多个学科甚至交叉学科和理论出发，需要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个过程，既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深入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和实践发展为丰富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重大学科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和重大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个贡献和智慧，也必然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对人类文明思想及其创新发展提供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充满信心。
也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再加上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专门组织各研究室组建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对于重大专题进行集体攻关研究，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优良传统。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决定把2018年集体攻关的主题锁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将整套丛书定名为“‘一带一路’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发挥各研究室专长，分别从金融、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大国合作等八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阐述，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自由贸易区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方向》《“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突破》《“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国合作新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经贸新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合作新机制》几部专著。
现在将上述专著呈现给各位读者。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研究做出当代学者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权衡
2018年5月4日于中央党校掠燕湖
第二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依据与现实挑战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理论与实践
一、 货币国际化的基本理论
1. 主权国家货币国际化与该国的综合实力相关
所谓货币国际化，狭义的概念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在超出主权范围的区域之外发挥货币的职能。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实物货币和贵金属货币时代，无货币国际化概念，即使到了金本位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日益发展，货币一出国界仍要脱下民族的外衣，还原成金银条块的形式，按其实际价值兑换，起国际货币职能的还是黄金。但是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代替了黄金成为货币，到了今天，更是仅仅以电子符号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交换过程和支付体系中，其主要依赖的是主权国家的信用。当主权国家货币流出境外，要成为其他国家接受的货币，仅靠在境内所具有的政治强权和法律赋予的排他性，即所谓的主权保护是不足以让其在境外流通的。此时，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货币的价值稳定程度以及该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等综合因素对于主权国家货币被外部接受作为国际经济交易的媒介和支付手段，甚至是价值贮藏手段就变得非常重要。国外学者关于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和实证的角度试图证明国际货币的产生是企业为了降低经济交易成本选择的结果，而影响这种选择的因素包括该种货币币值的稳定、广泛接受的程度、交易外部性等。姜波克、施琍娅和李继民等人的论文对国外这方面的文献有比较好的综述。参阅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2005年第8期；施琍娅：《关于货币国际化研究的趋势》，《新金融》2009年第3期；李继民：《对货币国际化研究成果的一个综述》，《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2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镑及战后的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都与其国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直接相关。
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曾经是最大的殖民地的宗主国，原世界经济第一强国。虽然后来殖民地不断独立，但其在经济上与英国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英联邦所涵盖的面积以及经济规模都是世界第一，这很好地支撑了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对外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雄踞世界第一，英国与殖民地之间以及殖民地与英国乃至欧洲之间的国际贸易都是以英镑结算的。这使得伦敦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保险中心。这一切，都为英镑代替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独霸世界货币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美元和法郎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混乱货币格局中崛起，成为挑战英镑世界货币地位的区域性国际货币，英镑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可见，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与其综合经济实力紧密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取代了英镑成为最重要的世界货币，也主要是因为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黄金储备世界第一，战后初期曾经一度占到世界黄金储备的2/3。当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发挥作用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显现，但是那时美元只是美国与其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贸易货币，仅仅是美元区的货币，到了美元区之外，英镑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国际经济实力格局，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的国家，英国则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及战后殖民地的独立，丧失了国际贸易强国和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英镑让位于美元，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强化了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现实，让美元有了等同黄金的法律地位。很多学者都认为成为国际货币既要有经济基础还要有政治基础。但是对政治基础的解读，学者间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是政治上有影响力，是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人认为是政治强大，能够获得国际合作。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但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其他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也是综合实力的一部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导构建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这种政治实力的体现，但是它是建立在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之上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独霸国际货币地位的格局开始改变，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也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除了原有的英镑之外，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也逐步成为辅助性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在本质上也是美国相对经济实力下降，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在国际货币领域内的一种反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体系，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对实力也出现了重要的转折性变化，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规模突破了世界的50%，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获得4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还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一个必然。中国政府也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开始了政策上的调整，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各种限制逐步取消或者放宽，人民币国际化随即启动。到了2016年11月，人民币又被正式纳入了SDR货币篮子，在IMF这个国际货币体系中其国际货币地位得到了正式认可。
