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1806
分析了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
重点讨论在“一带一路”中各国该怎样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长期跟踪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尤其是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自由贸易区发展》是国际贸易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在长期积累基础上共同撰写的一本专著。
总序001
第一章 全球贸易规则沿革和发展趋势001
第一节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沿革001
一、 第一阶段：1944—1972年（多边秩序形成并稳定）002
二、 第二阶段：1973—1994年（南北矛盾激化，危机促成进一步合作）003
三、 第三阶段：1995—2007年（区域一体化与多边一体化加深）004
四、 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危机延宕，谋划更高效的全球治理）006
第二节 全球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006
一、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近代的发展006
二、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008
三、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趋势010
第三节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框架的冲突与协调011
一、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框架的冲突011
二、 原产地规则的难题012
三、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WTO的影响013
四、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015
第二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类型和特征018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二次松绑下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018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货物规模021
第三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特征027
第四节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分析030
一、 资源型贸易典型国——俄罗斯030
二、 制造型贸易典型国——印度032
三、 转口贸易型典型国——新加坡035
第三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特征042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体情况042
第二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结构特征052
一、 产品分类方法052
二、 贸易结构特征056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056
一、 贸易强度指标（Trade Intensity Index，简称TII）057
二、 出口产品集中程度058
三、 出口产品相似程度059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062
第一节 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062
一、 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变化趋势和区域分布062
二、 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内容的变化063
第二节 国际高标准自贸区协定在货物领域的体现066
一、 货物贸易自由化领域067
二、 货物贸易便利化领域069
三、 跨境服务贸易领域075
第三节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的分类和比较076
一、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分布077
二、 主要经济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签署的自贸区协定概况078
三、 主要经济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自贸协定规则深度比较079
第五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自由贸易协定091
第一节 现有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091
第二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国际比较093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自贸协定的升级方向和路径098
第四节 企业对“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利用率现状及提升策略103
一、 中国企业对自贸协定的利用现状和主要障碍103
二、 企业在自贸协定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108
三、 提升企业对“一带一路”自贸协定利用率的政策建议112
第六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及其经济效应145
第一节 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145
第二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147
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47
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151
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157
第三节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159
一、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的建立159
二、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161
三、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163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效应164
一、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165
二、 上海合作组织的贸易效应167
三、 上合组织的投资效应169
第七章 贸易成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发展171
第一节 引言171
第二节 数据与基本事实描述174
第三节 实证模型176
第四节 实证回归结果179
一、 基准回归结果179
二、 稳健性检验180
第五节 政策预估184
一、 场景一：海运时间缩短50%184
二、 场景二：海运费用下降25%184
三、 自贸协定与海运成本的等价条件185
第六节 结论186
第八章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过程分析及其启示——以官方援助为中心187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187
第二节 已有的相关研究189
第三节 “福田主义”在改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作用190
一、 “福田主义”的出台190
二、 “福田主义”出台的国内外背景192
三、 “福田主义”出台后的各方反响194
第四节 “福田主义”出台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194
一、 保持高密度的高层互访195
二、 逐渐开展皇室外交195
三、 建立多层次交流平台196
四、 当地日资企业重视合规经营197
第五节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援助的演变198
一、 援助总量的变化198
二、 受援国结构的变化199
三、 援助方式和援助领域的变化201
第六节 日本对外援助与对东南亚贸易投资的发展203
一、 日本对外援助的贸易投资效应203
二、 日本对外援助与其贸易投资良性互动的机制204
三、 日本对外援助与其贸易投资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207
第七节 结论启示208
参考文献210
后记220
总 序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报告还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重大判断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和信息，也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加快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启发。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全球化发展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全球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国经济贸易政策调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再次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到最近两年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其背后折射出的图景则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资本转移等带来空心化、实体经济衰退、虚拟经济过热，进而引发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同样也是内部出现结构性失衡，且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均出现失衡。诸多失衡，本身表明以市场化机制推动的全球化的增长逻辑，虽然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端。客观来说，这种失衡及其再平衡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问题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失衡和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危机从外部冲击视角，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和失衡，也使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反思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从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产业分工体系逐渐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以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垂直化国际分工体系的位置、角色在本质上取决于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非必然由传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内在机制发生的这种变化，既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也造成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失衡。面对全球化发展失衡，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公共产品、发展动力、治理手段、治理规则。
