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728340丛书名: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
比较开眼界
比较长知识
比较启智慧
比较出真理
纪录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近几十年来在现代化之路上的改革探索和尝试。
本书属于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之一。这一杂志30年来倡导比较的方法，开创出各种独特的视角去研究变革中的经济、社会、政府、制度等各方面问题，因此，在这一纪念丛书中，从方法论和研究视域的角度提炼了杂志六大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学术体系，本书汇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年来在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讨论的经典文献。
精选入编的25篇文献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等议题。入选文章的作者均是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文章在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具体的金融政策改革和实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罗纳德.麦金农，本刊创刊主编之一吴敬琏，尼古拉斯.拉迪，以及青木昌彦等等均是国际权威的经济学家。本书坚持中外制度比较的视角，既收入原创性文章，也收入译文，力图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30年的主要发展脉络。本书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参考，有助于开阔广大读者的视野，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序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
荣敬本/ 1
序二：比较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序张定淮译
/ 7
前言
丁开杰/ 1
辑 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停滞膨胀问题
比奇托尔德
通货膨胀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刘易斯
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
青木昌彦
金融市场中的披露管制：现代金融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的意义
斯蒂芬·罗斯
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格·卡普里奥
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
许成钢
第二辑 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
各国证券管理体制比较
高西庆
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私有化、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和投资者信心
小约翰·科菲
美国证券市场的强制披露与投资者保护
伊斯特布鲁克
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东亚美元本位、浮动恐惧和原罪
麦金农
金融自由化、危机和救助：拉美和东亚对中国的启示
第三辑 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
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
吴敬琏
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改革
贝瑞·诺顿
论中国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
小宫隆太郎
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及其处置办法
约翰·伯宁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尼尔·格雷戈里
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
张晓朴
第四辑 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
尼古拉斯·拉迪
中国的金融深化：顺序性与难题
麦金农
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
李扬
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改革的建议
刘遵义
关于设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想与建议
魏加宁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评价与体制机制优势的比较
胡鞍钢
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黄海洲
序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1]
荣敬本[2]
一、《比较》杂志创办的缘由
《比较》杂志创办于1985年，到现在正好三十年。在杂志创办的前一年，正好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肯定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议在当时意义非常重大。是否发展商品经济，建国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因此，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比较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都怀着革命的理想，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现实中，却出现了实践和理论相背离的现象。作为以翻译《马恩全集》为己任的中央编译局，早是从事马恩著作翻译的。但从建局伊始，编译局的领导就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翻译和研究相结合，并于1985年成立了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即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王惠德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局领导们也认为编译局的发展在于“走出36号院”。因此，中央编译局的领导派我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当时经济研究所的刘国光所长和董辅礽等同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吴敬琏、赵人伟老师提出研究比较经济学，首先要搜集一些比较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我记得我早搜集的资料是一本关于比较经济学的书，书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提法：“主义”的比较已经过时，应该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体制。因此，在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应该摒弃“主义”的简单对立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的方法，去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在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时，我们把一些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文献翻译过来，汇编成册，供大家研究。与此同时，经济研究所也邀请了一些东欧国家早主张对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经济学家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些讲学材料和有关著作，依靠编译局的翻译力量很快译成中文，并向中央有关部门做了报告。
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经济体制的差异归根到底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也就是说是按市场配置资源还是按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在经济所访学期间，我们曾到深圳去调研，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火车站全是从香港运来的产品。根本问题在哪？在于我们的企业没有自主权，只是按照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需求来确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企业缺乏激励和动力，提供的产品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
因此，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大背景下，当时分管编译局研究工作的副局长林基洲同志和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建议我们主办一个刊物，以便开展更广泛系统的比较研究，探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林基洲同志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办刊的问题，刊物的名称也是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大家都赞成要突出“比较”，但在刊物名称上当时提出了两种方案：一个是《比较社会主义》，另一个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前一个名称容易陷入“主义”的比较，后一个名称虽然太长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考虑到经济社会体制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具体组织形式，通常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必将成为时代的主流，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采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个刊名，现在回想，这个刊物的名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经受住了考验。
