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1354
代序二 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 吕彤邻
代序三 海伦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 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
1 战争开始了
2 查理·陈
3 黄埔一期
4 社会主义者
5 前进的旗帜下
6 他是救世主，还是卖国贼
7 后的吼声
8 红星照耀中国
9 工合，工合
10 暴风雨里产生
11 海中之鱼
12 别了，卢斯
13 迪克西使团
14 用自己的脚行走
尾声 被失去
后记
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
于洪君＊
叶孝慎（以下简称“叶”）：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一直影响着某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抗战的客观评价，不知您对此有何见解？
于洪君（以下简称“于”）：毋须讳言，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贡献，在西方学界，确实尚缺充分的尊重和认同，但历史决不会因此而改变。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不能割裂，更不能偏废。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抗战放在欧战的背景下来研究，比较关注1941年以后的事件，对于之前的研究比较少，不太关注中国的“九一八”，这不对。据我所知，国内学界对“九一八”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九一八”确实是一个开端，是日本在上一世纪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战的开始，这一点需要中外学人认真研究，形成共识。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的抗战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世界，告诉继往开来的年轻一代，中国抗战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这一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被“欧洲中心论”忽悠了，不能被历史虚无主义忽悠了。西方学界，有人有偏见，他们越是不正视、不重视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不客观评价我们，我们就越是要增强这一方面研究的主动性和紧迫性，不留空白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提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基点、关键枢纽。我们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以各种方式歪曲中国抗战史，诋毁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中国抗战的后胜利全部归结为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显然似是而非，别有用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尊重。我们要有自信心。要有民族自豪感。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正是我们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终在世界的东方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我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大主力。
叶：书记在抗战胜利69周年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说：“国民党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后也会取得胜利的。”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说：“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请问这是为什么？您又如何看？
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两个战场相辅相成，同等重要。没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没有法西斯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彻底失败。同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也有两个战场，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引领，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中流砥柱，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后胜利。关于这一点，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重温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流砥柱”是从哪里来的？“中流砥柱”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两个战场”的提法也是从《论联合政府》里来的，报告的第三部分第四小节就用“两个战场”作标题。我们从不否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人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机动灵活，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不断进行反抗，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所以，书记在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我好几年前在国外看到过的一部长篇电视纪录片，台湾方面拍的，蒋纬国等人监制，采访了八百多人，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抗战老兵，也有美国的老华侨，名叫《一寸山河一寸血》。实话实说，看了这部片子，我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我被我们民族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大义凛然深深震撼了。我由衷钦佩所有那些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前辈。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应当永远缅怀他们，弘扬他们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严肃指出这部片子的缺陷与不足。它的制作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贬低了我们的敌后根据地，贬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听说大陆版权已经引进，两岸要合作搞第六版《民族抗战》，计划抗战胜利70周年时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希望这个问题不再存在。其实，宣传抗战，台湾方面远不如我们。当然，海峡两岸高度敌对时，两边对于对方抗战贡献的描述都难正常。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破冰和趋和，我们对于两个战场的评价，显然远比台湾方面更客观、更充分、更全面、更到位，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台湾方面说“八年对日抗战，都是国军在打”，这话什么意思？无非是不承认、不肯定中共的抗战功绩。然而，今日台湾，何止是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得不到承认和肯定，就是国民党自己的抗日宣传也越来越少，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烈也越来越被遗忘。今天的台湾社会媚日情绪严重，纪念日本殖民统治的各种活动明显要比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要多。甚至亲日政客还公开发声，百般美化殖民统治，尽显皇民汉奸心态，这不能不叫人深思、警醒。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书记在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时刻铭记：“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1932年1月28日，漆黑的午夜。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日本人的步枪和机关枪声，我从上海北站匆匆赶到出事地点。但见一个人影停了下来，又倒了下去。稍远处，一个中国士兵跪下来，爬进一所房子的门口就开枪还击。街上空空荡荡，铁闸像蛤蜊似的紧闭着，后的一点灯光也消失了。（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
