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8663丛书名: 无
《必要的改革》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作品，书中汇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1位专家，从金融、医改、老龄化、城镇化、企业发展等中国读者切身关心的视角，共话改革开放这40年来的非凡历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是一段辉煌而传奇的历程。这场改革涉及领域之宽广、影响力度之深邃、牵动局面之复杂，堪称前所未有。40年年弹指一挥间，其间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从国家到个人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道路与选择，思路和理念，相互交织、碰撞。
《必要的改革》融汇了国发院11位资深教师数年来的研究积累，共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一段辉煌而传奇的历程。林毅夫、姚洋、赵耀辉、刘国恩、卢锋、黄益平、杨壮、陈春花、张维迎、张黎、周其仁从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金融新秩序、老龄化社会、医疗改革、宏观调控、金融改革、中国制造与创新、企业家发展与成长、真实的商业社会和城镇化等多方面展现了40年来的思想变革、政策制定和社会变化，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的独特视角。
第一章 林毅夫：必要的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第二章 姚洋：选择与未来——改革开放靠的是什么
第三章 赵耀辉：老去的中国与改革下半程
第四章 刘国恩：牵一发动全身的医改
第五章 卢锋：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第六章 黄益平：金融改革攻坚战
第七章 杨壮：中国式创造——从中国制造到硬创新
第八章 陈春花：“行业先锋”企业做对了什么
第九章 张维迎：改革就是释放人的力量
第十章 张黎：不一样的商业世界
第十一章 周其仁：城镇化——“到城市工作”与“在城市生活”
序
姚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讲述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师们和中国改革历程的故事。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的历史。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是 1994 年由 6 位海归经济学家成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5 年来，它延揽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经济、管理、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成为中国高校对国家政策影响最大的学术机构。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师群体拥有骄人的学术成就，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积极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国的进步。这一精神特质根植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张维迎等前辈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是极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那时的经济学界崇尚的是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知识和理论，并以改变现实为己任。周其仁的农村调查、宋国青关于粮食征购价格的论述、张维迎为钱正名、林毅夫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无不带着对现实的关怀和改变世界的雄心。以现在的眼光观之，那时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还不是很严谨，但充满激情，令人心向往之。在过去的 25 年里，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国际化与规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初心不改，关注中国现实仍然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精神基因的显著特征。
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们的贡献。早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林毅夫老师就提出“新农村运动”的建议。这一建议于 90 年代末被政府采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国内掀起了一波关于开放和改革的讨论热潮。周其仁老师积极参与了电信改革的讨论，
并提出了中国电信的分拆改革方案。这一方案从不被主管官员理解到最终被政府采纳，创造了学者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典范。21 世纪伊始，中国股市“老鼠仓”遍地，吴敬琏先生因此称股市为赌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仅没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声援吴先生，而且股市内外对吴先生的批评和谩骂此起彼伏。宋国青老师特立独行，
顶着巨大的压力站出来，痛陈“老鼠仓”的危害，呼应吴先生对股市的批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专门为此举办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老第二教学楼的 500 人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此举对于扭转局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对股市的整顿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学术争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两人就围绕国企的优劣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为随后进行的国企改革澄清了许多理论问题。近年来， 两人又在产业政策方面直接交锋，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林、张之争，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践行北京大学兼容并包传统的典范。这种争论的目的，不是看谁的理论占据上风，更不是博取公众的眼球，而是生发和哺育思想市场，激励争论双方以及后来者的思考，
推动学术进步，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多角度的视野。事实上，像林、张这样和而不同的争论，国家发展研究院还有不少，其中之一是李玲和刘国恩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两人都是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但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完全不同，两人的政策建议也经常被政府采纳。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此时，推进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周其仁老师回归农村， 在成都等城市进行深入调查，总结土地确权和流转的经验，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农村改革蓝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本人关于小农经济长期性的论述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示，对于扭转 2013 年以来公司化大农场的盲目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晋涛老师主持的水资源研究打破了我国水利部门大规模区域调水的思路，为国家制定更加理性的水资源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变，黄益平老师适时地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成为政府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所采用的称谓。我本人则于 2016 年提出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债转股、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获得政府的采纳。
