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突破、创新及前瞻——太湖廉政论丛·第三辑

本书集中梳理十八大以围绕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和新举措，值得广大党员阅读。

本书选取的相关论文集中梳理十八大以围绕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和新举措，以思辨和实证两种分析思路阐明这些新理念、新观点和新举措带来的理论、制度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路径、走向进行观察，提出思考，阐明对策。

张祖辽，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译有《约翰·罗尔斯与卡尔·马克思：分配原则与人的观念》。

简明目录

序1

篇 
反腐败理论前沿问题1

1．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分析评论与对策建议3

1．2增强实际受益人透明度与全球腐败治理23

第二篇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理念与创新43

2．1十八大以来党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理论创新45

2．2腐败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对策研究61

2．3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建构何以可能77

第三篇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制度发展与变迁91

3．1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标本兼治战略及理路93

3．2健全党内问责机制的问题挑战及其完善路径106

第四篇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成效与启示119

4．1文化环境、政府绩效、制度安排与公众反腐败意愿121

4．2廉政政策的类型、执行模式与行动策略151

4．3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及治理175

第五篇 
具体领域中的反腐败实践与突破191

5．1基于中共“八项规定”的纠风机制与腐败治理机制创新193

5．2关于构建“制度 科技”“三不”反腐机制的探析与实践217

 精彩书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这一要求可谓是吹响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战斗号角，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张反腐败的战略蓝图。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历程，我们看到，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查处人数之多、行动级别之高、涉及领域之宽、挖掘问题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五年来，在肃纪正风、扎紧“篱笆”、加强巡视、深化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党风政风日渐清朗，政治生态日益纯净。十九大以后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打虎”、“拍蝇”、“猎狐”不停歇，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得到修订等，国际上中国反腐败话语权不断加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得到巩固发展。

对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反腐败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对未来的反腐败工作进行前瞻，十分必要。2017年4月8—9日，第三届廉政与治理“太湖论坛”在江南大学隆重举行。此次论坛在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教育与治理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江南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江苏党风廉政建设创新研究基地和江南大学党的建设研究基地联合主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社科院、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以及纪检监察系统相关人员、丹麦议会监察署监察专员和《江海学刊》、《贵州社会科学》、《河南社会科学》等多家国内优秀学术期刊负责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突破、创新及前瞻”。与会专家围绕十八大以来的理念创新、制度变迁和实践成效等展开交流和讨论。总体来看，此次论坛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交流成果：

，深入剖析了反腐败理论的若干前沿问题。任建明教授聚焦国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意义应当超过司法体制改革、纪检体制改革，仅次于国防和军队改革。其改革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尽管这一改革目前只进入试点，在监督覆盖面、自我监督方式和专业化建设和层级设置方案等方面仍有待提升，但已提出了应对策略。何增科教授、陈月明同学围绕“量刑一致性”问题指出审判的公正性是法治反腐的内在要求，审判的不公在惩治方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引发严重后果。因此，有效防治腐败，必须坚持“同案同判”和“量刑一致性”。袁柏顺教授从全球腐败治理的宏大视角，认为增强实际受益人透明度是全球腐败治理的重要内容，并指出，增强实际受益人透明度，可以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确保实际受益人信息记录的充分、准确、及时，确保税务及反腐败机构高效、及时获取实际受益人信息，完善实际受益人信息处理、充分利用中央注册机构资料等。

第二，系统梳理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理念及其创新。卢汉桥、董世明教授从党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角度梳理十八大以来党在反腐倡廉问题上的理论创新，进而深入论证把反腐倡廉工作视为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组织建设成反腐倡廉的堡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好巡视这一反腐“利剑”，高度重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等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徐玉生教授指出，“治标”和“治本”是不能割裂的，若将“治标”和“治本”割裂，便会割裂“标”和“本”的辩证关系，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卓越成就造成误读。而所谓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正是体现了从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对反腐败的标本兼治。梅锦副教授则从成本收益关系的角度着手有针对性地探求腐败犯罪预防措施的可行性，认为从预防腐败犯罪效率化的角度看，应当提高直接成本中的“心理成本”，使公职人员“不愿腐”；适度提升公职人员的待遇，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从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查处力度和严格适用法律两个方面来提升腐败犯罪的“追责权重”，以提高腐败犯罪的惩罚成本。

第三，全面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制度发展以及实践成效。任维德教授从问题、原因和对策三个角度切入，对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对腐败的惩治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惩治力度不够、配套机制不健全和执行力不高等若干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指出要强化防控、扩大参与、惩防并举和健全配套制度机制等。张乐副教授通过对我党问责制度历史梳理及江苏实地专题调研发现，问责范围略狭窄、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程序不健全、责任追究不到位等现象依旧存在，亟须补齐执行短板。围绕开列责任清单、创新督责考核、规范问责程序、拓宽线索渠道，以及协同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探讨构建科学化的党内问责体系，并从思想教育、制度设计、法规健全与组织安排等多个层面打造廉能政党，解决好落实问责“后一公里”问题。东海县纪委书记赵广东则基于其反腐败实践经验尝试构建“制度 科技”“三不”反腐机制。指出要将信息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和精细化管理、闭环式管理等现代管理方式融入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流程中，改革原有权力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