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

　　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民国诞生了，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它的开放包容造就了中国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塑造了一代人物的个性、品格和风骨。这种多元的文化、丰富的个性就是陈丹青所说的“民国范儿”吧。

　　《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诉说的是一段尚未凝固的历史，一个不一样的民国。
　　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这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坦然率真的时代，这是一个典雅从容的时代，更是一个有脊梁有气节有风骨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饱受战祸和灾难摧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人有文人的范儿，武夫有武夫的范儿，名媛有名媛的范儿，市民有市民的范儿，艺人有艺人的范儿，政客有政客的范儿。各种元素纷纷出场，或时尚，或传统，或智慧，或愚昧，或高尚，或卑鄙，或光明，或黑暗，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民国，一个如今已然绝迹了的民国。

　　本书以细腻灵巧的笔触，温暖简洁的语言，将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和细节一一复活，带我们走进了那个并未远去的世界，那段余温尚存的岁月。

　　王凯，专栏作家、文史撰稿人，主要从事民国史的探究与写作，著有《民国的背影 那些人那些事》。

自序
高处不胜寒
　
◆袁世凯导演的政治婚姻
　在中国历史上，联姻一直是政治人物笼络对手羁縻部属的惯用手法，这种披着温情外衣的外交工具长期以来屡试不爽，深得历朝历代官僚政客的青睐。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就是一位这方面的高手。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一次较量
　在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北洋武夫眼里，黎元洪只是一枚可供利用的棋子，需要时奉若神明，不用时弃如敝屣。黎元洪对他们也都是唯唯诺诺，从来不敢发出不同声音，但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黎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自己致命一击，两人之间的这次交手以袁世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从中人们也可看出貌似“柔暗”的黎元洪在大事上其实并不糊涂。

　
◆历史上的“北京兵变”
　不管袁世凯是不是这次兵变的主谋，但他的确是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讲，北京兵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北洋政权的国务总理
　那些走马灯般的内阁轮换，背后其实都有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的身影。
　
◆张勋的下落
　孙中山在致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对张勋的这番评价，将其政治态度和个人人格区分开来，可谓公正之言。

　
◆《大公报》记者的民国高官访谈录
　历史就是如此，总是弥漫着阴谋和算计——徐铸成当年笔下的新闻，如今已成为历史。
　
◆韩复榘恶搞蒋介石
　如果说韩复榘的恶搞之举招致了这场杀身之祸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此事在蒋介石心里埋下了阴影却是毋庸置疑。从自保的角度看，韩复榘选错了调侃的对象，或者说错的是他自己——他没有政治人物的智慧，却有街头混混的狡黠。

　
◆徐铸成笔下的蒋经国
　徐铸成与蒋经国还有过几次接触，他都一一作了记录。平心而论，徐铸成对青年蒋经国印象颇佳，正如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总之，蒋经国先生在赣南勤政爱民及礼贤下士之精神，迄今犹留深刻印象。”

　
◆喋血孤城后的余程万
　一代抗日名将没有战死沙场，最后竟不明不白地死于香港。
　
◆1948年的中国“大选”
　蒋的反对恰恰正是李宗仁获胜的原因，这个结局恐怕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
　
◆作为军人的“李白”
　“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这是一则有趣的谜语，谜底是“李白”，既指唐代大诗人李白，又指国民党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

　
　雨打风吹去
　
◆鲁迅在仙台的日子
　在鲁迅的印象里，仙台的天气是寒冷清冽的，“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在这个寒冷陌生的城市里，给鲁迅的生活带来一抹亮色和暖意的是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鲁迅与沈从文之间的一场误会
　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老舍的生日及身世
　老舍的生日很特别，农历腊月二十三，恰好是“祀灶日”，民间俗称“过小年”。
　
◆老舍和梁实秋笔下的老北京年景
　在他们笔下，皇城根下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精灵剔透富有精气神儿，而极富中国民俗文化特点的老北京春节，更是被他们的如椽大笔演绎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梁实秋的最后时光
　梁实秋幼女梁文蔷在谈及这段往事时说：“爸爸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字迹竟是求生的呼号，每念及此，肝肠寸断。”