在确定刊物名称后，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在当时，办刊物本身就存在很多困难，主要有三大困难，或者说是三大风险。一是政治上的风险，万一犯错误怎么办？二是经济上的风险，如果办刊物亏损怎么办，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呢？三是工作风险，谁来做，谁来编，如果自己做，那么意味着编者要额外承担很多工作，翻译、编辑、出版、发行等，纷繁复杂。但是，回头一想，我们为发展商品经济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现在中央给了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要相信党。经济困难虽然有，但是如果能得到社会资助，困难可以克服。至于工作风险，一些青年人表示他们会大力支持。吴敬琏老师当时也很支持，说任何报酬都不要，要把杂志办好。因此，在编译局领导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于1985年面世了。
二、比较杂志的办刊宗旨——理论联系实际
杂志在创刊之初目标就很明确，不搞“主义”的比较，不去评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是要做体制的比较研究，通过各个体制的比较来吸取经验，探索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怎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比较》杂志创刊时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想为基础开展研究，系统介绍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国家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还翻译和刊载了以这些经验教训为蓝本的经济学重要文献。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杂志当时围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价格、金融、财税、外贸、劳动、企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同时，改革也会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必然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波动，因此维持社会稳定对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要保持社会稳定，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控制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腐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不合理扩大，等等。
这些论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引起了体改委领导的重视，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同志曾召开座谈会，并把《比较》杂志推荐给其他相关部门。我们在座谈会上主张财税、价格联动改革。但是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大家主张价格改革，在讨论价格改革怎么改的时候，有的学者主张实行价格双轨制，但这样又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从1988年起，我们就组织了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把“寻租”这个概念引入到国内来，并指出“寻租”是我国改革进程中某些官员腐败的根源。当年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寻租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于1989年汇编成《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成为研究腐败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企业改革是《比较》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关注的又一个焦点问题。《比较》杂志当年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问“中国有企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久，杂志又在国内首先发表了科斯的著名论文《论企业的性质》，由此引入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构成企业重要的因素是产权明晰，而我们的国企名义上产权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产权是模糊不清的。关于企业改革，当时各方意见不一。有人提倡承包制，因为农村实行承包制的成功，那么是不是承包制进城，就能取得成效？但企业的承包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企业的承包关系到企业包给谁，如何监督，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会造成更严重的腐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反对搞承包，因为“承包制”解决不了产权明晰问题，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那时的青年学者周小川发表了很多文章讲法人资本主义，提出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不要关注它姓资姓社，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形式是可以研究的。我们当年对企业管理形式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还多次专门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参会的不仅有学者，还有各类企业如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表。
1988年的企业座谈会在江门召开，与会学者指出，不改变原来的所有制形态，很难推行面向市场竞争的企业改革。那时有人提出搞企业承包制，但搞企业承包负面作用很大，也许暂时会收到效果，但长远不行。周小川提倡法人资本主义，研究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当时国内很多有名的企业领导都来参加江门会议。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企业家吗？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创新何来企业家呢？没有企业家，又如何能办好企业呢？企业都是依指令定生产，缺乏创新精神。所以杂志主张，真正地走现代化的科学的产权明晰的有科学管理的企业制度。这个议题我们当时讨论了很多很多，认为不能说姓资姓社，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评判姓资姓社。股份制企业不能说它姓资还是姓社，更不能否定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要好好学习借鉴。
1988年在庐山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更明确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权明晰，建立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的现代股份公司，只有把企业改造成为现代股份公司，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在市场经济中展翅的雄鹰。杂志后来还曾在苏州召开座谈会，陈清泰和楼继伟都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们到了上海，时任市长的接见了我们，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些人不懂经济，你们可以大胆地搞。碰巧的是，我们这次上海之行还见到了上海前市长汪道涵同志，他看了我为杂志出版的《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所做的序言，说写得很好。在诸位领导的肯定和鼓励下，我们《比较》杂志此后放心地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三、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预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提上日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展开深入研究。1996年初，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以杂志为中心，组织了编译局当代所的一些研究精英，成立了“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考虑到研究的问题在当时比较敏感，因此，在反复讨论后，我们决定从县乡两级政府入手。课题组的调研选择在河南省的新密市进行，除了在新密市走访市级党政部门外，课题组还分别去当地的一些乡镇做实地调查。在新密的调查中，当地官员经常提到三句话：“加压驱动”、“热锅理论”(形容官员是热锅里的蚂蚁，必须不断运动来避免被灼伤)、“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显然，这三句话形象地描绘出基层政府运行的基本模式。上级给下级施压，制定各种指标，完成指标就可以提拔，但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就要被降级、处罚，实行一票否决制。我们在《比较》1997年第4期上发表了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提出了“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课题组的总报告又对“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压力型体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中的动员体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压力下的延续，是经济转轨过程的产物。1998年，课题组将其研究报告汇编成书，以《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为书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出来以后，在当时获得了学术界，尤其是刚刚兴起的农村问题研究领域学者的认可。
