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1441761
编辑推荐
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死囚牢囚禁二十二年后赢得自己的真实经历。
本书作者克里·马克斯·库克因受到残忍强奸谋杀一名21岁女性的指控，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并在*臭名昭著的德克萨斯监狱服刑22年。这一案件是美国历史上因证据不足而误判死刑影响**的案件之一。在服刑期间，库克为赢得自由顽强抗争。在这部自传中，他以平实真切的语言，叙述了身陷囹国的可怕岁月。他经历过毒打、性侵犯；他遭遇了抑郁与失望，也讲述了为获得自由、讨回公道坚持斗争的漫长过程。库克还讲述了为正义不辞辛劳、不屈不挠工作的律师们的事迹，使他的案件得到四次重审的机会。终于，1999年DNA的检测结果证明他无罪，并使他*终获得自由。
库克获得自由后，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世界其他国家做过演讲，获得了*基金会提供的美国司法媒体基金；他还参加过取材于他的经历改编的话剧《被证无罪》的演出，之后该剧被拍成数字电影，由著名演员理查德·德赖弗斯、蒂姆·罗宾斯、杰夫·戈德布卢姆、查尔斯·达顿、苏珊·萨兰登等人担纲主演；他也曾经作客电视台晚间新闻专题节目“夜线”、“谈话节目”、“美国法庭频道”、“今日秀”等媒体；他撰写的自传《无罪》出版后，得到各界人士的推荐，好评如潮。
本书作者克里·马克斯·库克因受到残忍强奸谋杀一名21岁女性的指控，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并在*臭名昭著的德克萨斯监狱服刑22年。这一案件是美国历史上因证据不足而误判死刑影响**的案件之一。在服刑期间，库克为赢得自由顽强抗争。在这部自传中，他以平实真切的语言，叙述了身陷囹国的可怕岁月。他经历过毒打、性侵犯；他遭遇了抑郁与失望，也讲述了为获得自由、讨回公道坚持斗争的漫长过程。库克还讲述了为正义不辞辛劳、不屈不挠工作的律师们的事迹，使他的案件得到四次重审的机会。终于，1999年DNA的检测结果证明他无罪，并使他*终获得自由。
库克获得自由后，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世界其他国家做过演讲，获得了*基金会提供的美国司法媒体基金；他还参加过取材于他的经历改编的话剧《被证无罪》的演出，之后该剧被拍成数字电影，由著名演员理查德·德赖弗斯、蒂姆·罗宾斯、杰夫·戈德布卢姆、查尔斯·达顿、苏珊·萨兰登等人担纲主演；他也曾经作客电视台晚间新闻专题节目“夜线”、“谈话节目”、“美国法庭频道”、“今日秀”等媒体；他撰写的自传《无罪》出版后，得到各界人士的推荐，好评如潮。
内容简介
美国各大媒体曾经这样评论这本书：《无罪》讲述了作者在监狱里地狱般可怕的生活旅程，讲述了司法系统的官员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将其草率定罪。相比之下，卡夫卡式的法庭审判场景显得微不足道。他能够活下来，真是令人惊讶；他终能依靠DNA证据获释，判定无罪，更是一个奇迹。
《无罪》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令人不安，发人深省，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精神力量的可贵，并告诉人们，人类追索正义的精神终将会赢得胜利。
《无罪》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令人不安，发人深省，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精神力量的可贵，并告诉人们，人类追索正义的精神终将会赢得胜利。
目 录
章 序言：1977年
第二章 我的家庭
第三章 审判前：1977年与1978年
第四章 审判：1978年
第五章 欢迎来到死囚区
第六章 德克萨斯的坟墓
第七章 我可以信赖的人
第八章 审前阶段：1992年
第九章 重审：1992年
第十章 1994年乔治敦：再次交锋
第十一章 炼狱
第十二章 一个值得铭记的十一月
第十三章 抉择
第十四章 新生
第十五章 克里的旅行
后记
第二章 我的家庭
第三章 审判前：1977年与1978年
第四章 审判：1978年
第五章 欢迎来到死囚区
第六章 德克萨斯的坟墓
第七章 我可以信赖的人
第八章 审前阶段：1992年
第九章 重审：1992年
第十章 1994年乔治敦：再次交锋
第十一章 炼狱
第十二章 一个值得铭记的十一月
第十三章 抉择
第十四章 新生
第十五章 克里的旅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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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家庭：
我的出生和成长全靠美国政府的公共财产。1956年4月5日，德国斯图加特市第五总医院，一名军医为我接生。我的名字来自爸爸喜欢的连环漫画《克里·德雷克》，那是一个描写犯罪的故事。
