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59658丛书名: 新世纪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
章 一部世界文学史的原则
第二章 文学的产生
第三章 世界文学空间
第四章 普世性的建构
第五章 从文学国际主义到商业全球化
第二部 文学反叛与革命
章 少数民族文学
第二章 被同化者
第三章 反叛者
第四章 “被翻译者”的悲剧
第五章 爱尔兰范例第
第六章 革命者
世界和文学长裤
顾客：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而您六个月还没做好我的长裤。
裁缝：可是先生，请您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您的裤子。
——萨缪尔·贝克特引自《世界和长裤》
贝克特尽力摆脱他认为——像卡夫卡一样——完全“不可能”的文学传统表现法的束缚；他在二战后期非常简短地从事过艺术批评。他试图描述和凡·维尔德兄弟的作品并抬高它们的价值，用评论的方式列举了所有可能的道路：“我们不谈论本义上的批评。弗洛蒙坦（Fromentin）、格罗曼（Grohmann）、孟克格律威（McGreevy）、苏兰（Sauerlandt）等所有人的评论中，好的是阿米尔（Amiel）的批评……或者我们像莱辛（Lessing）那样进行一般的审美。这是一种诱人的游戏。或者我们像瓦萨里（Vasari）和《哈佩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那样聊聊趣闻轶事，或者我们像史密斯那样编写分类人名录，或者我们干脆沉浸于令人讨厌和混乱的唠叨。”
那么批评还剩下什么呢？确切地讲，或许只能恢复世界和文学长裤之间失落的关系、重新耐心地建立注定平行存在、永远不能相遇的两个世界间的联系。实际上，很久以来，文学理论似乎已经放弃了历史，同时宣称必须在这两个排他性术语间进行选择——罗兰·巴特不就把探讨此问题的一篇文章命名为“是历史还是文学？” 么？——研究文学史就等于放弃作品，即放弃狭义的文学。按照文学行为本身的定义，作为例外的作家和作为不可企及的文本被宣布为不可分离，它们造成了排斥和驱逐，或者说，它们为了操神圣的文学语言而排斥历史，罪名是它在文学艺术纯形式的天空中不可能上升得足够高。
“地球”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因此被宣布为无法类比。罗兰·巴特甚至提到了两个大陆：“一个是地球世界，和它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丰功伟绩；另一个是文学世界，它表面看来孤独、模糊，因为它同时包含好几个意义……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交换了几个信号，达成了一些默契。然而关键在于，对这两个世界的研究都以自主的方式发展着：因为两者的地理很难吻合。”
巴特提到过，通常认为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会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地理”障碍，但更为主要的是时间障碍；文学理论家们说：形式改变的节奏是不相同的，它们属于“另一种时间性” ，不能被简化为普通世界的编年。然而，在描述根据自身的规律和特殊地理和编年结构而成的世界内部的文学时间显示模式的同时，似乎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差别化编年” （chronologie différentielle）的问题。这个世界相对“脱离”了普通世界，可以被描述为相对自主，或者从对称的角度说是相对依赖普通世界的。
然而，关于如何构思一种历史，贝克特写道，集所有那些“移动、变化、飞逝、回归、拆解、恢复为一体……面对这些悄悄溜过的景致、不断变化的轮廓、不堪一击却能根据人们的目光而破灭和重建的平衡，人们该说些什么呢？”他补充道“……对这个没有重量、没有力量、没有影子的世界该如何评说呢？……这就是文学。” 此外，“如何呈现变化？”他接着说，这“不仅呈现包括形式、体裁和文体的特殊变化，而且也呈现文学分裂和革命的特殊变化吗？尤其是，如何在时间中理解独特的作品，而且丝毫不否认或者减少它们的特性？”贝克特强调说：“艺术等待我们将其从中挽救出来” 。
这本书里详细表达的建议就是，将文学变成时间对象（objet temporel），但不能把它简化为地理世界上的一系列事件，而要把它放入历史时间中并展示它如何逐步脱离历史时间，终构成自己的时间性。或许，自相矛盾地恢复文学长裤和世界之间原始的历史联系——此处我试图说明它首先是政治和民族秩序的联系——我们才能展现文学如何通过缓慢的自主化过程摆脱普通的历史法则。
