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2760丛书名: 中国道路丛书
1.追溯抽签在民主、共和制度运作中的作用，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
象力。
2.很多人以为，民主从来都是以选举的方式实现的。“民主发源地”古希腊就采取一人一票进行选举，本书告诉大家，这错的离谱！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是随机抽签！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3.抽签被腰斩，正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统治精英。
4.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5.21世纪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
这是一部颠覆当今关于民主、共和普遍概念的扎实的学术研究著作。 此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证明，在过去2600多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全书各章分别叙述了从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运用抽签的原因，抽签过程如何操作，抽签对当时的政制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全面探讨了抽签这种遴选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复原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细致展现了抽签模式在其中的具体实践。
前 言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004
雅典民主的兴衰/ 007
雅典民主的支柱/ 012
雅典民主与抽签/ 022
雅典民主: 小结/ 048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共和”
概念的演化/ 061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065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072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081
罗马共和制: 小结/ 135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145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159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171
佛罗伦萨: 小结/ 221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237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260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276
威尼斯: 小结/ 350
第五章 抽签: 从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369
抽签的式微/ 377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390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419
注 释/ 446
“民主”
与“共和” 这两个词,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尤其是“民主”, 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 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 听到它。媒体上有它, 课堂上有它, 研讨会上有它, 政府文件中有它, 游行队伍里有它, 日常对话中有它, 互联网上它更是随处可见。夸张一点说, “民主”
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所不在。
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但是，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政治辩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它，政治实践中它几乎完全绝迹，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法国旅美学者曼宁（Bernard Manin）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尽管抽签在实现民主、共和理念方面曾扮演过关键角色, 遗憾的是, 不管是在西文还是中文世界, 几乎难以找到对民主、共和与抽签关系的系统研究。即便有些专著会提到历史上曾经有政治体制使用过抽签, 也往往是一笔带过, 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抽签看作过去时代可有可无的小摆设, 似乎不值得深究其内在价值, 不值得思考其潜在功用。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这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有关抽签与民主、共和之间关系的简史。
这本书描述的内容将会让读者看到, 为了实现民主与共和的理念, 雅典人、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曾经如何出神入化地把抽签融入他们的政治体制中, 其创意之缜密、设计之精巧, 不仅令人叹为观止, 还时常会让人为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而击节叫好。
本书的最后一章归纳出政治上使用抽签的两类做法: 抽签的民主用法与抽签的共和用法。读完这本书, 读者会发现, 作者的潜台词是, 抽签是实现民主与共和理念的利器, 对古代的民主、共和如此, 对当代的民主、共和也理应如此。不了解这一点, 会极大地限制人们对民主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三、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
亨廷顿严词驳斥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
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
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
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
“让民主缩水”，
“消解人民”， “民主的终结”。 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四、代议民主的颓势
然而，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了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
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如果说，开始时，对“民主转型”的失望仍局限于学界讨论的话，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
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七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份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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