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野下的清代中国——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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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治（1929—2012），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社会的清官问题以及清朝的历史地位、皇位继承、宗族组织等问题多有精辟的阐述与论证，展现出宏观的史学观、鲜明的思辨性、深刻的理论性以及高超的思想性。本书系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学术讨论会文集，追忆了王思治先生生平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宏观视野下清代中国的方方面面。

刘凤云，哈尔滨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清代政治史、明清城市史的相关研究。先后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文化部及*的科研项目。曾应邀到日本东海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任访问研究员，并进行合作研究。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先后出版了《清代三藩研究》、《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权力运行的轨迹：17—18世纪的官僚政治》等学术专著，并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目录

为学术而奋斗一生的学者王思治先生朱诚如/
我所感知的思治教授郭松义/
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
——忆王思治教授瞿林东/
道德文章堪称楷模
——纪念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赫治清/
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王俊义/

中国史中华夷关系研究评述
——兼谈华夷一体观滕绍箴/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略谈
——从满族入主中原对清代历史的影响分析杜家骥/
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曹新宇黄兴涛/
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何平/
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李世愉/

“和珅跌倒”后的官场贪腐
——以广兴案为例刘小萌/
清雍正年间对地方官场陋规的清查整顿和防范
——以田文镜整顿河南、山东等地的官场陋规为例岑大利/
皇子开释与圈禁高墙
——康雍宫廷史事辨析杨珍/
清代惩处秘密会党律例的制定与实施秦宝琦孟超/
乾隆朝常平仓减价平粜问题研究和卫国/

清末民初一个乡绅的法律近代化
——以湖北汉阳《罗氏宗谱》为中心张小也/

清代“乌拉齐”初探赵志强/
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就任雍和宫总堪布考赵令志/
清代围场周边开垦与政策调整赵珍/
清代南疆办事大臣的职权考刘文鹏/
试论乾隆后期两位“鞠躬尽瘁”的封疆大吏
——孙士毅与福康安吴吉远/
康雍时期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珍贵文献吴伯娅/

康熙帝御赐廷臣书法常建华/
“家期马班，人各操觚”
——明清之际私修史书的人物评价问题阚红柳/
士风之堕与王朝盛衰
——从清嘉道时期士风说起陈连营/
雍正朝张泰基“钦赐进士”身份探微董建中/

编后记/

序言

评论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王思治的清史学说（代序言）

刘凤云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在王思治的家中，一直挂着司马迁这句名言的条幅，它表达了王思治作为史学家的高远志向，也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王思治的清史研究多以鲜明的思辨性和寓史论于宏篇叙述中见长，在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的阐释过程中，既能把握对历史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又能寓议论于流畅而翔实的叙述中，因而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引人入胜的思想性，这是王思治史学研究的特色。
早年，王思治主攻秦汉史，参与了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大论战”，成为“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说”阵营中的一员，发表了《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
原载《历史研究》，1955（1），见《王思治自选集》，20~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等系列论文及著作，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及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魏晋封建说”的分析和论证，通过阐述两汉奴隶制大量存在的史实以证“魏晋封建说”，并将其置于理论层面上加以探讨。他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原载《历史研究》，1980（5），见《王思治自选集》，3~19页。一文中指出：土地私有制依次出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里，所以土地私有制并不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开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生产形式，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多种生产形式同时并存，而其中有一种是主导的、占支配地位的，由它制约并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社会性质也是由它决定的；自耕农早在奴隶社会就大量存在，自耕农社会地位的变化动向，是阐明社会历史进程及社会性质的标志。王思治的上述观点，多有与前辈学者翦伯赞的讨论，且不乏精辟之论点，不仅在当时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使“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王思治将研究重点转向清史，开始对清代政治史研究进行“精耕细作”，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有关清朝历史地位、清初社会矛盾、明清战争、国家统一、皇位继承制度、历史人物评价、清前期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两淮盐商的盛衰、宗族制度等论题上，多有精辟的阐述与论证。
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王思治的研究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而了解王思治的治史方法与见解，同时就多方面问题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释读，也是本文的学术旨趣。
一、历史的高度：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
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是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定位和定性问题，它牵涉到如何认识满族由部落构建演变成民族国家、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农耕文化与游牧渔猎文化的冲突、落后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与融和，以及中国疆域的奠定与行政管辖的合法有效性等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运行轨迹及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然而，明清鼎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引发的震动之大，对社会及人们心理带来的冲击之剧烈，是任何改朝换代所不曾有过的。顾炎武不以“易姓改号”的“亡国”来看明清易代，而称之为“亡天下！”参见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顾炎武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肺腑之痛足以表达了时人的政治认同。而何谓“亡天下”?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他看来，满人以夷狄入主华夏，取代了汉人的统治，就是“仁义充塞”。而清军入关，屠城杀戮，剃发易服，就是“率兽食人”，它摧毁了明朝的“文明世界”。王夫之也将清军入关喻作“夷狄之乱华夏”，故有“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的议论。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汉昭帝三》；卷5，《哀帝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
可见，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认识，立足于“华夷之防”、“满汉畛域”的儒家正统观。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正统观在时人思想及观念中所具有的张力，随着满汉民族矛盾的加深，在清末演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口号，成为辛亥革命动员社会的能量。
从满汉畛域到民族革命，儒家的正统观虽几经解读、变异，但民族革命的思想除了被当时的革命者倡导之外，其影响力更是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学者中也是大有人在，而这一观念又直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