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

      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部。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

章 财富范畴的理解图式演变 / 1
节 财富范畴的“物”的理解图式 / 2
第二节 财富范畴的社会化理解图式 / 16
第三节 财富范畴的符号化理解图式 / 31

第二章 幻象与财富幻象的内涵解读 / 48
节 幻象范畴的内涵解读 / 49
第二节 经济学视域中的财富幻象内涵解读 / 67
第三节 哲学视域中的财富幻象内涵解读 / 80

第三章 财富幻象的表现形式 / 92
节 货币幻象 / 93
第二节 资本幻象 / 100
第三节 信用幻象 / 105
第四节 目的性幻象 / 110

第四章 财富幻象的生成路径分析 / 117
节 商品化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 118
第二节 金融化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 130
第三节 符号化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 146

第五章 中国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建构 / 166
节 市场经济对我国传统财富观的矫正 / 166
第二节 市场失范条件下的财富观乱象及其根源 / 182
第三节 中国面向未来财富观建构的实践指向与价值指向 / 195

参考文献 / 214
后记 / 222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
      财富尤其是物质财富，无论是对个人的幸福还是对人类的发展而言，无疑都是一种为坚硬的存在。今天，尽管人们在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的幸福感提升之间找不到正相关的对应关系，“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物质财富的短缺注定要把人置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的求生存的痛苦境地。在任何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个前提性的历史活动，具有奠基性和匿名性的特征。因为人首先必须活着，才能更好地生活。人类这一万物之灵，之所以能在这个地球上做到君临世界，就在于他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享有上所具有的独特才能。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围绕财富这个轴心展开的一幅关于人类历史命运变幻的全息画卷。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在财富如何创造和如何享有的推动下，实现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主体性提升、实现社会制度辩证走向进步的历史。
      然而，对于人们来说，财富在其内容与形式、实体与虚拟、目的与手段、欲望与理性、物质享受与精神满足等等的矛盾运动中，彰显出的却又是行走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的如此神秘、神奇和神异般的一种存在。
      当粒种子植入土壤，农业文明的光芒照耀大地的时候，原始先民不仅摆脱了纯粹依靠大自然恩赐而生存的境地，而且能够把他们的意愿和能力施加在自然里面。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剩余产品的偶尔出现。剩余产品营造出靠岸而据的村落，更创造出了王朝帝国。然而，剩余产品也犹如“潘多拉魔盒”，不仅打破了原始先民生活的宁静，激发了人们的欲望，更是把他们界分为奴隶和奴隶主，引发彼此之间的生死搏斗。可以说，财富意识同剩余产品的产生一同出现，与人世间的不平等状况相互交织。尔后，从大工业到知识经济，再到无处不在的金融创新；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再到符号价值，财富改变的不只是它的形态，更是人们的精神观念。因为财富不只是缔造了一个无生命的物的世界，而更是缔造了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满足张扬欲望的梦幻世界。
      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当原始先民依靠大自然的恩泽，共同协作，采集自然界的果实，围捕自然界的猎物，仅仅能够满足生存需求的时候，这些果实和猎物只是原始先民的生存意义上的存在物。这些果实和猎物尽管对原始先民的需要具有满足意义，但是这种满足彰显的仅仅是这些果实和猎物的使用价值。然而，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分工的出现、交往的扩大、需求的多样化，财富开始进入交换阶段。财富的交换催生了对财富的量度。物物交换实现了不同形态、不同种类、不同使用价值的物的之间的转化。然而，物与物之间的比例交换则显得是如此的司空见惯、约定俗成，但却又如此地难以理解。当物与物的交换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所代替时，尤其是当货币终落实到只是一个数字信用符号的时候，数字化财富对实体性财富的通约，使得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转变成一种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同时，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似乎只有转化成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才可能是真实的而不是潜在的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更为令人惊异的是，数字化的财富——货币成为商品，使得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不需要经过任何可感觉的实体性财富阶段，就能够从自身中生产自身，更不用说，金融创新使得超感觉的数字化财富更是插上了推进“能指飘移”的翅膀，成为自身繁衍自身的动力因。