　
◆最后的萧红
　她平静地倚在病床上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
　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说这个职业体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原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民国年间的“高考”试题
　看着这些当年的老试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感慨良久，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教育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
　
◆沈从文与王林交往杂记
　汪曾祺说：“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
　
◆雷洁琼的年轻时代
　在当代中国，没有听说过雷洁琼这个名字的可能不多，但大多数人眼中的雷洁琼，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党派领袖的雷洁琼，是老年时期的雷洁琼。年轻时代的雷洁琼是个什么样子？她又经历过哪些风风雨雨呢？

　
◆关于《沁园春?雪》的几阕和词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报》“西方夜谭”栏目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和者甚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南社盟主”柳亚子和“三湘才子”易君左。

　
　论政犹书生
　
◆“苏报案”本事
　苏报案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言论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天看来，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宋教仁的宪政理想
　随着1913年3月20日22时许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正在建设的中国民主宪政大厦轰然坍塌，辛亥革命为国人燃起的希望之火迅速熄灭，宋教仁为之奔走呼号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也随之付诸东流。

　
◆一场关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
　1933年至1935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和“独裁”的论争。与以往“新月”文人与左翼作家之间的论战不同，此次论战双方的主角皆是深受英美文化浸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蒋廷黻、胡适、丁文江等人还都是“独立评论”社的同仁和私交甚佳的朋友。

　
◆关于周作人遇刺的罗生门
　当年的刺客究竟是什么人?有何政治背景?刺周的目的何在?这一事件已过去70余年，却一直没有行刺者的任何踪迹，有的只是各当事方自说自话式的辩解和指责，一起扑朔迷离的枪击事件逐渐演化为一场各取所需的政治罗生门。

　
◆张申府一篇文章引发的风波
　《呼吁和平》成了张申府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并决定了其后半生的道路。◆张奚若：志士与学者
　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蒋介石感到极度难堪，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再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宋云彬笔下的新政协
　1949年春天，当时正在香港的宋云彬应邀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其间在其《北游日记》中记下了一些颇为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他的这些率真鲜活带有生命体温的私人记录，为后人了解和纪念这段历史书写了颇有价值的一笔。

　
　名士自风流
　
◆酒桌上的胡适博士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京戏名票张伯驹
　人们常言人生犹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痴迷了一辈子京戏的张伯驹如云般飘然而来，又如风般悄然而去，就像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无法复制的传说。

　
◆几种不同版本的“民国四公子”
　关于民国四公子，流传着许多不同的版本，他们均系清末民初高官大员的后人，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被遗忘的民国帅哥王赓
　新月诗人徐志摩与民国名媛陆小曼的那场情感纠结世人皆知，而其中另一位男主角王赓的情况却一直鲜为人知，有关书籍或资料提起这段往事时对其也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陆小曼前夫”成为王赓一生最知名的“头衔”。

　
◆汪曾祺眼里的联大教授们
　汪曾祺笔下那些可爱的教授们在今天已成为一种绝响，我们能够循着汪先生的文字走近他们，去敬重并感受他们的风采，其实是一种福祉。

　
◆多情才子吴雨僧
　对于吴宓的这些“恋爱的浪漫史”，其清华同学兼同事顾毓琇以“千古多情吴雨僧”一语概括，可谓神来之笔。
　
◆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往事
　在鲁迅的蜜月旅行中，他的学生一直与他和许广平共居一室，直到离开杭州。
　
◆王右家的婚姻生活
　今天知道王右家这个名字的恐怕已经不多了，但曹禺名剧《日出》中交际花陈白露的形象却是妇孺皆知，据说此人的原型之一就是王右家。

　
◆蓝妮其人其事
　她的一生便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如果有人写出来，必然是一部巨著。
　
◆周培源的爱情
　今天看来，周培源与王蒂澂的爱情就像默声片电影里的一个动人场景，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做派，值得我们用心去细细品味。
　
　旧事谁与语
　
◆哈同遗产案往事
　1931年6月19日，素有“远东第一富翁”之称的上海房地产大鳄哈同撒手人寰。哈同去世后，留下了1.7亿元的巨额财产，其中包括460亩土地、1300幢房屋和价值百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哈同一生并无亲生子女，在他死后十余年间，其遗孀、管家、中外养子女以及垂涎其财产的各色人物相继登场。