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管控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头等大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这方面发挥了民间外交的积极作用。在时任院长周其仁老师和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老师的支持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肯定之下，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起“中美经济对话”，自 2010 年 1 月起，每年两次（1 月在纽约，7 月在北京），至今已经举办 17 次。这个对话是中美多个二轨对话中最为频繁的对话，成果得到王岐山、汪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同时，对话也拉近了中美两国学者和业界人士之间的距离，增强了
双方的了解和互信。
国家发展研究院不仅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而且为政府输送人才。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6 位创始人之一，林毅夫于 2008—2012 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其仁、宋国青和黄益平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玲和刘国恩先后担任政府医疗改革咨询专家，更多的老师担任省级政府咨询专家。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生遍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重要政府部门，一些也已经走上领导岗位。
除了对政策的直接影响外，国家发展研究院还通过媒体和政策研讨会影响公众与政府决策。事实上，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这些公开的途径。卢锋老师长期坚持每季度举办朗润经济观察，在政策界和金融界有很大的影响力；黄益平老师主持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格政政策讲座系列，已然成为政策研究发表的一个重要平台；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简报》系列已经坚持了 20 余年，成为一些学者和官员了解政策研究动向的必读材料。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的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产生了许多有政策影响力的学术著述。远的不说，近期，木兰青年学者张丹丹老师所做的留守儿童经历对成年期犯罪影响的研究、“千人计划”学者张晓波老师所做的雾霾对于认知影响的研究、李力行老师所做的信息与国企改革关系的研究、余淼杰老师所做的关税下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席天扬老师和我所做的官员能力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等，呼应了社会的关怀，结论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跟随和模仿上，开始设定自己的议题。假以时日，国家发展研究院一定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
除了经济学者外，国家发展研究院还有一批优秀的管理学者。杨壮老师的领导力课程、张黎老师的营销课程和宫玉振老师的曾国藩管理课程，已经成为我国商学教育领域的经典课程。2016 年，著名管理学家和企业实践家陈春花教授加入国家发展研究院，大大加强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商学教育和研究。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不仅自己做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且全力投入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为我国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公共品。海闻老师发起成立的中国经济学年会至今已经举办近 20 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2006 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其他院系一起发起“中国家庭跟踪调查”，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和个人追踪数据；赵耀辉老师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曾毅老师主持的“超龄老人健康调查”，为我国的老龄健康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
本书作者林木是国家发展研究院 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 在校学习期间被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家国情怀感染，在 2014 年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 20 周年之际写就此书第一版。本书为第二版，是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及国家发展研究院即将成立 25 周年而做的修订版。虽说是修订版，但因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林木为这本书再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和领导为这本书的出版也倾注了精力。这本书自第一版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在此，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全体同人向林木和中信出版集团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新时代的改革关系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终实现，改革的重点、难点、机遇和出路何在？《必要的改革》汇集作为全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资深老师们的多年研究积累，从多个侧面为读者详细解说。
——林毅夫 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在过去的25年里，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初心不改，关注中国现实仍然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精神基因的显著特征。
——姚洋 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第一章 必要的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林毅夫
尽管已经自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卸任6 年，但林毅夫教授依旧对自己在世行任期第一年时去过的莫桑比克记忆犹新。
那是一次从莫桑比克首都出发的“下乡”之旅，到达目的地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途中还会经过一家农贸市场。在一个人均收入只有 477 美元，位居全世界 166 位［据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数据］的非洲国家，农贸市场无疑会引发经济学者巨大的兴趣。“看到农贸市场，我感到很好奇，想去看看市场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于是，莫桑比克的陪同官员和我一起下车往农贸市场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农贸市场外面有一群 10 多岁、长得很可爱的小姑娘，她们用一个篮子装着杧果，举到游客面前招徕生意。我们冲着小姑娘走过去，这立刻引起农贸市场门口的警察的注意，他们跟过来了。小姑娘看到警察也跟过来，拔腿就跑，还带着她们的杧果。当然她们还小，跑得快的就跌倒了，满地都是杧果，小姑娘捡起杧果立刻跑走了。”
林毅夫教授的问题是：小姑娘为什么不在农贸市场里卖杧果呢？后来，他了解到，原来莫桑比克的农贸市场和中国的一样，进场就要收费，小姑娘从家里的杧果树上摘了杧果去卖，但为了省钱，只能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市场外面卖。在林毅夫教授看来，这种“冒险”和“勤劳”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讲的“企业家精神”。
这与 40 年前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的故事几乎没有不同： 人们发现市场上有什么需求和机会，立刻组织各种资源生产出来并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过程中，小姑娘不仅抓住了获利的机会，而且还冒了风险——通过计算成本和效益，小姑娘知道如果进入农贸市场就得交费，交了费就赚不了钱，所以她们选择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市场外面卖杧果。
“这些卖杧果的小姑娘只是广袤非洲的一个缩影。在世界银行的4 年间，我几十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亲历了无数个这样的‘营商故事’。中国历经改革开放 40 年，实现了从贫困到中等富裕国家的跨越。中国的成功故事是否可以为非洲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参考？”
南南学院：可以向中国学什么