换言之，物质世界和文学之间的确存在一种时间扭曲。文学不直接依赖“物质世界”的时间，但必须要强调正是“文学”时间使得文学有可能摆脱“物质世界”时间。或者更清楚地说：我们可以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时间模式设计可能是文学的文学性历史形成路径之一。同样，文学或许会被同时定义为不可还原为历史的物象但又作为历史的物象——互不矛盾。但其历史性确实是文学的历史性。我们在此命名的文学界的起源是一个过程，其间，文学自由在反对所有强制性（政治、民族、语言、商业和外交）外部限制的不断斗争和对抗中，逐步和艰难地诞生了。
为了充分说明这种不可见的神秘时间标准，必须要展示文学时间的出现如何取决于具备自身规律的文学空间构成。这个空间可以被称为“国际的”，因为它形成和统一于各民族间的关系（斗争、对立），如今已延伸至全世界。巴特称之为地理的世界空间结构本身也是时间性的：每一个民族文学界（因此每一个作家）都是存在于时间里而非空间里。有一种根据文学格林尼治子午线来衡量的文学时间，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绘出世界的美学地图、每一个的位置都可根据它相对于中心的时间距离来衡量。
以上结构的简单图示同时质疑作家的形象：孤独、没有牵挂、没有历史。如果每个作家都处在（并且是不可避免地）这个世界里，就意味着他只存在于和其他并存位置的关系中。普鲁斯特在《重现的时光》末尾写道：“大家不仅都感觉到我们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位置，而且，连头脑简单的人也能大概测出这个位置的大小，就像能测出我们在空间中占有的位置大小一样。” 作家在文学空间-时间的位置甚至是双重的：一个是他所属的那个民族文学界的位置，另一个是他本人在这个民族世界所拥有的位置。
由此产生了这一事业的困难：这个计划本身就意味着要随时更换眼镜，利用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解释总图，通过表面普通的作品绕道而行，让人们理解奇特的作品。我偶尔会想起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末尾回忆早期尝试组织整部作品所遭遇的误会时提到的：“我很快就能展示几个初稿。没有人能看懂。即使欣赏我对真实的感知方式的人……也祝贺我用‘显微镜’发现了真实，相反我用的其实是望远镜，以便能够看清非常细小的东西，因为它们不仅距离远，而且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在那里寻找宏大规律，人们却说我在挖掘细节。” 接近和遥远之间、显微镜和放大镜之间、独特作家和广阔的文学世界之间持续的往复，表明作品的内在解读不能脱离它们出现的外部条件。
然而，如果在时间占有上不平等的情况下开始游戏，就意味着文学游戏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古老的文学世界 拥有的时间多，占据着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脱离历史、完全自主的“纯”文学理念是一种历史性发明；由于古老和年轻地区（也就是说近进入文学界的地区）之间的距离使这两个世界离得太远，整个文学界就普遍接受了“纯”文学这种历史性发明。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否定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是关注在政治和美学范畴内建设性地组织贫乏文学空间的障碍之一。换句话说，我们经常用这种简单的否定阻止自己看清世界各地的文学事业或者甚至不承认它们的本来面貌。“纯”批评规划了自己关于文学作品的美学范畴。在纯文学里，民族和政治范畴不仅被忽视，甚至被文学定义本身排除在外。在古老资源为文学摆脱（或几乎摆脱）所有形式的外部依附提供了可能的地区，人们以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形式，无视和反对文学世界的等级结构，也就是说文学活动参与者事实上的不平等。政治依附、自我翻译、民族和语言忧虑、为了进入文学历史而组织文学遗产的需要，所有这些特殊限制决定了来自文学共和国周边的文学作品规划和形式，所有这些不容置疑的迫切需要同时被那些文学规则制定者或价值判断者否认和忽视。这便是为何偏离中心的作品要么完全被排斥为非文学，即不符合纯文学的纯粹标准，要么被认可（少见），但以基于认可原则上的大量误读为代价：否定文学界的等级、对立和不平等结构，将种族中心主义的兼并主义转变成全球性认可（或驱逐）。
