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9502188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与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互联网企业并不仅仅满足局限于同用户的纯粹市场交易关系，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又把企业与用户的关系推进到“市场—社会”关系，即在具有了影响大众消费行为的能力后，其又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驱动下，把企业的触手深入到大众社会行为之中，极力影响、引导乃至塑造大众的精神生活。针对互联网企业的这种行为特征，要求我们在开展互联网企业党建时，首先需要对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党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根据党建工作目标要求，重新建立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要从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工作—服务”的政企关系，努力向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服务—引领”的政企关系转变。简言之，就是要在互联网企业党员党组织和工作双覆盖的组织基础上，积极探寻多样化的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使党的组织力和影响力渗入企业内部活动之中，力争发挥对企业的负责任经营产生有效的政治引领作用，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信息时代社会权力的组织再造。
目 录
导论技术、资本与政治逻辑张力下的互联网企业党建（1）
章互联网企业认知探源：概念、角色与分类（16）
第二章互联网企业党建理论：误解、认知与重建（49）
第三章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风险、挑战与应对（79）
第四章互联网企业党建目标：组织、服务与引领（105）
第五章互联网企业党建路径：平台、内容与技术（127）
第六章互联网企业党建实践：探索、创新与展望（155）
结束语高度重视互联网企业党建，着力提升“两新”
组织党建组织力（194）
在线试读
导论技术、资本与政治逻辑张力下的互联网企业党建互联网企业本书研究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指非公所有制互联网企业，为行文方便一律简称“互联网企业”。党建在信息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大格局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一特殊意义主要是由互联网企业在社会舆论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也就是说，作为私营化的互联网企业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实际上侵蚀了由党和政府掌控的“公舆论”权力。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在一党执政的社会制度结构中，如何在容忍和接纳按照市场经济逻辑运行的互联网企业带来的舆论权力的“分享”情况下，建立执政党与企业之间舆论权力的“共享”机制。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迫切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一、互联网企业党建的现状与问题在企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不过，在互联网企业建立党组织并使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工作并非易事。以资本控股为标准，企业党建一般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党建、合资企业党建和外资企业党建。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在具有一般企业的经济生产特征之外，还具有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后一种特征赋予了企业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延伸，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内生型”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说，党建工作不仅仅体现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能力上。相较于国有控股企业，合资企业作为一种多种资本力量共同作用的经营主体，其党建工作所能发挥的作用明显弱化。事实上，尽管有中方资本力量的支持，但是在没有必要承担政治责任的前提下，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合资企业的党建工作徒具形式。在关系到企业经营管理、发展战略和劳资关系等一系列关键环节和问题上，党建工作往往缺席。如果说合资企业的党建工作还能以党的组织形式存在并开展相关工作，那么外资企业的党建工作就显得更加困难。在实际工作中，党建工作的重点只能放在对企业中党员个人的联系上，并以组织的名义开展间歇性组织活动，以提醒党员注意自己拥有的政治身份。那么，如何看待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党建工作呢？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探索，党的组织从一开始被拒绝再到后来得到允许进入企业内部开展活动是组织建设的重要成绩。但是就整个党建工作的意义和实效来说，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党建工作实质上陷入到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即党建工作的组织性需求与职工党员的个体性需求之间近乎完全的脱节。从党建工作的组织性需求来说，在非行政体系内的社会经济单位中开展党建工作，更大程度上是党组织惯性的发展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和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社会多元力量的出现使传统一律的党建格局开始分化。出于对流动党员身体控制的组织偏好和三个以上正式党员应当成立党小组的政治要求，在有别于体制内的社会经济单元建立党组织就成为指导性的政治指示和政策要求。可以说，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主要是党在组织发展要求下采取的积极举措。但是，建立党组织只是组织建设的步，真正考验党组织工作成效还在于其活动能否赢得职工党员的参与和信任。具体而言，就是指党组织的活动能否在程度上与职工党员的个体利益诉求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非公企业党建中，一个主要的关系变量出现了——职工党员的个体利益诉求，成为党组织与党员个体之间的主导性因素。无论承认与否，对于非公企业中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化，都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事实上，一个从来都不应该被忽视的现状就是党员群体中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群体分化：体制内党员与体制外党员。尽管这种群体分化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宣讲中往往被遮蔽和掩盖，但是从党建工作的实际政治效应来讲，党员群体的分化在事实上已经切切实实地对党建工作的思维、态度、方法以及效果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性来讲，影响体制内外党员履行权利与义务的因素有着根本性差别。身处体制之内的党员，其个体的前途发展往往直接取决于组织内部的绩效考核。无论这种绩效考核体系表现出如何的复杂性或科学性，但是党员的政治身份却是基本的政治前提。对于谋求在体制内发展的个体而言，成为党员往往被视为组织化的主要象征。于是，党员的政治身份就成为一种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无论情愿与否，党组织的活动都能够通过强制性方式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在组织体制内部，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但是，对体制外党员而言，维系体制内党员和党组织关系的影响性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政治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开始背离并在事实上被边缘化。对企业和职工而言，对利益——企业追求利润和职工追求高薪——的共同诉求成为双方保持一致立场的根本基础。职工通过个人努力为企业赚取更大利润并以此谋求更高的薪水和更好地发展空间，而企业则通过对职工提供经济利益上的加薪分成和公司职位来肯定职工的个体努力。在这个新的组织团体内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利益原则而非其他因素。对身具党员身份的非公企业职工来说，此时的政治面貌对其个人而言已经无法提供强而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在对职工个体利益毫无影响的情况下，其实际工作往往会流于形式。因此，在我们检视互联网企业党建的工作现状时，如果刻意忽视非公企业中党员个体和党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化，那就无法深切地理解互联网企业实际的党建工作了。事实上，互联网企业的出现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加剧了非公企业党建的组织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互联网企业自身的资本特性、组织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属性。从企业的资本特性来讲，作为非公企业新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往往更能引起资本的关注和热捧。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并且快速进入网络时代的国度里，巨大的市场使互联网企业能够为资本带来超额利润。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流入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主导性力量，不断推动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于是在资本的主导下，以党建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往往被视为政府的强制干预而受到排斥。尽管经过艰苦的努力，党的组织建设得以在互联网企业中被允许进入，但是党建工作的活动边界却被严格限定。从企业的组织特性来讲，虽然互联网企业的管理核心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精英式的金字塔型的组织内核，但是与传统生产型企业的集权式、封闭式和垂直性管理相比，被赋予高技术特征的互联网企业的组织管理更具开放性、多元性与扁平化的特征。事实上，互联网企业的这种组织管理环境与“互联网一代”的企业员工的生活成长环境和社会整体气质高度耦合。因此，在新生代员工平等、开放、参与的组织精神与代表传统组织形态的党建工作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和矛盾，这也给在互联网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设置了障碍。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还在于与互联网企业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属性的巨大变化。事实上，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企业的出现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从来都不应该被低估。代表工业时代组织精华的生产制造企业对社会的意义在于：通过提供固化的物质性产品来实现对社会群体及其思想意识的标准化和一致化。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传统生产型企业实质上发挥了和学校、司法、监狱等机构一样对“人”进行社会规训的作用，只不过企业是通过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和产品来对社会中的“人”产生影响的。代表信息时代组织精华的互联网企业对社会的意义则在于“颠覆”与“重组”，即互联网企业通过提供丰富的精神性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和培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长期被忽略的多样化社会在互联网技术突破传统的时空限制后有了释放自身能量的机会和渠道，在开放便捷的交流碰撞中推进社会生活从多样化向社会力量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因此可以说，生产型企业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和建立社会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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