在这种现实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和新的全球化发展机制，对于推动全球化再平衡、修复失衡以及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平衡、普惠和开放的方向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新理念，强调推动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推动一个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化新时代。无疑，“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使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长加快，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的目标发展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发展，融开放于创新发展之中，实现开放与创新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加快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权衡：《“一带一路”开辟全球化新纪元》，《经济日报》，2017年5月13日，第8版。在笔者看来，与以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治理机制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只有合作共赢方可扭转传统全球化的利益失衡，也只有合作共赢，方可体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规律和趋势；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共商共建中的开放与平等的合作方式，因此克服了传统治理机制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真正体现了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新趋势和新特征。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阻，面对全球化发展再平衡和全球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和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面开放发展
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再出发的必然选择。过去40年的发展，开放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十分深刻和重大的影响。从四个特区试验到沿海沿边开放发展，再到保税区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开放经济已经走过了40年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中国开放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经济自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逐渐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通行规则对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在中国改革创新发展4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和新要求，中国开放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一是中国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推动企业从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特别是随着劳动力资源供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亟待向依靠创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型；三是要从以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变化、水平型分工向垂直型分工转变、比较优势向创新竞争优势转变等新趋势，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创新，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营销”“中国质量”“中国品牌”的转型；四是要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延边协同开放转变，推动构建陆海联动开放、东西互济发展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从中国开放性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出发，引领中国开放经济升级转型、推动中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抉择。“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经济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要素双向流动与开发战略升级转型；有利于推动对外投资发展，提高中国国际投资影响力，实现投资强国战略，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开放联动，推动不同地区市场开放、规则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发展有效衔接，相互开放，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速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通”，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加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将引领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更加公平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比较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而言，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准备还不足以支撑和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和许多学科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的思维，从经济学、国际投资、贸易、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和领域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问题。这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国际关系等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另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等各方面可能带来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研究方面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至少要回答以下若干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分工理论体系拓展及全球价值链理论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金融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创新发展问题；
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
九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十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理论问题；
十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援助实践和理论问题；
十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十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政府和市场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
十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等等。
以上只是初步考虑的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问题。应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还会有更多值得从理论上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些理论问题不会是某一个单一学科或者理论，例如仅仅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进行简单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系统工程，必然需要从多个学科甚至交叉学科和理论出发，需要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个过程，既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深入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和实践发展为丰富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重大学科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和重大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个贡献和智慧，也必然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对人类文明思想及其创新发展提供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充满信心。
也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再加上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专门组织各研究室组建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对于重大专题进行集体攻关研究，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优良传统。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决定把2018年集体攻关的主题锁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将整套丛书定名为“‘一带一路’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发挥各研究室专长，分别从金融、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大国合作等八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阐述，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自由贸易区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方向》《“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突破》《“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国合作新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经贸新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合作新机制》几部专著。
现在将上述专著呈现给各位读者。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研究做出当代学者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权衡
2018年5月4日于中央党校掠燕湖
第一章 全球贸易规则沿革和发展趋势
全球贸易规则沿革和发展趋势本章在研究全球贸易规则沿革的基础上，分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沿革
现有的全球贸易治理结构基本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70年的演绎，逐步稳定而且更加强大，但又屡经挫折和挑战，不断发现漏洞和失衡。在这一过程中，受益于自由化和一体化成果，一些国家更加繁荣并具备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的核心影响力。从纵向来看，自由化与一体化从未真正停顿，跨国治理实际上不断强大和稳固；从横向来看，南北力量的相对增长和消减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发展中国家近20年来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博弈的实力，南北矛盾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所缓和。
本书将全球治理结构过去70年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节点是每一次重大冲突或危机对全球治理结构造成的动荡和变化。第一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秩序的建立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形成，标志是多个国际组织的建立，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南北两大阵营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争论的高峰。石油危机的解决代表着全球治理进入第二阶段，更强烈的合作需求和更紧密的联系促成了全球治理结构的稳定。第三阶段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为起点；随后多边主义热情有所下降，多哈回合延宕无果，各国纷纷转向区域主义，全球治理呈现出更复杂的格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第四阶段的源起，各国更迫切地向外寻求援助和支持，许多从未尝试过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将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联结在一起，变化是深刻而错综复杂的，这一阶段并未结束。
