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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3078609
揭秘中国的奥斯威辛 不可遗忘的日军兽行
《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
**尚存的侵华日军集中营牢房实物旧址。
日军在此对中国战俘活体解剖，活人练刺，超量抽血，细菌实验……四万战俘葬身魔窟。
本书作者通过寻访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搜集相关回忆录，以大量第一手史料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太原工程队”（“太原集中营”）里的暴行，以及被俘抗日将士秘密组建地下党支部，在日军残酷迫害下不屈抗争的历史。书中还首次披露了日军利用战俘作劳工，在修建虎林等军事要塞期间，地下党支部组织战俘暴动，组建“东满游击队”，在东北林海雪原打游击抗日的悲壮历程。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抗战史中战俘斗争史的空白。
(一)日酋谢罪寻找集中营旧址 当年战俘忆往事历历在目(二)残酷虐俘隐蔽的杀人魔窟 十万战俘中国的奥斯维辛(三)血战中庄晋绥八分区被围 不幸被俘日本兵虐杀战俘(四)战友相遇相互猜疑不相认 乌云压顶晋西事变之前夜(五)李滋被扣无奈当国军团副 中阳暴动不幸被日军俘获(六)李滋表白莫名其妙当队长 形势险恶成立地下党支部(七)开展斗争集中营里起变化 策反医官景涛等同志归队(八)“收买”陈财翻译官为我所用 上级来信我战俘暴动成功(九)惨无人道日军如此训狼狗 培训军医战俘活人练解剖(十)越狱不成战俘血溅“太阳旗” 释放病号女战俘脱险归队(十一)肖平脱险鬼子“释放”有玄机 李滋冒险改善我战俘待遇(十二)叛徒现身刘侵霄身陷危险 日军科研送东北细菌试验(十三)日思夜想盼望上级来指示 形势紧急刘侵霄脱险出狱(十四)途中遇狼又一次死里逃生 回到部队受命再返回魔窟(十五)潜回太原筹备秘密联络站 一夫脱险魔窟里世事难料(十六)受命潜伏李树德苦苦坚持 李滋出狱李成牛家遇不幸(十七)死亡行军日本兵残害战俘 丧尽天良用活战俘练刺杀(十八)坚持斗争张友清烈士牺牲 再建支部“教化队”教化失败(十九)暴动不成东北虎林劳工营 九死一生劳工营支部成立(二十)武装暴动组建东满游击队 林海雪原游击队分散突围(二十一)扛活隐蔽在敌人心脏潜伏 不忘斗争彭梦庾张冶归队(二十二)战友相聚忆往昔峥嵘岁月 相互勉励安心度幸福晚年注释参考文献编后
序言
刘林生先生所著的《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一书，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最大的战俘集中营的罪恶史实。
“太原集中营”在其存在的7年间，共关押、残害过十几万中国战俘（含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战俘）。因为八路军初期战场主要在山西，所以“太原集中营”也是关押、残害八路军战俘最多的日军集中营。
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日军为训练新兵，用八路军战俘活人练刺杀；为培训日军军医，对中国战俘活体解剖；为救助日军伤兵，用中国战俘活体超量抽血；为实施细菌战，用中国战俘活人实验细菌；用中国战俘活人训练狼狗；残害中国女战俘……“太原集中营”的日军共杀害了四万多中国抗日战俘。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往日本国、中国东北及华北各地输送战俘劳工的最大转运站之一。
他们把中国战俘和随意抓来的老百姓源源不断地押送到山西、河北、东北地区及日本国内，在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铁矿、工厂、车站、码头，充当无偿劳动力。强迫他们干最危险、最苦、最累的活。他们把所有能掠夺到的中国煤炭、铁矿、粮食、棉花、大豆、文物等等资源和财富，强盗般地统统运回日本国内，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特别是华北日军每向东北输送一名劳工，根据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华北方面军签定的“战时劳工入满协议”，即可从伪满日本财阀处得到五十元的报酬。在如此政策的刺激下，于是，华北日军不择手段大做这个“贩卖人口”生意，想尽各种办法向东北输送劳工。“太原集中营”就成了日军有组织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输送中国战俘的重要集结地。
山西是中国煤炭大省，煤炭是日本鬼子在中国掠夺的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所以日军往山西各地煤矿送的战俘劳工数量很大。日本人管理的煤矿生产条件非常恶劣，他们不顾工人死活，以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最原始的手段，掠夺性开采。日本人的阴毒策略是“要煤不要人”，因此井下死亡率高达4人/千吨以上，还不算病死、饿死、累死、被打死的……所以日军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无偿劳动力。日本鬼子是在用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他们需要的煤！
日军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无偿劳动力，在华北的山西等地修筑工事、碉堡以及押送到东北修筑中苏边界的地下防御工事，以对抗中国抗日军队，对抗苏军。而他们在这些要塞、工事完工后基本被日军集体屠杀。
日军在“太原集中营”干了无数罪恶与血腥的勾当，日本国虽然在保护战俘的国际公约上签过字，但是却毫无信义地肆意践踏他们所承诺的国际公约，而且连国际公约最低限度的规定都悍然不顾，无视国际法基本准则。日军在中国所犯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罪行。可悲的是日本右翼至今还企图否认这段历史。该书的出版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以怨报德的倒行逆施。
我们的前辈们在日军“太原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里并没有屈服，该书记叙了八路军战俘在集中营里前后组建了数个地下党支部；团结、组织中国战俘（包括国民党军战俘）同日军进行抗争的史实；记叙了地下党支部冒着巨大风险，策反了集中营的狱医，收买了日军的翻译官，通过日军所谓的“释放”、“派工”等方式营救了大批抗日志士的过程；记叙了八路军战俘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粉碎了日军企图对八路军战俘“特殊教导感化”的阴谋；记叙了地下党支部组织战俘暴动，组建“东满游击队”，在东北林海雪原打游击抗日的悲壮历程……
通过一批曾在“太原集中营”里生活、斗争中侥幸活下来的老同志的回忆，那一桩桩、一件件日本侵略军在“太原集中营”的罪恶行径才浮出水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批共产党员和中国军人、百姓在这座魔窟中与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领略了他们为了自由和平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在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战俘的认识都有着错误的偏见，采取了回避、隐匿、淡化、掩饰、失语的错误立场。
这些曾经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特殊贡献的的战俘们，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身受三重痛苦：敌人的杀戮和折磨，我方的鄙视和误解，自己的自责和懊悔，集三重苦难于一身，种种折磨伴随他们一生。所以他们大多不愿意回忆和记录这一段历史，总是试图忘掉或抹去那段“屈辱”的经历，因此这段历史很少记录下来。而这一段历史的空缺，是对日军侵华残暴记录的空缺，更会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完整。中国抗战史中多年来被“忽略”和“遗忘”的中国战俘的抗日经历和功绩不应被抹杀！
刘林生先生通过多年的努力，找到了几十位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的自传、回忆录、口述以及他们的后辈们保存、收集的资料，收集了当年日军士兵的回忆录和相关参考文献，揭露了这一尘封很久的罪恶史实，填补了中国抗战史中多年来被“遗忘”的悲壮历程。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剜肉投股，先让琉球后割台湾，还车载斗量送上巨额银两，希望日本这只中山狼能够填饱肚子，感念大中华的温厚宽仁，从此心生感恩，不再得寸进尺。谁知到了袁世凯时期，胃口奇好的日本还是提出了“凌迟”中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虽然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看上去凶神恶煞，但却没有一个敢于招惹日本；谁知到了蒋介石这位当时的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也是畏日如虎，不战而失东三省（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14万人，一水儿德国装备，大炮、飞机、坦克一流，而日军只有3万人。开战时，日本内阁和军部意见还不统一）。汪精卫更是干脆做起了日本人的“儿皇帝”，把半个中国都送给日本。日本人的胃口于是越来越大，直到觉得只有吞下整个中国才算过瘾。
外观苏俄，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沙俄不可同日而语。在苏德大战一触即发的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开始在诺门坎(日方称谓)地区向苏军进行军事挑衅。斯大林立即意识到巨大的、毁灭性的危险从天而降。这位冷酷而又冷静的统帅，从中国人漫长而血腥的教训里，认识了日本人贪婪而凶残的本性，如果不能一战熄灭日本的北上念头，那么当德国党卫军的坦克炮管抵近莫斯科胸膛的时候，日本的三八刺刀将会毫不留情地洞穿苏联的后背!于是，他派出苏军的中流砥柱朱可夫。他还为日本人准备了日军根本没有见过的机械化兵团和牛刀杀鸡的战术。只有斯大林才知道这小小的、勉强可以称得上战役规模的交战，是怎样与苏联的存亡生死攸关。战斗的过程惨烈之至，数倍于日军的苏军坦克、飞机，横冲直撞狂轰滥炸，日本人终于在残肢断臂、血肉横飞中明白了此路不通，于是掉头冲向太平洋。斯大林和整个苏联都长吁了一口气。
二战后期，法西斯败局已定。收拾完德国，斯大林完全不顾《苏日友好条约》，又一次挥起牛刀。这是一场远比诺门坎之战凶猛百倍的战役。150万大军潮水般淹没了日本关东军。二战始末两次“霹雳”，深远的动机都是一个：让日本人从此胆寒，树立日本对俄罗斯民族的敬畏之情。
二战后期同盟国随着对日本本土的逼近，塞班血战时日本民众集体蹈海的场景和“神风敢死队”的出现，更让美国人领教了日本民族和日本军人的疯狂。美国人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兽性十足的国家，试图用理性的语言感化它不过是中国人说的对牛弹琴。美国接下来的打击格外凶悍：火烧东京、“饿死计划”，招招直指日本死穴。虽然如此，美国的用意仍是“制服”日本，并不是非要杀日本一个鸡犬不留。