　
◆红尘传奇话德龄
　随着一些晚清宫廷题材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才女德龄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近代史上到底有没有德龄公主其人？真实的德龄究竟是何许人也？

　
◆老上海的出租车
　上海是中国较早拥有出租车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租车就已经成了“阿拉上海人”出行的首选和最爱。
　
◆中国童子军史话
　当1907年英国军官贝登堡爵士在英国南部海岛上成立童子军5年之后，中国也创办了童子军，其创始人便是湖北武昌的严家麟先生。
　
◆民初的一场体育盛会
　1915年的上海远东运动会是华夏古国与现代体育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从此迈出了体育强国的第一步。
　
◆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及其余波
　地震带来的灾难固然严酷，但人类自身之间的伤害却更令人伤感。
　
◆易培基案：一场不了了之的司法游戏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安排，不料却引发了故宫内部的派系争端，为日后的“故宫盗宝案”埋下了伏笔。
　
◆“黄克功事件”中的女主角刘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红军高级将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竟残忍地将陕北公学学生刘茜枪杀，此即当年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年仅16岁的刘茜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角。

　
◆军统“黑马”
　长篇小说《狼烟北平》中塑造了一位国民党军统特工“黑马”的形象，此人潜伏于古都北平，策划指挥了一系列针对日伪的暗杀制裁行动。这位神秘的“黑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曾任军统局驻华北办事处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的马汉三，据说戴笠之死与其有关。

　
◆1942年的中原大旱
　在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荒年不可胜数，但如1942年这样的惨景却不多见。为何会如此残酷？究其缘由，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而后者可能还是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发生在1940年代初的这场大旱，是天灾，更是人祸。

　
◆鲁迅母亲鲁瑞旧事
　鲁瑞虽然爱读书，却不喜欢看鲁迅的小说。有人拿鲁迅的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了之后说：“我们家乡那儿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好。”

后记
　　

自 序

常常感念那个叫“民国”的时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与它有着太多的关联。我们的祖辈甚至父辈就曾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些长衫旗袍的身影里就有我们熟稔的亲人——家里藏有一张老照片，身着淡雅旗袍的年轻女性是姥姥，而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当时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姑娘，依偎在姥姥身旁。这幅温馨的画面是我接受到的关于民国最初的启蒙。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余音里，中西、新旧的各种文化、思想、理念、现象如潮水般涌来，涤荡着人们的内心与外在，也造就了性情多元的民国先贤。这种多元的文化就是陈丹青所说的“民国范儿”吧？

对“民国范儿”的理解见仁见智，或曰风情，或曰风尚，或曰趣味。但不管如何，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那就是独立和自由，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恰恰是“民国范儿”的魅力之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民国先辈们才能在那样一个烽火不绝的乱世里，活得如此纯粹、率真、干净、从容。当然，这份恬淡和宁静今天看来似乎已成为一种久远的情怀了。

有则典故，大家一定熟悉。国学大师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有人问起刘氏治庄子的得失，他的回答也自成一体：“《庄子》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但让刘文典名扬天下的还不是他的学问和自傲，而是他主持安徽大学校务时与蒋中正的那场著名对骂。安徽大学当时发生学潮，蒋极为不满，怒责刘文典：“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当面顶撞：“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最后两人索性拍桌大骂，一个说“你是学阀”，一个回“你是军阀”，周围的人瞠目结舌。

故事有多种版本，情节大同小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如此人物，如此事情，如此风骨，今后还会再现吗？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读了这样一段文字：“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每一个都是夺目的，都是惨伤的。这是一种宿命，谁也无法藏匿或逃避。他们像瑰丽却肃杀的秋景，搅碎了人生如梦的愁肠。”

文字是章诒和的，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王凯
2011年5月

　　我经常在想，民国这样一个乱世，为什么会涌现这么多可钦可佩的人物，发生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使得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们有时甚至不知好歹地怀念和嫉妒起那个时代来。

     ——资深出版人、电子工业出版社人文图书事业部主任 李影

　　透过这些舒服、流畅、淡然的文字，我们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有趣的民国。长衫旗袍里的那些人和事，虽已坠落在历史深处，却一刻也不曾从我们的心底逝去。

