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赢人心：《韩非子》《十六策》《贞观政要》中的政德艺术！

君臣之间的忠信是相对的，如果君主不行仁政，那臣子就可以有二心。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团队的领导人，在面对复杂的形势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但是非常手段也是要有底线的。本书告诉您具体的手段，以及底线在哪里。

原文：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帝范》）

译文：

人民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建立的先决条件。做君主的外观上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像山岳一样，稳重而高峻；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具有永恒的光热，而且普照万物。君主是老百姓行动的指南，也是天下民众所向往的归宿。

解读：

想要驭人的君主，首先要做好自己，因为君主是人民的表率。这里提到做君主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外在要稳重，遇事就不知所措的人是做不了君主的。再者要有能量，像阳光普照万物一样，如果没有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又不能发挥，也是做不了君主的。后重要的就是要爱民，让人民有所行、有所归。

案例：

汉文帝爱民如子兴天下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就奉行孝道。刘恒被封为代王时，生母薄太后跟随他住在一起。刘恒与母亲感情深厚，倾心地侍奉母亲，尽力让她感到快乐和满足。然而薄太后身体虚弱，常患病，连续三年都卧病在床。三年里，汉文帝每日勤理朝政，下朝后便衣不解带地陪伴在薄太后病床前。给太后煎好的汤药，他总要亲自尝过才放心让母亲服用，唯恐药饵失调。那些日子里，汉文帝往往通宵达旦，陪伴在母亲身边。三年后，母亲的身体终于康复，他却由于操劳过度累倒了。汉文帝的仁义和孝顺感动了天下人。

汉文帝为人节俭敦朴，严于律己，私用物品很少增添。有一次他想修筑一座露台，算了一下需花费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就作罢了。他反对厚葬，其墓陪葬品全用陶器，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他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

在汉文帝时，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叫作“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一穿多年，旧了，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朴素服饰。即使自己宠幸的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得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不带花边。

汉文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甚至十年免收全国田赋。他还亲自耕作，做天下之表率，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与后来的汉景帝一起开创了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

汉文帝刘恒，以帝王之躯，行节俭之道，严于律己，并且十分勤政爱民，如此，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好的君主呢？！

同理，在现代的团队协作中，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带头人，自己就要率先垂范。

 

原文：

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帝范》）

译文：

人君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这样他的心才能包容宇宙，涵容万物。没有威望和好的德行，就不能号召远方；没有慈善和广厚的爱心，就不能安抚万众。以仁义来安抚九族，对大臣要以礼相待。敬奉祖先要做到孝，高居皇位要时时想到谦恭谨慎。君王应该克己勤劳，以彰显自己的德义。如果做到了上面的这些，就具备了为君的大体。

解读：

君主要想驾驭万民，要有广大的胸怀，如果君主为了小事就斤斤计较是不能成就大事的。还要有威望和爱心，这就既要树威，以使邪恶屈服，又不可穷兵黩武，要有仁爱之心。而且在皇位上要谦恭谨慎，不能唯我独尊。还要勤于政事，克制自己的私欲，彰显自己的仁德。君主正了，臣民还有什么不正的？

 

案例：

唐太宗勤政爱民铸贞观

唐朝贞观之治，并非一开始就造就的生平景象。贞观初期，天下连年灾害，尤其是贞观二年（628
年）的关中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唐朝的储备粮也将要用尽，饥馑不但危及百姓的生命，也危及大唐王朝的安危。唐太宗李世民像历代帝王一样，将五谷丰登的希望，寄托于上天，但上天不为所动，旱灾依旧肆虐。李世民提出开渭河引水灌溉农田，又遭到众臣的反对，说开渭河将毁及龙脉，累及民力，有损大唐的根基。李世民面临登基以来的困难。李世民想要知道百姓们真实的想法，于是换上布衣，拿上木锨，走出宫殿。在城门外，他遇见了众多百姓，那些百姓是专程为开河而来的。李世民看着自己的百姓，不由得潸然泪下。贞观四年（630
年），开春就有好消息，北胡部族内乱，突利率十万余众投奔李世民。

