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文集

集陈传席先生著述之大成，读之如坐席听夫子论道。

陈传席教授是一位多思勤奋的作家和学者,除著和编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随笔及散文．这些文章较之专著更生动活泼，思想深邃和独到，其中不少文章往往一发表即引起关注甚至轰动．本文集共５集：第１集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主要集中研究＂原始时代＂和＂六朝时代＂的艺术概貌和画论；第２集为古代艺术史研究的＂汉唐五代时代＂和＂宋辽时代＂研究；第３集为古代艺术史研究的＂元明时代＂和＂清代＂研究；第４集为＂近现代艺术史研究＂和＂理论探索＂，对近现代的一些美术名家和理论问题进行评述和研究；第５集则收入了其后来结集为《悔晚斋臆语》的部分半白半文的奇思隽语以及为自己的著作和他人的著作所写的序跋．总之，这一套文集堪称陈传席著述之集大成，读之如坐席听夫子论道．

陈传席，著名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出版著作60余部，《中国山水画史》《六朝画论研究》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本社曾出版其著作《六朝画论研究》《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北窗臆语》《悔晚斋臆语》。

自序
    我这半辈子，只高兴过一次，那一次是为别人而高兴，但不久就后悔了，而且实践证明，那一次高兴是错误的，后来就一直没有高兴过。但我在努力，争取为自己高兴一次，可惜一直未能实现这愿望。日前，我要用我的笔写出我的苦闷，美术史研究暂告一段落。在友人和编辑的帮助、催促下，出版这本艺术文集，聊记鸿迹耳。
    我自1980年考上研究生后，正式从事美术史的研究。从1982年到1985年3年多时间里，我除开筹备中国美术史界次国际研讨会和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联展等浪费了一些时间外，主要精力都用于写作，有时一天写作一万字，那时精力好，不但写得快，新观点也层出不穷，看问题也比较准确。现在看来，当时不满意的文章，现在也许还写不出来。我虽然已出版了26部著作，但影响较大的还是早出版的《六朝画论研究》和《中国山水画史》等几本，也都写于1982年至1985年间。
    1985年，美国堪萨斯大学聘我任他们的研究员，并寄来很多函件和保证金，供我办理手续用。因为我出国的理由正当，手续又齐全，按规定应该在半个月内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并办好一切手续，可是两个月过去了，四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手续根本没办。我心急如焚，每日去找、去催，但毫无反应。写作工作完全停止了，我找到有关部门摆事实，讲道理，搬文件，说明我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该给我办。我有理，于是遇到当官的也讲，遇到老百姓也讲，越讲越气也越没用，大约一年时间，我每天火冒三丈，到处去找原子弹。那时我才认识到美术史根本是无用的东西。后来一位老资格的干部出于同情心，告诉我：“你真是书呆子，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你那样找法，根本没用，应该给你办，但不办你能怎么样呢？我给你打个招呼吧。”她不知给谁拨了一个电话，奇怪得很，第二天就批准下来了，我当时愣了，老实说我已绝望了，精神也没有准备。唉，这世界……。到了美国，我搜集很多资料。回来后，我遇到各方面的挫折，研究就停了。后来我的兴趣和精力都转移了，兴趣转向文学史和人文史，精力移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对大型辞书《辞源》向来不满。辞源，应该是辞之源，也就是某一词早出现于何处何时。事实上，《辞源》中举出的唐代的例子，我可以找到汉代的例子，《辞源》上举出的汉代的例子，我可以找出战国的例子，甚至经书上的词，都被《辞源》编者遗漏了。我从1980年始，正式着手修定《辞源》，1987年后，主要精力用于此。我手中4本
《辞源》，天头、地脚，写得密密麻麻又加纸条，有的一面上就加有几页纸。
    二、清人严可均曾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后世学者之书。严氏功劳是巨大的，但我发现他对隋代之前的文辑得并不全，文物出版社出版我辑的《六朝画家史料》，我在前言中已说明这个问题。于是我同时着手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佚文。我这一工作得到了很多老先生的赞同，都认为是一件不朽的工作。
    三、写作《中国人文史》。
    四、写作《中国现代绘画史》。
    因为我是美术史教授，这期间我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美术史著作和论文，实际上都是1982年至1985年间积累的稿子或那时思考的结果。美术史研究的成果，我不满意，但以上四项成果，我比较得意。