但日本的回答是“一亿玉碎”，这让美国一下子陷入怎么办的困惑。于是，1944年，美国政府紧急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立即展开对日本的全面研究，以作为对日本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政策依据。在这份名为《菊与刀》的研究报告中，本尼迪克特写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诡异，“中国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观念之外的。‘行仁义’在日本是指杀人越货、强抢明偷”，这是一个政治人格精神分裂型的民族和国家，不能以常理度之。日本精神分析家岸田秀后来也说，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自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炮舰到东京外海叫阵，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后开始形成，日本遂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外在的自己”，一个是“内在的自己”。“外在的自己”屈从甚至拥抱对手，“内在的自己”却是永不妥协。每当“内在”的日本崛起抬头，伴随而来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生灵涂炭。
日本人的两面性也可以狼性和狗性喻之：在弱者面前是狼，步步进逼，毫不手软，在强者面前是狗，逆来顺受，百依百顺。一句话：只服力不服理。这份报告导致美国采取了以下的政策：投掷原子弹以震慑日本的抵抗意志，保留天皇“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赦免大部分战犯，以继续领率日本为自己的鹰犬。从这时开始，美国的对日战略决策中，引入了“菩萨心肠”的部分。当时三个大国中，只有美国人把握住了日本人的两面性，“霹雳手段”以“震”“压”日本的狼性，“菩萨心肠”以抚慰和利用日本的狗性。
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合法领袖，一如既往地“菩萨心肠”，不仅谢绝罗斯福送还琉球群岛和派兵占领日本的好意，甚至连天经地义的战争赔款也免了。致使蒋公代表中国所得到的抗战胜利只是一个空壳而已，没有任何实质利益。由于蒋公此举，使中国自1873年开始对日本侵略的抵抗，除了一身伤疤以外，一无所获；不仅没有得到72年的血泪补偿，连自己曾经失去的也没有完全拿回来。
二次大战后，美国与苏联均表示琉球属于中国并应归还中国。台湾专家龙村倪专著《钓鱼岛列屿与东海春晓油田》以大量历史依据说明钓鱼岛列屿绝不可让渡。
使日本直至战败都不肯从心底里承认败在中国手下，并念念不忘伺机再从中国咬下一口肉来：据有关资料，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曾想重新武装200万日军再入中国，而日本政府居然一口应承，并提出战胜新中国后仍将台湾交日本管辖。这是一个战败国对战胜国的应有的心态吗?今日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几乎所有领域，都对中国咄咄逼人，不久前更嚣张提出要“视台海有事为日本有事”，并展开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无理且无礼之极。日本与俄罗斯、韩国都有领土争端，何故只对中国如此?究其心理根源，二战中中国没有凭借自己的力量，给它来一次像苏美那样的“霹雳手段”；战后也没有像日本当年对中国那样高价索赔，甚至没有像以色列那样以牙还牙清算仇敌罪恶，使加害者因犯罪而羞耻、因失败而恐惧，有很大的原因。对于一个300年处心积虑谋华、害华，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国家，不展开穷追猛打式的清算，却将主要精力用于内战——原来蒋公不是没有“霹雳手段”，而是为同宗同族的兄弟同胞准备的!蒋介石抗战有功，但纵日有罪。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最大后果是，在日本以武力伤害中国的行径终止之后，今天仍在精神上不断伤害中国。
看看日本对美国的态度，这一点更是洞若观火。当年“九一八”事件的策划者石原莞尔的儿子——今日日本东京都知事、著名也是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一直对美国为什么不对德国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耿耿于怀；更对美国为日本制定和平宪法，“将日本变成一个没有睾丸的中国式太监”怨气冲天，但日本政府却不敢对美国说半个不字。何者?二战之殷鉴不远，日本欺软怕硬之秉性难移之故也。二战后60年过去，日本对美国的态度都可用一个词形容：俯首贴耳。日本政治领导人，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发表否定侵华和殖民朝鲜历史的言论；但攻击美国对日本原子袭击的一个也没有。
知日本者，美国也。美国自1945年占领日本，此后就一直“骑”在日本身上，至今如此。同为战败国，德国早已实现民族统一，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日本依旧是美国的附庸，处处惟美国马首是瞻，时时看山姆大叔脸色行事。在美国面前，今天的日本点头哈腰的角度与其前辈在“密苏里”战舰上鞠躬的角度，几无二致——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形象60年后，依然清晰如昨。美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日本人这样对美国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是为什么。所以，不管美国人多么郑重其事地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同意其军事和政治松绑等等，都不会让日本真正从自己的胯下站起来。新加坡裔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说，对于日本未来的演变，美国是有红线的：一是不许日本入常与自己政治上平起平坐，二是不许日本拥有核武器，否则日本将不再把美国放在眼里。
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关于战争的指导，现在有时也引申为基本国策。菩萨心肠也好，霹雳手段也罢，不能一概地说谁优谁劣，一切以时间、地点、对象为转移。中国汉朝和亲的故事史不绝书，但汉朝也留下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心霸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交往中，一味地“霹雳手段”不一定好，但在弱肉强食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仅仅有“菩萨心肠”肯定行不通。从这一点说，二战以前中国对日战略，大有可检讨之处，而苏联(俄)的霹雳手段，以及美国先刚后柔、刚主柔辅的对日战略，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研究细致入微对症下药的做法，颇多借鉴。中国人爱讲谋略，但没有胆勇做后盾，任何谋略都不过是枉费心机。尊严只能靠强大来捍卫，这个强大不仅指实力本身，还包括展现实力的决心和勇气。有别于蒋介石等旧中国对日本的软弱，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候，即开大军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大战于朝鲜；之后更在珍宝岛与高举核大棒的苏军针锋相对。
在今天某些日本右翼分子嚣张之至的时候，回顾二战那一段历史往事，及此前旧中国和此后新中国的战略决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负正效益，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决不能忘却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为了这样的惨剧再不发生。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现在已经作为太原市的“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日军集中营在中国仅存的遗迹，作为铁证，向世人披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残暴罪行，同时记载着那些抗日志士在日军集中营内的斗争、生活。告诫后人不忘国耻，增进和平，永远不要战争。
张木生
2012-7-18
目录
（一）日酋谢罪寻找集中营旧址
当年战俘忆往事历历在目1
通过一批曾在“太原集中营”里生活、斗争中侥幸活下来的老同志的回忆，那一桩桩、一件件日本侵略军在“太原集中营”的罪恶行径才浮出水面。
他们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多不愿意回忆和记录这一段历史，总是试图忘掉或抹去那段“屈辱”的经历，因此这段历史被记录下来得很少。而这方面历史的空缺，是对日军侵华残暴记录的空缺，更会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完整。
（二）残酷虐俘隐蔽的杀人魔窟7
十万战俘中国的奥斯维辛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中国山西太原建立的，是日军在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几个战俘集中营之一，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战争罪行，对外名称为“工程队”。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解剖、练习取子弹、缝合培训日军军医的场所；是日军用中国战俘的鲜血为日军伤兵进行活体供血的地方；是日军用中国战俘进行培养细菌、细菌试验的地方；是日军训练日军新兵，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活靶子练习刺杀的地方……
（三）血战中庄晋绥八分区被围
不幸被俘日本兵虐杀战俘21
这次中庄被袭，毙伤敌数十人，我方共伤亡数十人，被俘100多人，晋绥八分区卫生部长张汉斌同志牺牲。晋绥第八军分区和地委、专员公署的电台全部被毁，电台的同志全部被俘；八分区医院里可怜的一点医用设备全部被毁，为数不多的医疗技术人员没几个突围出去，不是牺牲就是被俘；晋绥八分区的文件、档案、物资全部落入敌人之手。是晋绥八分区的战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四）战友相遇相互猜疑不相认
乌云压顶晋西事变之前夜34
李滋也是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8年入党的八路军干部。令人奇怪的是李滋为什么穿着黄呢子军装，肩上扛着晋绥军少校的肩章。他们担心李滋如果叛变，供出他们的真实身份，那就会遭到敌人更残酷的迫害。
（五）李滋被扣无奈当国军团副
中阳暴动不幸被日军俘获48
1941年2月，李滋带领中阳县国民兵团的200多人举行了暴动，连夜将部队向晋西北拉，试图回归决死二纵队。
也许是阎军早有防备，李滋带领暴动部队刚刚出发不久，就发现阎军在后面追击。他们边打边退，没走多远，退到汾（阳）离（石）公路时，又遇到了日军的伏击。队伍很快被打散，日军俘虏了李滋在内的60多人。
（六）李滋表白莫名其妙当队长
形势险恶成立地下党支部52
20多天不见，李滋——李树德竟然戴上了队长袖章，当上了日军太原集中营的“工程队长”。
他们依据党章的规定，在太原集中营里成立了以晋绥八分区战俘中的共产党员为主，以刘侵霄、李一夫、景涛和李树德为核心的地下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七）开展斗争集中营里起变化
策反医官景涛等同志归队66
在整个集中营的大院里，八路军战俘人数虽少，但他们在战俘们心目中的地位都明显地有了提高。中央军、晋绥军的战俘，那些过去看不起八路军的人，原先趾高气扬、兵痞习气、态度恶劣的人，一时间少了许多。
景涛和八分区电台的同志是第一批被营救出去的战俘，算是安全脱险了。可是以后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秘密党支部紧接着要考虑的问题。
（八）“收买”陈财翻译官为我所用
上级来信我战俘暴动成功81
在夜色中，在极短的时间里，除了车尾一辆闷罐车的车门没来得及打开外，15节闷罐车里的战俘瞬间就跑空了。冲出车厢门火力封锁网的，基本就算成功了，黑暗中，他们钻过车厢底，向四面八方跑去。这次暴动是太原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策划成功的最大一次暴动，是跑出战俘人数最多的一次暴动。
（九）惨无人道日军如此训狼狗
培训军医战俘活人练解剖97