李绩在漠北打败颉利。这年岁末，关中、河南、山东等地五谷丰登，朝臣上书说天下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马牛布野，外不闭户”，还说这一年因犯罪被叛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李世民不完全相信，他要微服私访，亲自下去看看。李世民来到自己曾经征战过的永丰仓城，遇到了一个中年汉子，那汉子说他长得像十五年前永丰仓城外的一个年轻将军，那个将军开了永丰粮仓，分给他们许多粮食，他们一家才没饿死。李世民问汉子：“如今的皇上，与当年的那个将军相比如何？”那汉子回答：“那个将军怎能和当今的皇上相比，将军只是分给我们一年的口粮，皇上让我们年年有粮、有衣。”汉子这话让李世民很感动。李世民来到洛阳，又是元宵节时，街上灯火虽不比隋朝豪华奢侈，但百姓的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李世民立大志做明君，于是能广开言路，于是群臣进谏。旧时臣子考虑龙脉，不可谓不忠，李世民听完大臣们进谏，是为胸怀广阔；李世民为社稷多次深入民间，是为勤政爱民；贞观四年（630
年），北胡部族内乱，突利率十万余众投奔李世民，李世民接纳他们，同时又派李绩在漠北征战，打败颉利，恩威并施，树立威信，又不滥杀无辜黩武穷兵，于是立威四方；为君如此，爱民勤政、威镇四方，于是有贞观之治。

“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一句中国古语，但是在现代一点都不过时——一个人想要带领团队一路领先地走下去，那么他本人就不能太懒惰，这样就会上行下效，形成良好的风气。

原文：

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毕载。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顺，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韩非子》）

译文：

上面如果不是有辽阔的天，就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心胸如果没有大地那样宽广，就不能负载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细流不加选择，所以能够形成它的富有。所以君主要像天地那样遍覆毕载而使万物齐备，要像山海那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而使国家富强。

君主没有愤怒引起的毒害，臣民没有因积怨造成的祸患，君主和臣下都归真返璞，把道作为归宿。所以长远的利益积聚了，巨大的功业建立了，名望树立于生前，恩德流传于后世，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境界。

解读：

这里再次强调了君主要有宽广的胸怀，因为只有善纳万物，才能成其天下。在广纳万物之时，还要尽归于道，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如果积聚众人去干坏事，那也终会失败。

 

案例：

光武帝与“强项令”：胸怀宽广成大业

董宣当洛阳县令，当时湖阳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了人，因为藏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抓捕，等到公主出门，这个家奴陪同公主一起乘车，董宣在夏门外的万寿亭等候，拦住（公主的）马车，用刀圈地，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呵斥家奴下车，接着便把家奴打死了。公主立即回到宫里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极为愤怒，召来董宣，要用鞭子打死他。董宣磕头说：“希望乞求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想说什么话？”董宣说：“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

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将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鞭子打，请求能够自杀。”当即用脑袋去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命人扶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答应。光武帝命小太监强迫他磕头，董宣两手撑

地，一直不肯低头。公主说：“过去弟弟做百姓的时候，隐藏逃亡犯、死刑犯，官吏不敢到家门。现在做皇帝，威严不能施加给一个县令吗？”光武帝笑着说：“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样。”当即命令：“硬脖子县令出去！”并赏赐董宣三十万钱。董宣把它全部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捕捉打击倚仗权势横行不法之人，没有谁不害怕得发抖。京城称之为“卧龙”。当时有歌谣歌颂他说：“衙门上没人击鼓鸣冤的官吏是董宣。”

光武帝刘秀不但没有因为公主告状就处死强项令董宣，反而赏赐了他三十万钱，于是董宣更加卖力地整顿吏治、打击不法之徒，一时治下清明。

相反，如果刘秀当时处死了他，或者是处罚了他，效果就可能完全不同，也就不可能有“光武中兴”的局面出现了。由此可见，君主胸怀宽广在治国的时候作用十分重要。

封建时代的君主尚且知道为了国家繁荣，要宽容臣子的言论，尤其是忠贞的臣子的言论，现代团队的领导者也一样：只要没有太大的恶意，对于优秀团队成员的棱角，能包容的还是尽量要包容。

 

原文：

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便宜十六策》）

译文：

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传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解读：

