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经济学

 当今中国，经济学已是显学。不过，仍不是有人提出：经济学“是泊来品”，未必服中国水土，故常以西方经济学，并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然而既然中西文史哲可以打通，西方经济学是否也可以与东方的中国古代文献打通？刘正山的这本《老子经济学》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道德经》很多论断的境界超乎想象，当今中国，经济学已是显学。不过，仍不是有人提出，：经济学“是泊来品，未必服中国水土，故常以”西方经济学“，并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然而既然中西文史哲可以打通，西方经济学是否也可以与东方的中国古代文献打通？本书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刘正山，男，1974年生于陕西。东北财经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居北京，从事研究工作。著有《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上、下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幸福与幸福指数：理论构建与计量分析》、《寓言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经济学林论剑》、《爱情婚姻经济学》等专著。在《思想理论内参》、《学习时报》、《经济日报》、《南风窗》、《中国青年》、《经济学》等刊物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参与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央党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研究50多项。

自序
1.众妙之门
2.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3.不尚贤
4.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5.天地不仁
6.谷神不死
7.天长地久
8.上善若水
9.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10.载营魄抱一
11.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12.五色令人目盲
13.宠辱若惊
14.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15.古之善为道者
16.致虚极，守静笃
17.太上，不知有之
18.大道废，有仁义
19.绝圣弃智
20.绝学无忧
21.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22.曲则全
23.希言自然
24.企者不立
25.道法自然
26.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27.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28.大制无割
29.去甚，去奢，去泰
30.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31.夫兵者，不祥之器
32.知止所以不殆
3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34.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35.执大象，天下往
36.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37.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38.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39.昔之得一者
40.反者道之动
41.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42.道生一
43.天下之至柔
44.名与身孰亲
45.大成若缺
46.知足之足，常足矣
47.不出户，知天下
48.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49.圣人无常心
50.出生入死
51.势成之
52.见小日明
53.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54.以天下观天下
55.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56.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57.我无为而民白化
58.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59.治人事天，莫若啬
60.治大国，若烹小鲜
61.大国者下流
62.道者，万物之奥
63.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64.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65.古之善为道者
66.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67.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68.善为士者不武
69.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70.圣人被褐怀玉
71.知不知，尚矣
72.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73.勇于敢则杀
74.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75.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76.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77.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78.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79.和大怨，必有余怨
80.小国寡民
81.天之道，利而不害

 当今中国，经济学已是显学。不过，仍不时有人提出，“经济学”是舶来品，未必服中国水土，故常冠名以“西方经济学”，并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
其实，学无中西。很偶然的，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却喜欢上钱钟书的《管锥编》。《管锥编》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打通”，即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关联。在中西文献的对比中，该书融通历史与现实，模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用现实的眼光，作阐释性的对话，“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
既然中西文史哲可以“打通”，“西方”的经济学是否也可以与“东方的”中国古代文献“打通”？钱钟书并未涉足这一领域。数年前，闲读《庄子》等书之余，我萌生诸多想法，将中国古代的“寓言”与西方现代的“经济学”联系起来，试图架一座桥梁，并出版《寓言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其实，数千年的深厚文化积淀，中国传统中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挖掘。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我，直指《道德经》。
这要从我与老子的三次“结缘”谈起。2005年春季的某天，我在北京大学CCER听课，林毅夫大段引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先贤的话语来阐释他所认为的经济学方法论。当时，我颇为震惊——居然可以将中国古人特别是老子的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联系起来！2009年春，我到河南灵宝出差。灵宝的函谷关是传说中老子著述《道德经》的地方。当地有人送我一套《道德经》，我当时并未在意，将书带回北京之后，束之高阁。2010年秋，因中央党校的一个课题，我有机会到河南鹿邑调研。鹿邑是传说中的老子故里。
当第三次与老子“结缘”，我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在《道德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间架一座桥梁？于是，我开始翻阅那本被打入冷宫的《道德经》。
应该说，读懂《道德经》并非易事。由于历史流变，语词含义变异很大。我一边阅读原文，一边参看任继愈、南怀瑾等诸多名家的论著，静下心来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萌感悟。2010年底，我内心涌现一股强烈的写作冲动，于是，我开始动笔，历经数年，最终形成了读者眼前的这本书。
曾有人说过，不读《道德经》，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而我认为，细读且深悟《道德经》，对于经济学人而言，至关重要。它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有处世及处事的原则，还有方法论和理论。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是一门特别容易被大众误解的学科。很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只关心金钱，充满铜臭味。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人将经济学过度庸俗化。严格地讲，“经济学”这个词语不达意。中国古代就有“经济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内容不仅包括经济、财政方面，而且广泛涉及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甚至一部分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如治水）。所以，当初将“Economics”译为中文之时，不少人对“经济学”表示异议，如严复就认为：“日本译之以经济……既嫌太廓。”由于经由多年传承和广泛接受，而今不得不使用“经济学”，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宁愿弃用“经济学”这一术语。
按照世界主流的观点，“Economics”是研究稀缺条件下如何选择的学问。所谓“稀缺”，即相对于需要而言的有限性。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分析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由此可见，《道德经》与经济学也是可以“打通”的。例如，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与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指标考核”（Proxy Measurement）可以对接。如何衡量“道”是否被破坏呢？老子说，如果统治者或这个社会提倡“仁义”，就说明大“道”被废弃了；判断是否存在虚伪，就要看是否出现了聪明智巧；看一个家庭是否和谐，只需看是否出现了孝慈；看一个国家是否安定，依据为是否出现了忠臣。
当然，《道德经》很多论断的境界超乎想象。1966年9月，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在日本东京作题为“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时，说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其实，老子所主张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难以概括。老子并非主张“无所作为”，也不是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过分干预”。老子明确提出：国家的禁令越多，人民就愈贫穷；法令订得愈细，盗贼反而变多。
《道德经》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颇有启迪。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意即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对于“若烹小鲜”，河上公的注解是“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小鱼如果去肠、去鳞的话，很容易烂掉，“不敢挠”是指烹饪时不要随便翻动。这不就是说，要尽量减少折腾或“不折腾”（Don’t do much ado about nothing），或者说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吗？
对我而言，撰写这部书颇具挑战，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本试图将“东方”的《道德经》和“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通”的专著。以任继愈这样的大才，居然先后四次翻译《道德经》（《老子今译》、《老子新译》、《老子全译》、《老子绎读》），可见其精深。我才疏学浅，无论在《道德经》还是经济学面前，都不过是一个在浩瀚的大海边玩耍的充满好奇心的孩子。那么，我这本书，只能算是写在《道德经》和经济学边上的。
刘正山 201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