      所以，成吉思汗永远理解不了华尔街的人们为什么为那曲线的变动或喜或悲，同样，华尔街的人们不会因为拥有成群的牛羊而比拥有电子屏幕上的令人陶醉的数字更让他们心旷神怡。在华尔街的人们眼里，电子屏幕上的数字是比牛羊更为真实的财富。因为那数字具有通约并转化为人世间的任何东西的力量。尤其是，在一切为了交换的时代，当牛羊等能够触摸得到的实体的东西越来越多时，却使得表征它的数字在不断地“缩水”，结果是你生产得越多，真正得到的却越少。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当一切为着交换价值这个轴心而运转的时候，数字财富由此上升为是的神圣存在，从而人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的结果与数字财富相兑换，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的价值。财富内容与财富形式的疏离乃至颠倒，使得财富的属性变得如此地扑朔迷离和不可捉摸。财富是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既在抚慰受伤的心灵、抚平人世的纷争，同时也在激发人世间的恩仇、引燃浓浓的硝烟和战火。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行走，其的表现样式，就是在消费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中由符码(物的意义逻辑超越了物的操持性功能)所彰显出来的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意象世界(拟真世界)，成为可感觉的存在，反过来，原本作为意义的存在论基础的物本身的财富，如果首先不具有意义，或者没有进入符码视域，就不成为物的财富，从而成为不可感觉的东西，财富的可感觉与不可感觉竟然如此地发生倒转。这种倒转不是发生在经济学视野中的财富的真实价值与货币表现、财富创造与价值生成、财富效用与主观臆想之间的背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把商品、货币、资本作为财富之神来膜拜而忘记了人本身的拜物教意义上的倒转，而是消费社会中，商品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普遍意象与商品之间的倒转、物化了世界观(或者说物化了的意识形态)与财富对于人生价值的倒转、比真实还要更为真实的“类象模型”与财富真实运动之间的倒转。总之，消费社会中，是意义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倒转。
      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行走，使得财富对于人生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发生异化。我们一边在慨叹财富是如此这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一边在慨叹严监生、葛朗台等吝啬鬼典型人物的可悲可笑，一边在慨叹财富的非理智态度导致的人生悲剧，似乎在财富问题上都显示出如此的清醒和理智，然而，现实是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理性和自觉，连续不断地在上演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闹剧。因为财富是如此的令人向往，让人着迷。它在使朋友之间反目为仇的同时，也能使毫不关联的人之间的有着“蜜月般”的亲密关系；在把父母兄弟变成陌路人的同时，也能把从未谋面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成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财富的巨大力量使人们混淆了“财富为我而生”与“我为财富而生”之间的本质区别，混淆了“财富作为人的能力的表征”与“财富就是人生目的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终把对财富的无止境地追逐幻化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面对斑驳陆离、绚烂多彩的财富世界，“我就是财富”还是“财富就是我”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地从清晰走向模糊，如此地从理性转化为非理性，如此地把财富编织的梦幻世界当作是人生真谛的终寄托。
      当今，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的错位、倒转，乃至幻化，是人性的欲望使然么？是财富本身属性和形态转换使然么？抑或是社会舆论引导使然么？人性的欲望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有什么样的欲望或者欲望什么，有着时代的具体内涵，从来都没有抽象的人性欲望。财富本身的属性和形态转换，是人类对财富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创造进行不断挖掘和深化的结果，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智能化时代，新媒体对意义的传播、对人们精神观念的驯化和改造确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意义的塑造其深层次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财富在人的精神深处所产生的幻化，如果从追根究源的意义上来讲，依然是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结果，只不过是资本扩张的方式和路径不同而已。资本增殖的本性促使资本从依赖实体要素扩张拓展到依赖精神要素扩张，从对肉体的有形控制转化到对灵魂的无形控制，从强迫性的压服转向激发欲望的诱惑，从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转化为如此的“文质彬彬”和“人性化”，从而使每一个人从灵魂深处臣服资本，不仅不能自拔，失去批判意识和能力，而且显得是如此这般幸福地和愉悦地享受这种压制。总之，资本要把一切都纳入到它的怀抱，服从于其不断增殖的神圣使命。资本扩张本性是使财富在可感觉与不可感觉之间来回跳动的幽灵。

尽管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对财富问题都有过深刻论述，但对财富问题做系统的理论研究，无疑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在重商主义那里，财富开始作为关乎国家发展的问题被提出来，从而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不仅如此，财富问题也是继政治经济学之后，整个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学派林立、范式各异、探讨的问题视域在不断延展、理论建构日益精致，但是作为其主题的财富概念，在本质属性上讲仍然是物质的东西。尽管他们在财富的形成、财富的度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没有放弃财富作为物的属性这一轴心原理。尽管经济学不断地把科技、教育、管理、信息、知识、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生态环境乃至德性、公平、正义等都纳入财富研究的视野中来，实际上它们在经济学视野中的财富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有多么重要，而在于它们对具有效用的物质的东西的发掘和创造，在于推动GDP量值的增加，在于促进物质东西的增长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只是作为在具有物质属性的财富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条件和变量而被关注，被纳入经济学的视野。它们的一切价值就在于都是围绕物质财富这个“上帝”在跳舞，在尽情展示它们各自的看家本领。