一、 第一阶段：1944—1972年（多边秩序形成并稳定）
1944年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除建立联合国外，各战胜国在合作推进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上具有共同利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载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时而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部都设于华盛顿，这是由当时美国和美元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与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一起，这样的设定帮助和强化了美国在此后70年里全球金融规制核心的地位。战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作用反映了美国的权力，特别是其特性、观念和经济利益。对国际组织的认可可以增强其合法性，因而它可以成为霸权国有用的政策工具，因为它实际享有的权利超过了它在法理上应有的权利。（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
另一方面，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代替未能成功的“国际贸易组织”生效，并将秘书处设在日内瓦，欧洲保留了对美国势力的一定抗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欧洲不得不重新反省其内在冲突和矛盾导致的领导权旁落问题。1967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合并原先的三大共同体条约，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正式成立了。欧共体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促进欧洲经济的一体化，通过减少障碍促成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
这个时期的多边和区域联盟以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为主。关于人权、和平、战争、海洋等公法的基础内容得到了多边确认和系统规范，在此基础上，贸易投资的统一调控得到更多国家的接受。过去，整个商事交往领域的主角是商人法、惯例法，国家则总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现在，国家层面上认可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正确性，并从官方层面促成国际贸易的发生。
这些多边和区域治理体系的历史性变革在于：国家一定程度地将国内经济主权的重要部分让渡给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这完全改变了过去盛行的“国家中心世界观”在20世纪50—60年代，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几次小的经济危机，但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超国家形式的治理。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不同阵营的国家间矛盾加剧。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高涨，这直接危及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治理结构。
二、 第二阶段：1973—1994年（南北矛盾激化，危机促成进一步合作）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1979—1982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贸易萎缩，国际债务危机加深，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均创战后历史最高水平。因为发达国家实施的紧缩政策限制了拉丁美洲的出口以及高利率等，随之引发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将已经稳定和巩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向了危机边缘。
南弱北强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已引起重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参与地位不对等和所获利益比例不均衡普遍不满，并在石油危机后日益加剧。1974年4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由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国家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并且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
这一阶段的危机与矛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在当时南北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国际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并未因此消减，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发现，通过第三方的治理更能平衡各方的诉求。1975年，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简称“非加太地区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签订《洛美协定》。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这些协定都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外交、内政和货币一体化的欧盟的建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一阶段，两德的统一和东欧的解体，也进一步提升了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1994年，关贸总协定经过数轮谈判，特别是漫长的乌拉圭回合，终于建立起常设的国际组织，这是多边主义标志性的成功。因此，这一阶段是合作更加深化的阶段。
三、 第三阶段：1995—2007年（区域一体化与多边一体化加深）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对前一阶段成果的深化，同时又开始某种区域碎片化的反复。世贸组织开始有效运作，欧盟则在不断扩张，第五个《洛美协定》终于签订。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批评。事实上，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开始，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冲击已经尽显危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被普遍认为是迟缓的、低效的。
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兴的日本、韩国和泰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日本经济在此后十多年一蹶不振。当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先后选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贷款决策拖延，并且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多涉及国内市场化改革。这次救援被认为总体是失败的，西方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力受到了质疑，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漫长而缓慢的内部改革，包括认缴份额、贷款条件和流程等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一阶段暴露出的根本性问题是许多小国或经济脆弱国家发现，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时，几乎没有抵御能力，对国际组织和区域联盟的依赖度加深，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国家主权论反而有所淡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密切交织，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免费搭车”态度有所转变。
借助“入世”和全面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大量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入中国，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崛起是明显的，并对南北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在这个时期经济地位的变化，意味着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力量的诞生，他们得益于全球化，开始具备博弈的实力，同时又有强烈的发展需求，而普遍与发展中国家结盟。他们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十分特殊，立场更加复杂。
这个时期贸易开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折冲，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加入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中。由于在经济实力、掌控地位、谈判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升，特别是通过抱团和联盟，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现状不满的呼声，冲击了现有治理结构。令发达国家措手不及的是，落实发展这个命题无可回避，他们无法再以过去的表态式条款打发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巴西等都表现出对全球事务积极参与并试图领导的明显趋向，比如在多哈回合中的表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如东盟、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区域事务或全球资源的配置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一些联结南北半球，尤其是联结南美与非洲，具有重要交通枢纽地位的国家，如南非、巴西等，逐渐进入到世界经济的舞台。
四、 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危机延宕，谋划更高效的全球治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之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引发欧债危机，并重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无力，以及多哈回合的拖沓不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多边主义开始转向区域主义和小范围结盟。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呈现出成员重叠、数量增长迅猛、内容涵盖广等蓬勃发展的势头。王中美：《特惠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一致或侵蚀》，《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3期。
在过去80年，美国侧重发展与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区域安排，欧洲侧重发展内部以及与非洲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区域安排，地缘政治因素考虑都十分明显。而现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谈判则是朝向更广泛区域的结盟考虑。除了政治因素外，贸易转移、投资保护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需求，都反映在寻找更大范围经济伙伴的决心上。贸易协定谈判已经不限于关税和边境便利化等问题，服务贸易成为主角，其实关键点就是投资准入和管理问题，许多贸易协定实际上是综合性的贸易投资安排。因此，代替过去常用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贸易协定（RTA）”“双边投资协定（BIT）”等词汇，“特惠贸易投资协定（PTIA）”似乎更能涵括目前此类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贸易与投资都包括在内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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