我的父亲欧内斯特·道尔·库克，于大萧条前夕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杰克逊维尔。他有切罗基土著血统，橄榄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我长得很像爸爸。他在东得克萨斯州的泰库拉小镇长大。镇子很小，直到今天，仍然很小，你完全能够把一块石头从镇子的这一头扔到另一头！爸爸还有一个妹妹乔伊丝·菲，家里很穷。爸爸的父母在他九岁时离婚，乔伊丝姑姑去了他们的奶奶家，他由他们的外婆穆尔带大，她叫他里尔·多宾。爸爸在学校门门功课都得优，从杰克逊维尔中学毕业后，他脱下自己爱的白衬衣，换上绿军装，入伍后马上被派到了德国的斯图加特。
1952年，爸爸休假回到杰克逊维尔的老家，在雷亚尔托剧院吃着爆玉米花看约翰·韦恩在《蓬门今始为君开》中的表演时，爱上了十六岁的杰克逊维尔赫娘伊夫琳·乔伊·格林。他们于同年九月喜结连理。
爸爸驻扎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巴顿维尔军事基地时，妈妈住在休斯敦郊区的帕萨蒂纳，和她在电梯公司工作的父亲在一起。我的哥哥道尔·韦恩于1954年4月15日在那里降生。六个月后，妈妈带着哥哥乘坐威廉·达比号美国军舰越过大西洋首次到达德国，与父亲在那里团聚。小家庭住在位于科尔玛大道1102号的美军基地。两年后，我降生了。
我们在哪儿都待不长久。接下来，我们住在德国法兰克福西南八十英里处的凯泽斯劳滕的军事基地。我八岁进入福格尔韦小学，那时道尔·韦恩十岁。我心灵的“便携式摄像录音一体机”从此开始记录关于我和道尔·韦恩一起生活的美好记忆。
柔和的灯光下，爸爸坐在他喜欢的椅子上用巴素牌擦铜水（一种多用途的金属擦亮剂，能有效地清洁及擦亮黄铜、青铜、不锈钢等，效果亮泽——译者注）擦拭他武装带上的扣环。我抓起一件从床垫下拽出来的旧T恤衫，蹲在爸爸的椅子旁边，抬头看着他笑。我把T恤衫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
“爸爸，我给你擦皮靴吧，我保证还会干得很好。”
他低下头看我，满脸都是笑意。“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好，你总是干得很好。”说完，接着擦扣环。
我拿出我的奇伟牌鞋油盒子，拧开边上的蝴蝶形旋钮，把小瓶里的水倒在盒子的一侧，把衬衫一角缠在食指上，蘸点水，在黑色鞋油里搅几圈，开始给爸爸擦皮靴。我开心极了！爸爸如此相信我，把如此重要的任务委托给我，而且，这样，我会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
“这次我会擦得好，爸爸！等着瞧吧。”
说完，我开始了这项乏味的擦鞋的任务。爸爸不是那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但是我知道让我帮他干活说明他很爱我，这是他的表达方式。擦完皮靴，我向靴子上一看，呵，我的笑脸在上面冲我笑呢。我提着皮靴到卫生间去，爸爸正在擦脸上的剃须膏。
“擦完了，爸爸！看，这次是不是擦得亮？看啊！”
爸爸放下毛巾，看着站在门口的我，用一种似乎很惊讶的音调说：“说得对，这次擦得亮，儿子！”
“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去你的车辆调度队？爸爸，求求你，带我去吧。今天行吗？”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很多很多遍了，希望今天这次听上去尽可能更诚心诚意。
“克里，你还太小了。当然，我会带你去的，一定，我发誓。”他搔搔头发。“儿子，回床睡觉去吧。”
他打开门走了，消失在德国凯泽斯劳滕黎明前的灰暗夜色中，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车辆调度队的中士。他向汽车走去，身后留下韦尔瓦香水的气味，这气味在他两周甚至更久之后回家时，早已湮灭殆尽。
我的父亲是职业军人，经常在美国驻欧洲的不同的军事基地换防，所以常常不在家。他回家时，有时候会给我和哥哥带回一些军事演习留下的纪念品。我们尤其珍爱野战军一人份口粮，我们躲在双层床上，急切地用绿褐色食品罐附带的P一180型铝开罐器把食品罐戳穿，在咸牛肉末、鸡肉、水果布丁和变了味的陈曲奇饼干中搜查。这些食品是一帮部队厨师的手艺，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赢得贝蒂·克罗克食品烘烤比赛。这些食物吃起来像硬纸板，但是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游戏是，看看哪一个食品罐里既有曲奇饼干又有变了味的黑巧克力。
“道尔·韦恩，该我了！这次我找到巧克力了！”
“看谁先找到！”韦恩淘气地笑着，同时加大了搜寻的力度。
爸爸在家的周末，我们的活动和其他家庭一样。他一从战场上回来，我们的家庭活动就自动恢复，仿佛从未停止过。爸爸在家的时间里，我品味到了巨大的快乐。
“爸爸，爸爸，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还想看电影，看《粉红豹》！”“道尔，你知道，我喜欢奥马尔·沙里夫，”妈妈说，“正在上映他的新影片《日瓦戈医生》。”我和道尔·韦恩知道，探长克鲁梭斗不过奥马尔。在对付爸爸这方面，妈妈总有办法，从没有例外。
