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

 

 

      董彦斌，山西汾阳人，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受聘研究员岗。任现职前，任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驻京首席代表、《中国法律》执行主编、总编辑。2015年1月获首届中国影响性诉讼杰出贡献奖。
　　著有：
　　《追寻稳健宪政：民国法律家张耀曾的法政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法意”系列）；
　　《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本书）；
　　《大国立宪：立宪时刻的儒家、秩序与革命》（即出）；
　　《宪法疏议》（即出）。
　　执行主编十卷本“依法治国”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秋即将出版）。并编《自由与宪法》（邹文海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出）、《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梁漱溟法政文选》（梁漱溟著，法律出版社即出）。

帝国
反改革者：陆润庠
反改革者：樊增祥
安顿贵族
废科举：“读书人”转变记
司法改革中的法官级别
司法改革时间表
戊戌变法平反记
制宪的开启
《钦定宪法》夭折记
元年
抢夺宪法“抓手”：临时约法的故事
孙中山为什么捍卫临时约法？
梁启超的宪政预言
改造同盟会
政治竞争
1912年的法律与革命
弹劾吕志伊案：民国弹劾第一案
致敬捍卫领土的先民
藏在衣服里的自由
从“偏途”到现代公务员
北洋
宋教仁与民初宪政
要“限权”，还是“威权”：谈袁世凯称帝
从袁世凯看威权主义
中国首个国会的诞生
威权与革命激荡下的国会命运
天坛宪草的制宪权争夺战
天坛宪草起草记
“儒家入宪”
失踪的法律家章宗祥
许世英与司法改革锐进
梁启超与司法改革倒退
知耻近乎勇：领事裁判权新议
杨荫杭公案
公民教育
五四
五四与宪法
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
从五四看宪法自由
与陈独秀论爱国书
与顾颉刚论中华民族书
张国焘版的《背影》
思想史上的孤独者
1927年的三位逝者

