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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771989丛书名: 炎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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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研究(第14辑)》与一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刊物不同，它以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为主要特色，在栏目设置上有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思潮与学派，及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祭祀文化、文物与考古、中外文化交流、中华学人等。由于炎黄文化在广义上说亦即中华文化，因此推出了思潮与学派栏目，以反映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等**研究成果。为活跃思想，对学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开展讨论，还设有探索与争鸣、学术动态和书评与序跋等栏目，并结合黄帝陵、炎帝陵的特点，对黄帝、炎帝的祭祀活动也将在学术上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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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炎黄文化研究》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主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主编，以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为主要特色，研究中华炎黄文化。《炎黄文化研究·第14辑》主要内容包括：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传说研究、思潮与学派、文化与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华学人及其学术思想述略等。
目 录
专 论
名士直言一甲子
——中央文史研究馆六十年
“国学”或“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
五帝古史传说研究
炎黄学论纲
中华人类与远古文明探源
——基于武陵山地域的考据分析
试论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的认同
羊头山是神农氏族的起源地
——略论高平所出土各代古碑记载之“烈山”
思潮与学派
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方法
葛洪的思想来源及其前期道论
文化丛谈
大禹图强拓疆考
清朝总兵张鹏程、张玉麒父子身世考
改进炎帝陵祭奠促进炎帝陵旅游
文物与考古
阿房宫的想象
——对杜牧《阿房宫赋》的双重误读
史前黄河流域奠基现象研究
文献整理与研究
《周易》“藉用白茅”述论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辨析
《文心雕龙》与汉代儒学
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与俄国汉学的奠基人
——比丘林生平与学术贡献
探索与争鸣
向仁存在——孔子开辟的人生方向
论孟子的道德优先意识与民生思想
东晋宗教政策述论
啬夫小考
中华学人
石峻及其学术思想述略
书评与序跋
《阅读中华国粹经典》前言
《子藏》总序
走进历史深处
——《周代礼乐文明实证》评介
学术访谈
今天该如何评价儒学：制度儒学与草根儒学
——“中西马”对话实录(二)
学术动态
传承书院文化开拓书院未来
——“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线试读
名士直言一甲子——中央文史研究馆六十年/赵德润
1948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携灯在村口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而毛泽东主席则站在院中静静地等候着。这位客人就是毛主席的恩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符定一老先生。
此时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正在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而紧张工作着。百忙之中，毛泽东与到访的符老先生谈起将来进城后要设置一个机构，对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识分子妥善安排，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所说的机构，就是1951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1951年7月29日这一天，在北海公园静心斋，聚集着几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平均年龄70岁，最年长者90岁，有清末翰林、进士、举人，有名学者、名画家、名医师，多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名流。
尽管当日天气炎热，但是先生们均身着正装和长衫，之所以如此隆重，是由于他们盼望已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到会致辞，称此次盛会“自古以来罕与其匹”。他引用庄子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预言文史馆的工作大有发展的前途。
为了这一时刻，许多志士仁人曾为之奔走，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个。
1949年，当柳亚子先生听说要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消息后，曾经致信给毛主席，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专史”。毛主席在回信中，肯定了有成立文史研究机构的想法，但是他并不赞成成立文史馆仅仅是为了研究南明史和中华民国史。通古博今的毛泽东有着更为宏观的设想。正如后来启功馆长所说，中央文史研究馆好比当代翰林院。历史上翰林院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而当代文史馆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已经走过六十个春秋，前后经历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袁行霈七位馆长。馆长是文史馆的一面旗帜。决定设立文史馆以后，馆长的人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决定举荐符定一先生出任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位老人一生有三大贡献：一是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有用人才之第一人；二是建党初期，支持党的活动，营救党的领袖；三是晚年参加反蒋斗争，对建设新中国有贡献。”
