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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经济 Economics经济学理论资本市场札记

资本市场札记

作者:丁安华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7月 

ISBN: 9787556109722
年中特卖用“SALE15”折扣卷全场书籍85折!可与三本88折,六本78折的优惠叠加计算!全球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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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经济学理论 SKU:5d86ad385f98494bcc141116 库存: 有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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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6109722

内容简介
本书稿主要从经济增长、产出缺口与牛熊周期,金融脱媒、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政府债务与财政改革,股票市场与证券投资,美国市场与世界经济五个角度出发,对”中国模式、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创新增长等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作者系大型知名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在业界有很高威望,他通过自身经历和深入的研究,对深奥的资本市场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于读者了解资本市场问题,普及资本市场知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丁安华,现任招商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曾在出版界、高校、央企和海外金融机构工作,逾二十年内地、香港和北美工作、生活经验。曾任招商局集团战略研究部总经理兼任招商银行董事、招商证券董事和招商轮船董事。1998年至2001年任职于加拿大皇家银行,1989年至1997年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现居香港。

目  录

001第一章经济增长、产出缺口与牛熊周期/ 001

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002

二、中国会“未富先老”吗?/ 007

三、创新增长:生产率与长期增长的关系/ 015

四、中国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021

五、产出缺口: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030

六、今夕何夕:产出缺口与牛熊周期/ 039

七、结构调整:消除负的产出缺口/ 045

第二章政府债务与财政改革/ 051

一、财政透明:阳光下你无处藏身/ 052

二、以史为鉴:政府债务问题/ 059

三、学术争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 066

四、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体制改革/ 078

第三章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 083

一、“杰克逊山谷共识”(Jackson Hole Consensus)/ 084

二、多元目标:鱼与熊掌怎可兼得?/ 093

三、规则为本:货币政策的行为准则/ 098

四、市场沟通: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107

五、资产价格:读书笔记/ 114

六、经济理论与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 129

第四章“金融脱媒”“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 137

一、“金融脱媒”:动了谁的奶酪?/ 138

二、“影子银行”:银行大堂的歌声魅影/ 146

三、短期利率:银行间市场观察/ 155

四、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调整/ 161

五、互联网金融:货币市场基金创新/ 166

六、他山之石: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172

七、金融改革:何去何从?/ 177

八、人民币“外升内贬”是怎么回事?/ 182

第五章股票市场与证券投资/ 187

一、证券研究之前世今生/ 188

二、投资大师凯恩斯/ 195

三、“卧底”调研:草根的智慧/ 202

四、经济辩论的语言/ 208

五、好的数据:坏的消息?/ 212

六、经济下行、股市上扬:悖论乎?/ 217

七、股票投资:风格与时尚/ 224

第六章美国市场与世界经济/ 233

一、内幕交易:美国规制证券犯罪的法律演进/ 234

二、美国梦:华人在美国置业的调研笔记/ 240

三、美国大学捐赠基金运作考察/ 248

四、美元与全球资本流动/ 258

前  言
资本市场是一个令人着迷也让人丧魂失魄的舞台,要登上这个舞台,演绎出精彩人生,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舞台,需要知道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究竟什么是资本市场?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归根结底是由经济的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所决定的,而生产能力则是一系列实物资产(real assets)的函数:劳动力、土地、建筑、机器、技术等等,当这些实物资产被组织利用起来,就可以生产出商品和服务,从而创造出物质财富。这部分实物资产的生产和销售行为,构成我们称之为实体经济(real economy)的运行。与实物资产相对应的是金融资产(financial assets),例如股票与债券。这些证券表面上无非是一些纸质的凭证,甚至就是电脑屏幕上的数据,它们对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没有直接的贡献,所以中国人喜欢将金融资产的发行和交易称为虚拟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国家用virtual economy这个词,却不是这个意思。外国人是从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的角度衍生出“虚拟经济”这个概念,而他们的虚拟社会专属于网上虚拟的游戏空间。回过头来,再看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关系,金融资产(股票或债券)是对实物资产的一种特定的收入索取权(claims),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交易变现。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s)就是金融资产的交易场所,由于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所具有的资本特性,所以金融市场又称为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s),这个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将投资行为与实物资产、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资本市场更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价格起伏瞬间变幻莫测。