以下是新华社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发布的习近平主席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的回信。此时距离南南学院宣布设立不过两年时间。
2015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南南学院。南南学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管，商务部委托北京大学主办，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林毅夫教授担任院长。
2016 年 4 月 29 日，南南学院揭牌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举行。同年 9 月，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这批新生包括攻读国家发展方向的 30 位硕士和 10 位博士，他们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中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
南南学院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与南南国家的合作从资金与工程支持转向发展智慧与发展理念的交流。2015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战略合作中有十项举措，前三项分别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帮助非洲国家完善基础设施。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因此，中国的理论对于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战”后，发达国家给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超过 3 万亿美元，数额巨大， 出发点也非常好。但它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依据，援助的效果差强人意。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减少的贫困人口不计在内，“二战”后到 2000 年的半个世纪间，世界贫困人口并未减少。
“消灭贫困是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使命之一，然而这项使命完成得并不顺利。”作为世界银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亲身参与了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林毅夫教授在多次赴非洲调研之后，对中国和非洲的体会更加直接和准确：“现在的非洲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
农村本身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要结构变迁，进而助推国家整体的工业化。工业化几乎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梦想的目标——从农业社会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然后像其他抓住窗口机遇期的国家一样，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改变现在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过去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这条工业化道路走得并不顺利，原来建立的工业垮台了，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
而且不断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工业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林毅夫教授坦言，南南学院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能够把国家发展好，不仅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更要发展好民生。2016 年，南南学院成立伊始，即有评论把它称作“中国的肯尼迪学院”。从学员构成来讲，北京大学的南南学院与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的确有相通之处：培养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社会精英，让他们在学成之后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肯尼迪学院的确培养了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部长。但林毅夫教授认为，这并非是教育成功的标志：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是希望这些学生回去以后，能够用在南南学院学到的知识把国家治理好——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少都在肯尼迪 学院学习过。从这个角度看，肯尼迪学院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对 于南南学院学员的期待是，回国以后他们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发展经济、实现繁荣，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肯
尼迪学院的教育理论以美国为主，经验以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为主。理论决定于前提条件，那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是 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那些前提条件，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拿
回去之后甚至可能把问题搞得更糟。”
“逆袭”从来都非易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贫穷。当时全球共有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极少数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来又能进入高收入之列的更是少之又少。“二战”结束后的 70 多年来，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进阶的，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两个经济体——中国大陆则有望在 2025 年变成第三个。
那么，那些本身基础就比较雄厚的国家是否更容易实现飞跃？来自世界银行研究团队的数据证实，截至 2008 年，全球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共有 13 个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行列，它们是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这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和西班牙三个经济体人口超过 2 500 万。
显然，真正能成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经济体非常少。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结构的变迁。从农业经济起步，逐渐发展起制造业，然后进入制造业的爬坡阶段，慢慢演变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此时的经济结构即以服务业为主了。因此，外来资金应该被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变迁。
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又因为发达国家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项目上没有比较优势，因此这些援助与贸易脱钩，是以赠款和优惠贷款形式提供的。但这些资金先是被用于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大规模制造业，发现不奏效后，援助国就要求政府退出，但效果依旧不好。这样，20 世纪 90 年代末又开始进行人道主义教育和健康援助，但这些都没有真正推动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变迁，也就无法帮助它们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援助是以南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比如怎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怎样建立工业园区。同时，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些资金把援助、贸易和民间投资结合在一起，
更接近市场行为，会更有效率，因此其效果也是互利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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