为了让符定一先生同意出任馆长，毛泽东巧妙进行了动员。毛泽东与符定一先生的交谈还引出了馆员遴选标准。
有一次，毛泽东设家宴招待符定一先生和几位同乡前辈，席间通报了设置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想法，动员符定一先生出任馆长。老先生开始认为这一单位无非是“文、老、贫”，毛泽东笑着说：“不光文、老、贫，还有德、才、望！这个事还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望重的人啊！”
决定接受馆长一职以后，符定一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筹备成立文史馆的工作中。他发现北京客居着一大批名望高、年纪大的文化人，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困难，迫切盼望政府的救济，也希望能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老先生们对政府将要设置的文史馆充满期待，在大家的恳求下，符定一于1951年6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尽快批准成立文史馆以解燃眉之急。
毛主席于6月26日收到来信，在“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免得老人缘门乞食也”的文字右边画了线，并在信上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毛泽东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的批示，使京城一大批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得到接济，同时也大大加快了文史馆的筹备进程。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周恩来聘请符定一为文史馆首任馆长，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被聘为副馆长，另有26位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
自此，从馆长到馆员，均由总理亲自聘任并颁发聘书。受聘者多为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而总理每年至少要同馆员见一次面，或将其请到中南海，或亲自到文史馆，当面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文史馆馆员？毛泽东当年给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作了最好的诠释。
文史馆成立之初，有人推荐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到文史馆任馆员，希望毛主席能够向文史馆推荐一下。
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苟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从这封给秘书田家英的信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自知之明”，他不是不想推荐，而是不好意思再推荐了。原因是“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在这里，毛泽东丝毫没有怪罪谁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数荐不纳”的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可见他对文史馆的敬重。23年后的1977年，李淑一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成立也为地方文史研究馆的出现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和中央文史研究馆互相配合，在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各省市区文史研究馆的建立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决定的。
1952年8月17日，邓小平副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拟在各省市设立文史馆。毛主席8月18日即作出批示：“刘（少奇）阅，退邓办。同意这个决定。”
1952年9月5日，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总理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149次会议，讨论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置文史研究馆的问题。
随后的几年里，在各大行政区的周密部署下，各省市及部分省辖市文史研究馆相继成立。
敬老崇文一脉相承
距天安门广场200米，前门东大街11号，有一处幽静院落。这里是人民政府礼贤敬士之所、名耆硕儒汇聚之处——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南楼大厅正面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那是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发扬爱国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对面墙上，便是朱镕基同志讲话中强调的“敬老崇文，尊贤敬德”八个大字。而这栋南楼正是朱镕基任副总理时听说文史馆办公室紧缺而拨款修建的。
进到中央文史研究馆，自然就会融入到“敬老崇文”的传统之中。文史馆有“序齿不序爵”的不成文规定：无论何党何派，正部副部，专家学者，入馆一律以先生相称，以年龄大小“排座次”。而“敬老崇文”的传统，从建馆之初就开始了。