日军先向中国战俘的腹部开枪，子弹不能穿透战俘的身体，还不能把战俘打死，否则就换一个战俘重来，日军军医要在活体上进行手术。
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坚持不懈地追捕纳粹“死亡医生”阿里伯特?海姆那样，去追捕日军的“死亡医生”——兵头周吉、佐藤、汤浅谦、竹内丰……但我们决不会忘却这段历史。
（十）越狱不成战俘血溅“太阳旗”
释放病号女战俘脱险归队102
集中营大门口挂着的日本“太阳旗”上，红红的圆圈下面有道道血迹，猛一看，像是太阳在滴血。出人意料的是竟没有被日本鬼子发现，这面滴血的“太阳旗”竟然在阳光下飘了好几天，向人们昭示着日寇的罪行。
（十一）肖平脱险鬼子“释放”有玄机
李滋冒险改善我战俘待遇116
果然，几天后战俘们的口粮增加了，虽然还是麸皮、黑豆、发了霉的小米；汽车拉来了干净水；集中营卫生室也得到了大批磷磺，把牢房的门窗封闭后点燃，熏了一整天。臭虫、跳蚤、虱子等害虫全被熏死，熏死害虫的尸体多到用簸箕往外撮。集中营里的条件大大改善了，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十二）叛徒现身刘侵霄身陷危险
日军科研送东北细菌试验125
我们虽然早就提醒自己注意汉奸、叛徒，可是这汉奸、叛徒真暴露出来，还真叫人紧张。这也算又一次给我们敲了警钟，这集中营里是个容易出汉奸、叛徒的地方。
日军这次挑的人估计不是搞细菌实验就是化学武器实验，此去决无生还的可能。于是，连夜通知了20多个八路军的战俘藏进了“病号隔离室”，他们多是八路军的军政干部。
（十三）日思夜想盼望上级来指示
形势紧急刘侵霄脱险出狱131
李一夫加重了语气道：“我觉得老刘该回去了，现在完全有必要把这里的情况和紧迫性向上级做一个全面的汇报，你回去最合适。”
两天以后，陈财翻译官以他自己的菜地需要一名种菜的苦力为由，给刘侵霄开了一张“释放证”。
（十四）途中遇狼又一次死里逃生
回到部队受命再返回魔窟136
这时的刘侵霄心情复杂，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是实在不愿意再回那个鬼地方了，又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回去的危险很大。可是派任何人去，都不如自己去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能考虑自己的安危和个人的得失。军令如山倒，坚决服从命令。于是问：“何时动身？”
（十五）潜回太原筹备秘密联络站
一夫脱险魔窟里世事难料 151
刘侵霄和李一夫走了将近三天，回到了会立村——晋绥八分区的驻地。见到首长和同志们非常高兴，当天即向分区首长进行了汇报。韩钧司令员高兴地说：“你们能平安回来就是胜利，你们能经得起这种特殊环境的考验，说明你们是忠诚的战士，优秀的干部”。
（十六）受命潜伏李树德苦苦坚持
李滋出狱李成牛家遇不幸166
李一夫和刘侵霄出狱归队后，李树德奉命继续潜伏在“太原集中营”，为保护和营救八路军同志和集中营的难友们创造条件。这时的李树德没有了刘侵霄、李一夫在身边时往日的踏实感和主心骨，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十七）死亡行军日本兵残害战俘
丧尽天良用活战俘练刺杀169
人们只知道日军残酷虐待美军战俘的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岂知还有同样残忍虐待中国战俘的“太行山行军”。日军残害、虐待战俘是有传统习惯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人性泯灭、兽性大发的歇斯底里。
安尾正冈大佐大怒，他心里十分清楚，这种日本军队用活人练刺杀的训练是绝对的秘密，如果传出去，就是对日本大和民族兽性的暴露，大日本皇军将为此蒙上耻辱，企图蒙蔽世界舆论的遮羞布将荡然无存。因此一个活口也不许留。
（十八）坚持斗争张友清烈士牺牲
再建支部“教化队”教化失败178
张友清同志牺牲后，以八路军太岳第三军分区政委、太岳区三地委书记孙雨亭为书记，彭梦庾、张冶为支部委员的，“太原集中营”里又一个秘密党支部成立了。共产党员在任何环境中自觉地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光荣传统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十九）暴动不成东北虎林劳工营
九死一生劳工营支部成立184
到了住地彭梦庾他们才知道，这个地方是苏“满”边境的虎林地区。日军为和苏军对峙，为了随时准备进攻苏联和防止苏军攻占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修筑了几十公里的军事要塞。
这里比起“太原集中营”有过之无不及，这一千多中国战俘在的虎林劳工营仅仅经过一年多的苦役，就几乎死去一半人。
（二十）武装暴动组建东满游击队
林海雪原游击队分散突围196
武装暴动组建“东满游击队”，彭梦庾任队长兼政委。“东满游击队”在彭梦庾、张冶的带领下，迅速转移，大踏步地向林海深处走去。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昼伏夜出，和日本鬼子兜起了圈子。
（二十一）扛活隐蔽在敌人心脏潜伏
不忘斗争彭梦庾张冶归队206
在北方局，党用热情的双手欢迎彭梦庾、张冶归队。邓小平书记和组织部长刘锡伍等领导亲自听彭梦庾、张冶的汇报。1945年8月23日，彭梦庾、张冶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1945年10月11日，彭梦庾、张冶等随蒋南翔、宋一平率领的“五四”青年干部队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途。
（二十二）战友相聚忆往昔峥嵘岁月
相互勉励安心度幸福晚年212
“幸运的是在整我的时候，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外调找到了你们，这个内查、外调真是太厉害了，几十年找不到的人一下子全找到了。甘主任和韩司令员过世了，康专员当副总理了，陈钟部长在长春当书记，段科长是军委空军的后勤部长……都是大领导了。还有你们，老刘、老李，连李成牛都找到了。
注释217
参考文献 222
编后 224
（一）日酋谢罪寻找集中营旧址
当年战俘忆往事历历在目
2002年8月，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的高桥幸喜和侗佃米藏，从日本专程到中国，前去山西太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谢罪的。1937年他们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这一次是带着许久以来的愧疚和心灵的不安，再次踏上中国这块土地，走上了谢罪之旅，到当年他们曾经驻扎的地方——日军“太原集中营”，去寻找他们犯下弥天罪恶的遗迹，祭奠那千千万万个死魂灵，来表示他们的忏悔和谢罪，企图实现自我救赎。
在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帮助下，寻找到了当时还生活在太原的几位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的幸存者——李树德（原名李滋）①、王丕绪②、肖平③、张开明④、李成牛⑤，他们和高桥幸喜、侗佃米藏60多年后坐到一起，共同追忆着那随着历史渐去渐远的往事，共同寻找着那块“伤心地”。
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太原，自建城以来饱受了多次的屠城之难，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太原又经历了解放太原城的一场恶战，当时的太原城满目疮痍，几乎夷为平地，许多的历史遗迹也随之消失，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尽显喧嚣和繁华，现在的太原城已是一座崭新的大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当年的日军“太原集中营”遗迹已淹没在高楼大厦和工厂、商店、学校、街道之中，曾几度面临被拆除的危险。那些当年的幸存者或因无暇光顾，或因回避那些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或因怕再次勾起那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久而久之也渐渐淡忘了它的准确位置。
但据他们努力回忆，集中营大院子的北墙紧邻太原城的北城墙，集中营的东墙紧邻太原城的东城墙，也就是在老太原城的东北角。通过多次寻找，日军“太原集中营”的位置逐渐地清晰、明确了。高桥幸喜、侗佃米藏和日军“太原集中营”的几位幸存者很快便最终确认：即现在位于太原市北大街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厂和山西省勘察设计院一带，就是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而且毫无疑问地确认：山西机器厂院内西北角，现已用做仓库的两栋灰砖房，就是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的牢房。当“太原集中营”的幸存者们看着眼前这两栋唯一现存的遗物，百感交集。
高桥幸喜和侗佃米藏看着这熟悉的牢房，看着当年自己驻扎、生活过，对中国被俘的抗日志士们犯下累累罪行的地方，面对着陪同他们的昔日曾关押在这里的“战俘”，他们两人再次低下了头，毕恭毕敬地站立在那儿，闭上双眼，深深地弯下了他们的腰，默默地忏悔，并请求原谅。面对当年的日军士兵一次又一次的弯腰，一次又一次的忏悔，几位当年的“战俘”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们深知这些日军士兵也是“受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的“受害者”，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为中日友好搭起一座桥梁，为消灭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最好的“谢罪”。
我们站在太原北大街的东段和建设北路交汇的地方，透过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的缝隙，就可以依稀看到这两栋“牢房”。仅从它所处的位置和它的建筑式样是不会为人所注意的，只会认为是一处破旧的待拆迁的灰砖房。它太平常了，多少年，多少代，在北方的城镇，无论是民居还是官府、学校几乎都是这种颜色和式样，只是官府高大一些，而民居低矮些，因此没有多少人对它多看过一眼，多留意一些。更无人去探求里面的设施怎么样，曾发生过什么，也不会有人去判别它的作用和功能，更不会有人把它与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活体练刺杀，活体抽血，培养细菌……这些罪恶相联系。更无法把它与曾在这里关押、生活、抗争以及转运到伪满洲国和日本国的十几万劳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仅从外表看这里太平常了，只有亲身经历过和亲身体验过这里的白色恐怖和惨无人道的人，才会对这里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如果无人指点，是无人知晓这里曾是日军侵华时期建立的“太原集中营”的旧址。它那再普通不过的建筑样式，遮蔽了人们的双眼，就像当年被那高高厚厚的城墙遮挡住人们的视线一样，无法走近它，真正地了解它。