经济学对于财富的“物”的理解图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把财富看作是流通领域的产物，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产物，从而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通约一切的交换媒介，从古代的装饰品一跃成为财富而真实的形态；二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把财富看成是生产的产物，尤其是在交换和市场成为社会核心法则的时候，具有交换能力的物质都被看作是财富的代表；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亘古定律，从人的消费行为来看，判别物质是否具有财富意义的原则日益主观化，从而效用从使用价值转换为主观心理感受，以对商品的比例性偏好的量度——稀缺性作为测度物质大小，以及物质是否能够构成财富的重要标准。
一、　财富作为交换的产物，金银是其而真实的形态
15、　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起始时期。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2]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经济思想。他们在对财富范畴的理解上，把金、银等贵金属看作是的财富形式，甚至的财富形式。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完全还是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之中。”[3]理查德·琼斯在分析从威廉征服英国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时就发现，把财富等同于金、银等贵金属在那时是十分流行和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他写道：“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地方：一国人民可以致富的途径是取得货币或金银，而变穷的途径是失去这些金银。因此，使国家富起来的方法在于首先拥有尽可能多的珍贵金属，然后紧抓住不放，使存量不断增长。”[4]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关于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财富形式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金、银等贵金属数量的多寡是一个国家财富多寡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无论是重金主义者还是重商主义者，尽管都认识到工农业产品、自然资源等物质财富对于人口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商品换回来的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因而主张一个国家要实现富裕，必须注重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把金、银等贵金属的获取看作是致富的途径。一个国家正确的经济政策必须以全力获取金、银等贵金属为目的。金、银等贵金属在那个时代就是财富的代名词。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也指出，货币是物质产品的价值的真正形式，商品只有实现为货币才是现实的财富，因此各种物质产品“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只有金属货币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5]。英国的重金主义者甚至把从事使国外金、银等贵金属吸收到国内的制造行业的职业，作为大力保护的职业。为了获取黄金而不惜向敌国出售商品，斯坦利·L.布鲁指出：“甚至在战争期间，只要敌国愿意为商品支付黄金，一些国家也会向敌国出口商品。”[6]同时这一时期，西欧航海的动机也昭示金、银等贵金属的财富意义。西班牙的法律规定，返回西班牙的运送商品的所有外商船只，必须带回与商品价值相等的金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强烈的动机。”[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动记载了哥伦布对金的欢呼和崇拜：“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8]
其二，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根本保证。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主要是在商业领域，尤其是航海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同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为了拓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得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更为激烈。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如何摄取和扩大殖民地？如何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商业舰队？金银作为具有通约一切的硬通货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和追捧。在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看来，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德国“官房学派”的柏赫指出，贵金属及其储藏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和神经。法国重金主义者孟克列钦认为，货币是军事神经，黄金比铁更有威力。英国的重金主义者威廉·斯塔福德在《关于英国公共福利的对话》中，把经济恶化以及物价昂贵归结为由于大量铸造成色降级及质量不足的铸币造成的，因为这样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结果是足色足量的金、银贵金属货币的外流或者退出市场，从而不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因而提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必须禁止金、银等贵金属输出的主张。意大利的重商主义者安东尼奥·塞拉把金银的充裕对于国家的益处和防止犯罪发生，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定理。尤其是他强调金银货币的流动对于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要使贸易的规模扩大，就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因为多钱善贾，而‘贾’的目的也就是钱。”[9]反之，禁止金银输出，会导致资金匮乏，致使贸易萎缩，经济凋敝，对于获取充裕的金银有害而无益。