毛泽东主席对符定一先生非常尊重，除了有时到先生家中看望外，还邀请先生可随时到中南海往访。每次会面，毛主席都用自己的专车接送。有一次，老先生从中南海回到家就对家人说：“中南海我不能多去了，毛主席把我送上车，车子一开始就给我鞠躬，都走出老远了，我回头一看，毛主席还弯着腰行礼，这让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真可谓日理万机，连毛泽东都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他那样忙，也没忘记亲自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选址。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址最早选在故宫里，后改在北海静心斋。静心斋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占地面积4700平方米，原是皇太子读书的地方，院内亭榭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岩洞，幽雅宁静，是一座建筑别致、风格独特的“园中园”。为了给老先生们腾馆址，静心斋内珍贵的文化典籍被搬到了故宫物院，前后费时一年多。1951年7月，静心斋正式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办公地。1974年，国务院参事室从中南海迁到静心斋，同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01981年11月，静心斋归还北海公园，对游人开放，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务院参事室迁至现址东交民巷使馆区原荷兰使馆——前门东大街11号。
周恩来总理为齐白石老人搬家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1950年秋，周恩来总理偶然了解到，跨车胡同15号齐白石的住宅年久失修，又破又漏，且有坍塌的危险，便命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加以修缮。除部分房屋翻盖外，其余的也粉刷一新，并在南院挖了一个三米多深、两米见方的渗水坑，解决了多年来院内无法排水的问题。白石老人对此由衷感谢，这是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事，自己未花一分钱，房子就修好了，解决了生活上的不便。
为了使白石老人能有一个更舒适、宁静的环境，能在茶余饭后悠然散步，颐养天年，又能使来访的客人不致感到拥挤，1955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委托文化部和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作为白石老人的住宅。白石老人一生从未受到过如此厚重的礼遇，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几次对前来探望的朋友指着修饰一新的房子，感慨万端地说：“我多么希望能活到120岁，多给人民贡献点薄艺，于心才安。”
住在宽敞、明亮的雨儿胡同住宅里，白石老人感到欣慰，他不停地挥笔作画。可是日子久了，一向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白石老人，不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他希望搬回跨车胡同，和家人一起安度晚年。于是在1956年春天一个和煦晴朗的中午，白石老人又来到中南海，把要搬回跨车胡同的想法告诉了周总理，总理非常体谅老人的苦衷，随即答应说：“我现在就送您去。”周恩来总理亲自将白石老人送回了跨车胡同。
晚上，白石老人精心地画了一幅红红的大牡丹画纪念这一天。第二天早上，他又挑选了一幅得意之作《荷兰鸽子》，专程派人送到中南海，送给了周恩来总理，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酷爱诗词，经常与学识渊博的文史馆馆员交流切磋。1961年11月6日，他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一首七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时隔不久，毛主席又补充道“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裁。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毛主席急着要找到这首诗的出处，核对记忆误差，以便推陈出新。作为一个诗人，记不清古人诗句或出处是常有的事。但在急迫之中，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文史馆老先生们，由此可见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分量。
六十年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从周恩来、李鹏、朱镕基到温家宝，以及分管文史馆工作的国务院领导董必武、习仲勋、罗干、王忠禹、华建敏、马凯，他们都一脉相承地重视文史馆工作，不断推进文史馆事业的创新和发展。
2010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又一次走进中央文史研究馆。他这次是专程来馆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祝贺95岁寿辰的。此前，温总理给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打电话，关心饶宗颐先生的健康，安排饶老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饶老此次来京乘坐的奥迪轿车“京A80880”，就是当年德国总理送给中国总理的国礼，温总理一天没坐就送到文史馆、参事室请老先生们坐。敬老崇文的传统美德，再次在这里彰显。
早在文史馆成立大会上，董必武曾说过：“昔日所传香山九老，洛社耆英，比之这次开馆也甚不相似，那种集会是前辈诸先生一时与会所至，自相集会，流连诗酒，以为雅事，优游逸豫，以娱暮年，他们是不关心世事的。”“香山九老”指的是唐代文人白居易等九位老者。他们因志趣相投，在洛阳香山结为九老会。北宋名相文彦博因慕“香山九老”，乃集合洛阳城中年高德重者，在资圣院修“耆英堂”，也留下了一段风雅韵事。但比之今日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确实“甚不相似”。
1948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携灯在村口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而毛泽东主席则站在院中静静地等候着。这位客人就是毛主席的恩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符定一老先生。
此时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正在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而紧张工作着。百忙之中，毛泽东与到访的符老先生谈起将来进城后要设置一个机构，对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识分子妥善安排，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所说的机构，就是1951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1951年7月29日这一天，在北海公园静心斋，聚集着几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平均年龄70岁，最年长者90岁，有清末翰林、进士、举人，有名学者、名画家、名医师，多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名流。