在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下没有资本市场可言,所以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新鲜事物。要把握资本市场运行的逻辑,理解资产价格的起起伏伏,我们需要学习。2首先,要学习现代经济学知识,掌握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又译:经济周期)理论,深刻认识商业周期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提出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这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困扰了很多人,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而忽视了工业革命的起源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正是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催生了亚当·斯密的(Adam Smith)《国富论》。斯密的理论核心有二:第一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场机制如同“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借着争取各自的私利(不是中文语境的“损人利己”,而是追求个人效用极大化的理性行为)来达至公共的利益,即资源得以合理、有效配置,而政府的角色仅仅是“守夜人”(night watchman)而已;第二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没有政府的位置。随后相当一段时期,主流经济学家相信存在市场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自然,在那时经济学理论也就无所谓宏观和微观之分。要说宏观经济学,那是“大萧条”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了五年,人们忍受的痛苦是如此之长,失业状况是如此严重,收入和福利下降的幅度是如此显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于让经济学家失去了对市场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通论》正是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开出的药方,他强调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长时间陷入停滞的主因,为了刺激需求就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施,全球经济最终走出了“大萧条”,人们重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凯恩斯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从“大萧条”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人们普遍相信逆周期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的观点。但就经济增长而言,凯恩斯的需求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短期经济复苏,而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供应,而不是需求,索罗修正过的生产函数揭示了供应端的技术、人力资本导致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70年代滞胀条件下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动摇了大家对凯恩斯的信念。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借机提出货币主义,带来新古典主义复苏的第一冲击波。他认为,经济的波动并非由于私人部门的总需求不稳定,而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失当,政府政策干扰了市场的调整。弗里德曼针对“病因”提出质疑,而卢卡斯(Robert Lucas)则从“药方”的角度带来“理性预期革命”。他认为,预期会使得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药方失去作用。新古典主义的第三波冲击来自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他进一步认为技术随机冲击引起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期替代才是经济周期波动真正的根源。在战后的几十年间,宏观经济学理论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演绎出各式各样的流派变体。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市场有效,倡导政府政策“无为”,这种思想通常占据道德高地,却不能在经济周期性陷入谷底时开出有效的政策处方;新凯恩斯主义者针对新古典主义的质疑,坚持价格黏性的观点,强化宏观政策与资本市场相互作用,以应对短期经济的剧烈波动,捍卫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不管是新古典还是新凯恩斯的信奉者,追本朔源,研究经济学的作用在于解释和理解实体经济的商业周期现象,把握这种危机、衰退、复苏和繁荣的循环更迭的机理。3其二,我们不难发现,商业周期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资本市场的表现,否则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资本市场价格上涨的现象呢?这就需要我们跳出简单商业周期的禁锢,扩展视野,关注和理解金融周期(financial cycle)的现象。与商业周期理论不同,金融周期理论的兴起还是比较近期的事情,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在美国的学术界还谈不上是理论的主流,但在欧洲已成为反思美式金融理论的一种重要思想潮流。新古典的主流观点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只影响物价,不影响实体经济;虽然凯恩斯反对这种观点,但他也只是将金融看作一个“摩擦”(friction)因素影响实体经济;而金融周期理论进一步扩展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的观点,强调金融周期的重要性。与商业周期关注GDP、存货和就业不同,金融周期理论从价值和风险(value and risk)之间自我强化的互动关系(self-reinforcing interactions),观察资本市场的繁荣和萧条的循环更迭,探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从而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金融周期理论尤其重视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这两个指标恰恰反映了投资者对价值和风险的认知程度。以信贷增速和房地产价格指标来描述和测量金融周期的变化规律,当信贷快速扩张时,通常由信用支持的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互动关系,直到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而出现全面的金融危机,如此循环反复。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博里奥(Claudio Borio)对金融周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他指出,金融危机通常发生在信贷强劲扩张和房产价格泡沫之后,他强调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第一,强劲的信贷增长和快速的资产价格上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实时信号,预示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第二,在最危险的信贷和资产泡沫阶段,央行继续执行固定的通胀目标政策是一种错误;第三,金融周期频度比传统商业周期低得多。