    我大概是世界上倒霉多的人。略有得意，跟上来就是大的倒霉。1995年初，一场大火灾降临，将我的寓所焚烧一空，我的半生积蓄，数万部藏书，我收藏的名人书画及文物皆烧光。更严重的是将我以上四项尚未出版的成果手稿也烧去，和这些成果有关的资料也烧去，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造物主为什么这样待我？我的心血，我的前途，我的命运皆系在这几本书上……。“是命也夫，命也夫！”几乎所有人都说：“如果是我遇到这样大灾难，即使不死，也必得神经病。”好在我半生中经受的灾难太多，而且我早已将人生和宇宙看透，世界上一切本于无，将来也必归于无。何况已经烧去，损失已十分巨大，如果再为此痛苦，或者得了神经病，那损失就更大。不如
一笑了之。所以，很多人都奇怪我，不该痛苦的天天痛苦，该认真痛苦的，反而不痛苦。但后来学校和有关部门统计我的学术成果时，就麻烦了。因为我的藏书都烧去了，我发表的论文，我原都保留一份，现在都烧了，也无从查证。这一次搜集我已发表的论文，就更加麻烦，四处查找，有美图书馆、资料室都一一查找，才找到二百多篇，实际上我已发表四百多篇论文。这二百多篇未必都能入集。我也没有时间再看一次，只是根据印象，选择其中一小部分，又筛选一遍，因为出版社要求这套书不要超过150万字，而且他们打算帮我再编一本《陈传席美术评论集》，所以，其中评论性的文章大都抽下去了。我后又精简一番，当然也加了一点，然后基本上定稿了。很多已发表的论文，因无法找到原发表的杂志，无法收入，十分遗憾。昔郑板桥自编诗集，其自序中有云：“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生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余则反其意而云： “传席论文暂集于此，生前死后，如有知音或好事者，搜求未入集之文而补入者，吾必欢欣鼓舞，合掌而谢之。”
    文集中一些论文的有关情况，我还要剖白于读者。
    大部分论文后都注明发表日期和刊名，但这不是写作日期；少部分论文未注日期和刊名，有的是复印时忘记记录，再去查找一次太麻烦，便不注了；还有的是系列文章，分开发表，如《李唐研究》中的主要文章都在《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等刊物上发表，这次将《李唐研究》全文收录，因而就不再一一注明其中各文的发表日期和刊名了。
    “六朝时代”的论文大约都发表在1983年前后，后来收入我的《六朝画论研究》一书中，国内外真正研究六朝艺术的学者鲜有不引用我这本书中观点者，这本书为很多学者和从事艺术史学习的青年所需，但出版社以“赚钱不多”为由，不复再版。这次因考虑社会需要，基本上都收入文集中，也没有一一标注发表日期。因为我的《六朝画论研究》是1984年出版的，1991年台北学生书局再版时，我只加写一个“台版自序”，其余一字未易。所有论文都发表于1984年前。国外学者著述引用我的观点者，都加注明，大多学者还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寄一份给我，表示感谢。国内学者著述引用或讨论我的观点者，也大多注明，但有少数学者引用我的观点未加注明，有的作者见到我声明一下，说：原注释中注明引用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但被编辑删去，云云。著书立说者引用我的观点，我都很感谢，但希望注明一下，否则，不注意发表日期的读者反而会误认为我受了别人的影响。
    编者告诉我，在很多影响较大的刊物上发现很多篇其他学者的论文，实际上都是我10年前已发表过的旧文，有的是我10年前出版的《中国山水画史》中的一段，现在又变成别人的论文。我想也许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论文，也许从我的著作中又得到启发或发现更具体的问题，又论述一番才定的。似乎没有必要去弄清。世界上弄不清的事太多了。
    有 位 朋 友 反 复 索 读 了 我 的 论 文 和 著 作 ， 读 到 我 论 述 “ 道 ”“理”“法”后，多次谬赞，但后来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我的面大谈他对“道”“理”“法”的研究（完全是重复我的研究），与会学者和画家都惊叹他的“学问”和“研究”之深。我作为朋友，也不好揭露，只好默默忍受。事后，这位朋友竟将此发挥成两本书出版。我一直无半句怨言露于外，而这位朋友一直怀疑我有怨言，于是便对我进行攻击。好在我的著作内容在他次谈“道”“理”“法”之前就出版了，细心的读者自有公论。
    再谈一个个别现象，我的论文《论扬州盐商和扬州画派及其他》，1986年9月带到美国，发表于《九州学刊》（1987年9月）上，在此之前，曾在国内的《商业经济》上发表过。《九州学刊》是国际著名汉学研究刊物，但在国内却很少见到，《商业经济》影响更小，所以我在各地又作过讲演。据我所知，我这篇文章大概是篇研究盐商和扬州文化的详细论文，几年后，盐商的研究和盐商与扬州文化的研究才兴起，知情的朋友为我抱不平，把我的论文拿去重新发表，但已过去8年，不知情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是受了别人的影响。
    了解我性格的人都知道，我决不屑于研究别人已研究过的问题，更不会重复他人的研究。
    有些问题，我在10年前就发表过，后来其他朋友又深入研究，甚至组织讨论，震动国内外，被称为次“发现”。我这次也把我10年前发表过的文章收入，证明“次”之前还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