抗日战争结束后，众所周知的原因，“太原集中营”的日本侵略军同其他的日军一样，逃避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清算，对日军在“太原集中营”的种种暴行，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直到现在，日本右翼分子把对中国的侵略还说成是“进出”，把对中国侵略的目的说成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西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是为了日、中“共存共荣”，他们至今拒不承认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掠夺。而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军侵华的罪证也在一天天的减少或消失。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就是全国仅存的日军集中营牢房实物，是残害中国人民的重要物证，同时它对中国下一代的教育和警示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一批曾在日军“太原集中营”里生活、斗争中侥幸活下来的老同志的回忆，那一桩桩、一件件日本侵略军在“太原集中营”的罪恶行径才浮出水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批共产党员和中国军人、百姓在这座魔窟中与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领略了他们为了自由和平而勇于牺牲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在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对战俘的认识都有着十分固执的偏见，对所有的战俘，不管什么情况，一般都是按“叛徒”或“历史不清楚”而进行无休止的审查，他们不是被“遣送回原籍”，就是被“限制使用”，致使许多在日寇集中营里遭受过苦难的前辈们，又遭受了许多年甚至是一生的不公正待遇，因此许多曾经的战俘受到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众所周知，这种极“左”思想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曾经的战俘，他们为这段历史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打乱了他们本已归于安定的工作和平静生活，甚至他们的亲属子女也因此而受株连。多年来他们的心里承受了巨大压力，有的人带着这沉重的压力走完了他们人生最后的历程，想到这些曾经驰骋疆场、浴血抗敌将士的命运，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实事求是地讲，他们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大多不愿意回忆和记录这一段历史，他们总是试图忘掉或抹去那段“屈辱”的经历，因此这段历史被记录下来的很少。而这一段历史的空缺，是对日军侵华残暴记录的空缺，更会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完整。
刘侵霄⑥，这位从吕梁山里走出来的老军人，第一次被押进“工程队”的大门是1941年1月，到他再次造访这里的时候，时间已经相距有40多年了。自从他为了完成集中营地下党支部赋予的任务，逃离这挂着“工程队”牌子的集中营再次投身革命队伍，虽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建设，一路走来，由于在集中营的这段经历，使他一生的政治命运坎坎坷坷，但是他从未后悔过。他们在这里的战俘中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支部，组织难友们与日寇的狱中斗争，策反了集中营的狱医和国民党的县长，收买了日军的翻译官，保护和营救了近千名八路军战友和其他中国战俘……尽管在历次运动中他和他的战友们被强加了许多的不实之词，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再次遭遇牢狱之灾，但是他从不后悔。他和他的战友们、难友们坚信事实终究会战胜谎言，正义要会胜邪恶。
我们由衷地说：他们的境遇是苦涩的，他们的灵魂是高尚的，他们的抗争是伟大的，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们是英雄，他们不应该受到不公证的待遇。
如今，太原市委、市政府在有关人士的强烈呼吁和要求下，使这座饱含着十几万中国将士的辛酸和抛洒过鲜血的遗迹，从城市的拆迁建设中抢救了下来，现在已经开辟为“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仅存的遗迹，作为铁证，向世人披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残暴罪行。纪念那些抗日志士在集中营内的斗争生活。告诫后人不忘国耻，增进和平。
（二）残酷虐俘隐蔽的杀人魔窟
十万战俘中国的奥斯威辛
日军“太原集中营”大门外挂的是“工程队”三个字的木牌子，当年它占地面积约三百多亩。它的东墙从太原城东城墙开始往西，一直到山西国民师范的东墙外；南边则从太原城东城墙的小东门街一带开始，一直到太原城的北城墙。这一带原是属于阎锡山晋绥军炮兵部队的营房区，加之布防严密，所以人迹罕至，老百姓就更是绝少光顾，因此知道它的人很少，它里面住的什么人，每天都干些什么，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中国山西太原建立的，是日军在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几个战俘集中营之一，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战争罪行，对外名称为“工程队”。日军内部的名称为“太原俘虏收容所”。成立初期的规模比较小，开始主要是收容在山西忻口会战中被俘的中国军队战俘。首任所长叫木村，中佐军衔。1940年以后的“太原俘虏收容所”第二任所长是松本，大佐军衔。该集中营由驻守太原的日军驻华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辖，主要收容山西境内的中国战俘和日本鬼子随意抓来的老百姓，其存在的7年间，总共收容、关押过10万～12万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的战俘和中国普通百姓。由于抗战初期的山西是八路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所以“太原集中营”也是日军在华集中营中关押八路军战俘相对较多的集中营之一。
刘侵霄与他的战友李一夫⑦、景涛⑧等200多人，是于1940年12月，在山西交城中庄与日军的部队遭遇，刘侵霄左臂负伤不幸被俘，后来他们被辗转押送到了“太原集中营”。近八个月在魔窟内的生活和与日寇的斗争，他们亲身感受了日本侵略军在“太原集中营”所谓的“亲善，友好”，“共建大东亚共荣”的鬼魅伎俩和野兽本性，这里的一切都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被押送到集中营后，集中营的恐怖气氛和生存条件，使他们立刻嗅出了这里的血腥味，对于刘侵霄的第一反射就是：这是一座人间地狱，一定要“越狱”，逃出去，而且要使尽可能多的难友们逃出去。刚进集中营时他们没有被排去太远的地方去做苦工，而是在集中营的大院里，在城里或城边做工，有时要在集中营大院里整训，大约一两个月的时间。为了今后的生存和斗争，实现“越狱”计划的需要，刘侵霄他们根据这次一起被俘的同部队的战友比较多，同志们之间互相了解，就向他的战友们提议成立临时秘密党支部。他的提议得到战友们的拥护和支持，为了更有效地同敌人斗争，他们很快地摸清和掌握了整个集中营的分布和基本情况。
集中营大院共分成三个院子：东边的院子是日军队部和日军营房，日军营房的东南角有一个狼狗圈，狗圈旁边有一个小门，门外是太原城的东城墙，围墙距城墙50多米。沿东城墙一直到北城墙，这一大片空地曾经是日军的靶场和训练狼狗、屠杀战俘的地方。集中营北面围墙外是高高的城墙，围墙距城墙也是50多米，中间的空地是“集中营”初期埋战俘尸体的地方，后来埋的死尸太多，尸体味道难闻，也是因为死尸实在太多埋不下了，日军就改为把死尸拉到太原城外，扔在赛马场万人坑或城南乱石滩，任凭狗吃、鸦啄。整个集中营只有一个通向外面的大门在日军营房的东院，由日军把守。
中间的院子稍小一点，是伪军——皇协军的营房组成。中院的东门通日军营房，由伪军把守，中院有一道西门，由战俘组成的“卫兵班”站岗，西门里面就是战俘们居住和生活的牢房。
集中营的东、西、南、北四面在三米多高的围墙、电网的包围下，甚是严密。西院集中营只有一个向东的大门，集中营东门口有一个木头做的马鞍形的电网连接架，到了晚上，外出做劳工、苦力的中国战俘被押解回来后，日军就把这个电网连接架推到东门出入口处，和围墙的电网连接在一起。这样，整个集中营区就被高压电网严密地围了起来。从集中营里面出入的中国战俘必须通过“卫兵班”、皇协军和日军分别把守的这三道门。
在战俘集中营东门的旁边有一个十几米高的三层炮楼，炮楼的门在东面，平时不开，经常是锁着的。这个炮楼位于集中营中院和西院的中间，是整个集中营区的制高点。炮楼内配备了探照灯和许多重武器，有轻、重机枪，掷弹筒，毒气弹，燃烧弹，手榴弹之类。从这个制高点可以俯视整个集中营区，没有死角。一旦集中营区有变，这个炮楼就可以使用各种火力，控制整个集中营区。
“太原集中营”与外界的唯一的通道就是小东街北巷。日军站岗的集中营大门向南50多米，才是小东街北巷入口，“工程队”的木牌子就挂在小东街北向的路口。
日军为遮掩世人的耳目，在“太原集中营”这座严密壁垒的城堡门口仅挂了一块“工程队”三个字的木牌子。用这样的一块不为外人关注的“工程队”木牌，来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因此外人很难知道这块木牌子背后的这个大院子里，日军干了怎样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勾当，又制造了多少白色恐怖，残害了多少中国军人和无辜的百姓，又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运送了多少“劳工”。
战俘集中营的牢房最早是五栋两头贯通的大房子，每栋要住300人到500人左右。这五栋房子是阎锡山驻军时用过的营房，中条山战役以后，中央军战俘太多，原有的房子住不下，日军临时用柳条、席子和泥巴又盖了四间大棚。其格局和大小与前面的监号一样，只是墙体更单薄，加之四面透风，冬天就更加寒冷，这样集中营先后就一共有九间牢房。集中营牢房里面的两边用水泥铺就的地，是一通到底的大通铺。连木板都没有，只有稻草、秫秸铺在地上，零零星星的扔在地铺上的是日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破军毯，就这还轮不到每人一条，更不用说是被褥了，而且臭虫、跳蚤又特别多。战俘们睡觉时只能一个紧挨一个，如果出去上厕所回来肯定就没地方了，只能重找一个地方钻进去，战俘们称之为“插萝卜”。由于战俘的流动性很大，时多时少，少时2000～3000人，最多是5000～6000多人，整个集中营里挤得满满的。经常有新战俘不断地被送进来，也不断地被押送走。
集中营大院子的西北角是队部、医务室、卫兵班、将校班、小灶食堂和女战俘宿舍。院子的东北角是“病号隔离室”和战俘大厨房。院子东南角有一口井，这是战俘们在集中营中生活的唯一水源，战俘们做饭、洗衣、洗脸……全靠这唯一的井。井口有个水池，但池里经常没有水。因为不堪虐待的战俘经常有跳井自杀的，1942年有一个中央军的团长叫王至善的就跳井自杀了，所以井边管理得很严，平时不许人靠近井边。在这种生死未卜的险恶环境下，别说是洗澡，去洗脸的战俘都很少，洗衣服的人就更少了。所以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个个都是蓬头垢面，身上虱子、臭虫、跳蚤很多。院子里，特别是在房子里，常年充斥着一种非常难闻的味道。
战俘们的伙食就更是糟糕到了极点，每天只有4两到5两麸皮、黑豆，或发了霉的小米、高粱、玉米吃（当时16两称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到三两粮食）。早上一顿稀饭，晚上每人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和咸菜，也就是将就着饿不死人，只有出去做苦工的时候每人增加一个黑窝窝头。饥肠辘辘的战俘们每天饿得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时间久了，虚弱的连抓虱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战俘们每天饥饿不堪，有一次四个战俘给东院的日本鬼子去喂猪，因饥饿难耐，跳进猪圈里拣了几个白菜根吃，被鬼子发现。当场打死一人，被打得气绝后又复活过来两个人。饥饿摧残着战俘们的身体，考验着战俘们的意志。所有幸存者在集中营里最深刻的印象首先就是饥饿，长时间的挨饿真是天底下最残酷的刑罚了。战俘们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就盼着能出去做苦工，能多吃一个黑窝窝头，能找机会逃出去。
在集中营里的战俘相互间不许称呼名字，只许叫编号。其中的编号有：天、地、人、财，四组为一个编号，每组1000人，每100人编一个班，每班三个小队。班长和小队长由“工程队长”指定。后来战俘多了，又增加了春、夏、秋、冬四组编号。在集中营存在的7年间，因为中国战俘的大量增加，还曾临时增编过松、竹、梅、菊，东、西、南、北等编号。