做领导的人应该有一定的规则，针对不同的人和事，有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些不变的规则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否则就会出现祸乱。

案例：

李世民因人而异对臣子

玄武门政变后的第三天，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两个月之后李渊退位做了太上皇，李世民登上皇帝之位，后人称之为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

魏徵曾经是李建成的谋臣，杀李世民就是他的主意。李世民爱惜其才，不但没杀魏徵，还让他入朝为官，魏徵很是感动。于是魏徵一生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数次以死进谏，使李世民帝王颜面尽失，李世民也数次说要杀魏徵，终也没有执行。于是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和“以史为鉴可以正社稷”的佳话。

对待突厥颉利可汗的进攻，李世民则态度坚决：他亲自带领萧瑀、封德彝等六名文臣，骑马出玄武门，在城外渭水边与颉利隔水相见。李世民指责颉利违背信义，言明与大唐为敌之利害。随后，李世民又指挥后到的唐军从容布阵。颉利慑于李世民的气度，始终不敢过渭水。李世民命唐军撤离，独自一人留下，与颉利讲话。萧瑀为李世民担心，劝李世民调回军队。李世民自有留下的道理，一席话说得萧瑀心悦诚服。当天，颉利便只身到李世民帐下求和，李世民和颉利结盟，突厥大军退回草原。

对待魏徵，李世民大度包容，虽然几次因为面子不好看而要扬言杀人，终也没有执行；面对叛乱的边疆首领，李世民则表现出了诚意、实力和真挚，三管齐下，使北胡大军退回草原。对待不同的人和事，他有不同的办法，但只有一个核心原则不会改变：大唐的稳定和繁荣。作为领导，应当容得下各类下属，只要大家都是为了集体共同的繁荣就好，这一点是不能变的。谁有危害之心，立刻要像李世民指挥后到的唐军从容布阵一样，拿出杀伐决断的态度，只有这样，团体才会蒸蒸日上。

 

原文：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

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韩非子》）

译文：

所以说：除去爱好，除去厌恶，臣下就表现实情；除去成见，除去智慧，臣下就戒饬自己。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处在它适当的位置上；有才能不用施展，以便察看臣下依据什么；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君主离开智慧却仍有明察，离开贤能却仍有功绩，离开勇力却仍有强力。群臣恪守职责，百官都有常法，君主根据才能使用他们，这叫遵循常规。

解读：

君主要坚持以虚静的态度对待臣民，不要表露自己的欲望和见解，使臣下无法推测君主的心意。君主要做的就是要臣子和万民自己去做，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

 

案例：

乾隆帝“明知故犯”用和珅

众所周知，和珅“富可敌国”，是大清王朝的大贪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清朝政府的年财政总收入折合白银约七千万两，和珅被抄家时，却抄出黄金三万二千多两，白银两百余万两，地产一千二百六十六顷，房产一千余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饰物等，总价折合白银至今尚未有定论，有说合白银一千万两的，有说两千万两的，也有说达到了八万万两的。和珅不仅是大清王朝的大贪官，也可能是中国历大的一个贪官。

按照大清律例，朝廷命官贪污大内库银是杀头之罪，和珅为何在被称为盛世的乾隆朝得以侥幸逃脱？从远处说，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使然；从近处说，是唯我独尊的皇权使然。和珅结党营私，大肆敛财，乾隆皇帝并非不知情。

和珅在朝二十余年，曾多次被官员们告发，却仍然得到皇上的宠幸，未尝有一次被成功弹劾。除了他自己稍见端倪，必设计除之而化险为夷，更多的是得到了乾隆的庇护。

乾隆为何要庇护和珅？这是因为和珅的贪腐不仅尚未危及皇权的安全，相反，让不同派系的官僚势力相互牵扯，却能更为有效地维护皇权的威严。乾隆深信，容忍和放纵一定程度的贪腐是极权体系得以长久维护的必要条件，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一个掠夺型的权力寻租行为，是庇护和维持体制得以延展所必需的权力联动现象。研究表明，贪腐在现时的权力旋涡中形成了一种质押机制，它使由官僚集团腐败体系中处于低层次的内部人发动反叛的可能性小化。

