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6053831
本书多篇文章让人耳目一新,如《从汉赋看汉人的人体审美意识》《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落絮游丝皆有情——唐代诗人的杨柳情结》《而今识遍愁滋味——漫谈辛弃疾的“愁”意象》,还有对晚唐诗人夕阳情结、残缺情结的研究,以及对南朝诗人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等,颇能引起读者的阅读欲。
方法多样
作者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且使用多用研究方法,将比较文学、美学、文艺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方法自如运用,灵活变化。如《上下求索 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孟子“性善论”与歌德“向善说”的异同》《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李世民、*的碣石情结》等文,从时间的纵向和空间的横向,对中国历史人物和中西方文学人物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文学作品产生的震撼人心的永恒魅力。《从民俗文化的传承看情歌与当代贵州苗族情歌》《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等文则从人类学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汉代君主“好大”的审美意识与汉大赋之“大”的审美互动》等文则用了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方法。
观点创新
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根据旧史料阐发出新的观点。如《何时以命名》一文,作者发表于《文献》(1997年第4期)的同名文章考证出,东汉中期王逸的《楚辞章句》*早以《史记》命名《太史公书》,比当下学术界认可的高步灜考证的起源于后汉末年,早了100年。这在史记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编
从民俗文化的传承看《诗经》情歌与当代贵州苗族情歌 /
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 /
孔子与古代中国人的宗教观 /
孟子“性善论”与歌德“向善说”的异同/
上下求索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 /
中编
从汉赋看汉人的人体审美意识 /
汉代君主“好大”的审美意识与汉大赋之“大”的审美互动 /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
论汉代赋家的民族意识及其历史建树 /
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 /
论汉赋的“宣汉”思潮 /
从汉武帝与赋家的关系看汉赋的流变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
“相如文君”经典故事的当代文化阐释 /
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张衡《归田赋》评析/
《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 /
《史记·报任安书》诸疑试解 /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
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李世民、毛泽东的碣石情结 /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升格文运——南朝时期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 /
下编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唐诗人的夕阳情结 /
晚唐诗人残缺意象的审美心理透视 /
万象销沈一瞬间,空余月外闻残佩——晚唐诗人的残缺情结 /
落絮游丝皆有情——唐代诗人的杨柳情结 /
柳宗元的吏治改革思想 /
而今识遍愁滋味——漫谈辛弃疾的“愁”意象 /
耶律楚材诗文研究回顾与展望 /
外编
近现代粤剧在越南的演出与传播 /
当代粤剧海外传播的五大趋势 /
《芙蓉风》:市井百姓的《红楼梦》 /
柳载春:于连式的个人奋斗者——柳载春、于连形象之比较 /
漫谈中国新文学的忏悔意识 /
后记 /
程国赋
《中国古代文学探微》是沈有珠女士从事学术研究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其中一些论文发表于《文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贵州社会科学》《济南大学学报》《船山学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该书是对古代文学、文化的散点透视,内容涉及哲学、宗教、神话、历史、文学、民俗等方面,虽然时间跨度较大、涉猎面较广,但细读下来,我发现其于钻研处皆用心。归纳起来,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视野开阔且具有创新意识。该书研究内容从《诗经》情歌到苗岭情歌,从中国屈原到外国歌德,从文学到文化思想、宗教、政治、民俗,从诗、赋、词到小说均有涉足,属于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的范围,显示出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广泛的学术兴趣与坚实的学术功力,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的《从汉赋看汉人的人体审美意识》一文认为:汉赋的人体审美意识上承《诗经》,下启魏晋唐宋,在汉大一统帝国的背景中,在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楚骚美学的浸润、南北文化的冲击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那就是欣赏“中和”美,描绘融南北美人之美于一体的美人,提倡自然美与修饰美的统一,汉赋家们陶醉在人体审美境界中,“思无邪”“乐而不淫”的审美态度,对我们当今正确地欣赏人体美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的《从民俗文化的传承看〈诗经〉情歌与当代贵州苗族情歌》,从宗教祭祀、歌舞狂欢与民俗的视角来研究,认为《诗经》情歌、苗族民间情歌从远古唱来,直率坦诚的情歌充满着狂放古朴的山野之美,充实着浪漫的精神内核,裹挟着神秘的宗教信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展现。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的《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认为,孔子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神学,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远神精神的主导地位,开辟了古代人文精神的新世纪。全文论点精辟,出自机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该书具有明确的创新意识,能将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新颖的切入视角相结合,寻求新的突破点。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的《漫谈中国新文学的忏悔意识》对“五四”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小说中的忏悔意识进行解读分析,并对文学作品中忏悔意识的发生、发展、转变进行梳理与总结,反思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苦难历程,揭示忏悔意识在知识分子人格重塑以及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唐诗人的夕阳情结》,通过“夕阳”意象来探讨晚唐诗人在动乱年代的思想精神、生活状况、价值评判与人生皈依,分析细腻入微、令人信服。