“克里，你很快就十岁了，”爸爸说，“这部电影是有关俄国革命的，你长大了，该了解点儿历史了。”爸爸读起书来如饥似渴，他会一连几小时地读大部头的书，有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精装本厚得我都拿不动。无论如何，看电影总是件乐事。妈妈和爸爸吃带奶油的爆玉米花，道尔·韦恩大声地嚼着朱吉牌糖果和奶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偷着乐牌糖果和迷你牌黑霉味棒棒糖，我的舌头忙不过来，吃不完的棒棒糖常常被扔在剧院的地板上。
在欧洲，我们每搬一次家，都要参观这个城市或国家的著名景点，可能是一个纪念碑，一座教堂，也可能是一家纪念馆，有时也可能是个动物园——动物园是我的爱。我们游览过汉堡的博物馆船，也从易北河隧道走过。我和道尔·韦恩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奔跑，玩追人游戏，参观著名的卢浮宫，爬上艾菲尔铁塔，在卢森堡的路边餐馆吃饭，在多瑙河用石子打水漂，在德国西部被炸毁的废弃旧碉堡里玩耍。
一次，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父亲驻扎在慕尼黑时，我们参观了慕尼黑北部约二十英里处的纳粹达豪集中营。穿过一道道门时，我环顾四周。
“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车停在这里？他们那时候肯定没有小汽车。”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一个看上去像露天停车场的地方，周围是一排排长方形的水泥台，每一块都有大约三英尺长，都涂成了白色。
“儿子，那不是用来停车的，是给人用的，叫做罚站台。纳粹分子强迫囚犯一次在那里站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
“哇！”我喊了一声，想起来一周前因为在课堂上说话，戴维斯先生罚我在教室一角站了半个小时。
我们走进一间木棚，里面并排有三个同样的砖炉。我走近铸铁门，门上刻着四个字母：TOPF。
爸爸看着我和哥哥说：“这是焚化间，是纳粹焚化囚犯尸体的地方，有些囚犯还活着就被火化了。纳粹分子用这些焚化炉烧尽了他们的人性。”
我的思绪立刻回到一个夏天。当时我们在杰克逊·维尔的外婆家，我的几个舅舅刚刚扯出屋里的旧油地毡，堆在后院，并在上面浇上汽油，还很小的我趁舅舅们在屋里说话的工夫拿起汽油桶向火堆走过去。我开始向火堆倒汽油，一瞬问，我被火吞噬，倒在了火焰中，我大声喊叫。现在我还记得杰里舅舅揪起我，把我卷在毯子里，扑灭我身上的火焰。“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别人？用火烧太疼了！”我说。
爸爸拽着我的衬衣拉着我出来，说：“他们心怀仇恨，克里，他们恨任何与他们不同的人。”
爸爸走在前头，远处是一幢砖头建筑。我们在蚀刻着BRAUSEBAD的铁门前站住。爸爸解释说：“它的意思是‘浴室’。纳粹让囚犯以为这里是淋浴的地方，其实这是毒气室，他们在这里把无辜的人用毒气毒死。”
在陈列室，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几百幅黑白照片。我和道尔·韦恩注意到图片上的每个人都那么衰老、瘦弱，他们没有头发，赤身裸体，了无生气，绝大多数人都是死的。爸爸读墙上的说明时，我凝视着这些照片。我原本只是三心二意地听爸爸的解释，直到听到“注射”这个词，我感觉就像自己在打针，胃疼得立刻绞成一个结。我怕打针。每次我们出国前都要打一系列的针：疟疾、麻疹、腮腺炎、天花，或其他什么“花”。我求医生让我喝掉药液，不要把针刺进我的身体，而他们总是说不行，总是拿棒棒糖分散我的注意力。
“记住刚才我们说的仇恨，克里，”爸爸说，“这就是仇恨的结果。”我思考着今天看到的一切：焚化炉、毒气室、浴室隔间，心里想，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仇恨，那么仇恨是种非常可怕的东西。
时间到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我欣喜万分。我曾经说过，爸爸服役期间我们经常搬家。我们刚刚和一个地方的人熟悉了，又要搬到另一个基地去。我们从凯泽斯劳滕搬到布鲁塞尔，爸爸接到新的命令，我和道尔·韦恩又来到德国的美因茨。看起来好像我们一旦适应某一个地方的生活，就马上会被弹射到另外一个地方。幸运的是，我和道尔·韦恩在美因茨遇到了我们一生中好的朋友——达里尔和艾伦·霍克尔兄弟俩。
此时，我十二岁，道尔·韦恩十四岁。达里尔和道尔·韦恩同岁，艾伦比他俩大一两岁。道尔·韦恩和达里尔总能说服妈妈允许我们做很多事。说“我们”是因为无论做什么，道尔·韦恩总是带着我，要去都去，要不去就都不去。那是道尔·韦恩的原则。
德国的乡村处处都为我们提供了冒险的机会。有一次，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直到天黑了，道尔·韦恩和霍克尔兄弟俩才决定我们该回家了，因为我们离家已经很远，而且天黑得更快了。回家的路上，开始我们四个一起走，可是，不久，道尔·韦恩和达里尔走到前面去了，我和艾伦落在了后面。艾伦是个爱打打闹闹的少年，但是，即使像他体格这么壮的孩子，走了一天路也已经累坏了。而比他小三岁的我，更是筋疲力尽，越来越跟不上他的脚步，被他落得越来越远。