战俘营设有工程队长、班长、小队长和卫兵。其中工程队长是由集中营内的日本人决定的，他们一般选的都是晋绥军或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中官阶较高的人来充当。而班长、小队长、卫兵、炊事员则由工程队长来指定。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像一个特权阶层，可以随便打人，克扣伙食，欺压弱小。他们打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看谁不顺眼就打。有时看见集中营院子里放风的人多了，就认为秩序不好，于是提着棒子见人乱打，把战俘们像牲口一样往监号里赶，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每天都有八路军的战俘挨打，可恨的是，打人的不是日本鬼子，也不是伪军，而是集中营里其他中国战俘组成的卫兵和他们的队长、班长。他们以维持秩序为名，总能找到打人的理由，不是嫌你说话声音大了，就是说你们聚集在一起的人多了。到厨房讨口开水喝，也要被伙夫打一顿。被打的人不能反抗，否则打得更狠。被打得不能动的人，就被他们扔到“病号隔离室”去等死。
所谓“病号隔离室”，就是在集中营院子东北角的几间大房子，凡是卧床不起的病号，受伤后伤势恶化不能行动的以及被卫兵打得不能动的人……都被他们扔到“病号隔离室”去。“病号隔离室”里经常有一、二百人，只要进了这间没人管的“病号隔离室”，就绝没有好下场，不是病死就是冻死、饿死。出于对这个地方的畏惧，战俘们称之为“停尸房”。所以说是“停尸房”，是因为这是一个活着进去死了出来的地方。曾有一个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兵，叫刘化南，想享受鬼子的优待，处处给鬼子、伪军献殷勤，他的这种行为除了遭到大家的鄙视外还引起大家的痛恨，也就想找他点麻烦，恰好他病了，他刚得病就被战俘们检举揭发了，添油加醋地说他得了传染病。日军听说他得了传染病立刻紧张了起来，马上把他扔到“病号隔离室”，没几天就死了。
凡是被送进“病号隔离室”的，没病的也会被染上病，大家都知道，进了“病号隔离室”能够活着出来是绝无仅有的。战俘们对那个地方是谈之色变，怕得要命。每天唯一进出这“停尸间”的人就是一个日军雇来的拉死尸的马车夫。每天从这“停尸间”就有十几到二十几具尸体被拉出去，最多时一天能拉走五十多具尸体，经常是一车都装不下。拉尸人往往是把先拉出来的战俘尸体就近扔到太原小东门外的万人坑里，再回来拉最后一趟的时候就扔到太原南门外的乱石滩，这样一天能拉两趟，甚至是三趟。这已经成为“太原集中营”内一项日常工作。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无偿劳动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劳工转运站。他们把中国战俘和随意抓来的中国老百姓，通过“太原集中营”源源不断地押送到山西、河北、东北地区及日本国内。在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铁矿、工厂、车站、码头、日军的要塞工事，以及日本国内的矿山、工厂、车站、码头，充当无偿劳动力，干最危险、最苦、最累的活。日军把所能掠夺到的中国的煤炭、铁矿、钢铁、粮食、棉花、大豆、文物等资源和财富统统运到日本国内，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从1937年开始，关东军和伪满州国就急需大批劳工。1941年4月，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华北方面军签订了“战时劳工入满协议”。由日军华北方面军输送大批战俘到东北充当劳工，称之为“特殊工人”，即无偿使用的“战争奴隶”。根据“战时劳工入满协议”，日军华北方面军每向东北输送一名劳工，可从伪满日本财阀处得到50元的报酬。在如此政策的刺激下，于是，华北日军不择手段大做这个“贩卖人口生意”，想尽办法向东北输送劳工。“太原工程队”就成了日军有组织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输送战俘的重要集结地。战俘不够时，日军就肆意抓捕无辜老百姓，先关进集中营，再按“特殊工人”往外输送。
日本本土除硫磺和铜矿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地下矿藏资源，煤炭尤其缺乏。日本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少将在他的秘密情报《华北经济对策》中说：“……华北为全华原料中心地，……山西一省煤炭埋藏即占全国半数，当抚顺之百二十倍；铁约埋藏二亿吨；小麦，晋鲁冀察四省合计年产一亿一千万石；棉花，约三百三十万石；大豆五千万石。将来我帝国有计划之指导与经营，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三倍。……故华北诚为我帝国最好新殖民地。”
日本政府规定，必须将开采煤炭的65%运回日本国内，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945年，大同煤矿、阳泉煤矿、轩岗煤矿开采的煤炭达1094万吨。从山西运到日本国内煤炭700万吨以上，从中国运到日本国内煤炭2亿吨以上。仅1938年在山西搜刮棉花65万石，全部运回日本国内。
煤炭是日军在中国掠夺的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所以从“太原集中营”押往各地煤矿的战俘数量最大。而且日本人管理的煤矿生产条件非常恶劣，他们不顾工人死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用几乎原始手段进行掠夺性开采。中国战俘们在几乎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干着常人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日军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把中国人称为“支那猪”，被迫害致死的劳工相当多，日本人的策略是“要煤不要人”。因此，井下事故死亡率高达4人/千吨以上，这还不算病死、饿死、累死、被打死的。也就是说，仅山西几个煤矿就因井下事故死亡高达44000人以上。所以日本人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日军是在用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他们需要的资源！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无偿劳动力，在华北的山西等地修筑工事、碉堡以及押送到东北，修筑中苏边界的地下防御工事，以对抗中国抗日军队，对抗苏军。在东北几千公里的国境线上，仅一线就有2000多公里要塞防线。日军修筑了14个要塞，80000多个地下永备工事。动用了120多万中国劳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战俘。他们都在这些要塞、工事完工后全部被日军集体屠杀，几乎没有幸存者。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解剖，练习取子弹、缝合等的培训日军军医的场所。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用中国战俘的鲜血为日军伤兵进行活体供血的地方。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用中国战俘进行培养细菌、细菌试验、实施细菌战的地方。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训练新兵，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活靶子，用活人练习刺杀的地方。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用活人训练日本狼狗的地方。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将中国女战俘提供给日军及伪军、伪政府官员家里充当丫环、老妈子、小妾的地方。也是给在太原校尉营东面，位于三圣庵街的日军慰安所提供慰安妇的地方。……
“太原集中营”的清晨，一年四季都伴随着黑洞洞的夜色。随着哨声的响起，整个集中营在黑暗中开始了躁动，随着一声声的叫骂和狼狗的狂吠，从各个监房、大棚，跑出一队队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从炯炯的目光中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极不情愿和倔犟，这曾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军人。夜色中不仔细地分辨，是难以分辨出哪一个是八路军，哪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军，哪一个是晋绥军。刘侵霄就用一种最直接的办法，通过衣着来努力地分辨着，目的就是想看一看，到底都关押了一些什么样的人。他看到大多数是穿黄色军服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穿深灰色军服的晋绥军战俘；少数是穿浅灰色土布军服的八路军和穿老百姓衣服的。他仔细看着，暗暗地计算着，一个大概的数据就产生了。战俘集中营里中央军的战俘人最多，约占一半以上。晋绥军的战俘约占30%左右。八路军战俘人数最少，大约在15%左右，还有少数被日本鬼子无故抓来的老百姓。不同的战斗，不同的战役，会送来不同的战俘，总的来说维持上述大致比例。
天还没有亮，一个日军下士戴着口罩，远远地站在一旁。集中营的工程队长只是简单地让战俘们报个数，这个日军下士匆匆记了个数字就走了。随后工程队长回屋继续睡觉去了，战俘们则在由战俘组成的工程队卫兵的驱使下开始出操。他们穿着各色不整的破破烂烂的军装，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快慢不一，拖拖拉拉，有气无力地喊着口号，在目前他们只能够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太原工程队”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不多时，外面两个院子的皇协军和日本军队也开始集合了。
匆匆的早饭后（难得见米粒的稀饭），战俘们由工程队长分成几队，分别被伪军和日军押解着，去各个工地做苦力。刘侵霄和与他一起被俘的战友以及一起转押来的二百多人，被分配在太原市新开路（即现在的太原市五一路）的修路工地，战俘们被日军和伪军看押着，凛冽的寒风侵袭着缺衣少食的躯体，他们不停地干活，挖地基，抬沙石……稍有怠慢就被毒打，更可恶的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从未受过如此虐待的汉子们，每天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把仇恨隐藏在心中，等待机会或是自己创造机会跑出去，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
“太原集中营”的劳工除了在城内修路，有部分劳工在太原东山，修着地下碉堡、工事，他们搬水泥，砌石头，挖交通壕……日本鬼子端着三八大盖，牵着狼狗在各个制高点站着；伪军们则手里拿着根专门打人用的木棍，强迫着这些军人战俘受着非人的奴役。
太原东山的这些地下碉堡和工事，后来都被阎锡山对付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时用上了。
还有部分战俘被押到太原周围日本人控制的“飞机场”、“洋灰厂（水泥厂）”、“发电厂”、“铁厂”、“电灯公司”、“面粉厂”、“纺织厂”等地。这些战俘虽然在不同的地点干着不同的工作，却同样遭受着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毒打，过着非人的生活。
在这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部分战俘被日军押解到火车站，装上闷罐车，随着列车的缓缓启动，这些战俘们根本就不知道被运到何方，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其实他们是被日本人押到了山西的大同、轩岗、霍州、晋城等煤矿，或是东北的鞍山、抚顺、开滦、黑龙江、满洲里等地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铁矿、工厂、防御工事，以及日本国的矿山、工厂，充当“特殊工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遗骨永远地留在了异乡。
