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6053640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言论报国文统未绝——读《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及其思考
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的流变
日暮乡关何处是——论家族文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
在历史的叙述中静观现实主义——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及其他
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重写与教学创新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
民俗·启蒙·审美——论民间信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取向
“含魅”的现代虚构与想象——鬼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呈现
穿越沉重的肉身——略论现代“鬼戏”之源流
第二编 经典诱惑:作家与作品读解
论郁达夫文艺观对传统诗学的认同及转化
正本清源:郭沫若之文化“结算”——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之价值
“自悟”、“自道”、“自证”的心灵诗学——伍世昭《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之阐发
论徐志摩散文的艺术品格
突围与突围之后——论觉新、汪文宣的文化“血缘”关系
启蒙时代的民俗审美——重读《呼兰河传》
在个性追求中走向规范——试论吴组缃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与局限
书生回眸:“鬼文学”的现代新编——以曹禺、徐为例
情归革命——重读《白毛女》兼论“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写
艳异风景中的奇情——论张爱玲小说的民间信仰书写
时尚与真知的两难——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再解读
改革者永不言败——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有感
舞席歌场,时有击碎唾壶之意——论姜夔词所蕴含的爱国情感
第三编 别样观景:香港学者散文透析
中华文化背景下的香港作家
富于解读“意味”和欣赏“魅力”的一个文学亮点——论当代香港学者散文
文学自由与市场规范的双向选择——论香港学者散文的创作机制
日常生活的诗意追求——香港中大学者散文的情感分析
人文家国的深度关怀——香港沙田派学者散文的情感解读
真知与风尚的双重追求——香港学者散文艺术阐释
不同的艺术呈现一致的文化追寻——余光中、董桥散文比较
探寻文脉与把握个性的结晶——王剑丛《香港文学史》之意义
肖向明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3次较为明显的转型。按照张法的说法,**次文学转型,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始,到“五四”文学止,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西化”转型。这里以中国进入世界史这一大潮为背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把小说定为文艺的*上乘作为显著标志。
20世纪初,作为近现代之交的过渡时期人物,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把西方重视小说的观念引进国内,试图以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宣传来取代传统的道德说教。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因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王国维是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另一位先驱。他认为:“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
而且身体力行,以《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开辟了应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局面:有与苏联式世界史相联的革命文学(从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到左联领导的左翼文学,再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与西方式世界史有关、又杂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独立心态的“学院型”文学(从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小说到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的散文),还有与现代都市共生的通俗文学(从武侠、言情、张恨水小说到侦探、新感觉小说)。然而,中国现代性的革命主潮推动了文学的新一轮转型运动,这次转型大致可分为两条线:一是从“五四”后开始的革命文学家朝向和配合革命的新型写作,一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革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改造。
1985年左右,以寻根文学的出现为标志,开始了第三次转型,其主要表现就是先锋文学在形式上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模仿和在内容上对中国本土形象的创新。具体地体现为,以先锋小说为主体所达到的实绩:文学的现代叙述方式,用这种方式讲述前现代中国的故事,故事中弥漫着现代意识。
由政治到经济的转变,由纸质文本到传媒文化的转型,这标志着市场经济物质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文学背景的置换:启蒙革命的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被置换为消费追求的商业文化和传媒文化。正如陈晓明所言:“他们的存在与写作处在同一平面,他们不再需要文学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80后’,占据的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空间,相比较起背负着历史重压和文学经典传统的那几代作家,他们面对这个时代更具有先天的优势。”
在当下,文学商业化、网络化、传媒化和大众化等一系列新的历史语境中,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应该在文化资源和文学信仰层面努力探索实现共享的可行性渠道,以拯救和疗救当代物欲化时代的人类信仰危机、人性沉沦和人文精神的日趋匮乏,实现对人类精神领域和心灵境界的净化,而“新生代”作家群从新世纪初的涌现到分化再到趋于沉寂,则鲜明地记录和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立足世纪之交遭遇新颖而独特的历史语境时的一种价值归属和文化走向。
实际上,活跃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在对待西方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有很大的差异。尽管他们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学知识,与传统有直接的文化血缘联系,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性觉醒的时代,又都先后留学欧美、日本,鲜明的中西文化比照使他们深切地觉察到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挑战下的危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突和焦虑不安。时代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把他们推向了“西方”, 以寻求真理。鲁迅就把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比作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极憎恶他,想除去他”。