后，天完全黑了，非常冷。路的两边都是空旷的野地，黑暗从四周把我围住。犁过的土地的气息充斥在凉爽的空气中，紧紧地附着在我们身上。艾伦走在我前面，虽然走得很慢，但还是离我越来越远。我吸了一口凉气，大声喊：“等等我！”他却生气地说：“快点儿！”毫不理会我的恳求，并没有停下来等我。黑暗渐渐湮没了他。
德国乡村的夜晚有种神秘的东西，总会令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想起他看过的恐怖的电影。我听到风的沙沙声，就会听到有鬼小声叫我的名字。
我一边哭，一边高声向艾伦喊叫，求他回来。“艾伦，请不要扔下我！”黑暗是残忍的，它吞噬了我的叫喊，不给我任何回答。甚至树木也变得面目可憎，它们的枝干向我伸过来，想要捉住我。我听到前后都有野兽的声音。我一直向前走，却感觉有什么跟在身后。
“道尔·韦恩，道尔·韦恩。”我泪眼模糊，喃喃自语。我哭着，每走几步都大声喊，“道尔-韦恩，道尔·韦恩，救救我！”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听到远处有东西，接着，这东西来到了我的身后，我知道是小妖精，或是更可怕的东西，一直在跟踪我。我跑得更快了，大声叫着道尔·韦恩的名字，吓得声音变了调。
终于，道尔·韦恩从黑暗中走过来，他是回来找我的，他拥抱着我，一遍一遍地说：“好了，没事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克里。”他背起我，让我骑在他的肩上，一路走回家。
我们没有告诉妈妈这件事，怕她知道了会不让他们再带我出去。第二天，道尔·韦恩揍了艾伦一顿，差点要了艾伦的命，要知道，艾伦几乎是基地上公认的强壮的孩子。之后，我们四个又进行了多次远足，艾伦再也没有撇下我不管。
不久，霍克尔家接到命令，搬到别的基地去了。我和道尔·韦恩深受打击——他们是我们有过的好的朋友，是真正和我们共同分享欧洲冒险经历的朋友。我们四个人共同发誓，我们将忠诚于彼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永远互相牢记。
几个月之后，爸爸也接到命令，我们永远离开了美因茨。我们的新家在位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地的德国乌尔姆的威利兵营。我们是夜里到达新住处的，新家是两居室，在一幢六层楼的四层。我们都累了，妈妈简简单单铺好床，我们都上了床。天很热，临睡前，妈妈吻过我们，推开窗，离开了我们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道尔·韦恩正隔着我们成对的单人床说话，忽然听到窗外人行道上传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两个人的声音。我和道尔·韦恩相互对视着，嘴张成了圆圆的“O”形，心想：这怎么可能！几秒钟后，我们听到了敲门声。妈妈打开门的当儿，我们两个冲了过去。果真是达里尔和艾伦·霍克尔兄弟俩！我们喜出望外，这意味着我们的友谊和好时光暂时可以继续下去。
我们在乌尔姆住了一年，爸爸作为军人的辉煌的日子也到了尽头。霍克尔兄弟早已回了美国，因为他们的父亲复员，回到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劳顿。1969年12月，车辆调度队在我们的公寓为爸爸和妈妈举行欢送会。爸爸在队里很受士兵的欢迎，他们叫他“中士”，而车辆调度队也像是爸爸除家庭之外的另一个家。我和道尔·韦恩出了屋，躺在德国人寒冷的土地上，仰望夜空。妈妈的留声机里，弗蕾达·佩恩刺耳的声音在悲叹越南战争，告诉尼克松该“让士兵回家”了。道尔·韦恩抬头看着天，为我指出北斗七星。我自己从来没找到过。我什么也没说，心想，离开欧洲，离开军队，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知道爸爸怎么想。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一个漫长的旅程。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1970年夏回到美国，等待爸爸正式的退役文件。爸爸后的头衔是得克萨斯州基林胡德堡的欧内斯特·道尔·库克中士。我们在一个叫做哈克高地的郊区的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里安顿下来，我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在庄园中学报名上学，那是它年招生。道尔·韦恩乘校车去基林中学，那是人们引以为荣的基林袋鼠足球队的大本营。
基林的独立学校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军队和古朴的欧洲小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们悄悄偷父母的香烟点着玩，这里的孩子是从自动售货机买烟来吸；学校厕所的小隔问里漂浮着大麻的味道，学生们买卖“橙色、阳光”和“窗玻璃”，这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毒品；拍约他等其他迷幻剂在走廊里大量出现。