尽管当日天气炎热，但是先生们均身着正装和长衫，之所以如此隆重，是由于他们盼望已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到会致辞，称此次盛会“自古以来罕与其匹”。他引用庄子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预言文史馆的工作大有发展的前途。
为了这一时刻，许多志士仁人曾为之奔走，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个。
1949年，当柳亚子先生听说要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消息后，曾经致信给毛主席，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专史”。毛主席在回信中，肯定了有成立文史研究机构的想法，但是他并不赞成成立文史馆仅仅是为了研究南明史和中华民国史。通古博今的毛泽东有着更为宏观的设想。正如后来启功馆长所说，中央文史研究馆好比当代翰林院。历史上翰林院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而当代文史馆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已经走过六十个春秋，前后经历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袁行霈七位馆长。馆长是文史馆的一面旗帜。决定设立文史馆以后，馆长的人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决定举荐符定一先生出任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位老人一生有三大贡献：一是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有用人才之第一人；二是建党初期，支持党的活动，营救党的领袖；三是晚年参加反蒋斗争，对建设新中国有贡献。”
为了让符定一先生同意出任馆长，毛泽东巧妙进行了动员。毛泽东与符定一先生的交谈还引出了馆员遴选标准。
有一次，毛泽东设家宴招待符定一先生和几位同乡前辈，席间通报了设置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想法，动员符定一先生出任馆长。老先生开始认为这一单位无非是“文、老、贫”，毛泽东笑着说：“不光文、老、贫，还有德、才、望！这个事还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望重的人啊！”
决定接受馆长一职以后，符定一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筹备成立文史馆的工作中。他发现北京客居着一大批名望高、年纪大的文化人，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困难，迫切盼望政府的救济，也希望能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老先生们对政府将要设置的文史馆充满期待，在大家的恳求下，符定一于1951年6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尽快批准成立文史馆以解燃眉之急。
毛主席于6月26日收到来信，在“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免得老人缘门乞食也”的文字右边画了线，并在信上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毛泽东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的批示，使京城一大批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得到接济，同时也大大加快了文史馆的筹备进程。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周恩来聘请符定一为文史馆首任馆长，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被聘为副馆长，另有26位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
自此，从馆长到馆员，均由总理亲自聘任并颁发聘书。受聘者多为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而总理每年至少要同馆员见一次面，或将其请到中南海，或亲自到文史馆，当面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文史馆馆员？毛泽东当年给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作了最好的诠释。
文史馆成立之初，有人推荐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到文史馆任馆员，希望毛主席能够向文史馆推荐一下。
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苟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从这封给秘书田家英的信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自知之明”，他不是不想推荐，而是不好意思再推荐了。原因是“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在这里，毛泽东丝毫没有怪罪谁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数荐不纳”的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可见他对文史馆的敬重。23年后的1977年，李淑一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成立也为地方文史研究馆的出现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和中央文史研究馆互相配合，在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各省市区文史研究馆的建立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决定的。
1952年8月17日，邓小平副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拟在各省市设立文史馆。毛主席8月18日即作出批示：“刘（少奇）阅，退邓办。同意这个决定。”
1952年9月5日，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总理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149次会议，讨论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置文史研究馆的问题。
随后的几年里，在各大行政区的周密部署下，各省市及部分省辖市文史研究馆相继成立。
敬老崇文一脉相承
