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4808160
细节是历史的灵魂，也是这本历史图书的看点，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人耳目一新!
本书以抗日战争发展的历程为线索，循序展开，用19个故事贯穿全书，从纵断面审视这段历史。本书更加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侧面的鲜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以及这些细节对事件发展的关键影响，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这段历史的全貌。本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发掘和采集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通过生动灵动的文笔将其呈现出来。
一、《田中奏折》失盗案
二、中国抗战中的纳粹身影
三、从“九二八”到“九一八”：时间提前之谜
四、是谁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五、姗姗来迟的“对日宣战”
六、挑起卢沟桥事变日军的最后命运
七、《论持久战》国际传播的一段佳话
八、声讨海军的风波
九、第88国际旅的由来
十、“八百壮士”的最后命运
十一、帕奈号事件：“珍珠港事件”的预演
十二、“中共谍报案”始末
十三、日军没有侵占澳门之谜
十四、神秘的“迪克西使团”
十五、两份“终战诏书”的风波
十六、发生在“密苏里”号上的秘闻
十七、战后的驻日中国占领军
十八、一场有缺憾的审判
十九、“第一战犯”的脱罪之旅
后记
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开始，每到抗日战争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纪念的日子，专家学者们都会编写出版一些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书，这些书已经占据我们书架的很大一部分了。从总体上看，过去十几年抗战题材的图书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宏观大叙事的图书多，通史、专题史唱了此类图书的主角。客观地说，出版这类图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对读者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毋庸置疑，这种抗战图书出版状况也存在问题，这些年来，抗战研究已经大大深入了，但读者们看到的抗战图书却是“一年一年一个样”，“一本一本一个味”。这说明，经过多年的阅读和学习，读者的需求层次高了，他们不仅想了解“历史是什么样的”，他们更想了解“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他们渴望追求更深层次的历史真实。今年又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无疑还会有大量的通史类和专题史类抗战著作出版，但要真正发挥纪念活动的效果，要真正能给读者一些新鲜的认识和知识，图书出版上必须有突破，必须有新意。那么，新意在哪里？突破在何方？我觉得“新”就要“新”在创造的思路上，突破就要突破在内容的选取和把握上。
《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一本让人看到“另一个抗战”的图书，是一本尝试“突破”并已经有所“突破”的书。
在选题上，该书跳出了大叙事的框架结构，用19个故事贯穿全书，纵向建构历史，走了与大叙事完全相反的路，这在结构上就让人耳目一新。
在内容上，全书突出了一个“细”字，因此新意跌出，看点跌现。细节是历史的灵魂，也是一本历史图书的看点。像抗战这样题材的图书，更应该在掌握*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在细节上下功夫。该书中的19个故事，就是19个生动的历史细节，不少细节真的是鲜为人知的。例如：
1.关于战后中国部队驻军日本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历史事件。这件事是战后同盟国对日本进行管制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政府参与了最初的谋划，并有具体的表述。这段历史的介绍，弥补了人们对战后国际新秩序建立认识的一段历史空白。
2.关于“日军残留山西事件”，这也是不为很多人知道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件事反映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人在战后与日本投降部队的特殊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民党在对待日本投降问题上的用心和深远谋划。
3.关于“帕奈号事件”同样是不为人所知的事情。一段时间以来，“帕奈号事件”只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但该书将这个问题以通俗的形式再现出来，让读者更加清楚地看清了日本对侵略行动的部署和图谋。
4.关于抗日战争中纳粹德国在中国的活动。该书通过一系列珍贵史料，揭露了纳粹德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如何从最初的合作到逐步走向破裂的复杂演变过程。其中许多史料也是一般读者很少见到的。
5.关于“中共谍报团案”的情况更是一般读者知之甚少的历史事件。它解密了一支战斗在日本情报机构内部的中共情报小组的历史情况，其中的过程惊心动魄，曲折迂回。
等等，等等。
该书中的19个故事几乎都有大多数读者闻所未闻的情节和内容。
总之，该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发掘和采集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通过生动灵动的文笔将其呈现出来。
本书的作者都是中央理论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是党史研究与文献研究权威部门通力合作的杰作。作者长期从事抗战史研究，掌握大量抗战史料，并对这些史料有较强的鉴别、筛选能力，很好地驾驭了这一选题。全书史料可靠，可读性强，是一本独具特色的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好书。
准确预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尽管西线吃紧，但苏联政府因为担心日本会趁火打劫，配合德军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尤其是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1941年8、9月举行了虚张声势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所谓“关特演”，给苏联远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而不敢抽调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到西线去抵抗疯狂的德军进攻，十分被动。为此，延安中共中央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上海情报站及南京情报组积极开展情报搜集与分析活动。
1941年9月间，西里龙夫等人侦知到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预测日本在近期不会进攻苏联，立即将这一情报经上海情报站报告延安，转告苏联政府。在这同时，苏联政府也获得了佐尔格从东京提供的内容相同的情报，因而下决心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的兵力到西线，集中全力迎击德军，保卫莫斯科。
就在情报搜集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10月初，身在上海的中西功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的奇怪电报。电报的发件人署名是“白川次郎”，内容只有三个字“速西去”。