    ——法制日报社《法治周末》编辑 邬蕾
 
　　如此精约、好看的文字，勾勒出民国年间的那些人那些事，像回放的一个个电影短片。从这里可以品人、可以明史、可以知事、可以记言，正可谓亦史亦文亦故事，宜读宜赏宜收藏。

    ——《团结报》文史周刊编辑 陈晓燕

  　张勋的下落
　　
　　张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别人物，这位张大帅念念不忘皇帝故主，民国成立后其本人和部下都还留着一根大辫子，被人们戏称为“张辫帅”。1917年7月，张勋导演了那出昙花一现的复辟闹剧，失败后逃入荷兰使馆。历史教科书对张勋的记录到此戛然而止，他的名字在民国历史上从此销声匿迹，没有了下文。

　　这位闻名一时的“张辫帅”字少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清朝末年投靠袁世凯，曾任清廷江南提督，率部驻防南京；民国初年，以“长江巡阅使”的名义驻军江苏徐州一带。为表示忠于清廷，他本人及所部均留发辫，时人呼为“辫子军”。1917年北洋政权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借调停为名率兵入京，趁机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自封为忠勇亲王、政务总长、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虽说张勋复辟成瘾，但其夫人曹氏却是位明事理识大体的女性，只可惜张勋不肯听她的话。据说复辟以后，张勋得意地向曹氏炫耀自己的“亲王”爵位，妻子却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恐怕明天就要做‘一字平肩王’了！”张勋不解：“‘一字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脑袋不保，不就是两肩一字平了吗？”

　　复辟消息传出后，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全国各大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复辟。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避入日本使馆避难。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誓师讨伐张勋。

　　7月12日，“讨逆军”分三路攻入北京。辫子军不堪一击，大都割掉自己脑后的“尾巴”逃命去了，战后的北京，留下了满街的大辫子。仅仅在几天以前，脑后有条大辫子还是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有了它上戏院可以不买票，买东西可以不付钱，调戏妇女好像也是理所当然。可如今是有了辫子就遭殃，不剪去辫子就无法脱身，所以辫子便被毫不留恋地遗弃在大街小巷了。

　　随之，北洋政府马上通缉复辟罪犯张勋，并派外交总长汪大燮与荷兰公使进行交涉，要求荷兰使馆将张勋无条件引渡给中国政府。荷兰公使借口尚未商议妥当，拒绝引渡，兼之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政府巨头与同为北洋袍泽的张勋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后来通缉和引渡也就不了了之。1918年10月，经曹锟、张作霖等呈请，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免于追究”，张勋又成了“自由身”。

　　后来张勋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他在天津的寓所是一座位于德租界的德式建筑，有东、西楼两幢楼房。西楼为会客楼，底层有戏楼，二层有大会客室，室前有大平台。东楼为住宅楼，与西楼以廊相连。楼前为大花园，园中有假山、荷花池、石桥、花卉、果树、亭阁等。张勋还在老家奉新建了一座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的私家庄园，整座庄园山环水绕，景物隽秀，建筑独特，规模宏伟。张勋死后，庄园荒废，野草丛生，生出一股阴森之气，历经岁月的磨砺，昔日雕梁画栋变成残垣断壁，令人唏嘘不已。

　　张勋晚年还做起了生意，投资工商、金融业，颇为红火。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旧事时，已看透官场世事的张勋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顶多淡淡数句，或沉默不言。1921年初，北京政府在张勋亲家张作霖的要求下委任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被其婉言谢绝。

　　1922年农历10月，张勋在家开堂会庆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戏苑名角在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往天津给张勋祝寿。张勋是个京剧迷，在梨园圈的口碑不错，为人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京津一带的名角名票儿大都与他有来往。他对京戏的事儿门儿清，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争奇斗妍，希望能落个满堂彩。张勋特别喜欢听孙菊仙的老生戏，孙早年曾在宫里为老佛爷唱戏，后来加入名气极大的四喜班，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台唱戏，是头牌老生。这次堂会张勋给孙菊仙的戏份儿高达600大洋，把80多岁的孙菊仙激动得老泪长流：“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