每天清晨，都有一辆马车停在集中营后院东北角的一栋被称为“战俘病号隔离室”的房子旁，装上十几具或几十具病死或即将病死的战俘，盖上一领破草席之后，集中营里的“工程队长”和戴着口罩的日军翻译官、医官在仔细查验每一具尸体后，发给赶车人一张纸条。马车拉着这些尸体缓缓地走出集中营的大门。第一道大门是两个战俘徒手站岗，默默地、哀伤地目送马车出门；第二道大门是两个伪军持枪站岗，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就放行了。拉尸体的马车车夫又从日军驻地东边狼狗圈旁边的一个小门进去，从城墙角下的日军训练场又抬出几具血迹斑斑的战俘的尸体，装上了马车。看着赶车人那熟门熟路的来来回回，和他那木讷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就知道这是他每天的工作程序。第三道大门是两个日军站岗，由于这赶车人每天重复不断地干着这同一件工作，这些日本兵对他已是很熟悉，见到他赶车过来，赶紧捂着鼻子，草草查验了字条和人数后，挥挥手让马车快些离开。
拉战俘尸体的马车在出太原城的城门时，日军和伪军岗哨只是简单地匆匆查验字条后，也捂着鼻子将马车放行。路人见此情景，莫不伤感落泪。有些人则悄悄咒骂，“天天如此，作孽啊”。
出城后，马车缓缓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拉战俘尸体的马车路过荒凉的野地时，车夫才放慢了速度，咳嗽了几声，压低了草帽。马车上如果还有个别没死的勉强能爬得动的重病号，此时挣扎着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翻下马车，快速地滚进旁边的荒草地里。马车再缓缓地向太原西南郊的乱坟岗——“乱石滩”走去。在荒凉的“乱石滩”上空，每天都有老鹰和乌鸦在盘旋，远处，野狗在游荡。它们已经习惯了天天在此觅食。
还有一辆拉粪的马车，在掏完日军、伪军和战俘营的几个厕所的大粪后，也缓缓驶出集中营的三道大门。
战俘出工收工和马车出入以外的时间，三道大门都关上以后，每个大门仅留有一个小门，岗哨就由双人岗换成单人哨兵站岗了。
仅从“工程队”这块木牌子的名称上，任何人都嗅不出一点血腥味的。而实质上，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是一个血腥的杀人魔窟。
（七）开展斗争集中营里起变化
策反医官景涛等同志归队
地下党支部正式成立之后，特别是形成决议后，支部一班人和他们发展的骨干人人心里像揣了一团火。按照决议的要求和既定的方案，工作有了目标，党员同志们积极地开展地下活动，八路军的同志们都被发动起来了，并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当八路军战俘们被重新组织起来后，他们从走路、出操、上工……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李树德也趁早、晚训话时，趁日本鬼子不在时，含沙射影地对国民党军战俘们讲国破家亡做亡国奴的痛苦，东三省沦陷的沉痛教训，讲卧薪尝胆的故事，启发大家，忍辱负重，鼓舞斗志。同时告诫那些国民党军战俘，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落难在日本鬼子的集中营里，要想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尊严，就需要团结，更需要互相帮助。
经过地下党支部严密布置和安排，八路军的同志主动地展开了各种方式的宣传，对敌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个别谈，集中谈，这儿在讲，那儿也在讲。特别是那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从来没有听过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特别是对八路军的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他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见证了八路军战俘们的风范，大多数人心里甚是佩服。只十几天的时间里，集中营里的气氛慢慢有了明显的变化。
集中营里原炊事班一直由中央军和晋绥军战俘掌控着，他们是特别可恶的一小撮兵痞。别看仅是一小撮，但就是这一小撮人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勺把子，兵痞的气焰更是甚嚣尘上。他们不仅在分伙食时欺负我们八路军的同志，而且对其他国民党军战俘也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处处都显得高人一等。他们把国民党和旧军队中的军阀作风和兵痞习气统统带进了这个集中营，好像他们不是战俘似的。虽说卫兵班和炊事班人数不多，可是这个集中营里的气氛好坏，他们的做派起很大作用。目前党支部已经基本掌控了卫兵班，下一个目标就该整顿这炊事班了。很快，地下党支部挑选了几个能力比较强的八路军同志，掺和到集中营炊事班里。
就把这么几个八路军的同志派进炊事班，非常有奇效，仅仅几天的工夫，就把炊事班以前的恶习完全扭转过来了。说来也奇怪了，我们派进去的那几个同志虽说言语不多，更没有棍棒相加，污言秽语，可那几个原来的炊事员对新来的八路军同志的话是言听计从，态度转变得极快。从那以后他们不但对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的战俘一视同仁，而且对八路军战俘们，特别是对八路军的伤病员还有所照顾了，也不打人骂人了。看来，被安排进炊事班这几个八路军战俘很会做工作，另外那几个原来的中央军、晋绥军的炊事员也很会看风向，他们知道集中营里的八路军人数虽然不多，但已经在这个集中营里占了上风。他们也不想丢掉既能吃饱饭又不用出去做苦工的“好”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炊事班里的八路军战俘逐渐增多。
更意想不到的是，炊事班的转变不仅使得八路军和其他绝大多数的战俘在伙食的待遇稍稍好了一点，没有了过去任意克扣和恶语相向，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在整个集中营的大院里，八路军战俘人数虽少，但他们在战俘们心目中的地位都明显地有了提高。中央军、晋绥军的战俘，那些过去看不起八路军的人，原先趾高气扬、兵痞习气、态度恶劣的人，一时间少了许多。随意打人骂人的现象，打架斗殴的现象也很少见了。当然这些人和他们的坏习气是被暂时压下去了，有了适合的条件还会有反复。尽管刘侵霄、李一夫、李树德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还是很高兴的。他们预先也没想到，仅仅是对卫兵班特别是对炊事班的改造，就能起到这么大作用，这更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
抗大学员张天惠在日军的折磨下病倒了，昏迷中被扔到“病号隔离室”。在夜晚的凉气中他醒了过来，四周一摸，地上挺的都是死尸，足有三十多具。他受了惊吓，出了一身冷汗，头脑清醒了一些。他慢慢爬出“病号隔离室”，爬到水池喝了一些凉水，稍微有了一点精神，被别的战俘发现后送回了原来的牢房。同志们看他身体虚弱，怕他再出意外，设法把他调到炊事班。张天惠调到炊事班后发现，在这个集中营的炊事班里，八路军战俘是主事的。
中央军、晋绥军战俘当中原先那种觉得没有出路，个人只顾自己，互相漠不关心，不能互相照顾的风气也慢慢有了一些的改变。特别是一些中央军、晋绥军战俘当中的士兵，也愿意主动接近八路军的人了，也愿意看八路军的眼色行事了。
李一夫感慨地说：“在一个严重饥饿的环境里，吃饭问题以及与吃饭相关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和敏感，能使得一切都围绕着它来转。以此为杠杆，撬动其它事，我看都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是中央军、晋绥军战俘当中那些极端反共的顽固派，他们是不甘心失去往日作威作福的生活的。虽然大家都在日军的集中营里，暂时都成了“难兄难弟”，虽说他们的“权势”受到了挑战，气势暂时被八路军和由党支部发动的小小的“改造”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反共的立场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那可是深入骨髓的。
刘侵霄、李一夫、景涛和李树德他们也深刻地意识到，做好他们的工作也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面对他们，我们前段的工作只是小试牛刀，对他们工作的成效甚至可以决定我们工作目标的实现。这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燥，要做到润物细无声。那么抓住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分歧甚至是问题的切入点至关重要。我们要既不回避问题，也不隐瞒观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摒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同抗日。
想法和目标定下来后，地下党支部就安排我们八路军同志先下去以聊天、认老乡等方式，了解和搜集这些国民党和晋绥军对八路军的意见，然后集中有针对性地研究对策。例如：有些国民党战俘对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有看法。他们认为共产党、八路军闹独立，搞割据，不听中央的指挥，自己征兵，自己征粮，自己印票子，占地盘，就是搞不团结，就是闹分裂，就是对抗战不利。
我们就反驳道：抗日是全国人民的事，不只是你国民党军一家的事，中央军把大片的国土丢给日本鬼子，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起来抗日，消灭了那么多鬼子，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有什么不对吗？！可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却不给八路军粮食，不给军饷，不给枪炮、军火。八路军不征粮、不印票子能生存下去吗？！能打日本鬼子吗？！反之，国民党军还不断向八路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这不是帮着日寇打击抗日武装的汉奸行为吗？！这不是在做有利于日寇灭亡中国的事吗？！这不是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这才是破坏团结，搞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反对进步势力。
可是，有的国民党军的顽固派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坚持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八路军不服从中央在先造成的。不服从中央，就是搞不团结，闹分裂，就是不利于抗日。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那些中央军战俘中的军官。
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抗日。特别是在“太原集中营”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这些认死理的国民党顽固派他们也承认只有同八路军的战俘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地下党支部就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求大同，存小异。在集中营里先把国民党军的战俘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鬼子的非人道待遇。至少目前不让他们妨碍我们同日本鬼子的斗争。至于希望他们转变认识，那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让他们见到国、共双方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取得对日军残暴迫害进行斗争的实效后，才好达到目的。