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敏感，让中西功顿时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他知道这个“白川次郎”是谁。“白川次郎”就是尾崎秀实，这是尾崎在参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时使用的笔名，但是“速西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让中西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收到电报的时候，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为核心的情报组已经被日本当局侦破，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等人已经被逮捕。就在被捕之前，尾崎秀实冒险向中西功发来电报，希望他以及西里龙夫等人迅速离开上海和南京，到中国西部抗日政府控制的地区去，到延安去。
接到电报后，中西功立刻与中共上海情报站人员取得了联系。中西功的夫人中西芳子后来回忆说：整个下午，中西功都若无其事地和一位做生意的“吴老板”（即吴成方，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具体负责人）在咖啡馆闲聊。但是中西芳子“发现丈夫有些异常，回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事实上，那一晚中西功在书房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东京打电话。他先是拨通了尾崎秀实家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拨通另一位朋友水野成的电话，可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走样，他甚至记不得中西功了，接电话的也许根本不是水野成。仿佛一夜之间，中西功在东京的朋友全部消失了。这个时候，中西功感到东京方面可能出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西功认为，“速西去”，就是通知他迅速转移到中国西部抗日地区去，到延安去。
在中西功有些“异常”的那个深夜，中共上海情报组的负责人潘汉年与“吴老板”也一夜无眠，在研究那份电报的内容。他们也判断出东京方面可能出问题了，“速西去”是在向中西功报警，让他赶紧向西撤离，到延安去。于是，中共上海情报组通知中西功从速撤走。
然而，在这生死转折的关头，中西功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留下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他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关头，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而且在东京方面的情况还完全不掌握的情况下就离开，他认为也是不合适的。正是出于为了了解东京方面的情况和进一步搜集情报的双重考虑，他决定“向东去”，回东京。
11月中旬，中西功冒着极大的危险返回东京。
回到东京后，中西功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和打听尾崎秀实的情况，都一无所获。中西功确认尾崎凶多吉少了。
然而，已经知道自己处境危险的中西功，并没有立刻离开东京，而是深入搜集情报的第一线，孤军奋战。
这一天，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义，独闯日本军方的报道部，坐在记者们中间，听记者相互交流采访成果，谈论对形势的分析判断。谈话中，他听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日军驻中国南方的部队已经开始向台湾集结，而一名叫佐藤正的记者正要赶往那里与军队会合。这个消息之所以引起中西功的警觉，是因为此前，他曾经去“满洲”出差，在大连、旅顺等港口，亲眼看到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隐蔽去向，各地公共建筑住满兵员，官兵正进行登陆作战的各种演习。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将有大动作，而这个“大动作”，中西功的判断就是南下作战。
1941年11月20日，中西功悄悄离开东京，回上海。就在这一天，在日本皇宫内召开了首相与重要大臣们的“恳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首相向大臣们解释向南作战的决心和部署。
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中西功返回上海后，利用自己的尚未暴露的身份，深入“满铁”上海总部的绝密情报室，仔细查找新近东京方面发给“满铁”的各种资料，最终他首先在一份叫《编内参考》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日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不再拖延。”随后，他又在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中发现了更加明确的部署要求。作战纲要提出：对南方，以11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同时，中西功还看到了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综合这些情报，根据日本的作战规律，中西功不仅坚信日军即将南进发动“大东亚战争”，而且他还推断南进时间，12月1日太早，15日太晚，估计是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某一个星期天。
情报形成后，中西功立刻将它交给中共上海情报站，之后，经潘汉年送达延安。鉴于这份情报所涉及的内容事关整个亚洲战局的重大变化，经党中央批准，情报又经过吴纪光转交给国民党中统上海站，发给美国大使詹森。但美国人此时正寄希望于与日本的谈判，并没有对这份情报给予太大关注。
就在美国方面收到情报的第二个星期天——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动数百架飞机对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轰炸，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此，中西功在情报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这个时候东京方面已经发现尾崎秀实与上海同文书院毕业生之间的密切关系，派特务到上海、南京调查，并开始对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进行侦查跟踪。
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很快就觉察到日本特务的动向，于是也相应采取了一些行动。
1942年5月，日本驻上海的第十三军与驻武汉的第十一军配合，发动对浙翰线中国军队的进攻。中西功乘机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身份与证件，打算到浙江前线后寻机出走，到中国抗日地区去。但日本警察当局迅速下手，派员于6月16日到杭州逮捕了中西功。同一天，在南京逮捕了西里龙夫。
与中西功、西里龙夫一同被捕的，还有身在北京的日籍中共秘密党员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以及中共上海情报站和南京情报站及“满铁”特别调查班中埋伏的中共党员共20多人。这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组成的情报网络破获，再次震动日本朝野。