距天安门广场200米，前门东大街11号，有一处幽静院落。这里是人民政府礼贤敬士之所、名耆硕儒汇聚之处——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南楼大厅正面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那是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发扬爱国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对面墙上，便是朱镕基同志讲话中强调的“敬老崇文，尊贤敬德”八个大字。而这栋南楼正是朱镕基任副总理时听说文史馆办公室紧缺而拨款修建的。
进到中央文史研究馆，自然就会融入到“敬老崇文”的传统之中。文史馆有“序齿不序爵”的不成文规定：无论何党何派，正部副部，专家学者，入馆一律以先生相称，以年龄大小“排座次”。而“敬老崇文”的传统，从建馆之初就开始了。
毛泽东主席对符定一先生非常尊重，除了有时到先生家中看望外，还邀请先生可随时到中南海往访。每次会面，毛主席都用自己的专车接送。有一次，老先生从中南海回到家就对家人说：“中南海我不能多去了，毛主席把我送上车，车子一开始就给我鞠躬，都走出老远了，我回头一看，毛主席还弯着腰行礼，这让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真可谓日理万机，连毛泽东都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他那样忙，也没忘记亲自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选址。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址最早选在故宫里，后改在北海静心斋。静心斋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占地面积4700平方米，原是皇太子读书的地方，院内亭榭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岩洞，幽雅宁静，是一座建筑别致、风格独特的“园中园”。为了给老先生们腾馆址，静心斋内珍贵的文化典籍被搬到了故宫物院，前后费时一年多。1951年7月，静心斋正式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办公地。1974年，国务院参事室从中南海迁到静心斋，同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01981年11月，静心斋归还北海公园，对游人开放，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务院参事室迁至现址东交民巷使馆区原荷兰使馆——前门东大街11号。
周恩来总理为齐白石老人搬家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1950年秋，周恩来总理偶然了解到，跨车胡同15号齐白石的住宅年久失修，又破又漏，且有坍塌的危险，便命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加以修缮。除部分房屋翻盖外，其余的也粉刷一新，并在南院挖了一个三米多深、两米见方的渗水坑，解决了多年来院内无法排水的问题。白石老人对此由衷感谢，这是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事，自己未花一分钱，房子就修好了，解决了生活上的不便。
为了使白石老人能有一个更舒适、宁静的环境，能在茶余饭后悠然散步，颐养天年，又能使来访的客人不致感到拥挤，1955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委托文化部和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作为白石老人的住宅。白石老人一生从未受到过如此厚重的礼遇，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几次对前来探望的朋友指着修饰一新的房子，感慨万端地说：“我多么希望能活到120岁，多给人民贡献点薄艺，于心才安。”
住在宽敞、明亮的雨儿胡同住宅里，白石老人感到欣慰，他不停地挥笔作画。可是日子久了，一向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白石老人，不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他希望搬回跨车胡同，和家人一起安度晚年。于是在1956年春天一个和煦晴朗的中午，白石老人又来到中南海，把要搬回跨车胡同的想法告诉了周总理，总理非常体谅老人的苦衷，随即答应说：“我现在就送您去。”周恩来总理亲自将白石老人送回了跨车胡同。
晚上，白石老人精心地画了一幅红红的大牡丹画纪念这一天。第二天早上，他又挑选了一幅得意之作《荷兰鸽子》，专程派人送到中南海，送给了周恩来总理，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酷爱诗词，经常与学识渊博的文史馆馆员交流切磋。1961年11月6日，他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一首七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时隔不久，毛主席又补充道“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裁。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毛主席急着要找到这首诗的出处，核对记忆误差，以便推陈出新。作为一个诗人，记不清古人诗句或出处是常有的事。但在急迫之中，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文史馆老先生们，由此可见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分量。
六十年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从周恩来、李鹏、朱镕基到温家宝，以及分管文史馆工作的国务院领导董必武、习仲勋、罗干、王忠禹、华建敏、马凯，他们都一脉相承地重视文史馆工作，不断推进文史馆事业的创新和发展。
2010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又一次走进中央文史研究馆。他这次是专程来馆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祝贺95岁寿辰的。此前，温总理给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打电话，关心饶宗颐先生的健康，安排饶老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饶老此次来京乘坐的奥迪轿车“京A80880”，就是当年德国总理送给中国总理的国礼，温总理一天没坐就送到文史馆、参事室请老先生们坐。敬老崇文的传统美德，再次在这里彰显。
早在文史馆成立大会上，董必武曾说过：“昔日所传香山九老，洛社耆英，比之这次开馆也甚不相似，那种集会是前辈诸先生一时与会所至，自相集会，流连诗酒，以为雅事，优游逸豫，以娱暮年，他们是不关心世事的。”“香山九老”指的是唐代文人白居易等九位老者。他们因志趣相投，在洛阳香山结为九老会。北宋名相文彦博因慕“香山九老”，乃集合洛阳城中年高德重者，在资圣院修“耆英堂”，也留下了一段风雅韵事。但比之今日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确实“甚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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