其三，作为金、银等贵金属的财富是在交换中实现的，流通领域尤其是对外贸易，成为财富生成的重要源泉。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或货币的真正来源划分出来。”[10]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能实现国家的富裕，因为超过人口消费的剩余产品如果没有被交换出去，那都不是实质性的财富，反而会导致产品积压，使得再生产难以持续。在他们看来，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前提和条件，流通(尤其是对外贸易)才是财富实现的手段，生产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成为是以商业为目的而从属于流通的一个领域，流通凌驾于生产之上，从而把对外贸易流通过程理解为商业资本独立运动的过程。因此，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都把利润(剩余价值)看作是在流通环节中实现的，即利润(剩余价值)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价格的增加值。也就是说，货币的增殖是买卖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增加的财富正好表现为额外的货币。托马斯·孟认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所以，对外贸易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来说，财富的获取和积累就只能是通过对外贸易，使出口商品的价值超过进口商品的价值这条途径来实现。孟克列钦指出，大国都在寻找获得黄金的办法，而商业被证明是获得黄金重要的方法。
金银之所以成为的财富形式，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
，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不再满足于对通过徭役经济而获得的自然产品的消费，而对奢侈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尤其是对欧洲之外的国家的奢侈品的欲望增加。封建主需求的改变，促使了他们对货币的渴望，由此，他们把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改变为货币地租。这样也促使农民把劳役和实物交换出去变成货币。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大量增加。而“货币在十五、十六世纪，无非是贵金属，首先是银和金”[11]。因此，获得作为金银货币的财富成为普遍公认的确定不移的公理。
第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向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使得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欧在公元1400年以后，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马代替牛成为生产工具，为农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得益于大面积的新的土地的开发，尤其是对人口稀少的南欧和东欧地区新土地的开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了商业繁荣和城市的兴起，从而促进了欧洲内部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波罗的海一带的商业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农奴制对农民自由的束缚，这不仅为资本积聚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了所需的社会组织和自由劳动力。在国际贸易方面，从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不仅使得欧洲人开始垂涎于东方奇妙的奢侈品，而且对地中海的控制，使得东西方之间有了便捷的商船通道。13世纪，蒙古帝国对辽阔欧亚大陆的统一所带来的和平、安全以及道路，促进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欧洲贸易关系的扩大，使得欧洲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依赖国外的商品和市场，这在客观上确立了商业资本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统治地位。重商主义早就是在海运及通商贸易发达的意大利萌发的。欧洲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商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扩大。由于买和卖都同时需要货币，使得商业资本取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
第三，金、银等贵金属成为财富的代表与金银本身的特性紧密关联。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2]金、银等贵金属并不是天生的货币，金银初出现在市场上也只是一般的普遍商品。古罗马时期，金、银等贵金属还只是作为装饰品而存在，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具有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曾经先后使用过金银之外的不同商品充当货币。金银成为货币既是交换扩大、冶金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金银本身所独有自然优越性的特征紧密关联。首先，金银作为单纯物体，质量总是均匀的，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如谷物与谷物之间、牛与牛，等等，具有质的差异性。这样等量金银总是代表同样的价值，同时金银的分割和熔合适合作出价值大小上的量的差别区分。其次，金银成为流通手段，还在于金银具有体积小、价值大的特点。这样较小的体积可以包含更多的劳动时间，使其运输更为方便，即保证了物质的灵便性。再次，金银不会腐烂、不易损坏、耐久使用的自然属性，使得金银成为货币储藏的天然材料。
二、　财富作为劳动的产物，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
把财富等同于金、银等贵金属的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财富观。它只是从流通领域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财富以抽象的形式，这种抽象通过金、银等贵金属表现出来。到重商主义晚期，大量的重商主义者的文献已经模糊地透露出，对金银累积是一个国家增加实际财富的方式的观点的怀疑。在英国，托马斯·孟提出了货币积累的限度问题，认为过多积累货币会导致贸易资金的枯竭，影响国家财富的增加。同时，他还提出生产的人数、技艺、劳动对于财富增长的意义，区分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不同结果。托利党人达芬南比托马斯·孟走得更远，他认为，金银只是贸易的交换尺度。土地、劳动以及工业品等物质财富才是贸易的基础和源泉，但是真正放弃财富内涵的金银属性货币的理解范式则是魁奈，尤其是斯密等人的著作发表之后的事情。经过他们的系统研究和理论证明，得出的关于财富内涵的基本原理是：“国家财富的内容可以不是仅仅限于黄金和白银，而且至少包括人们愿意用金银去交换的一切东西。”[13]