四、寄语未来
与以往相比，杂志现在所处的境况要好得多，领导也非常重视。尽管也存在一些困难，但机会和机遇也很多。因此，在杂志未来的发展中，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更开阔些，不仅要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要研究分析不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比如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很多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此外，我们国家农业人口占比很大，农村地域广阔，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因此，要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角度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比较研究。
总之，希望杂志在回顾发展历史、总结以往经验的同时，在未来能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办得更精彩、更有影响。
杂志在创刊之初目标就很明确，不搞“主义”的比较，不去评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是要作体制的比较研究，通过各个体制的比较来吸取经验，探索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怎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荣敬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部研究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主编之一）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伟大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精神生活的复兴，以及源自全球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传播都作出了贡献。……且让我用两句话总结我给《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作者和读者发出的信息：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型”（从该词的原义来看）已经完结；从事“比较社会研究”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迫切。
——[美]雅诺什·科尔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导读：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丁开杰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与命脉，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需要更为完善的金融市场。有鉴于此，自1985年创刊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历任主编和编辑就始终关注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刊发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帮助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更好地了解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30年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情况，我们专门精选了25篇文献，编辑成《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一书。
在本书的主编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四个原则：一是时间原则，所选文章力图反映出金融市场和改革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脉络；二是权威原则，入选文章的作者均是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并且他们的文章发表后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具体的金融实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麦金农，本刊创刊主编之一吴敬琏、已故国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等均是国际权威专家，他们发表在比较杂志上的金融研究文章被收入在文集中；三是比较原则，杂志创刊的宗旨就是立足于体制比较开展理论研究，本书的编辑工作也坚持中外比较，希望能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开阔我们的理论思维；四是重要性原则，所选文章在编辑过程中按照当前为重要的议题来进行了归类，设置了“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等栏目。
简要概括来看，《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一书所选的文章主要涵盖了如下内容：
一、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
通货膨胀是世界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经济问题，加强金融监管是内在要求的政策选择。在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方面，本书收入了6篇文章，分别讨论了通货膨胀、融资制度、披露管制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利弊等问题。其中，哈·比奇托尔德和安·赫尔弗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停滞膨胀问题，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理论把经济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然而，实际上，由于稀缺性不断变化，世界市场出现了新格局，西方市场的需求不断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W．A．刘易斯的文章分析了通货膨胀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该文值得借鉴的一个观点是，刘易斯指出“采用通货膨胀动员资源比税收手段动员资源在政治上更易行的想法，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一个能够聪明地利用通货膨胀的政府，很可能同样具有利用税收手段动员资源的能力”。青木昌彦教授是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在比较制度分析上是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研究了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而斯蒂芬.A.罗斯的文章关注金融市场中的披露管制，讨论了现代金融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的意义。格·卡普里奥和詹·A.汉森，帕·郝诺汉辨析了金融自由化的利弊，许成钢教授的文章则从法律、执法和金融监管的角度介绍了“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
二、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
证券市场是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直接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在“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栏目中，本书收入的6篇文章讨论了证券管理体制比较、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金融稳健、金融危机救助，等等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证券行业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对证券行业如何进行有效管理还十分缺乏经验。在此背景下，高西庆撰文对各国证券管理体制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各种模式，他认为“适合中国的模式可能会介于法国和意大利两种模式之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小约翰·科菲对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颇有建树，其文章分析了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强调“不同的法律体系鼓励不同的所有权模式和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的文章探讨美国证券监管的反欺诈和强制披露法规的一些功能，并由此认为这些反欺诈和强制披露法规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们提出，正确的比较方法不是规制与市场的比较，而是一种管制与另一种管制之间的比较。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对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讨论，强调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与稳定非常重要，同时又认为若离开稳定和增长，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麦金农在《东亚美元本位、浮动恐惧和原罪》一文中则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反思，从“原罪”（original sin）理论出发认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恐惧是一种理性行为。虽然日本依然置身其外，但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确有益于作为整体的东亚美元集团（East Asian Dollar Bloc）。而芭芭拉·斯托林斯讨论了拉美和东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问题，其文章认为这些国家多数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中国应吸取拉美和东亚邻国在金融自由化和危机处置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稳定。以上讨论不仅丰富了金融研究，也推动了金融实践。