卡夫卡的例子证明了种族中心主义往往以过时的形式存在。由于它完全是在死后才得到认可，这种过时就造成了分隔卡夫卡创造自己作品时的文学（以及政治和思想）世界和其作品被“接受”时的文学（以及政治和思想的）世界之间的距离。1945年，卡夫卡作为现代性的创建者之一被世界文学界接纳的同时，也丧失了被全球化进程所掩盖的民族和文化特色。人们对他实行英国文学界即当前文学界通用的文学标准（占有文学作品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会更新这个标准）：自主、形式主义、一词多义、现代性等。然而完全相反的是，他的地位和计划的历史显示了他或许是（或者自认为，或者自我感受为）被统治民族的作家。遵照这个逻辑和我们刚刚建立的模式，可以认为他的作品致力于孜孜不倦地寻求未定身份；他参与组建特殊的民族文学，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本民族的解放做出贡献并使自己获得“民族性”。然而被文学大民族（grandes nations littéraires）的种族中心主义批评所强化的文学等级禁止承认这种文学事业类型与文学理念的相配性。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构建此处提倡和展望的跨民族的和历史的模式，尤其是对16世纪以来民族和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的了解，努力还原这种模式在偏离中心作家的文学计划中的存在理由以及美学和政治一致性。通过制定文学界地图和阐明区分“大”和“小”文学民族的二分法，应该可以使主流批评的无意识范畴客观化，或者发现只出现于认可时期的、只针对一些不同作家如卡夫卡、易卜生、亚辛、乔伊斯、贝克特和贝奈特等的否认机制：尽管他们的路线截然不同，却共同将自己的国际认可归结于对他们的文学计划的巨大误解，以示范的方式提出了“制造”文学世界性的问题。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怀疑卡夫卡的世界性认可。特殊的探索和难以维持的地位或许都迫使他创造一种文学，这种文学能通过推翻文学象征的普通规范，特别是有关犹太人身份这个不可抗拒的社会命运的拷问，限度地进行世界性的追问。然而，主流认可原则的去历史化有利于以蓄意无知为基础的普遍化。或许只有明白了一个文学计划的特殊性，我们才能理解其普遍性的真正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服务于所有偏离中心（主流以外、资源贫乏、被统治）文学的批评武器是本书的目标之一。我希望本人对杜·贝莱、卡夫卡、乔伊斯和福克纳的解读可以作为向主流批评作斗争的工具，主流批评明显强行进入文学世界的等级制却又否认这个现实。然而也有一种逃避主流批评的普遍性：作家普遍统治（l’universelle domination）状态。为了呈现不同的历史形式，这种状态四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处制造了差不多的影响。从杜·贝莱到卡特波·亚辛、中间还经过叶芝、丹尼洛·金斯和贝克特，那些文学手段、斗争、诉求和宣言难以置信的持久性——我本人也为此震惊——可能促使文学世界所有“迟来者”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为文学伟大的几位作家呐喊，尤其是为他们的作品、形式、语言和政治-民族忧虑正名。
人们更知道，从1549年《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问世以来，文学的偏离中心者发动了伟大的特殊革命，正是这些革命深刻地颠覆了所有文学实践、改变了文学时间和文学现代性的衡量尺度：我想到了鲁本·达里奥、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马里奥·安德拉德、詹姆斯·乔伊斯、弗朗茨·卡夫卡、萨缪尔·贝克特和威廉·福克纳等人实施的革命。因此，在希望本书是为读者而写甚至由读者所写的同时，我期待能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结尾写的那样：“我在思考我的书……和那些将读它的人——我的读者，这么说或许甚至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还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身的读者。
我的书只是一个放大镜，就像贡贝莱的眼镜商为买主做的那种眼镜；我的书，通过它，我为他们提供了自己阅读的手段。我不要求他们夸奖我或贬低我，只希望他们告诉我，我写的是否真实，他们体会到的是否就是我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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