一般商业周期的长度在1至8年之间,而根据七大工业国的样本,金融周期的平均长度为10至16年。金融周期的衰退是一种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与传统商业周期衰退的企业库存和资本支出型衰退不同,但如果两种衰退叠加,更具破坏性。可见,要了解资本市场的逻辑,我们不但要观察商业周期的位置,也要重视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4第三,要在资本市场成为“赢家”,光说不练不行。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践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金融投资理论的窍门。研习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坐而论道”。宏观经济学家们“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似乎是通病。投资理论的基础,当然是资产的估值(Valuation)方法。公司估值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20世纪初关于利息、价值和价格的开创性研究。在此之前,很多人是从成本的角度认识一项资产的价值,但欧文·费雪认为任何资产的价值在于它未来产生的收入,如果不能产生收入,资产就一文不值。他通过折现这个桥梁,将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收入连接起来,从而奠定了价值评估的基石——现金流折现法。现代投资理论的起源,则是1952年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证券组合选择》一文的发表。他指出投资者在对资本市场中众多的证券进行选择时,不仅应该考虑资产的收益水平,即资产回报的均值,还要考虑资产的风险水平,即资产回报的方差。他的结论是,在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是分散化持有一个证券组合。在此基础上,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1964年发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提出在资本市场均衡的条件下,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由尤金·法玛(Eugene FFama)1965年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他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最新的信息会迅速体现在证券的价格水平上。过去的半个世纪,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投资理论层出不穷,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是金融投资领域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投资理论被广泛运用到资本市场中,并反复为实证数据所证实或证伪,一些现代投资理论的研究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投资专家。在提出理论假说的同时,不少学者利用发达资本市场的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众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些金融资产价格会出现与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值的系统性偏离。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实证检验结果与逻辑推论的相悖,推动现代金融投资理论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放松对市场有效的假定,开始讨论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制度、法律、文化等因素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被概括为新制度金融学,比较热议的问题包括金融体系的设计,直接融资主导金融体系与间接融资主导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等等。另外一个方向是放松投资者充分理性假定的行为金融学理论,用投资者非理性的行为——例如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所称的“动物精神”——来解释市场偏离的异常现象。马科维茨、夏普、法马、希勒等多位现代金融理论的创立者都荣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两位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合伙人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多数金融投资理论的创始人参与创办的对冲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都获得经营上的成功,可谓理论付诸实践的优秀代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成交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并迅速全球化的事实,期权、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上市公司收购兼并及重组业务的兴起,乃至主权基金、各类主动和被动管理型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渐居市场主导地位等金融市场的深刻变化都与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的发展有密切联系。5丁安华的这本《资本市场札记》,收录了作者这些年广泛阅读、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的心得。我是2001年初认识安华的,那时我刚从北京调任香港工作。新到一个岗位,首要的任务就是了解公司的运作,听取业务和财务的汇报。其时,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肆掠香港,中资机构受到重创。记得那是三月的某一天,我听取公司的资本运作和财务汇报,安华是汇报人之一,他当时刚从海外回来。在那次讨论中,他运用自由现金流模型框架,分析公司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解决之道,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开创性地将集团合并现金流和香港母公司总部现金流状况区分开来,从而将总部现金流的窘境凸现出来,为理解香港中资企业的现金流危机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实时的财务模型,开启了公司为期十年的发展与再造工程。在我们共事的十多年间,丁安华先后担任招商局集团战略研究部总经理和招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既是公司的主要战略智囊,又是一位专业的经济研究人员,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社会经济转型的各种学术和理论问题。安华是一个勤于思考、为人低调,淡于名利的人,他的研究兴趣广泛,学术功夫扎实,文献占有丰富,行文流畅自然,见解独到深刻,阅读起来赏心悦目。我一直鼓励他将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文章整理出来,看到这本《资本市场札记》的出版发行,非常高兴,特此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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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济增长、产出缺口与牛熊周期