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魁奈对财富范畴的理解，从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但是他的生产领域仅限于农业生产范围。这种转变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魁奈对财富的理解和把握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1.　魁奈区分了财物和财富概念。
他认为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出卖价值的物属于财物范畴，而只有那些有使用价值和出卖价值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财富。在《谷物论》中，魁奈指出：“土地生产物本身还不是财富，只有当它为人所必需和买卖时才是财富。因此，土地生产物只有在它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数量人口的情况下，才作为财富而且有高的价值。”[14]作为商品的农产物是货币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综合体。“财富的数量，既由金银货币而表现其存在，同时也由真实的生产物价值而表现其存在。”[15]从而对财富范畴的理解视角，从单纯的交换价值转向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但是，在魁奈看来，货币财富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反之，货币财富的多少是由农产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农产物是否值钱来决定的。对于国家，“首先必要的是实物财富形式的元本”[16]。
2.　资本主义大农业是财富生成和积累的领域。
重农主义认为，贸易只是把一种价值的财富同另一种等价的财富相交换，只是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了转移，并不能促使价值形成和实现价值增殖。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式，把农业部门生产的东西加以改制或组合，变成满足人们需要的新的东西，所以工业产品只能抵偿其自身的生产费用，而不能带来新增的价值。因此，工业和商业都是非生产性的，没有自然力的作用，因此不生产“纯产品”，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增加。商业和工业不过是农业的一个分支。“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物，工业与商业是没有另外的财源。”[17]只有农业才是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只有源于农业的“纯产品”才具有财富增长的现实意义。因为“纯产品”作为农业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及工人与农业资本家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增殖，而不像商业和工业那样，只是原有的财富的转移或财富形式的改变。所以，农业才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从而否定工业和商业在财富生成上的意义和作用，把财富的源泉转换到农业领域。魁奈指出：“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18]。
3.　土地之所以是财富，并成为财富的根源，就在于一方面土地生产物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人的劳动。
魁奈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个创造性因素。”[19]由于人有需要，才推动人们去生产，去增加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的满足又推动着消费的增长，使农产物成为商品，从而维持着商品的价格。因此，产品的值钱的价格和巨大的数量，产生收入并促成国民财富的每年增长。同时，在魁奈看来，土地肥力、产品的售价和资金的合理使用都决定于人的劳动和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创造财富的劳动仅仅是农业劳动。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指出：“这个部族所居住的未开垦的土地，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使它具有价值，因而这个部族占有的土地和产品必须靠劳动来保证。没有这个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可能有作物和财富。”[20]并且在魁奈看来，在构成当时法国社会的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中，作为租地农场主的生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由于租借土地，经营生产，而成为维持国家所必要的重要的财富和资源。
4.　在财富的使用上，魁奈非常重视财富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意义。
根据财富的使用性状，把财富区分为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性财富，以及用于生产和取得收入的生产性财富。财富的维持乃至增加，不能固守在原有财富的静态保存和持有上，而在于财富的有效利用，在于使生产物不断地投入再生产。在魁奈看来，农业要取得成功，不只是依赖人力和劳动，还要依赖财富的再投入，把它作为生产资料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其说是耕作者劳动的果实，毋宁说是耕作者投入土地耕作的财富的产物。因为“财富是农业发展的大原动力，要进行良好的耕作，必须要有很多的财富”[21]。因此，魁奈主张，必须把王国为促进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财富，确实保持在所有生产性的职业之中，从而他把投资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生产资本，而工业资本则不是生产资本。至于商业资本，是靠不等价交换取得利润的，也不是资本。