新学年开始后几个月，爸爸收到了退役文件。我还清楚地记得，为了给爸爸一个惊喜，妈妈、道尔·韦恩和我是怎样装饰房间的。道尔·韦恩和我做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祝贺！”。还有气球、彩带和五彩纸屑。当爸爸后一次穿着橄榄绿军装走进家门时，我们拥上去拥抱、亲吻他。这实际上是他成年以后次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
爸爸和妈妈都想搬回杰克逊维尔，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杰克逊维尔是个小镇，位于得克萨斯东部，在州府奥斯汀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杰克逊维尔曾被称为“世界西红柿之都”，我们搬到那里时，那里的人口大约是九千人。这是我们环球旅行生涯的后一站，我们的家是一座黄色的有三居室的老房子。爸爸已经在泰勒的百事可乐灌装厂找好了一份工作。我转到杰克逊中学读十年级。
在杰克逊维尔，道尔·韦恩想尽办法阻止我走上邪路。然而，我们兄弟俩都不被小镇人接纳，没有确定的朋友，我们彼此更加互相依赖。我们是曾经游历世界、在军队待惯了的小鬼，杰克逊维尔老家的人是圆形的孔，而我们却是方形的木钉，我们无法融入东得克萨斯的小镇。我们想念基林的朋友，因此，1973年春天，我们开着爸爸的破车——1964年产的福特经典火箭车去看望我们的朋友。道尔·韦恩其实也想回去看看他过去的女朋友，而我，只想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小镇。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叫拉里·泰勒的男生，我们计划离家出走。一天早晨，我们两个逃课，找到一辆钥匙留在点火器上的汽车。我们设法开到了基林的胡德堡。红灯时，车熄火了。一辆军警的吉普车亮起蓝色警灯，把我们拖到路边，查出我们的车是被盗车辆。我们被当地的军警站拘留，他们通知我们的父母来领人。不久之后，我们再次逃学，偷了一辆雪佛兰黑斑羚，这次我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
我的出生和成长全靠美国政府的公共财产。1956年4月5日，德国斯图加特市第五总医院，一名军医为我接生。我的名字来自爸爸喜欢的连环漫画《克里·德雷克》，那是一个描写犯罪的故事。
我的父亲欧内斯特·道尔·库克，于大萧条前夕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杰克逊维尔。他有切罗基土著血统，橄榄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我长得很像爸爸。他在东得克萨斯州的泰库拉小镇长大。镇子很小，直到今天，仍然很小，你完全能够把一块石头从镇子的这一头扔到另一头！爸爸还有一个妹妹乔伊丝·菲，家里很穷。爸爸的父母在他九岁时离婚，乔伊丝姑姑去了他们的奶奶家，他由他们的外婆穆尔带大，她叫他里尔·多宾。爸爸在学校门门功课都得优，从杰克逊维尔中学毕业后，他脱下自己爱的白衬衣，换上绿军装，入伍后马上被派到了德国的斯图加特。
1952年，爸爸休假回到杰克逊维尔的老家，在雷亚尔托剧院吃着爆玉米花看约翰·韦恩在《蓬门今始为君开》中的表演时，爱上了十六岁的杰克逊维尔赫娘伊夫琳·乔伊·格林。他们于同年九月喜结连理。
爸爸驻扎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巴顿维尔军事基地时，妈妈住在休斯敦郊区的帕萨蒂纳，和她在电梯公司工作的父亲在一起。我的哥哥道尔·韦恩于1954年4月15日在那里降生。六个月后，妈妈带着哥哥乘坐威廉·达比号美国军舰越过大西洋首次到达德国，与父亲在那里团聚。小家庭住在位于科尔玛大道1102号的美军基地。两年后，我降生了。
我们在哪儿都待不长久。接下来，我们住在德国法兰克福西南八十英里处的凯泽斯劳滕的军事基地。我八岁进入福格尔韦小学，那时道尔·韦恩十岁。我心灵的“便携式摄像录音一体机”从此开始记录关于我和道尔·韦恩一起生活的美好记忆。
柔和的灯光下，爸爸坐在他喜欢的椅子上用巴素牌擦铜水（一种多用途的金属擦亮剂，能有效地清洁及擦亮黄铜、青铜、不锈钢等，效果亮泽——译者注）擦拭他武装带上的扣环。我抓起一件从床垫下拽出来的旧T恤衫，蹲在爸爸的椅子旁边，抬头看着他笑。我把T恤衫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
“爸爸，我给你擦皮靴吧，我保证还会干得很好。”
他低下头看我，满脸都是笑意。“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好，你总是干得很好。”说完，接着擦扣环。
我拿出我的奇伟牌鞋油盒子，拧开边上的蝴蝶形旋钮，把小瓶里的水倒在盒子的一侧，把衬衫一角缠在食指上，蘸点水，在黑色鞋油里搅几圈，开始给爸爸擦皮靴。我开心极了！爸爸如此相信我，把如此重要的任务委托给我，而且，这样，我会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