 “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论文《货币改革的小册子》(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1中国人喜欢讨论长期和结构性问题,热衷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很多笔墨都花费在有生之年都无法见到的事情上。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只有长期和结构性问题才具有更高层次的终极意义,远见卓识也。相应的,短期和周波性问题都是肤浅的和庸俗的,不值得高手们花太多的时间。这一点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文件和某些学者的著述中清晰可见。内地券商的分析师们,以美式的金融文化为师,跟随华尔街的传统,通常也是短视的、庸俗的,不那么热衷讨论长期问题,毕竟投资者的耐心(investment horizon)不会太长。正因为如此,券商分析师的宏观经济研究难登大雅之堂,勉强谈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好像又特别乐意公开就短期资本市场的走势提供意见,他们的信心来源很简单,既然长期和结构性问题那么复杂都搞明白了,就不要客气长短兼顾、大小通吃好了。22010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欧耶(Oh Yeah!一笑)的一篇名为《新教条主义的光荣孤立》“光荣孤立”,可能源自英文的splendid isolation。 的文章,其中写到国内学术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莫名嫉恨”现象:让我们看看近期这一大堆名家文章及专访的标题:《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该对凯恩斯主义说再见了》《用凯恩斯主义完全下错了药》《中国不需要凯恩斯》《别再自作聪明地摆弄凯恩斯主义》……你看见过有哪一位稍具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像美国的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那样,公开以“凯恩斯主义者”为荣?你又能说出哪一位稍具知名度的经济学者是目前中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除非他在学界不想混了。来源于中国青年报官方网站: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10-06/28/content_3297061.htm的确,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他的经济学主张,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广泛诟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国外的情况,也对凯恩斯不利。这几年席卷欧美的金融风暴和债务危机,究其根源,很多人将矛头指向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看看,政府所有的短视经济政策(赤字预算、债务高企、财政开支、刺激就业),哪一项不和凯恩斯相关。凯恩斯曾说:“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这句颇具调侃意味的“名言”,端的坐实了他的自私与短见,被人们反复引用。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明星”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更加夸张,他在2013年6月加州的一次会议上,回答听众提问时,提到凯恩斯的这句名言。他言语轻佻,说凯恩斯理论之所以只关注短期的思想根源,乃由于凯恩斯“既是同性恋者,又没有小孩”(gay and childless),因而对子孙后代的未来没有兴趣。据说,弗格森话一出口颇自鸣得意,但全场听众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deadly quiet),没有掌声。他是聪明人,马上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当天就在网上向公众道歉。参见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3年5月4日文章:Paul Harris,“Niall Ferguson Apologises for Remarks about‘Gay and Childless’Keynes”,来源: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may/04/niallfergusonapologisesgaykeynes。攻击凯恩斯的私生活,是十分不明智的。事实上,凯恩斯早年的同性恋的倾向并没有影响后来的正常婚姻生活,他的俄裔舞蹈家妻子曾经怀孕,只是不幸流产了。凯恩斯的理论当然是可以被批评的,不过学术讨论也要有适当的分寸。3凯恩斯在他的早期(1923年)著作《货币改革的小册子》(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写到“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我们再读一下他的文字,追溯一下上文下理,或许是有益的: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Economists set themselves too easy, too useless a task if in tempestuous seasons they can only tell us that when the storm is past the ocean is flat again.(长期对当前急务而言是误导的。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工作界定得太简单,毫无用处。正如台风季节来临时,他们却只能告诉我们,风暴过去后大海又会风平浪静。)John Maynard Keynes,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Macmillan,1923. 本书中译文均由本书作者翻译。凯恩斯并没有否定“长期”的意思,他只是告诫我们长期这个概念对于当前亟须面对的问题,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他不赞同将经济视为一个均衡的系统(equilibrium system),在这个系统中,只要政府不干预,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并愿意安静地等待,经济终将重归平衡的状态。凯恩斯在其1935年出版的《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进一步表述了他的思想,即经济可能远离均衡,陷入长期的就业不足状态,只有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才能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4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就当下争议的重点来看,短期问题主要是指失业。长期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可能会导致未来通胀的出现;二是政府财政开支不断扩大,也许会引起公共债务危机。若以短期经济问题为重,那么就要扩大财政支出,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其刺激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若以长期问题为重,那么就要严格控制政府赤字,压缩财政开支,减少政府债务,尽早放弃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以降低未来的通胀威胁。显然,这两种思路的经济政策处方刚好相反,为政客的政策辩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历史上看,失业问题比通胀问题更顽固、更难对付。首先,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虽危害很大但非常罕见;其次,货币当局已经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来治理通胀。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怎么对付通胀,1985年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只用了十天就控制住了。然而,对付失业问题,经济学家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招数,他们通常会说市场机制总有一天可以让那些面临失业困境的国家重新回到充分就业的状况,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而已。尤其是那些信奉自由市场、着眼长期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反对政府插手。在他们看来,失业不是问题,政府干预才是问题。失业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这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困难在于,失业通常伴随某些就业职位的消失,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技能错配,最终引起自然失业率上升。更重要的是,大范围的失业通常会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5凯恩斯追求生活的质量,他的著作积极描绘了人类的未来,他的学说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更大可能,他希望他的经济学思想和政策处方能够保护市场经济,对抗集体主义暴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大量失业继续下去。“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于强调生命的意义,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天。中国会“未富先老”吗?1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就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争论已久。