就在秘密党支部的成员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日本鬼子突然要送一批战俘到东北鞍山做苦工。日本鬼子为了麻痹被押送到外地的战俘们，经常在集中营里面散发传单之类的宣传品。例如：宣传抚顺煤矿、鞍山铁厂的生活如何如何好，那里有戏院、电影院、饭馆、洗澡塘、妓院……
这是刘侵霄他们进来之后第一次遇到的大规模向外输送战俘做劳工。李滋事先从翻译官陈财处得到了消息，并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几位支委连夜拿出了一个方案。第二天，李树德就将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部分战俘以及刚从卫兵班、炊事班换下来的几个心怀不满的人，分配到了去东北鞍山的队列中。李树德看着他们被日军押走去了火车站，虽说心里也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可是我们八路军战俘留了下来，这就是火种，一旦爆发就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留下来战俘们的生存状况依然如故，每天还是饥饿难耐。外出做苦工时，稍不留意就被鬼子或皇协军痛打一顿。在非人的待遇和百般折磨下，受伤和生病率特别的高，病死、饿死和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战俘天天都有，加之隔三差五在“集中营”驻防的日军要用战俘中的老弱训练狼狗。因此拉尸体的马车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到集中营里来，重复着他那一成不变的工作。
“太原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经过前一段的工作，收到了一些实效，集中营里的气氛稍有好转，他们就开始考虑下一步如何与日本鬼子展开斗争，争取改善生存环境和逃出去。
自从李树德当上了“工程队长”后，对“太原集中营”的管理状况和程序逐渐地有了些了解。例如：日军每过一段时间要“释放”一些战俘出去，以示“中日友好”，“共建共荣”。可是这种所谓“释放”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国民党军军官，主要是对晋绥军的军官和士兵而言的“释放”。只要他们接受日寇的反动宣传，同意日寇的主张，顺从日寇的安排，就可以“释放”到敌伪各部门、机关，当伪行政人员，科员、科长乃至更高的官员。还有一些能到敌伪军、皇协军里去担任军官，继续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帮凶。一些晋绥军士兵战俘被强迫充当日军的炮灰，被编入“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剿共军”等。例如：首任“工程队长”蔡雄飞，是晋绥军68师副师长，就被“释放”到日伪省政府当参议去了。原副队长叫汤家汉，是晋绥军70师430团团长，被“释放”到临汾警察教练所当教育主任；听说还有“释放”出去到长治县当伪县长的。
另外一种是对其他大多数战俘而言的“释放”，日军给“释放”出去的战俘开一张集体“释放证”。这种所谓的“释放”其实就是从狼窝到虎口的过程，被“释放”的战俘被日军押送到日本人管理的各个煤矿、工厂，派人继续看押，强迫给他们做无偿劳动力，以满足日本人那无休止的贪婪的掠夺。像山西的大同煤矿、轩岗煤矿、富家滩煤矿、西山煤矿等等，都是经常把战俘“释放”去的地方。虽说那里的看押可能会比在集中营里松一些，逃跑相对容易些，可是如果一旦跑不出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被送到东北地区日本人经营的煤矿、工厂的中国战俘也不少，但日本人看管得很紧，逃跑更不容易。而那些被送到东北日军要塞和日本国内作劳工的中国战俘更是很少有活着回来的。如：太原集中营的八路军战俘阎森林、张天惠、赵子清、原吉寿及被抓到太原集中营的左权县农民张考生、做卖碗生意的杨占山……数不清的中国人被押解到日本国内做苦工，生还者很少。
每隔一段时间，集中营里的战俘集中得多了时，他们就会将一批战俘“释放”出去。
战俘们因为逃跑不成被日寇杀害的很多，他们被抓回来后，日军把集中营里的战俘们集合起来，当众杀害，或让狼狗咬死。有一次一个被押到外地做苦工的祁县籍战俘在寿阳附近跳火车逃跑未成功，被日寇抓回来押回太原集中营，日寇把集中营里的战俘们集合起来，将其当众刺伤后活活喂了狼狗。甚至有个战俘在烟盒上写信托伪军带出去，想让家里人设法将他保释出去，此事被日寇发现后也被当众刺死，或者将逃跑不成的战俘用大钉子活活钉在墙上示众。
这里的女战俘不多，进来、出去周转得很快。李树德了解到，她们大多数被派到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家里去当丫环、佣人，甚至当小老婆。日本鬼子不给她们发“良民证”，所以她们不能随便走动，也根本出不了太原城。还有少数女战俘则被送到日本鬼子的随军妓院里去作了慰安妇。因为日本鬼子最恨八路军，所以八路军的女战俘下场是非常惨的。有一次，日本鬼子从晋西北抓来四个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的女干部，把她们关押在太原集中营后，日本鬼子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对她们轮奸不休。
集中营里有个医官叫陈跃庭，山西运城人。他曾经是国民党35军的中校医官，40多岁，医术不错，被俘后日本人就让他作了这个集中营里的医生。后来被“释放”，但却被留在了集中营当医生。他家就住在太原城的“浦州会馆”里，每天上班来，下班走。集中营的医务室只有些红药水、紫药水之类的，再没有什么其他药品和设备，因此去医务室看病的人很少。所以他呆在集中营里是什么事都不管，也管不了什么。他平时话不多，从偶尔表露出来的言谈话语里也能看出他很关心国家的前途，也经常打听八路军抗战的消息。
陈跃庭对集中营的缺医少药和卫生条件非常不满，对日本人残害战俘也只能是经常唉声叹气，哀叹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看。这个人虽不太爱说话，但能看出城府较深。由于他掌管着释放传染病号的第一道权力，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做他的工作。他是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物，地下党支部就对他特意有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并没有发现什么劣迹，而言谈话语中还有一定对八路军有正确评价的倾向性。大家认为对这个人做工作成功的机会应该更大一些。
为了打通陈医官这道关，李树德向陈跃庭打了招呼，说刘侵霄是自己的老乡，病了，请他关照一下。刘侵霄的伤势本来就没有痊愈，有机会就往医务室跑，有意地加快了接近陈医官的频率。在医务室同陈跃庭有话无话的拉上两句，再加上李树德在这里的关照，一来二去两人关系越来越熟。
刘侵霄在中庄战斗中左臂受的枪伤和背部的烧伤一直没有痊愈。在中庄战斗之前，有一次同日军的小股部队的战斗接触中眼睛被日军毒瓦斯弹熏过，也一直没有好利索。再加上在集中营里严重营养不良，又患上了夜盲症。他经常是双眼红肿，白天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一到下午稍暗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感觉眼睛快瞎了一样。因此刘侵霄有理由去找陈跃庭医官看病，聊天。陈跃庭医官也很给李树德面子，尽心给刘侵霄治伤。可是集中营里的医务室实在没有什么药品，他就自己从家里带了一小瓶眼药水给刘侵霄点眼睛，又自己配了些中草药为他治背部的烧伤，倒是左臂的枪伤没什么大碍了。陈跃庭庆幸地说：“幸亏没伤着骨头，否则就难治了，再偏一点点就没命了。”刘侵霄也调侃地说：“日本鬼子三八大盖虽然威力大，打得远，可是口径小，穿个小洞也好得快。”有了陈跃庭的医治，刘侵霄的眼睛和背部的烧伤也一天天见好。
因为刘侵霄和陈跃庭都是山西人，他们就从家乡、天文、地理到时势、政治，慢慢地越聊关系越近乎。陈跃庭最关心的是中国能不能打败日本？什么时候能打败日本？刘侵霄就同他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综合国力、资源、地域；双方的装备和战斗力；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人民战争必胜的道理以及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换大胜……把自己所能回忆起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内容细细讲给他听。
刘侵霄慢慢讲着，陈跃庭默默地听着，突然发话道：“小刘，你们这些人，从说的话办的事我也看出来了，你们是办正事的，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的话，我一定尽力而为。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大儿子在八路军决死一纵队里当营长，你们说话的口气、内容同我儿子对我讲的那么相像，近来在这里做的一件件事情，那么得人心，所以我断定你是八路军的干部。另外日本人只知道我们夫妻二人无儿无女，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在八路军，你可一定要为我保密。中国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咱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以后咱们就是自家人了，你们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能办的一定照办。”
听了陈医官的突然表白，刘侵霄的心也释然了，他知道“太原集中营”里面战俘的人数一直没有个准确数，出出进进流动性很大。经常有新的战俘送进来，又送出去；有“释放”出去的；有被鬼子的狼狗咬死的；还有被鬼子用来练胆、练刺杀，用刺刀刺死的；每天有病死、饿死、被打死的……李树德每天报人数，都是胡乱报个大概数，日本人记的也是个大概数，所以日本鬼子对这里的战俘人数也是稀里糊涂，他们也无法认真地查清楚。于是刘侵霄就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既然如此，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陈医官，我们有些同志要出去，你看有什么办法。”
陈跃庭笑了笑：“我早就等你这个话了，我能帮上忙，但能力有限。日本人惧怕传染病，过一段时间就要把传染病病号‘释放’出去。我只能把你们要送走的人诊断为传染病号，混在重病号里放出去。但是如果要出去的人多，就要找机会了。一般监号里病人多了，病号隔离室快放不下时，或者传染病流行时，日本人往外放的人才会比较多。另外陈财是个关键，如果我们放的人数多了，时间长了是瞒不过他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集中营里的主管。日本人很少到西院来，基本不怎么管这里面的事，另外两个翻译官也不常进来，也是不管这里面的事。很多事情都是陈财说了算。陈财这个人我了解一些，他本质上还是个中国人，我可以帮助你们做他的工作。”
刘侵霄说：“陈财的工作我们下一步再说，但目前我们有一些人必须尽快放出去，最好马上出去。如果怕目标大，是不是可以采取分几次放的办法。陈医官，你想想办法。”
陈跃庭应道：“好，说办就办，日本人一般每个月放一次传染病重病号，这个月还没有放呢，明天先放七、八个吧，你们先安排准备出去的这几个人今晚就住到病号隔离室去。明天我开病历，就说是传染病，让陈财开“释放证”，我估计没问题，我开的条子陈财一般都批准。有了这个释放证，在日本人占领的区域内就可以畅通无阻。你们一定安顿这几个人装病装得像一些。唉，现在的样子不装也够像的了，只是放出去时一定要走得慢一点。千万记住，一定要装成快走不动的样子。另外还可以让几个人装成快死的病号，用小车拉出去，不过这样出去风险大一些。”
刘侵霄万万没有想到原先认为非常难办的事情办得这么快，这么顺利，显然有些兴奋：“太好了，谢谢你，明天还是先用‘释放证’的办法先放几个人出去。我先回去安排一下。”
刘侵霄兴冲冲地回到监号里，马上向地下党支部做了通报，大伙都很激动。经研究决定：