19 44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押解到东京警视厅，关进巢鸭拘留所，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后，受到严刑拷打，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但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他说:“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明白自己所从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险性，我们知道随时有被捕和被杀的可能。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时刻准备牺牲一切而心甘情愿。”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每次进入审讯室，他就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书写道:“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所幸的是，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月后美军进入日本，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政治犯”由驻日盟军释放出狱。
出狱之后，中西功依然怀想着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依然想念着他的中国战友，为此，他凭着自己的记忆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并于1946年在日本出版，成为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和红军长征的日文著作。中西功在书中写道:“我们也许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此时此刻痛感有必要把我们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的东西留给后人。”对于他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中西功评价道:“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高水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仅有二十几年，其出发点非常之低，并且，国内工人阶级的比率之小，给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制约。但是，这个党现在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党员的大党，成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力量。这个党不仅力量强大，这个党的领导层和全体党员具有的政治水平极其高。因此最终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导者”。
中西功于1946年6月在本国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与创办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曾在日本共产党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后任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1973年3月，中西功因病逝世。这一年他62岁。
当局的打击和迫害，并再次被捕入狱，被关押了40余天。
1933年初，出狱后返回故乡活动的中西功接受尾崎秀实的邀请，前往大阪负责同上海方面的联络工作。这个时候的中西功已经决定像尾崎秀实一样投入更艰巨的斗争。
十二、“中共谍报案”始末
1973年8月，一位罹患重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日本人喃喃地说道:“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几天以后，这位日本老人便与世长辞。这位日本老人叫中西功，他记挂和想念的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以前，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和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人们一起走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
不宁静的上海
1928年11月底，一个叫尾崎秀实的日本人带着新婚的妻子，从神户出发，经过了二日两晚的航行抵达中国上海。多年之后，他在给写亲人的信中谈到初抵上海的感受：“《三十三年之梦》真是一本令人愉快的书。文字虽不怎么漂亮，但很有趣。当年他们这些人，虽然有其轻举妄动、狂狷不羁的一面，但充满着梦想和热情，这一点还是很感人的。滔天在书中写道，他第一次溯入扬子江进入上海的时候，一种不知所由的感动突然涌上心头，不觉感极而泣。我也完全是同样的感觉，第一次进入上海时的感动，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感动之一。”
尾崎秀实谈到的这本叫《三十三年之梦》的书，是一个宫崎滔天的日本人写的自传。宫崎滔天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中国同盟会著名的外籍会员。为参加中国革命首次到达上海的宫崎滔天在自传中写道：“我（自长崎）搭乘西经丸轮船前往上海。航行两日，望见了吴淞的一角。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这就是支那大陆!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行，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头，瞻望低回，不知何故，竟然流下了眼泪。” 尾崎秀实之所以与宫崎滔天有相同的感受，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这就反对剥削和压迫，向往光明和正义。
尾崎秀实于1901年4月29日出生于东京市芝区伊皿子町。出生6个月之后随母亲迁居至中国台湾，在台北市生活，父亲尾崎秀太郎受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之邀，在那里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尾崎秀实在台湾读完了五年制的小学和五年制的中学，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之后，回国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乙类，这是一个以德语为主的外国语专业。1922年3月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德国法学科学习，第二年4月转入政治学科。正是在这里，尾崎第一次读到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及革命进步书籍。1925年 3月大学毕业后留在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劳动法专业的尾崎，更加如饥似渴的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书籍。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的思想从人道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上来，大平十四年（1925）的时候起，我开始信奉共产主义。” 1926年5月，尾崎考入《东京朝日新闻》社会部供职。后转到了《大阪朝日新闻》社的支那部。两年后，他被派往上海担任特派记者。
初到上海不久的尾崎，很快通过一个特殊的渠道，参与到中国革命中来。这个特殊的渠道就是参加左翼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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