主要观点不外乎三种:一是悲观派,认为人口增长限制了经济增长,早期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及近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源于这种思想;二是乐观派,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所谓“人多好办事”;三是持中性(Neutral)观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没有太大关系。每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佐证,共同的缺陷是这些观点强调的都是人口数量(population),即人口的规模(size)和增长(growth)。悲观论者,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马尔萨斯,他在《人口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论述到,人口的几何增长与土地产出的算术增长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从而对欧洲社会的未来,描述了一幅悲惨的前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欧洲大量向外移民开拓新大陆,提供了思想的根源。后来的悲观论者,大多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思路,都是从粮食供应和资源短缺的角度展开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REhrlich)1968年发表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om)Paul Ehrlich,The Population Bomb, Ballantine Books, 1968. 和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Univseral Books, 1972.中文版《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都强调人口增长导致资源枯竭,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可持续。悲观论者的人口政策主张生育计划(Family Planning),在中国最终发展成极端的一孩政策(onechild policy)。乐观派的出现,是比较近期的事情。世界的人口在1999年为60亿,2012年达到70亿,而这期间的人均GDP增加了三分之二。农业和工业的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乐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他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中,认为人口增长会带来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带来自然资源的价格长期下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抨击了那种认为由于人口增长,资源耗尽,“世界末日”迫近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人类的智力和创造力是终极的资源。西蒙在1996年出版的《终极资源(第二版)》(The Ultimate Resource II)写道:The more people, the more minds there are to discover new deposits and increase productivity, with raw materials as with other goods.http://www.juliansimon.com/writings/Ultimate_Resource/. (人越多,智慧越多,就能发现新的储量和提升生产率,对原材料和其他物品均是如此。)西蒙断言,人口越多,人类的思想潜能迸发,可以发现更多的(资源)储量和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他挑战传统的价格理论,认为稀缺不一定导致价格上升。他就五种日渐稀缺的基本金属价格走势与《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的作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进行的长达十年的“赌局”Paul Sabin, 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更是传诵一时,脍炙人口。故事是这样的:埃尔利希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斯坦福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他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预言,世界将因人口过剩而陷入粮食短缺和资源匮乏的危机。1980年,西蒙公开挑战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埃尔利希的人口过剩和资源耗尽的预见是正确的话,那么十年后稀有的金属商品价格将由于日渐稀缺而价格上升。西蒙公开“打赌”,他认为市场力量将刺激创新提升效率,金属商品的价格因而将会下降。西蒙建议,两人各用1000美元模拟购入由五种金属组成的一篮子商品。十年后,如果埃尔利希赢了(价格上升),西蒙要将上升的差价付给埃尔利希;如果西蒙赢了(价格下降),埃尔利希要将价格差价付与西蒙。为了促成这一“赌局”,西蒙不但要冒价格无限上升的风险(而对手的风险敞口是有限的),他还让埃尔利希任意挑选五种稀有金属商品。埃尔利希咨询了大学专家同事的意见后,选择了他们确信“胜券在握”的商品:铬(chromium)、铜(copper)、镍(nickel)、锡(tin)和钨(tungsten)。最终,埃尔利希输了。这十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8亿,但这一篮子金属商品的价格却下跌了超过50%。究其原因,正是西蒙所断言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1990年10月,埃尔利希低调地给西蒙寄出了一张57607美元支票。最后,是人口中性(population neutralism)观点,认为人口本身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显著影响。既没有制约也没有推动经济增长,而是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人口中性观点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国家富裕的源泉,在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所带来的生产率的进步,他确信市场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近年来,不少统计实证分析证明,国别间的人口规模和增长与该国的经济表现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关系。002近来,关于人口与经济的讨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英文语境中更多使用demographic,而不是population。前者强调人口结构的统计特征,特别是年龄结构(age structure)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术界开始关注人口的结构特征,与人多人少或人口增长没什么关系。所谓人口结构,指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状况、生活地点和人口迁徙的特征。人的行为和经济增长,与所处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如果一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较高,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资源用在保健、教育之上,更多的妇女要留在家中抚养后代,导致妇女就业比例减少,从而影响就业人口增长,总体上倾向于压抑经济增长。儿童的优势在于,他们会长大成人,将来会贡献社会。如果人口结构中工作年龄(working ages)占比相对较高的话,那么抚养率将会下降,较多的劳动力供应、较高的储蓄,加之较佳的人力资本投资,都会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增加财富的积累,造就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现象。如果一个国家的老龄人口居多,经济资源必然流向这部分老年人群,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福利开支加大。该国的储蓄率必然下降,资本开支减少,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3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特征会不断演变,从而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轨迹。此外,某种人口结构还会通过选票影响政府的政策主张,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从美国的经验看,战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婴儿潮”(baby boom),加之美国的移民政策比欧洲宽松,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美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相对于欧洲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欧洲虽然也有一个战后的“婴儿潮”,但欧洲移民政策保守,出生率比美国下降更快,欧洲的人口老龄化比美国更为严重。2013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数据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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