　　张勋出身贫寒，所以对江西原籍的学生和贫苦人士特别照顾，还经常在老家赈济灾民和孤儿寡妇。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致两广巡阅史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对张勋的这番评价，将其政治态度和个人人格区分开来，可谓公正之言。　　

　　
　　宋教仁的宪政理想
　　
　　梳理中国民主宪政史，宋教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知名近代史学者傅国涌对其曾作如此评价：“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是少有的具有角色意识的政治家，从他身上我们可以闻到近代文明的气息。”（傅国涌：《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

　　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民初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政治活动，评价宋教仁一生的功过是非，不能不提及这段历史。
　　宋教仁是毁党建党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实际主持者，之所以如此，还是源自他对政党政治的理想追求。他在著作中指出，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及知识和能力不可能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而同盟会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已有距离，亟需改进。

　　1912年4月27日，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7月，辞去农林总长之职，专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改组工作。

　　1912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13日发表《国民党宣言》称：“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颁其名曰国民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宋教仁选择8月25日组建新党也是煞费苦心。此前宋教仁即接到孙中山来函，孙在信中说准备到北京去一趟，“以觇人心之趋向”。此前袁世凯也多次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是，于是孙中山便于8月18日自上海乘轮船北上，24日抵京。宋教仁特地在孙中山抵京次日召开建党大会，以示对中山先生的尊重和欢迎。孙中山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主持日常工作。

　　为了吸收中间力量的加入，组党过程中宋教仁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与改组前的同盟会相比，国民党的政纲有了一些变化，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此举也引起了部分同盟会员的误解和不满，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同盟会的一位女会员唐群英甚至还出手打了宋教仁，挨了女士巴掌的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全面撤退，以避其锋。

　　此时孙中山和黄兴的兴趣和精力主要放在实务建设上，宋教仁与他们不同，在政治上依然雄心勃勃，希望通过阳光下的政党竞争来实现其民主宪政的崇高目的。

　　宋教仁致力于组建国民党无非是为了两个目标，一是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二是确立纯粹的政党内阁。他曾经说过：“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段话可以说是宋教仁宪政思想的核心。

　　国民党组建成功以后，宋教仁为实现组阁的理想而积极奔走。他四处发表演说，在党内党外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积极筹划运作选举工作。1912年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1913年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获269席，占45.1%。虽然都未能过半数，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还不及国民党的三分之二。（参见傅国涌《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

　　当年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时，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脑筋明细，手段灵敏”，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其匹敌。袁世凯对此也是非常清楚，故谭人凤有云：“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酒桌上的胡适博士
　　
　　除“胡适博士”外，胡适还有一个著名的头衔——“我的朋友胡适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交际之广和人缘之好。当然，交游遍天下的胡适酒局肯定也少不了，对此有梁实秋的文字为证：“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

　　胡适1931年1月，胡适由沪赴平途经青岛，应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好友杨振声、梁实秋之邀到校演讲。青大前身即省立山东大学，乃齐鲁之邦最高学府也，胡适于是便就地取材，以《文化史上的山东》为题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胡博士的确高明，在孔孟之乡大谈齐鲁文化的演变、儒家思想的传播，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无不欢喜，引起了阵阵掌声。

　　晚上青岛大学设宴庆祝，青大著名的“酒中八仙”悉数出席作陪。此“八仙”乃杨振声、梁实秋、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等七位教授和著名新月女诗人方令孺，他们经常聚集一堂开怀畅饮，几乎是“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他们不但在青岛狂喝滥饮，而且还远征济南、北京、南京等地，并口吐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因唐时李白贺知章等八位文人学士被人称为“酒中八仙”，他们便自称“新八仙”。

　　酒桌上胡适一见是此八人作陪，马上便被这“八仙过海的盛况”吓住了。他知道恐怕在劫难逃，便急中生智，赶快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刻有“戒酒”二字的大金戒指给大家传观，以示免战。原来胡太太为了夫君的身体，特地送他这只“戒酒”戒指，带在身上以备急用。意兴正浓的“八仙”见胡适兵马未动便高悬免战牌，不免扫兴，宴席只好草草收场。事实上胡适虽然酒量不大，但也喜欢喝酒，有时甚至还闹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胡适证婚，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酒告罄。胡适正在兴头上岂肯罢休，大呼侍者添酒，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成员，请各位来宾多多包涵。谁知胡适从怀里摸出一块大洋交给侍者说：“今天我们几个朋友高兴，要多喝几杯，不干新郎新娘的事，快快拿酒来。”主人无奈，只好让人添酒，最后胡适等人喝得酩酊大醉，尽欢而散。