“这次我会擦得好，爸爸！等着瞧吧。”
说完，我开始了这项乏味的擦鞋的任务。爸爸不是那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但是我知道让我帮他干活说明他很爱我，这是他的表达方式。擦完皮靴，我向靴子上一看，呵，我的笑脸在上面冲我笑呢。我提着皮靴到卫生间去，爸爸正在擦脸上的剃须膏。
“擦完了，爸爸！看，这次是不是擦得亮？看啊！”
爸爸放下毛巾，看着站在门口的我，用一种似乎很惊讶的音调说：“说得对，这次擦得亮，儿子！”
“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去你的车辆调度队？爸爸，求求你，带我去吧。今天行吗？”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很多很多遍了，希望今天这次听上去尽可能更诚心诚意。
“克里，你还太小了。当然，我会带你去的，一定，我发誓。”他搔搔头发。“儿子，回床睡觉去吧。”
他打开门走了，消失在德国凯泽斯劳滕黎明前的灰暗夜色中，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车辆调度队的中士。他向汽车走去，身后留下韦尔瓦香水的气味，这气味在他两周甚至更久之后回家时，早已湮灭殆尽。
我的父亲是职业军人，经常在美国驻欧洲的不同的军事基地换防，所以常常不在家。他回家时，有时候会给我和哥哥带回一些军事演习留下的纪念品。我们尤其珍爱野战军一人份口粮，我们躲在双层床上，急切地用绿褐色食品罐附带的P一180型铝开罐器把食品罐戳穿，在咸牛肉末、鸡肉、水果布丁和变了味的陈曲奇饼干中搜查。这些食品是一帮部队厨师的手艺，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赢得贝蒂·克罗克食品烘烤比赛。这些食物吃起来像硬纸板，但是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游戏是，看看哪一个食品罐里既有曲奇饼干又有变了味的黑巧克力。
“道尔·韦恩，该我了！这次我找到巧克力了！”
“看谁先找到！”韦恩淘气地笑着，同时加大了搜寻的力度。
爸爸在家的周末，我们的活动和其他家庭一样。他一从战场上回来，我们的家庭活动就自动恢复，仿佛从未停止过。爸爸在家的时间里，我品味到了巨大的快乐。
“爸爸，爸爸，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还想看电影，看《粉红豹》！”“道尔，你知道，我喜欢奥马尔·沙里夫，”妈妈说，“正在上映他的新影片《日瓦戈医生》。”我和道尔·韦恩知道，探长克鲁梭斗不过奥马尔。在对付爸爸这方面，妈妈总有办法，从没有例外。
“克里，你很快就十岁了，”爸爸说，“这部电影是有关俄国革命的，你长大了，该了解点儿历史了。”爸爸读起书来如饥似渴，他会一连几小时地读大部头的书，有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精装本厚得我都拿不动。无论如何，看电影总是件乐事。妈妈和爸爸吃带奶油的爆玉米花，道尔·韦恩大声地嚼着朱吉牌糖果和奶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偷着乐牌糖果和迷你牌黑霉味棒棒糖，我的舌头忙不过来，吃不完的棒棒糖常常被扔在剧院的地板上。
在欧洲，我们每搬一次家，都要参观这个城市或国家的著名景点，可能是一个纪念碑，一座教堂，也可能是一家纪念馆，有时也可能是个动物园——动物园是我的爱。我们游览过汉堡的博物馆船，也从易北河隧道走过。我和道尔·韦恩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奔跑，玩追人游戏，参观著名的卢浮宫，爬上艾菲尔铁塔，在卢森堡的路边餐馆吃饭，在多瑙河用石子打水漂，在德国西部被炸毁的废弃旧碉堡里玩耍。
一次，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父亲驻扎在慕尼黑时，我们参观了慕尼黑北部约二十英里处的纳粹达豪集中营。穿过一道道门时，我环顾四周。
“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车停在这里？他们那时候肯定没有小汽车。”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一个看上去像露天停车场的地方，周围是一排排长方形的水泥台，每一块都有大约三英尺长，都涂成了白色。
“儿子，那不是用来停车的，是给人用的，叫做罚站台。纳粹分子强迫囚犯一次在那里站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
“哇！”我喊了一声，想起来一周前因为在课堂上说话，戴维斯先生罚我在教室一角站了半个小时。
我们走进一间木棚，里面并排有三个同样的砖炉。我走近铸铁门，门上刻着四个字母：TOPF。
爸爸看着我和哥哥说：“这是焚化间，是纳粹焚化囚犯尸体的地方，有些囚犯还活着就被火化了。纳粹分子用这些焚化炉烧尽了他们的人性。”