      董彦斌的新著《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回放了长期被遗忘的清末民初立宪的历史故事，很有启迪和教益。本书很有故事性，可读性很强，本人读了其中精粹的6章，特向各位推荐。
　　——张曙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俗话说：“三岁看老”。人如此，制度也不例外。董彦斌的书关注人物，分析事件，以专业的视角，对于处在婴儿期的现代法政制度的种种际遇有深刻的洞察，对今日的制度建设也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代来去如风，故园荒草如金”（前言）
　　本书主要讨论了1900—1919年的法律与政治。这段期间，中国的法政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后续岁月里，这些变革有的变成了制度传统，有的变成了思想传统，有的变成了新的制度变革的参照系，不仅影响了整个20世纪，还影响了当代，并将影响到我们能预见的未来。可以确信，从1900—1919年的法政变革开始，中国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政。基于此，我将本书命名为《现代法政的起源》。
　　我曾从中国历史中找出了三个我认为的最重要的节点，三者皆与制度变革相关。第一个节点是尧时期，我称之为立国时刻。在立国时刻，中国具有中央权威的国家体制开始形成，尧创立了一套框架性、总纲性的制度，用以处理央地、神人关系和权力交接问题。第二个节点是汉初，我称之为立教时刻。在立教时刻，儒家深刻地影响了帝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中央帝国体制得以确立。尽管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制度”，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但是，秦始皇帝开创的中央帝国模式，到了汉初才确立了国教合一、儒法合体的体制，进而稳固下来。汉承秦制，实际上汉又创造性地稳固了秦制。第三个节点就是清末民初，我称之为立宪时刻。立宪时刻的使命，就是要重构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并重新搭建横向和纵向的政权关系，令国家所有的重大权力都受到宪法约束，以新理念重塑权力制衡，使个体成为有较大独立性的受保护的自由个体，使社会成为饱满的巨大空间。总之，立宪时刻在理想意义上迎来的，是一个减少国家监护的、公权和私权界限分明的、重新塑造的但又是依国族土壤塑造的新国。
　　现代法政的起源，就发生在这个立宪时刻。所以，从纵向的中国史来看，现代法政的起源具有制度上的“两千年性”，立国、立教、立宪，都是以两千年为间隔的制度变革时刻。如果我们回溯历史，看到儒家文明在中国史上光辉无限，其实，儒家正是享有这历史上的“两千年性”。现代法政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就将发挥儒学在19世纪之前那样的作用。
　　而从横向来看，现代法政在中国的起源，也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建国重要，重要在一个国家和一种新制度由此诞生；法国大革命重要，重要在新的革命模式由此席卷而来。但此前，世人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观察中国现代法政的起源，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中国当时创立的现代法政制度，是移植的、仿制的，似乎一个制度上的后发国家，就不值得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对象；二是从清末以来，百多年来，中国的国力和国内的制度建设，都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举世瞩目的程度。就像奥运会，只有像中国这样渴望被世人关注的国度，才会如此在意。但接下来，情况会有不同，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其经济总量崛起成为世界第一，迎来“中国经济再崛起”。我们回顾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总能看到强国的金牌在轮换主人，谁拿到金牌，谁就有了被他人关注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之后，其历史尤其是现代开端的历史也才值得珍视。
　　所以，在横向范围内，可以预期的是，现代法政在中国的起源，百年之中将获得更多的全球性关注，成为大范围的历史课题。人们会像今天关注《大宪章》和《独立宣言》一样，来关注我们在百年前的法典。进一步说，与经济总量第一相比，中国同时期的法政制度供给并不令人满意，回溯法政起源，从而锤炼出更能匹配于亿兆斯民共同缔造的经济总量的法政制度和法政体系，也值得世人共同商量琢磨。
　　回溯现代法政的起源，我们无疑应当致敬百年前的先辈们，至少在于三点：其一，在现代法政的起源时刻，主事者对旧法政的变革极为系统。将那些主事者称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国法律和政治事业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改革家”亦不为过。法政的建设没有试验田，没有实验室，百年前的前辈们的系统改革，就是给我们做了一场浩大的实验，我们思考当下和未来的相关改革时，不能不审视那段历史。其二，从清末到民初，许多变革是延续的。这一点，我在本书的《1912年的法律与革命》中做了阐述。延续，而不是切断，就能做到制度上的深耕。其三，变革何其难哉，如何因应国情而不是生硬移植，如何突破阻力而又平和推进，如何面对危局而又受命不迁，既需要变革者的智慧，也需要勇气和耐力。当然，他们的许多变革和建构还是失败了，然而失败的故事是好看的，失败者的内心，闪耀着使命感之光。历史给失败者授予勋章。
　　我们应当为这些先辈感到自豪，而今天，似乎有力量让人们对法政起源时分的故事不那么自豪。一方面是因为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近代史教育，或是法科的法律史教育，都没有真正公允地书写百年前的法政前辈，以至于对现代法政起源时刻的诸多史事和制度成绩的叙述，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理论法学领域里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宣传性的批判，使得人们过于标签化地去看待百年前的历史，更难做到心平气和地回到历史现场来面对那些本来很鲜活的个体。
　　诗人顾城在小说《想象力》的结尾写了两句话：其一：“生下来就中了十面埋伏”；其二，“时代来去如风，故园荒草如金”。“生下来就中了十面埋伏”，20世纪以来，我们的环境似乎总是很艰难，但艰难之中，我们仍然要点亮光明正大的星火，而不是对混乱、错谬以至于倒退的理念和制度建构低头，一百年前如此，当代同样如此。“时代来去如风，故园荒草如金”，这启示我们不仅应该看看讲法国大革命、英国大宪章和美国司法制度的书，还应当看看讲百年前的中国大革命、中国大宪章和中国司法制度的书。
　   面对现代法政的起源这个大话题，我采用的是所谓以点带面的做法，也可以说还有一些故事性。我是想从过程中找到道理。至于书中一些看起来文学性的描述，例如《钦定宪法夭折记》一文，都来自相关史料，例如《汪荣宝日记》。具体内容，当然都在书里，这里不用重复。关于清末的法政光谱变迁，还可参看我即将出版的《大国立宪：立宪时刻的儒家、秩序与革命》一书。
　　本书当然是带着问题意识写的，这里说的问题意识就是对当代改革的观察。
　　本书也是带着价值情感来写的，这里说的价值情感就是对中国未来的祈福。
　　我们回到现代法政的起源时刻，无非是想给当代中国寻找历史上的同路人，并辅弼未来中国的良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