　　胡适年轻时还有打牌吃花酒的爱好，据梁实秋回忆，1929年前后他在上海爱多亚路1014弄居住的时候，徐志摩突然跑来说：“胡大哥请吃花酒，要我邀你去捧捧场。你能不能去，先去和尊夫人商量一下，若不准你去就算了。”梁实秋自己还没拿定主意，妻子却满口应承了：“你去嘛，见识见识。”

　　初入娱乐场的梁实秋是个十足的“菜鸟”，更没有自己相好的姑娘，最后还是由主人胡适代约了一位站在身后。吃了一顿饭，连姑娘是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梁实秋便逃之夭夭了。　　

　　
　　多情才子吴雨僧
　　
　　吴雨僧就是著名的吴宓教授，他治学极为严谨而生活却相当散漫，是一个奇特而又矛盾的人。他的受业弟子季羡林在《〈吴雨僧先生回忆录〉序》中说：“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对于吴宓的这些“恋爱的浪漫史”，其清华同学兼同事顾毓琇以“千古多情吴雨僧”一语概括，可谓神来之笔。吴宓先生是一个古典的浪漫主义者，他酷爱《红楼梦》，常自比为“紫娟”，因为紫娟对林黛玉爱得最纯粹，他曾在报上写过《论紫鹃》一文，文章的尾句便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他不仅对林妹妹如此，对所有的女士也是百般呵护，如果在街上遇见行驶的车辆，他总是举起手杖示意，直到身边的女士全部通过方才放行。他似乎对世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喜爱，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人难以忘怀：“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被遗忘的民国帅哥王赓
　　
　　新月诗人徐志摩与民国名媛陆小曼的那场情感纠结世人皆知，而其中另一位男主角王赓的情况却一直鲜为人知，有关书籍或资料提起这段往事时对其也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陆小曼前夫”成为王赓一生最知名的“头衔”。

　　王赓1895年出生于无锡一个官宦家庭，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后来又到西点军校接受美国陆军高等教育。出身于普林斯顿和西点两所重点学府的优秀学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概仅王赓一人。王赓班上当时有一位叫艾森豪威尔的同学，此人即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二战欧洲盟军统帅和美国第34任总统。

　　王赓回国后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亟需通晓西方事物的军事专家协助，王庚受邀担任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武官兼外文翻译，从此声誉鹊起。少年得志的王赓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兼之文武全才仪表堂堂，在当时北京的社交圈子中很是惹眼，被誉为“民国第一帅哥”。此间王赓结识了京城名媛陆小曼，并于1920年与其结为夫妻。当时王赓25岁，陆小曼17岁，两人从订婚到结婚不足一月，可谓名副其实的“闪婚”。　

　　
　　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
　　
　　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说这个职业体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原因，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制定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月薪最低400元。那个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令后人感叹不已。辅仁大学有个名教授英千里，他在辅仁任教的同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先生最多的时候一月能拿1000多块大洋，多年以后，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识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张申府一篇文章引发的风波
　　
　　1948年10月，民盟中央常委兼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在《观察》第9期发表了一篇短文，要求国共双方立即停战，此即著名的《呼吁和平》一文。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名传奇人物，拥有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等等。

　　张申府发表此文的时候，国民党败局已定，江山即将易手，不要说像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看得分明。按照当时的形势以及民盟与中共的关系，张申府不会不知道发表这篇文章的后果，他明白此时呼吁和平一定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而此时与张申府思路一致且发出同一种声音的知识分子还有钱端升、梁漱溟等。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张申府回忆说：“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在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发表张申府此文的《观察》周刊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主编储安平。《观察》所坚持的第三条路线这一立场虽然力量比较弱小，但在当时的知识界却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所以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申府对于当时国共双方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变化观察得也非常仔细，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此事带来的冲击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今天看来，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呼吁和平》成了张申府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并决定了其后半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