三、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而金融市场是服务于企业发展的，金融市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融资。本书“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栏目收入的文章，对金融抑制、银行坏账、民营企业融资、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讨论。其中，本刊创刊主编之一吴敬琏教授的文章讨论了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形成必须克服金融抑制，实现金融深化。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则是金融发展脱离了实质经济基础而急剧膨胀，出现了所谓的“气泡”现象。这些观点即使到今天也依然令人振聋发聩。美国经济学家贝瑞·诺顿、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等关注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问题。贝瑞·诺顿从结构问题和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中国1988年遭遇的经济状况，小宫隆太郎则在1989年发表文章《论中国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指出，1984年底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陷入了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陷入了过热状态，物价猛涨，国际贸易收支将近三年期间处于入超很大的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有银行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比较不成功的领域之一。约翰.伯宁和黄益平的文章通过对中国坏账的形成机制以及国际经验进行分析，初步回答了“资产管理公司将如何保证员工们以不良资产的回收率为目标？”、“不良贷款出售以及‘债转股’的改革究竟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才能防止道德风险以杜绝坏账的持续产生？”等问题。尼尔·格雷戈里斯托伊安·塔涅夫的研究将重点投向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他们指出，民营企业外源性融资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全社会的一致努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提高其管理透明度，明晰其所有权归属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则需要建立和保证一个公平的经营场所。而张晓朴的文章《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是一篇非常扎实的政策性研究文章。在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条件以及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基础上，他论证提出中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特别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为适应入世需要，中国应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一种规范的、有序的、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其资本项目管制。
四、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
金融改革是中国金融深化的动力，而金融深化则是金融改革的目标。本书专门设置了“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栏目，并将其放在后位置。后但并非不重要，恰恰相反，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是我国当前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核心命题。本栏目收入的文章，从金融体系、金融深化顺序、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设置、金融系统稳定性等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其中，尼古拉斯·拉迪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他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对生产领域和金融部门自身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而当时的金融改革方案在财政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发展商业信用文化十分必要，但政策对商业信用文化的形成具有破坏作用。李扬的文章从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等角度讨论了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通过比较分析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四大构成要素，他指出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需要按照市场的规则运作。魏加宁的文章《关于设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想与建议》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对设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进行讨论，并提出了设置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几个备选方案。如今，货币政策委员会已经建立并对完善中国金融市场发挥了作用。不可否认，这种进步是与魏加宁等人当时的倡议和努力分不开的。刘遵义、钱颖一在《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改革的建议》一文中对1994年1月以来的中国外汇改革和财税改革进行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成就使银行改革和企业改革显得滞后，成为整个改革过程的主要障碍。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当时关心的一些问题，他们提出了当时可以实施的银行与企业改革方案。黄海洲、王水林在《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文中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迅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抵御金融风险提供了强大保障。但是，中国金融体系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为此，他们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金融体系普遍存在的弱点以及中国特有的问题，提出了旨在进一步提高金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而胡鞍钢、王大鹏的文章《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评价与体制机制优势的比较》是的文献。他们回顾了中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过程，他们通过目标一致法的评估显示：中国直面这场由美国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挑战，在与世界各国同时面对的这场“大考”中，率先复苏，实现稳定增长，实现了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交出了一份令世人瞩目和惊奇的“答卷”。
三十而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已经创刊30年。杂志创刊于改革之初，成长于改革之中，今后还将继续服务于改革。通过以上简要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既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大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结果。我们坚信，改革与深化是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国金融市场将在进一步的改革中不断成熟。希望本书的编辑工作能够有助于推动这个进程。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编辑肯定仍有一些疏漏，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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