然而,在强大的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儒家的载道传统一直都在努力冲破西化的帐幕,顽强地发挥自身的作用。无疑,这些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试图把西方文学思潮融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潜意识。这种“化西方”的需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和随后的“左翼”文学运动,乃至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变成了实际的文学行动。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以明确的民族立场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中国文艺理论引向了本土本位。即使如此,中国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现代性的焦虑和西方化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在向西方认同的历史愿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但是,这种转型与变迁毕竟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可能被放逐、被遮蔽,但终究不会轻易被剔除;外来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可以很快风行一时,却不可能在异域扎下根来。于是,在鲁迅那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后,只留下苦闷彷徨的《野草》;在闻一多那支燃烧着的《红烛》熄灭之后,唯剩下一沟绝望的《死水》……这种个体存在的危机感一直到“新时期文学”中仍不绝如缕,譬如,那一眼填不尽生命与热血的《老井》,那只载不尽苦难与不幸的《古船》,你想选择但《你别无选择》的烦恼,你要变奏却弄成了《无主题变奏》的尴尬,更为吊诡的是,当你想同过去告别的时候,你甚至会发现你已《无处告别》了……这些作品,虽不能否认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都有其民族的特殊意义。这是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焦虑,这是一种价值失落时期的烦恼,同时,这或许也是一种世纪之交的追求。唯其如此,它们才不仅仅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进正是一种矛盾的运动与状态。其间,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受到西方文学理念的冲击,被迫做出相应的改变。中国文学一方面抵制了全盘西化的企图,另一方面也阻止了纯粹传统主义的复归,在左冲右突之间进行着重建与复兴的努力。若把20世纪西方与东方的冲突与磨合所形成的文学视作主流、中心,那日益退居边缘的传统文学话语在21世纪末又重新受到重视和推崇。在未来极其漫长的文化冲突、磨合的过程中,若能既不受全球化的规约,又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不去过分加强西方化与民族化的对立,而是促使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沟通、对话和交流,那21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至少,莫言的成绩说明了这一点。
依此,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三次文学转型,其动力都主要来自文学外部,来自中国现代性要求和对世界愿景的宏观想象。关于文学的现代、近代、古代的溯源,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同年代文学形态之间的衔接与转换,乃至称谓,这些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不是简单地为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形态寻找一个确定的文本证明,而应该是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形态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的细致考察和深刻透析。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在不同形态的历史转换、文化转型过程中,寻找文学变迁和演进的轨迹和理由。
其实,我有幸走上文学研究之路,首先归功于我的硕士导师王剑丛教授,他在18年前接受了我这样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想当年,在中山大学那棵大榕树后面的中文系老旧的小楼里,王师与我们几个研究生侃侃而谈、不知疲倦,虽有蚊子与小虫的打扰,也丝毫不减其兴致与坚持。有时,课堂改在王师的家里,略显局促的客厅在课后又常常成为我们享受师母所烹饪的美食的餐厅。至今想来,仍然回味无穷。尤使我难忘的是,王师对我们作业的批改,可谓一字一句、毫不含糊。王师的和蔼与认真,深刻影响着我的人生选择和学术取向。
今年也是我的博士导师吴定宇先生古稀之华诞,同门弟子早已纷纷向他表达敬意和感恩。当然,对于在他手中调教六年之久的我而言,更应率真、率先献上贺寿致词。但有时又真有心中万千感慨、下笔无从着手的困窘,或许这也是一种偷懒的托词吧。我也用拙笔记下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以献礼于先生寿筵。
记得我在博士论文出版的“后记”里,描述了道德与文章并重的吴师,使我博士三年“学习严肃、充实而又感到如沐春风”。说实话,吴师给我**的印象是,在我们读书时吴师很严格,而当临近毕业或毕业后,他又是那样牵挂我们的成长。的确是这样,吴师“金刚怒目”的表面蕴藏更多的是“菩萨低眉”的柔情。吴师那里也总是成为吴门弟子在各地消息的发布平台,正是吴师这位旗手在引领学生们温暖前行。有师如此,真好!
2007年4月,我来到复旦大学,在导师郑元者先生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复旦大学有着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郑师睿智、严谨而不失亲和的学者风范、学科前瞻与理论建构的强烈意识以及对学生们高度的学术期许,使我体验深刻并将终身受益。可以预期,复旦的求学经历,既是我的一个学术积累的充实期,也将是我学术研究又一个新的起点。
我想,也许正因为老师如此重要,弟子们才一向将老师看得格外神圣,可与父亲相提并论,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吴师**可以被尊称为“师父”。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如同父亲对待子女,只有付出,不求回报。老师与学子数年朝夕相处,皆为“指导”,其道德楷模、学术指引、人生教导、一言一行对我等影响极大,甚至可以惠及我们的一生。古人称“人有三尊,君、父、师”。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除了亲情、友情之外,还拥有一份特殊的浓浓的“师情”,拥有了它,就能让我始终梦想在前方。
本书主要是我和杨林夕近20年来对20世纪文化与文学转型阶段性思考的结晶。所选文章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其中,《新华文摘》摘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曾被转载多篇次,在此表达深深谢意。除此,对“成长于斯”的惠州及惠州学院,也必须表达对她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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