乾隆皇帝的举动，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虽然有很多不可理喻之处，但也是很好的为君之道：君主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欲望和见解，使臣下无法推测君主的心意。在领导团队的时候，领导们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乾隆皇帝的做法，可是一定要学习乾隆帝的不动声色啊，只有这样，团队成员才能既高效工作，又相互牵制，而有的时候这种微妙的制衡，恰恰是一个团体活力之所在。

原文：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贞观政要》）

译文：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

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解读：

这是唐太宗的为君心得，他强调要居安思危，克己求正，使人尽其才，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君主只要无为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无不为。

案例：

晋悼公：有准备的“无为而治”

春秋时期，有一次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国君慌了，急忙向十二国中的晋国求和，得到了晋国的同意，其余十一国也就停止了进攻。郑国为了表示感谢，给晋国送去了大批礼物，其中有：著名乐师三人，配齐甲兵的成套兵车共一百辆，歌女十六人，还有许多钟磬之类的乐器。晋国的国君晋悼公见了这么多的礼物，非常高兴，将八个歌女分赠给他的功臣魏绛，说：“你这几年为我出谋划策，事情办得都很顺利，我们好比奏乐一样的和谐合拍，真是太好了。现在让咱俩一同来享受吧！”可是，魏绛谢绝了晋悼公的分赠，并且劝告晋悼公说：“咱们国家的事情之所以办得顺利，首先应归功于您的才能，其次是靠同僚们齐心协力，我个人有什么贡献可言呢？但愿您在享受安乐的同时，能想到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书经》上有句话说得好：‘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现谨以此话规劝主公！”魏绛这番远见卓识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晋悼公听了很受感动，高兴地接受了魏绛的意见。

晋悼公以文治武功引领晋国走向全盛，强化封建统治，铸造军国霸权。他挟天子而令诸侯，和戎狄以征四方，使晋国强势崛起，称霸中原，实乃天赋异禀的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纵横家，晋国霸业的复兴者，华夏民族融合的积极推动者，春秋中后期出类拔萃的诸侯。他勤政爱民，亲贤远恶，果敢敏捷，从谏如流，是先秦乃至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天才君主。他不是天子却胜似天子，无霸主之名而具霸主之实，年纪轻轻却在政治上异常成熟。

他短暂的一生，宛如流星闪耀，划破先秦的历史长空。其诸多英明决策，影响华夏数千年文明的发展与传承。他取得如此的成就，和他的居安思危意识是分不开的。为君如此，在现代社会，作为团队的领导也一样，只有有忧患意识，提早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无为而治”。

 

原文：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贞观政要》）

译文：

历代帝王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

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解读：

善始者往往难善终，因为等有了天下后，君主就会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这样就会失去民心，民心散了，那天下自然就乱了。所以这里提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要懂得民心的向背呀！

案例：

齐桓公前紧后松，下场凄惨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的霸主，但是晚年昏庸，常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为借口，耽于国事，并宠信易牙、竖刁、开方之徒。

齐桓公曾开玩笑地说想尝尝人肉的滋味，易牙就把自己亲生的儿子杀死，将儿子的肉蒸给齐桓公吃。竖刁为了达到能亲近齐桓公的目的，主动把自己的阳具阉割掉。开方本是魏国的公子，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忠诚，十五年不回魏国见父母。

齐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重，齐桓公前来探望，问管仲将来谁可接任宰相之职。

齐桓公问：“易牙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易牙杀自己的儿子以迎合国君，不近人情，这个人不能用。”桓公问：“开方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开方父死不奔丧，违背亲情迎合国君，这种人不宜亲近。”桓公又问：“竖刁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竖刁阉割自己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也不能重用。”

管仲去世后，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终还是重用了这三个人，他们掌握了齐国的大权，尽失民心。齐桓公四十三年，齐桓公病重，齐国五位公子各自拉帮结派争立太子，易牙、竖刁等人趁机作乱。

他们堵塞宫门，加高了宫墙，不许任何人进入王宫。桓公病重，在宫里又无人照顾，有一宫女翻墙来到桓公居室。桓公说：“我又饿又渴，外面是怎么一回事？”宫女说：“易牙、竖刁堵住了宫门，拿不到吃喝的东西。”桓公