二是研究方法多样且视角独特。该书从方法上讲,具有相当浓厚的思辨色彩,同时又荟萃多种方法,其中有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美学、文艺学等,每一篇都力求选准一种角度,变换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从本质上说深说透。例如,论文《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李世民、毛泽东的“碣石情结”》借鉴西方文论原型批评的方法,从曹操、李世民、毛泽东这三位独领风骚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碣石诗”入手,探究“碣石”这个原型的根源,把那些浸透着纵贯几千年来帝王、人民领袖深沉情感的情结发掘出来,认为“碣石情结”使伟人们在跨越历史时空中发生了共鸣,“碣石”也成为一个纵贯历史长河的审美观照。《上下求索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一文,通过比较《离骚》中的屈原与《浮士德》中的浮士德这两个艺术形象来了解中西方民族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该文认为,屈原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及其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在悲剧结局中有着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浮士德永不满足的精神揭示了人类向前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从汉武帝与赋家的关系看汉赋的流变》一文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汉武帝的个人好恶与汉赋的赋风、赋旨及赋体的演变。《南朝时期陶渊明的升格文运——南朝时期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一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南朝时期陶渊明接受史,认为,在陶渊明死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南朝宋、梁人对他的认识、评价经历了一个“三级跳”的文学升格运动:从“隐士”到“隐逸诗人”再到“独超众类”“莫之与京”,为唐宋以后的陶渊明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并且定下了基调。该书时有会心之论,可供开拓的空间还很大,值得深入探索。
三是打破文史哲割裂的研究现状,提倡多学科融合的综合研究。在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史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班固、扬雄等既是思想家、史学家,也是重要的汉赋家,他们的思想在哲学著作、史书、赋作里都有大量的表现,影响渗透文史哲领域。获得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2012年社科成果二等奖的论文《论汉代赋家的民族意识及其历史建树》,从民族学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汉代赋家的民族意识,认为司马相如、严助等赋家为汉武帝打开了南夷、西南大门,为汉帝国的大一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一文认为,汉大赋是在汉初游士社会角色由策士向辞赋家转变的背景下继承战国纵横家文章的特质而形成的。正因为汉赋家有着战国策士献策劝谏的心态,所以讽喻、劝谏的意图一直贯穿汉赋的始终。论文《汉代君主“好大”的审美意识与汉大赋之“大”的审美互动》认为,以“大”为美作为汉代帝王与文士们共同的审美意识以及他们之间的审美互动,贯穿于汉大赋创作的内外表里和创作之始终,也就规范着汉大赋具有时代特征的以“大”为美的审美理想。《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一文,探讨汉代经学与汉代赋论的问题,认为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论汉赋的“宣汉”思潮》一文探讨“宣汉”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内涵及发展脉络,文人宣汉的心态,宣汉思潮在历史上的影响,“宣汉”与“润色鸿业”“实录”的联系及区别等。该书的汉赋系列论文,打通文史哲界限来综合研究汉赋,宏观综论与微观剖析交相使用,以史证赋、赋史互证,论从史出,述论结合,时见精彩论述。四是资料翔实。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发现一些新材料,对传统的治学理路驾轻就熟。例如,关于《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这个问题,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本人自命其书为《太史公书》;唐颜师古《汉书注》认为首起于班固;朱筠、章学诚、陈汉章、日本人泷川资言等认为起源于唐朝魏征等主编的《隋书·经籍志》;王国维、梁启超等认为起源于魏晋以后;高步瀛认为起源于后汉末年,魏以后因袭之。以上说法皆太晚。沈有珠发表于《文献》(1997年第4期)的《〈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考证为东汉中期王逸的《楚辞章句》*早以《史记》命名《太史公书》,比高说约早100年。王逸在东汉今古经文之争*盛时著《楚辞章句》,大量引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材料。在引文中王逸将《太史公书》命名为《史记》,达52次之多,该材料的发现为论文的展开与论述提供了可靠而有效的资料保证。
沈有珠女士是我的学生。初次见面,她来参加一场答辩会,虽然我为考官,但印象不是很深。一个月后,在汕头大学参加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年会,有了一些接触。本年初她来暨南大学访学,做我的访问学者,我渐渐对她有了不少了解。她用长达一年的时间,对已经发表过的内容进行修改,重新搜集补充材料;以前发表的论文注释或过于简单,或无注,她重新注释并统一注释体例,并请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我很钦佩她在知天命的年龄,在同龄女性跳街舞、谈养生的时候,愿意泡在图书馆,拼搏钻研、对事业的追求矢志不渝。于是我写下以上一些话权为序言。这本《中国古代文学探微》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仍有不少可供商榷的问题,但这是开拓者在起步时留下的足迹。期待她在学术探索的路上走得更远。
2015年3月
(程国赋,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古代文学学会理事、古代文论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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