2. 一国货币的价值稳定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
讨论这一条件时，可能有些人会质疑，因为美元的汇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并不稳定，长期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中，但是美元仍然继续稳坐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这实际上并不能否认主权货币价值稳定是成为国际货币重要条件的判断，因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关键货币和锚货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历史惯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范围之内，既不会带来美元信用危机，也不会直接影响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对于其他国际货币而言，汇率与它们的国际货币地位直接相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影响了欧元的汇率稳定，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就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日元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也会在相应的范围内使得日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占比发生变化，而且也影响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接受的程度。即便如此，由于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元价值不稳导致其失去了独霸国际货币地位的能力，国际货币多元化就是国际经济体系对美元价值不稳的一种反应。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货币汇率大幅度贬值时，该货币的国际化指标会受到不利的影响，比如该种货币的境外存贷款、债券发行，以及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当然，这种货币汇率的下跌并不一定导致该货币失去国际货币的基本功能，不再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或者不再被用于国际金融资产的衡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汇率对于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只在于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并非决定性影响。
在充当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时，汇率坚挺的货币更容易被出口方接受，因为货币价值坚挺不仅不会令出口收汇方因汇率波动而有所损失，还会潜在地令出口方获得该货币升值的利益。如果此时进口方国家支持本国货币跨境使用，那么该国货币流出境外将变得比较容易；相反，如果汇率走软的货币要走出国门，被境外出口商接受，难度可能大些。而此时用本国货币作为出口的国际结算货币可能更容易获得境外进口商的接受，那么出口国货币就会从境外重新回流国内。如果汇率波动的幅度不大，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进出口商的这种货币选择倾向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可以相对比较小。但是如果波动幅度过大，而且在某个时段又是单向的浮动，对于这种货币的国际化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国际货币的高级阶段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成为其他国家持有的价值储藏手段，这对货币的价值稳定性要求就会比较高。如果一种货币的价值长期处于不稳，尤其是不断下跌之中，持有者就会有价值下跌的担忧，就不会长期持有该种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另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会要求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有一个结构完善、规模大、流动性强、自由交易和法制保障比较健全的金融市场，因为境外的持有者需要这个市场提供金融手段，让境外投资者持有各种金融资产，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载体。而这一切，都与货币的世界价值稳定性直接相关。
二、 货币国际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货币的国际化过程是指一国货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储备及市场干预工具的经济过程，也就是由国内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的过程。国际货币是一个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的货币被其他国家接受，成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一种状态。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既取决于该国的货币制度和相关的政策，也受国际市场对该货币的评价和接受程度制约。后一个因素实际上是国际市场选择的结果，也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相关。
货币国际化通常的发展会有三个阶段：徐明棋：《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看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化》，《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第一阶段是货币作为跨境贸易使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权国家货币在边贸以及与贸易伙伴的国际贸易中充当清算货币和支付手段。这是初步的国际化，通常是与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使用本国货币，或在一定的区域，通常是周边国家区域内使用本国货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因此，这个阶段的货币国际化既是贸易交往中的国际化，也具有区域化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镑代表黄金长期占据世界货币的地位受到挑战，典型的金本位制开始崩溃，美元、法郎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开始时也主要是在其贸易联系密切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部起国际货币的作用，这也可以看成一种类似的区域化。
第二个阶段是该种货币被第三国用于与其他国家之间作为贸易支付手段和债权债务的结算手段，同时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广泛地交易，作为国际金融资产的载体存在。在这个阶段，该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升，交易的范围不再是区域性的，而可能已经具有全球性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通常情况下，该种货币也成为国际融资的主要提供者，成为国际流动性的一部分。
第三个阶段，即该种货币能够作为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货币，成为各国政府持有的资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德国马克(及后来的欧元)、日元、瑞士法郎的国际化跨越了第二阶段后迅速成为辅助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成为美元之外的国际化货币。虽然，从规模和国际化的水平看，这些货币与美元还存在差距，不是国际货币的标准，除了欧元之外也还不是锚货币，但是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都已经具备。
