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小笺

　　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由于各种原因，有不少精品遗落在历史的长河中。陈子善先生十数年来汲汲于发掘“文学上的失踪者”，成绩斐然，使得不少“遗珠”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拾遗补蓺”的工作，既是对文学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拾遗小笺》是陈子善教授对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生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结集，其中包括一些在当时非常有名，但后来被历史遗忘的作家。这些人物有傅雷、柯灵、施蛰存、姚克、南星……作者搜寻探讨了有关这些作家不为读者所了解的文学作品，对于填补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空白有重大作用。该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著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等十种，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小引
上编
　熊式一的《八十回忆》
　关于熊式一《天桥》的断想
　南星的《甘雨胡同六号》
　”那美好的小院子”
　周鍊霞的《遗珠》
　宋春舫的《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
　意外的发现
　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种种
　徐祖正的《兰生弟的日记》
　姚克的《坐忘斋新旧录》
　王莹的《衣羽》
　艾霞的《现代一女性》
　倪贻德的《艺苑交游记》
　叶灵风的《霜红室随笔》
　柯灵的《作家笔会》
　黄裳、黄宗江的《南国梦》
　李影心的《书评家的趣味》
中编
　傅雷先生的《法行通信》
　傅雷父子的签名本
　别开生面的音乐评论
　”宣传艺术福音之使徒”
　傅雷散文和他最后的家书
　翻译家的艺术眼光
　”赤子之心”的最初体现
　傅雷佚文《两种演员》
下编
　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
　文章自由人格自由
　施蛰存先生侧记
　与施老的最后一面
　施先生的”西窗”与《老古董俱乐部》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

　　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他几乎完整地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重建和发展，他的文学道路从创作“鸳鸯蝴蝶派”小说始，到“新感觉派”小说而辉煌，从写旧体诗始，到写现代派新诗而著名，晚年又复归旧体诗的吟哦，从翻译外国文学到研究古典诗词，又扩大至金石碑版的探索，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家到学者……他经历的历史风云之稠密，走过的文学道路之险峻，扮演的文坛角色之多样，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他就是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的施蛰存先生。
　　谈起施蛰存，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当年与鲁迅那场有名的《庄子》、《文选》之争，对这位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的作家格外好奇。其实，不管这场纷争如何出人意表，令人遗憾，都不能抹杀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不必搬出在论争之前，施蛰存主编《现代》曾与鲁迅有密切的合作，也不必搬出在论争之后，又是施蛰存率先运用心理分析学说探讨鲁迅的小说。假如我们认定鲁迅从他一贯的立场出发，反对青年人潜心古书，自有其针对现实的内在理路，那么施蛰存所关心、所追求的是在民族文学复兴过程中，如何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美文属性与“五四”所提倡的张扬个性、文学自由结合起来。从更深的层次加以考察，鲁、施应无根本的分歧，而施蛰存也从未认过错。
　　施蛰存曾开玩笑似的说过，自己是个不左不右、不中不西的人。这话可圈可点，也十分耐人寻味。施蛰存从未出过洋，留过学，当年他的挚友戴望舒访学法兰西，也曾使他一度怦然心动，但由于家累等多方面原因，用现在的流行语说，施蛰存终老没有当成“海归派”。但他远比那些喝了几口洋墨水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海归”高明。施蛰存精通英文，精通法文，对自古罗马以降直至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可以他大量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译著为证。他翻译了古罗马的维吉尔、英国的司各特、波兰的显克微支、保加利亚的伐佐夫、丹麦的尼克索、挪威的哈姆生等名家，他更翻译了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瑞典、西班牙、以色列等国不广为人知的作家作品。特别是他一直致力于引进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是把显尼志勒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从早年主编《现代》到晚年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施蛰存在介绍评论西洋文学和文化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前瞻、包容和开放，显示了他的全球视野，而这种全球性的眼光，综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只有鲁迅、周作人等少数几位巨子才具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大陆文坛“朦胧诗”兴起，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现代派小说大行其道时，施蛰存就一针见血地说过，这些东西我们早在三十年代就玩过了。他不以自己被“重新发现”而沾沾自喜，以“大师”自居；他更从不对文坛座次、排名先后而斤斤计较。当上海市授予他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时，他不需要这样的奖励的公开表态多少使主办者感到难堪。而九十年代以来商品化浪潮对文学的严重冲击，施蛰存也并不大惊小怪，以古证今，以洋喻今，他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论多少曲折，只要人们还有内心的诉求，还有精神的追求，文学的前景永远是美好的。也基于此，他在晚年仍一直手不释卷，关注天下事，更关注文学和学术的动向。
　　施蛰存是特立独行的。在新文学名家中，不为潮流所左右，能与鸳鸯蝴蝶派旧文人和平共处，又与不求闻达、野云闲鹤式的文苑艺坛人物密切往来的，恐怕只有施蛰存一人了。他对钱锺书、沈从文、傅雷、丁玲等老友的臧否，认为钱锺书为人为文有点“恶客”（上海方言，尖刻之意）；他指出沈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乡下人，其实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他写傅雷易“怒”，坦陈自己常与傅雷意见相左；他回忆丁玲早就有意识形态的“傲气”，自以为比别人都革命，都是独有会心，真切而有趣，精辟而不留情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施蛰存自有一套独到而发人深思的看法。如他针对八十年代末青年学人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提醒说：“‘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可惜由于施蛰存晚年亟待完成的工作太多而未能留下详尽的著述。
　　五十年代以降，出于曾遭鲁迅批判，又出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厄运等等原因，施蛰存一直处于逆境之中，但他始终自在、低调，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只要不被剥夺拿笔的权利，哪怕是被贬到资料室抄录卡片，被迫蜷居斗室坐在便桶上看书撰文，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把心血倾注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字事业中，硬是开辟出令后人称奇的词学和碑版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来。如果说有些作家后来要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些作家后来出于良知要深切地忏悔，那么施蛰存是不需要忏悔的，他问心无愧。在他留下的五十年代以来的百万字的著述中，很少很少有已经时过境迁站不住脚的，就这点而言，大概只有天津的孙犁差可比拟。完全可以这样说，施蛰存一直独立于权力之外，一直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卓尔不群。
　　有人曾想以“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来形容施蛰存，虽说是出于好意，但以施蛰存的博大精深，绝非这样的概括所能涵盖。他所开启的“四窗”（即南窗新文学创作，东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北窗金石碑版考释）的成就和境界，早已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界定的“海派”的范畴。晚年的施蛰存安坐在上海愚园路他的书房兼卧室兼客厅之中，抽着他心爱的雪茄，翻阅着各种各样中外报刊，与来访的海内外学人谈文说艺，荣辱不惊，冷眼向洋看世界。他是超脱的，通达的，又是入世的，洞察一切的。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中是一个异数，一个独特的存在。
　　施蛰存不愿意做寿，曾戏称做寿就是做“寿头”（上海方言，傻瓜之意），老人在百岁暖寿之后不到一个月谢世，真是一语成谶。随着施蛰存的离去，也许一个学识上为通家，人格上为达士的大师时代真的被带走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属于二十世纪的，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文章自由、人格自由，是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