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克服了重商主义、配第和重农主义把对外贸易、生产金银的劳动或农业劳动看作是财富来源的观点，把财富归结为一般劳动的产物。同时斯密也克服了仅仅把金银、农业生产的“纯产品”看作是财富的观点，把财富范畴的外延拓展到一般劳动的成果的价值——“劳动生产物”的价值，从而使财富范畴开始走向对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一般劳动)以及财富的对象价值的一般性，(一般产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量。”[22]斯密通过对财富生成的一般性抽象——劳动，以及财富对象——产品价值的一般性解读，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对财富范畴指向的狭隘理解，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一般劳动而不是特殊劳动，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一般产品的价值而不是特殊产品的视角，拓展了财富范畴的理解路径。斯密对财富范畴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其一，斯密从交换价值角度来理解财富的本质问题。斯密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23]但是斯密并没有把财富等同于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本身，因为在斯密看来，在分工扩大的情形下，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并不都是自己劳动的产物，而更多的是要仰仗于他人的劳动，所以财富就表现为是获得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萨伊指出，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证明了财富的性质：“他证明说，财富是物品的交换价值；财富的多少，和我们所掌握的有价值物品的多少成比例。”[24]斯密认为，作为表示特定物品效用的使用价值，对于作为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的交换价值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斯密把所有人都是商人、社会本身是商业社会、所有产品都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定位为是交换价值的决定问题。
其二，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25]这里表达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的劳动不限于诸如农民的劳动、工人劳动，抑或手工业劳动、商人劳动等等之中某一种具体的劳动形式，而是指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在满足国民消费的程度方面，除了受消费者人数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影响财富增加的劳动性状紧密相关。斯密指出影响财富增加的劳动性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26]对种情况有着重要影响的是分工，分工不仅可以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且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第二种情况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资本必须投入到生产性劳动上来。因为“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27]。
其三，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财富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和标准是什么呢？即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比例是如何决定的问题。斯密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劳动取得一样。一个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就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即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所以，一方面，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种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意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来，这个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够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28]另一方面，在斯密看来，不仅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而且商品本身的价值量，即商品的真实价格也是由劳动决定的。他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性价格，是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29]实际上，斯密在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即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的理解上，常常是混乱的。一方面，他认为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商品内涵着劳动量的，即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另一方面，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又等于他能够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即交换价值决定价值。这导致斯密没有真正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别开来，以至于错误地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与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等同起来。
萨伊对斯密把财富同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同的观点提出批评，提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并从商品的效用，即商品本身的内在价值角度阐述了他对财富概念的理解。
