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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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顾圣婴其人其事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是顾圣婴的娘家，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文革”中傅雷夫妇的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据顾育豹先生回忆，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3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有人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见《顾高地将军女儿之死》)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以致日后追悼会的骨灰盒里都是空的。而亲属也是2月1日清晨7点才得到医院和派出所的通知，至于为什么不把三个人的遗体放到冷藏室，待通知家人后再行处理，这也不得而知。虽然顾圣婴的爸爸顾高地尚在遥远的大西北服刑，但顾高地有弟弟，秦慎仪有姐妹，完全可以代为处理后事。上海交响乐团有没有人到场也不清楚，但顾圣婴成为批斗对象，显然公安局的人是了解情况的。因此，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都将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三十岁。“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遭枪毙。(他是“文革”中在上海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人“非正常死亡”: 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两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回想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老资格的合唱指挥家教育家马革顺说:“那时有一个学生来‘外调’的时候，我回答一句，他不满意，马上就打我耳光。而且平常你站在那里，很多人在后面踢你，把你踢倒，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才生。早慧的顾圣婴五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教授(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她还跟随马革顺学音乐理论，跟随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的，她纯正的“血脉”和少有的天赋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均不可与之同日而语。1953年，十六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她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她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十到十二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外也是名噪一时，获奖频多(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顾圣婴更是风骚独领。1957年，十九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的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富含诗意深情，那是内心的歌吟。仔细听来，琴声里裹挟着优柔哀怨，令人悠然远思。波兰艺术家取自病榻上的肖邦的石膏手模，是波兰政府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在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奖的选手的，顾圣婴获此褒奖，可见她在肖邦故乡的被认可程度。顾圣婴带回这件珍贵的礼物，想必她一定是将它放在一个很稳妥的、随处可见的地方。这只不会言语的“手”以它的存在，触动着屋内那双永远澄明的目光。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键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还是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地称赞: 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私密的温暖

在肖邦诞辰两百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顾圣婴曾以弹奏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之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华少女。中央音乐学院赵沨院长曾说，能像顾圣婴那样欣赏八大山人画作的钢琴家可谓凤毛麟角。

从20世纪50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 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已经逝世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2000年曾经以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谈到她。李德伦回忆说:

我认识顾圣婴是在1956年，那时上海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感觉她很文气，也很瘦弱。当时北京很热，又下雨，顾圣婴显然生活上不习惯，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弹琴的时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面色苍白地坐在那里，可一弹琴，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力度和节奏让人惊讶不已……1957年，顾圣婴去莫斯科参赛，我当时在莫斯科留学，每天都从学校往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跑，我发现，顾圣婴原来是个拼命三郎，她练琴一般从早晨开始，一直练到下午，中午不吃饭……我对她说，小顾你这样不行呀，不吃饭怎么行，但她不听我的，依然没日没夜地练琴。我没有办法，只好拉她出去吃饭，或者买好饭给她吃。但饭常常是搁在那里凉了……

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在春节慰问解放军时，她一天演出三场，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当所有的“奋进向上”和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同时摆在她面前时，当为祖国人民争来的荣誉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际，一个弱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阿伦特说：“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见《黑暗时代的人们》)但这样的可能性在当时的中国，却微乎其微。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人问题。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并且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或在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她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的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个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个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将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可以与谁相依在危难中？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顾高地从家中被带走的那天，父女二人就已经从精神上相依为命。据顾高地回忆:“这天外飞来的横祸，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我对女儿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民。’当时女儿沉坐在椅子上，一听完我的话，她站了起来，神情忧郁而悲愤地望着我，圣婴说:‘爸爸，我爱国家，也爱爸爸。’”此时此刻，父亲知道顾圣婴的境遇吗？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在今天可以看到的有关顾圣婴的文字中，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其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监牢以后就消失了。随着“文革”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过顾圣婴关心鼓励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 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及人身侮辱，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我们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熨烫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年初，在顾圣婴返回上海的前一日，两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他们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纺织女工》等越南的音乐小曲。“记得那天特别寒冷，零下二十摄氏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帽都让她穿戴走了。这是我们的诀别，她回去不到一个星期就不幸去世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精神上的砥砺。殷承宗相信顾圣婴会跟随他搞京剧创作，“虽然压力很大，但我们决不放弃，这是我们的志向”。那个年代，火车上没有暖气，冷是可想而知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是何等感动，相信她不仅身体暖和，冰冷的心里更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交响乐团，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招呼、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悬崖边的顾圣婴会有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的“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后一面，这滋味却显得更为酸楚。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照面，看到顾圣婴缓缓走来、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的样子，老师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老师踌躇了好一会，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多年后，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也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握奇)迎面碰上。见他头发凌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超拔能力。只能叹息，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热量与力度？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我见到过中央音乐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沪上顾圣婴的死讯。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 有人说顾圣婴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多年后才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事情的大体经过: 1967年1月31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上海交响乐团的“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领袖像前“请罪”。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那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读了这本纪念顾圣婴的书，我们相信这点。

很多认识顾圣婴的人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总有千张面孔，死亡总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想想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明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阿伦特语)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共同行为。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的抗争。

离开愚园路，我们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湖南路105号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 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是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替代的。上前询问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我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就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幸福指数”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或者除了疯人的呓语，这里的一切将被抹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竟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那么，关于那个遗嘱，那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