（一）八分区电台的郭海潮{27}、王偕甫等七个同志先回去，他们是机要人员，有技术，决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否则对部队威胁太大。他们如果出事，对我们18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络也会造成威胁，他们这样的无线电人才我们部队太缺了。
（二）让生病的景涛同志先回去，代表集中营里的临时党支部，把集中营里的情况、营救同志们的方法和地下党支部的计划、同鬼子进行的斗争……向上级汇报，取得上级的指示，请上级党组织一定设法和集中营党支部取得联系,如果可能，就建立一条联系的通道，指导我们的工作，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景涛当即表示对大家的感谢，他回去后一定把日本鬼子的残暴和这里开展的斗争情况向组织详细汇报，争取上级有关部门尽快和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营救更多的同志出去……
当天夜里，景涛带着晋绥八分区电台的几个同志就住进了“病号隔离室”。他们也怕真的被染上传染病，所以就远远离开那些真正得了病的病号。他们几个相互拥挤在一起，兴奋得一夜没睡。
第二天，陈跃庭真是守信用，不到中午就根据李树德开出的名单、编号，开出了几张“传染病号释放证”，交给了陈财。李树德派人集合起这几个病号，陈财还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传染病号”打量了一番，接着又训了几句话：“皇军是仁慈的，是关爱中国人的，根据你们的病情，放你们出去，出去以后不要再闹事了，要做皇军的良民。记住了，你们要快点出城，天黑前必须出太原城，否则还得回来等死……”
景涛他们几个人一步一挪地走出集中营，刘侵霄和李树德、张开明等人用期盼的眼光目送他们走出大门。
张开明小声问：“鬼子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天黑前出太原城呢？”
刘侵霄答道：“日本鬼子也怕传染病在太原城里传开，至于出了城，再怎么传染，日本鬼子就不管了。”
陈跃庭也小声说：“日本人正希望外面特别是在你们控制的地区流行传染病。”
“这一招够险恶的，日本鬼子的心真是坏透了。” 张开明愤恨地说。
陈跃庭对刘侵霄没有利用这次机会自己先出去非常佩服，从此他对刘侵霄更尊重了。有一次他还向刘侵霄透露，日本人隔一段时间，还要“释放“二十到三十几个战俘到日军的医院去。这批人必须是日本鬼子亲自来挑选，他们专门挑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集体“释放”到山西派遣军司令部驻太原的日军医院，长期被关押在那儿。据说给战俘们吃的还不错，他们被定期抽血或根据日军伤兵的需要，随时抽他们的血，日军把中国战俘作为血库储血的重要来源。遇到有日军伤兵时，根据事先化验好的血型，为日军伤兵活体供血。他们不是根据一个人的可供血量来抽血，而是根据日军伤兵的输血需要量来抽中国战俘的血，抽死一批，再换一批，从未间断过。除了抽血，有时根据需要，也从战俘中拉去几个人搞病菌实验，活人解剖。
刘侵霄突然想起前些时日军把一些装满虱子的大口瓶子倒扣在我们100多个战俘的胳膊上，用麻绳捆住，不许拿开。瓶子里的虱子美美地吸着人血，我们的战俘则被虱子咬得一个个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像得了重病一样。这批战俘被咬得差不多了就再换一批，一共为日军喂养了20多天虱子。日本人用这么多中国战俘喂养的又肥又大的虱子，肯定是日本鬼子在搞病菌实验，搞细菌战用的。
第一批被营救出去的同志算是安全脱险了，可是以后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秘密党支部紧接着要考虑的问题。
日本人最怕的是集中营里出现传染病，加上集中营院子里难闻的味道，所以日本人基本不到里院来。日本籍的高桥翻译官和朝鲜籍的金翻译官也很少进来，就是翻译官陈财天天来。他进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来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觉得在这个院子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相对安全些。不过，如果战俘人数差的多了，或者“释放”的战俘都是八路军，他也能看出来，也会怀疑，日本鬼子也能觉察出来。刘侵霄、李一夫、李树德他们意识到这种状况，虽说我们营救同志们出去是个好事，但是，如果我们将来想营救出去更多同志，还必须有别的办法。
（十七）死亡行军日本兵残害战俘
丧尽天良用活战俘练刺杀
1942年5月，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发动了突袭，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31}；太岳第三军分区政委孙雨亭{32}、中共北方局青年委员彭梦庾{33}、八路军总部机要科长赵培宪{34}等200多人在敌人的突袭中被俘，于1942年5月被辗转押送到“太原集中营”。
1942年5月下旬，日军集中了三万多兵力进攻太行山地区，企图一举围歼我八路军总部首脑机关。5月22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从武乡县驻地向外线转移，想突破日军设在偏城县的封锁线，转移沿途不断遭到日军的袭扰和轰炸。经过24日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进到辽县（现左权县）的一个大山上，正在埋锅造饭，敌机又来轰炸，同时四周枪炮声大作，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被日军包围。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很多，而掩护部队只有一个小团（2000多人），无法抵挡数万日军陆、空配合的进攻。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警卫连掩护下从一条山路突围。副总参谋长左权率领大部分非战斗人员向另一方向突围，同时把日军的兵力和火力吸引到这个方向。突围中，左权同志不幸中弹。左权受伤时赵培宪就在他的身边，左权参谋长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少部分同志随掩护部队突出重围，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的大部分人员因失去指挥而溃散，各自分散突围。许多同志在突围过程中牺牲、负伤，彭梦庾在总部工作的弟弟彭为工也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不少同志被俘。是役，我军损失惨重。
彭梦庾在突围过程中遇见体弱生病的张友清，而在他身边也只有警卫员小刘和北方局机关通讯员黄兴发两个人。天快黑了，搜山的日军也已迫近，鬼子嘈杂的吆喝声已经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无奈，张友清让大家分散隐蔽，等天黑后再想办法摸出去。张友清他们三人躲进灌木丛中，张友清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非常简单，和敌人拼了，被敌人打死；第二条是等到天黑以后找机会突出去，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第三条路是要有被敌人抓住的准备。所以大家认真检查一下，所有的文件、文具等，凡是能证明干部身份的东西全部扔掉，不要留下任何证据。于是大家把能扔的东西全部扔掉了，该销毁的全部销毁了，张友清同志甚至把自己佩带的高度近视眼镜也扔掉了，换上了战士服装。
彭梦庾几个人则躲进一个小山洞里，他也把身上的文件、钢笔等埋在山洞里。那时的钢笔可是稀罕物，很珍贵的，从一支钢笔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份。不多时，彭梦庾、张友清他们就被搜山的日军发现，此时已弹尽粮绝的他们被俘了。
彭梦庾，四川夹江县人，受30年代初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哥哥影响，经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介绍，16岁就到延安参加革命，17岁入党。一直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陕北公学、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工作，被俘时刚满21岁。
日军知道这批八路军战俘是八路军总部的人员，是八路军的骨干力量，都是经过生死搏斗后被俘的，因此一开始就有计划地、想方设法地、极尽其能地残害他们。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在押送他们到长治县的路途中，整整四天四夜，不给吃一口饭，不给喝一滴水，每天还得被绑着走几十里山路，直逼人类生存的最极限。此时虽已是初夏的天气，太行山的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白天骄阳似火，战俘们奇渴难耐。但是山里的夜晚却是春寒料峭，冻得人发抖，有多少负伤、体弱的战友中途倒下，日本鬼子还怕死不了，对倒在地上的战俘再补上几刺刀，至于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在途中，日军士兵把八路军被俘人员当作柔道的靶子，被摔得死去活来的事屡见不鲜。日本鬼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企图从肉体上、意志上彻底摧毁他们。
人们只知道日军残酷虐待美军战俘的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岂知还有同样残忍虐待中国战俘的“太行山行军”。日军残害、虐待战俘是有传统习惯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人性泯灭、兽性大发的歇斯底里。
这批被俘的八路军在长治关押一段时间后，和在其它战斗中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约五百多人，被日军押解到“太原集中营”，送进了这座人间地狱。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日军民在中国的大面积地域内，成功地拖住了日军几百万军队。日军在东南亚、太平洋不断地扩充战场，久战不胜，深陷战争泥潭，已深深地感到兵力不足，后续乏力。于是，他们不断从国内征召新兵，补充到中国战场，其中不少是娃娃兵或老头兵。这些新兵还来不及进行更多的正规训练，没有作战经验，胆子小，所以战斗力很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守备太原的日军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下令：“为了锻炼新兵在战场上的胆量，各部队要用活人做‘靶’，来对刚从国内征来的新兵进行‘试胆教练’”；“像太原这样的城市，很难有机会进行活靶刺杀。对新兵来讲，没有这种实践，一旦走上战场，就难以想象了”。在这种混蛋逻辑下，日军频繁地开始了“试胆教练”。所谓的“试胆教练”就是日本鬼子将中国战俘反捆起来，把战俘的上衣扒去，露出胸部以示心脏部位，供日本鬼子新兵刺杀训练，训练科目名称为“试胆教练”。
1942年7月26日，日军为检阅新兵训练的结果和新兵“士气评定”。“太原工程队”教育主任小池中尉一次就从“太原集中营”押着120名八路军战俘，来到太原城小东门外一个叫“赛马场”的地方。“赛马场”上已经集合了几百个日本新兵。在日军检阅官——日军支那方面军独立步兵第13大队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的检阅下，检阅辅佐官陆军大尉住冈义一和小池中尉的指挥下，一场日本鬼子用他们的新兵对中国战俘的屠杀准备就绪。
在赛马场的北侧，坐北朝南有一排中式建筑，中间是观马厅（2010年刚被拆除），早年间是清朝官员观看赛马的地方。安尾正纲大佐等一干人正襟危坐在观马厅里，看着眼前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兵和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头兵强打起的精神，他也脸上露出肆无忌惮的狞笑，正在饶有兴趣地准备检阅着新兵训练的成果和新兵“士气评定”。
这120名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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