，他认为，财富是指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如土地、谷物、金属、硬币、织品，等等，土地债券、汇票、支票、期票之所以作为财富，那是因为它们可以支付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没有实际的内在价值的东西的存在，就没有财富的存在”[30]。财富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物质的价值，而所谓价值则根源于物品的用途或效用。效用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其根据就是该物品的有用性。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创造财富不是创造物质(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的)，而是创造有用性，创造效用。没有创造或扩大效用，实际上就没有生产财富。“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31]
第二，劳动对于财富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劳动赋予物品以效用。“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32]这样，“财富是由协助自然力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的劳动所给与各种东西的价值组成的”[33]。在物品的价格、价值和效用的关系上，萨伊指出：“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34]
第三，萨伊还批评斯密只是狭隘地把财富限定为有形物质所具有或体现的价值，而没有把那些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当作财富。比如，先天才能或后天才能，等等，“这种财富，尽管是无形财富，却不是想像上的财富，因为这种财富，每天都以职业劳务形成，用来交换金银”[35]。萨伊关于无形财富作为财富的观点，在马歇尔那里更为激进化，马歇尔指出，财富除了具有私有产权的那些物质财货，还包括直接作为“能够获得物质财货的手段的那些非物质财货。这样，这种财货就不包括一切他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才能，即使是使他能谋生的才能也不包括在内……但是，它包括他的营业和职业的联系，他的企业组织，以及——如果这种事情还存在的话——他的奴隶所有权、劳役所有权，等等。”[36]可见非物质财货成为财富的先决条件就是它有能力获得物质财货，否则就不具有财富的性质。
三、　财富作为消费的对象，是具有效用的稀缺性物质
罗宾斯指出，财富在本质上说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某物之为财富，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财富的性质，而是因为它是稀缺的”[37]。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品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题。经济学的讨论也随之转换到消费领域中来，把消费理论看作是经济学的基础。杰文斯针对穆勒关于经济学无需讨论财富消费问题的观点提出批评，因为穆勒把财富的消费问题看作是与生产和分配密不可分的问题。杰文斯说：“经济学是建筑在人类享受的法则上。如果没有他种科学展开这种法则，经济学者必自行展开之。我们是专为消费，才去劳动，才去生产；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亦须参考我们所要消费的种类与数量来决定。”[38]经济学被看作是研究“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39]。从而把财富研究的视角从生产领域转到消费领域，并且随着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确立与完备，经济学进一步把财富所指向的物与稀缺性、效用性、可交换性关联在一起。西尼尔认为，财富“这个词包括所有下列事物，也只包括这些事物：可转移的，其供给有定限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40]。西尼尔对财富范畴的理解较之于他之前的经学家而言，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本转变：一是他把供给有定限，即稀缺性看作是物之所以具有财富属性的重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在于人性中的“喜爱变换和喜爱体面”这两个有力的因素。二是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把财富归结为物的效用性。但是在西尼尔看来：“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所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快乐的关系。”[41]所以，西尼尔的财富效用与使用价值和物自身的有用性无关，而是建立个人主观感觉上的一种心理感受。
边际革命之后，对财富内涵进一步从客观性的外在存在理解转化为主观性的内在存在理解。门格尔关于财富的界定主要从人的某一特殊欲望递减的心理推断和抽象假设开始，而不是从实物对象本身开始。门格尔说，任何一种特殊欲望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具有相对来说的意义，进一步的满足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少，直到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个特殊欲望的更多的满足变得毫无意义。[42]因此，门格尔特别强调从欲望出发来界定财富范畴。他指出，一物要成为财货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前提，即“(1)人类对此物的欲望；(2)使此物能与人类欲望的满足保持着因果关系的物的本身属性；(3)人类对此因果关系的认识；(4)人类对此物的支配，即人类事实上能够获得此物以满足其欲望”[43]。门格尔还把财货的总体分成两个范畴：“物财(包括一切自然力，只要它是财货)和有用的人类行为(或消极行为)——其中重要的是劳务”两类。实质上，后一类范畴的财货意义归根结底也是从“物财”意义上来解读的，因为劳务的财货性质恰恰体现在它能够带来“物财”。门格尔关于财货之所以成为财货的四个前提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进入了人类的欲望视野，成为人的需要对象的物；物的有用性与人的欲望满足保持正相关性；人类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能够获得对此物的所有权等四个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物才成其为财货。
杰文斯对财富的认识是与人的边际效用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财富与价值的性质，由无限小量的快乐与痛苦之考虑来说明，正如静力学的理论，以无限小量能力的均等为依据。”[44]与门格尔不同的是，他通过真实物品的效用来讨论财富问题。他说：“经济学的问题，是以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满足，以小量的不欲物获得量的可欲物，……注意那引起快乐和痛苦的物理对象或行为。任何一社会的劳动，皆有极大部分用在普遍生活必需品、便宜品……等物的生产上。这诸种物品的总和便是我们注意的直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