我的思绪立刻回到一个夏天。当时我们在杰克逊·维尔的外婆家，我的几个舅舅刚刚扯出屋里的旧油地毡，堆在后院，并在上面浇上汽油，还很小的我趁舅舅们在屋里说话的工夫拿起汽油桶向火堆走过去。我开始向火堆倒汽油，一瞬问，我被火吞噬，倒在了火焰中，我大声喊叫。现在我还记得杰里舅舅揪起我，把我卷在毯子里，扑灭我身上的火焰。“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别人？用火烧太疼了！”我说。
爸爸拽着我的衬衣拉着我出来，说：“他们心怀仇恨，克里，他们恨任何与他们不同的人。”
爸爸走在前头，远处是一幢砖头建筑。我们在蚀刻着BRAUSEBAD的铁门前站住。爸爸解释说：“它的意思是‘浴室’。纳粹让囚犯以为这里是淋浴的地方，其实这是毒气室，他们在这里把无辜的人用毒气毒死。”
在陈列室，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几百幅黑白照片。我和道尔·韦恩注意到图片上的每个人都那么衰老、瘦弱，他们没有头发，赤身裸体，了无生气，绝大多数人都是死的。爸爸读墙上的说明时，我凝视着这些照片。我原本只是三心二意地听爸爸的解释，直到听到“注射”这个词，我感觉就像自己在打针，胃疼得立刻绞成一个结。我怕打针。每次我们出国前都要打一系列的针：疟疾、麻疹、腮腺炎、天花，或其他什么“花”。我求医生让我喝掉药液，不要把针刺进我的身体，而他们总是说不行，总是拿棒棒糖分散我的注意力。
“记住刚才我们说的仇恨，克里，”爸爸说，“这就是仇恨的结果。”我思考着今天看到的一切：焚化炉、毒气室、浴室隔间，心里想，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仇恨，那么仇恨是种非常可怕的东西。
时间到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我欣喜万分。我曾经说过，爸爸服役期间我们经常搬家。我们刚刚和一个地方的人熟悉了，又要搬到另一个基地去。我们从凯泽斯劳滕搬到布鲁塞尔，爸爸接到新的命令，我和道尔·韦恩又来到德国的美因茨。看起来好像我们一旦适应某一个地方的生活，就马上会被弹射到另外一个地方。幸运的是，我和道尔·韦恩在美因茨遇到了我们一生中好的朋友——达里尔和艾伦·霍克尔兄弟俩。
此时，我十二岁，道尔·韦恩十四岁。达里尔和道尔·韦恩同岁，艾伦比他俩大一两岁。道尔·韦恩和达里尔总能说服妈妈允许我们做很多事。说“我们”是因为无论做什么，道尔·韦恩总是带着我，要去都去，要不去就都不去。那是道尔·韦恩的原则。
德国的乡村处处都为我们提供了冒险的机会。有一次，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直到天黑了，道尔·韦恩和霍克尔兄弟俩才决定我们该回家了，因为我们离家已经很远，而且天黑得更快了。回家的路上，开始我们四个一起走，可是，不久，道尔·韦恩和达里尔走到前面去了，我和艾伦落在了后面。艾伦是个爱打打闹闹的少年，但是，即使像他体格这么壮的孩子，走了一天路也已经累坏了。而比他小三岁的我，更是筋疲力尽，越来越跟不上他的脚步，被他落得越来越远。
后，天完全黑了，非常冷。路的两边都是空旷的野地，黑暗从四周把我围住。犁过的土地的气息充斥在凉爽的空气中，紧紧地附着在我们身上。艾伦走在我前面，虽然走得很慢，但还是离我越来越远。我吸了一口凉气，大声喊：“等等我！”他却生气地说：“快点儿！”毫不理会我的恳求，并没有停下来等我。黑暗渐渐湮没了他。
德国乡村的夜晚有种神秘的东西，总会令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想起他看过的恐怖的电影。我听到风的沙沙声，就会听到有鬼小声叫我的名字。
我一边哭，一边高声向艾伦喊叫，求他回来。“艾伦，请不要扔下我！”黑暗是残忍的，它吞噬了我的叫喊，不给我任何回答。甚至树木也变得面目可憎，它们的枝干向我伸过来，想要捉住我。我听到前后都有野兽的声音。我一直向前走，却感觉有什么跟在身后。
“道尔·韦恩，道尔·韦恩。”我泪眼模糊，喃喃自语。我哭着，每走几步都大声喊，“道尔-韦恩，道尔·韦恩，救救我！”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听到远处有东西，接着，这东西来到了我的身后，我知道是小妖精，或是更可怕的东西，一直在跟踪我。我跑得更快了，大声叫着道尔·韦恩的名字，吓得声音变了调。
终于，道尔·韦恩从黑暗中走过来，他是回来找我的，他拥抱着我，一遍一遍地说：“好了，没事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克里。”他背起我，让我骑在他的肩上，一路走回家。
我们没有告诉妈妈这件事，怕她知道了会不让他们再带我出去。第二天，道尔·韦恩揍了艾伦一顿，差点要了艾伦的命，要知道，艾伦几乎是基地上公认的强壮的孩子。之后，我们四个又进行了多次远足，艾伦再也没有撇下我不管。
不久，霍克尔家接到命令，搬到别的基地去了。我和道尔·韦恩深受打击——他们是我们有过的好的朋友，是真正和我们共同分享欧洲冒险经历的朋友。我们四个人共同发誓，我们将忠诚于彼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永远互相牢记。