在国际货币发展的第一阶段，客观上要求它的价值具有稳定性，可以比较便利地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计值手段。当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在稳定性之外要有流动性，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要能够通过适当的渠道提供这种流动性，这就要求该种货币的资本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资金的跨境流动要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和便利性。第三个阶段来到时，客观上会要求它还要具有保值、增值性，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能够提供这种保值和增值的可能，并且要具有相当的市场容量。目前人民币只能说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国际化进程，要向第三阶段推进有待时日，需要等待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三、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中国政府正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始于2009年，当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人民币跨境结算来减少我国进出口企业的汇率变动风险，避免美元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产生冲击。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自2009年以来迅速扩大，2010年全国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增加至5063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58倍，2011年达到2.08万亿元，2012年增加至2.94万亿元，2013年跃升至4.63万亿元，2014年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更是达到6.55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41.5%。2015年跨境结算规模就达到7.2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0.5%。2016年，因为人民币汇率下跌以及贸易规模下降预期等因素，跨境结算的规模有所下降，为5.23万亿元。但是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结算规模仍然上升，从2015年的2.32万亿元增长至2.46万亿元。人民币还在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成为SDR计值货币篮子的成员，成为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的直接目的是让国内进出口商免遭美元汇率波动风险，但除此之外，还有着更加长远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应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维护中国国际金融利益。从长远看，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分散我国在国际金融资产上的风险，避免我国境外金融资产的价值损失，尤其是在极端条件下免受美国失信行为的损害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目标。我国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将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产目前主要是以国际货币发行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形式保有的，其中美国政府债券占比较大的比重。随着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货币不断贬值，我国在境外的金融资产价值就会受损失，因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走出国门，成为我国在境外投资的计值货币，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软资产”变成境外的矿产资源、土地、优质企业的所有权等“硬资产”，还可以让我们的境外资产避免外汇贬值可能带来的损失。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可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分享国际货币发行收益。
用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就要求人民币必须保持价值稳定。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由购买力衡量的基本价值的稳定是关键因素。这一点对于非“关键”货币的其他国际货币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美元甚至欧元在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即使其价值发生一些波动，国际社会很难大量抛售转而持有其他货币。而对于非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价值稳定是维持其国际货币地位的前提，否则其国际货币的地位将被削弱。因此，非关键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比“关键”货币要多。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保持了多年的国内价格稳定，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人民币对内价值一直很稳，加之人民币由于长期盯住美元，其对外价值也很稳定，人民币开始走出国门，被周边地区、国家所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在边境贸易中作为计值货币和流通手段奠定了基础。但是，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维持人民币价值稳定的条件，因为我们目前维持人民币价值稳定是在资本账户仍然存在较多管制的状态下实现的，如果能够在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且人民币汇率不紧盯美元的条件下，仍能够通过市场的均衡维持人民币对内和对外价值的稳定，那么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条件就会得到巩固。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从国际货币的发展史来看，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只有达到一定程度，该国的货币才会被别国接受，否则其使用的普遍性就会受到限制。一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一方面表现为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其出口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国际贸易也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人民币已经有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性条件。但是这一条件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将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美国、欧盟相比较，仍然存在差距。因此，人民币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尚需等待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健全和金融市场的规模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只有高度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才能为国际范围内的资产转移、资金流动提供低成本的服务。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还要能够为境外提供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并且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也必须有足够的数量和流动性很强的交易市场，才能满足外部经济主体拥有储备资产的需求。欧元诞生以来尽管在各个方面都与美元形成了竞争局面，但由于欧元区资本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也就无法与美元相比。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汇率虽然一路下滑，美元在国际储备上的地位并未被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币要成为功能齐全的国际货币，即既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完善方面还有许多步骤要完成。
货币国际化还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基础。货币国际化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它对该国的政治也会有较高的要求。一般而言，发行国要政局稳定，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形象，在地缘政治格局中能发挥重要影响力等。对于中国来说，上述条件也已基本具备，但是，中国作为政治制度与西方不同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对世界发展的不同看法，在亚洲与美、日等国有着潜在的利益竞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难度。因为美、日等国不会愉快地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影响的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是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发挥影响的途径之一，也一定会成为美、日试图制约和遏制的目标之一。因此，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走向国际舞台，最大的障碍之一可能就是来自地缘政治的制约。
综上所述，人民币已经逐渐具备了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尚没有具备所有条件。另外，笔者还想强调的是一国货币即使已经具备了作为国际货币必要的条件，但这也仅仅是必要条件而已，是否具备充分条件还取决于国际社会对该国货币“实力”的评判。一国单方面是很难让本国货币国际化的。为此，中国一方面要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建立更为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发展金融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内部基础；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人民币被更多的境外市场接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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