这时才慨叹自己用错了人，觉得死后无颜见管仲，于是用衣袖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活活饿死在病榻上，饿死之后，他的尸体停在宫中无人敢收尸入棺，在床上停放了六十七日，尸体生出的蛆虫爬出门外。直到公子无诡即位后，

才入殓、发布公告。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作为团队的领导，带领自己的团队开拓新的领域，自然不易，打开局面后庆祝是可以的，但是请各位领导者铭记：要善始善终，能开拓能守成，才算得上一位优秀的团队领袖。

 

原文：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贞观政要》）

译文：

贤明的君主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也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好方法。

 

解读：

这是魏徵给唐太宗所上的箴书之一，指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定幸福的好方法就是要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克己勤民，居安思危，只有这样才能使臣民恭顺，利于统治，否则就会重蹈前朝覆辙。

案例：

居安思危，大汉方兴

《史记·平淮书》中写道：“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场……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这是司马迁笔下的西汉刚刚建立时的社会面貌，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国内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物资匮乏，连皇帝也弄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子，将相只能坐牛车；粮食、马匹的价格异常昂贵，一石米的价

格高达一万钱，一匹马的价格则高达百两黄金。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局面，西汉王朝的君主们几乎白手起家，吸取亡秦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措施如下。

汉高祖刘邦时期：（1）劳力归农。（2）轻徭薄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3）薄敛赋税，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政府每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占收获物十五分之一的田税）。（4）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

（公元前
200
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汉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特别是文、景两代（汉文帝与景帝共在位
39年），都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主要内容有三点。（1）重视农业生产。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嘉奖努力耕田的人；文帝减轻了人头税和徭役，实行与民休息的措施。（2）提倡节俭。如文帝身体力行，带头提倡：取消建造价昂贵的露台；死前留遗嘱，主张自己的丧事从简。（3）减轻刑罚。文帝废除了亲属连坐法，用笞刑（用竹板子打）代替使肢体残损的肉刑；景帝再次减轻了笞刑。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使得汉高祖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发展，从而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为西汉达到鼎盛时期奠定了好的基础。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社会面貌完全焕然一新了，在世界上威名远播。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反映了汉朝经过休养生息政策后，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的景象：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很多团队往往是在危险的时候组建的，团队领导也多是临危受命，请各位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借鉴前人的教训，这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原文：

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贞观政要》）

译文：

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德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种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水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淫乱，其实和淫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

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解读：

成由勤俭败由奢，对于夺取天下的君主来说，如果以为就此可以为所欲为是不行的。特别是一味地役使民力，使民不聊生，这样就会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自然就会产生祸乱，则君主危矣，国家危矣。

案例：

大清王朝：成由勤俭败由奢

清朝的兴衰能说明问题。

17
世纪中叶清王朝定鼎北京以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下，国家统一、人丁兴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国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康乾盛世”。

雍正二年（1724
年）全国耕地已达八点九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六点七亿亩。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增至九点五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十亿亩。人口发展也快，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已突破一亿大关，雍正十二年（1734
年）则为一点四亿，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三亿大关，人均占地三点五亩。粮食产量约计两千零四十亿斤，人均口粮约六百八十斤，如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达六百斤。

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

清代中国的疆域，其东北地区，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其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喀什湖（现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以西；其北部地区，北至今蒙古国恰克图；其南部，至南沙群岛；其东部，达沿海地区。清朝盛世时疆域辽阔，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到乾隆即位，至乾隆二十年（1755
年）前后，从君主到八旗普通子弟，还是励精图治的精神面貌。从乾隆中叶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怠惰之气开始抬头，甚至出现了因某地过于艰苦而官员不愿意赴任的情况，加之乾隆六次下江南，多次兴修园林等，自嘉庆立朝，大清就开始走下坡路，逐渐风光不再。到同治、光绪二帝，则达到了君主虽有心改革，但利益盘根错节，无法推行的地步，甲午海战，直至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彻底走向覆灭边缘。

团队也是一样：经历了初的艰苦创业，到达兴盛阶段，这个时候如果领导者头脑清醒，就应当继续保持初创时期的锐气，不应当任由团队中怠惰和奢侈之风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