几个月之后，爸爸也接到命令，我们永远离开了美因茨。我们的新家在位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地的德国乌尔姆的威利兵营。我们是夜里到达新住处的，新家是两居室，在一幢六层楼的四层。我们都累了，妈妈简简单单铺好床，我们都上了床。天很热，临睡前，妈妈吻过我们，推开窗，离开了我们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道尔·韦恩正隔着我们成对的单人床说话，忽然听到窗外人行道上传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两个人的声音。我和道尔·韦恩相互对视着，嘴张成了圆圆的“O”形，心想：这怎么可能！几秒钟后，我们听到了敲门声。妈妈打开门的当儿，我们两个冲了过去。果真是达里尔和艾伦·霍克尔兄弟俩！我们喜出望外，这意味着我们的友谊和好时光暂时可以继续下去。
我们在乌尔姆住了一年，爸爸作为军人的辉煌的日子也到了尽头。霍克尔兄弟早已回了美国，因为他们的父亲复员，回到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劳顿。1969年12月，车辆调度队在我们的公寓为爸爸和妈妈举行欢送会。爸爸在队里很受士兵的欢迎，他们叫他“中士”，而车辆调度队也像是爸爸除家庭之外的另一个家。我和道尔·韦恩出了屋，躺在德国人寒冷的土地上，仰望夜空。妈妈的留声机里，弗蕾达·佩恩刺耳的声音在悲叹越南战争，告诉尼克松该“让士兵回家”了。道尔·韦恩抬头看着天，为我指出北斗七星。我自己从来没找到过。我什么也没说，心想，离开欧洲，离开军队，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知道爸爸怎么想。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一个漫长的旅程。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1970年夏回到美国，等待爸爸正式的退役文件。爸爸后的头衔是得克萨斯州基林胡德堡的欧内斯特·道尔·库克中士。我们在一个叫做哈克高地的郊区的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里安顿下来，我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在庄园中学报名上学，那是它年招生。道尔·韦恩乘校车去基林中学，那是人们引以为荣的基林袋鼠足球队的大本营。
基林的独立学校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军队和古朴的欧洲小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们悄悄偷父母的香烟点着玩，这里的孩子是从自动售货机买烟来吸；学校厕所的小隔问里漂浮着大麻的味道，学生们买卖“橙色、阳光”和“窗玻璃”，这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毒品；拍约他等其他迷幻剂在走廊里大量出现。
新学年开始后几个月，爸爸收到了退役文件。我还清楚地记得，为了给爸爸一个惊喜，妈妈、道尔·韦恩和我是怎样装饰房间的。道尔·韦恩和我做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祝贺！”。还有气球、彩带和五彩纸屑。当爸爸后一次穿着橄榄绿军装走进家门时，我们拥上去拥抱、亲吻他。这实际上是他成年以后次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
爸爸和妈妈都想搬回杰克逊维尔，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杰克逊维尔是个小镇，位于得克萨斯东部，在州府奥斯汀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杰克逊维尔曾被称为“世界西红柿之都”，我们搬到那里时，那里的人口大约是九千人。这是我们环球旅行生涯的后一站，我们的家是一座黄色的有三居室的老房子。爸爸已经在泰勒的百事可乐灌装厂找好了一份工作。我转到杰克逊中学读十年级。
在杰克逊维尔，道尔·韦恩想尽办法阻止我走上邪路。然而，我们兄弟俩都不被小镇人接纳，没有确定的朋友，我们彼此更加互相依赖。我们是曾经游历世界、在军队待惯了的小鬼，杰克逊维尔老家的人是圆形的孔，而我们却是方形的木钉，我们无法融入东得克萨斯的小镇。我们想念基林的朋友，因此，1973年春天，我们开着爸爸的破车——1964年产的福特经典火箭车去看望我们的朋友。道尔·韦恩其实也想回去看看他过去的女朋友，而我，只想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小镇。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叫拉里·泰勒的男生，我们计划离家出走。一天早晨，我们两个逃课，找到一辆钥匙留在点火器上的汽车。我们设法开到了基林的胡德堡。红灯时，车熄火了。一辆军警的吉普车亮起蓝色警灯，把我们拖到路边，查出我们的车是被盗车辆。我们被当地的军警站拘留，他们通知我们的父母来领人。不久之后，我们再次逃学，偷了一辆雪佛兰黑斑羚，这次我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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