斯诺“初到上海时，还很年轻，充满了好奇心，对世界上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那时美国记者纷至沓来，在沪外国记者中人数多。他们大抵可分两类，一类职业记者，一类自由记者。前者，大多有专业教育背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习称“密苏里帮”（Missourimafia），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约翰鲍威尔、莫瑞斯武道、埃德加斯诺等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佼佼者。后者，情况相对复杂，来华多因“偶然”。无论史蒂尔、窦尊安，还是杰克贝尔登、格拉姆贝克，几乎都是迫于大萧条的压力，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撞大运来了。在《Stephen R. MacKinnon》中，窦尊安说他“来到中国时就像许多冒险家和早年的嬉皮士一样，在一艘美国邮船上当清洁工，在海上漂泊两个月，越过巴拿马运河直到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到达日本，再到上海，在那里的《大美晚报》找到工作”。同样在《大美晚报》里打上头一份工的贝尔登说他“刚刚大学毕业，到处找不到工作，所以奔向大海，辗转到了上海，靠赌博赚了些钱，同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穿行，边学中文边采访写稿”。至于史蒂尔，发迹后回眸，那就更是昨夜又东风，一把辛酸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小型周刊。那时我只关注加州的柑橘而对中国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经济大萧条使我破产，我开始寻求出路。报纸上的一则《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闻标题吸引了我。我拿着报纸到经理那里取了点现金，然后乘上“Raiyo Maru”号船前往上海。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前途也不明朗。我只是希望尽快到达那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到了上海时，正是日本人攻击这座城市的前夜……
史沫特莱两面不靠，是个特例，威洛比指其为“美国籍的俄谍”——
美国人史沫特莱小姐是苏俄在中国间谍网中的主要分子，她在该组织中工作了二十多年，是一个早凶犯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始作俑者，中共并不是真正共产党，而是和苏俄毫无关联的农民革命者。这个家伙对于影响美国对华舆论尽了努力。由1930年底及至离华的时候止，她是佐尔格亲近的工作人员。过去她可能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分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和佐尔格一样转入了红军情报局，或者她是否在佐尔格手下工作的时候，仍然负有共产国际的任务。（威洛比：《上海大阴谋》）
《上海大阴谋》是《威洛比报告》的翻版。作为麦克阿瑟麾下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Gen. 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将“热衷于讨论佐尔格案件”、执意“把它从坟墓里掘出来使僵尸复活”的实质是要“让人们怀疑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卖国间谍，以造成恐惧心理”，又利用这种心理“煽动反共情绪”。（石原绫子：《回忆史沫特莱》）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病逝伦敦，遗言是：“我的心，我的精神，除中国以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因此，我希望将我的骨灰同为中国革命而倒下去的人们埋葬在一起。”时隔一年，北京为史沫特莱举行追悼会。丁玲在史沫特莱的骨灰落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前说：“史沫特莱没有达到她回中国来的向往，没有享到她重新踏上中国土地、重见中国革命领袖的幸福。但现在，她的骨灰已经运来北京即将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不朽的土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悼念这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她还说：“麦克阿瑟以盟军总部名义，控告史沫特莱是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罗织罪名，诬蔑她与日本两个极为人民所追念的革命烈士是间谍。美国所有的报纸，都用大号字把这消息登在版上。这到底为的什么呢？原来在抗战时期，曾有不少美国记者到过中国，有的到过延安或八路军抗日前方。这些记者亲眼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他们以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认为援蒋灭共的政策于美国并无利益。他们说的话，对于麦克阿瑟和美国反动派的阴谋不利，因此，麦克阿瑟与美国统治者们，要给这群人一个威吓，警告他们，于是就选择了一个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不受利诱、不会妥协的史沫特莱开刀了。”（丁玲：《战士史沫特莱生平》）
三个月后，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召开听证会，以重审佐尔格一案为名，确认“哪些美国公民权的拥有者参与其大阴谋的性质及程度，他们在现存美国的共产主义阴谋中又发挥着怎样作用”，从而有效反击“共产国际的红色威胁”。威洛比当场作证说那一时期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温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活动家聚集在这个圣地接受训练，进行试验，接受磨练”。作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国际间谍”，佐尔格“既是活动家又是该领域的专家”。正是由于他的“阴谋活动”，使得当年“上海存在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类似共产主义者前线的多个团体”。而史沫特莱“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在政治、地理上的扩张”。她帮佐尔格“组建”间谍“小组”，在中国人中“选拔”那些“愿意为了信仰而协助外国人活动甚至为之献身的人”。所以，她的骨灰“被交给了那个现正在朝鲜战场上指挥着中国军队的司令官朱德，并经由共产党高层云集的仪式，供奉于亚洲共产主义中心——北平的特别陵园”。她只能是一个“国际阴谋的魔女”。
问题是，史沫特莱跟佐尔格的关系再“亲近”，“亲近”到“住在一起”（陈翰笙：《地下工作25年》），共产国际依然“觉得”她的行为“相当可疑”，拒绝给她“以共产党人名义或以共产党人的所谓可靠人士的身份露面的机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究其一生，接近于“间谍”嫌疑的莫过于1918年3月19日的锒铛入狱。然而，当时纽约警方之所以以“为德国谍报机关服务”的罪名逮捕她则是因为以思想入罪的《卡伦法》迟至1950年方始出台，所以，1917年4月6日，美对德宣战那天，她冒雨上街，去联合广场参加群众集会，振臂高呼反战口号，并遭当头重击，换来的只能是六个月的监禁和一万美元的保释金。
六个月的狱中生活，使我得到一个读书写作的机会。朋友们给我送进文具纸张和书籍。我生平头一回不用为生活吃穿发愁，而可以专心致志埋头读书。我初的一些短篇小说《牢友》就是在狱中的习作。（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自学成才，没有大学文凭。
她“一边读书，一边谋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掌握语言工具”。
她“费了两年功夫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随后“离开德国，踏上征途，独当一面，肩负起新闻事业的重担”——
新闻天地可以解脱我的苦境，但东方世界地处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又使我感到孤独，苟余心其正直兮虽辟远其何伤！我带着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的矛盾心情，向车站送行的朋友们挥泪告别，列车隆隆开出柏林，取道苏联，奔向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撇开别的不论，至少在“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这一点上，一个史沫特莱，一个海伦福斯特，何其相似乃尔！
海伦福斯特的来华跟“华尔街的破产”多少也有关联。窦尊安说：“当时的上海很繁荣，美国却有很多人为面包而排着长队。”海伦福斯特说：“当我们进入世界第五位繁华的港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到五块中国元，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全中国7000名上下的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她还说：“美国的经济萧条正在恶化，西雅图的美国邮路轮船公司因为没有旅游客人濒临破产。为了这个缘故，设在西雅图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聘我作通讯员——只限于写目的在于使已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
一个被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严格限定、只“写目的在于使已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的邻家女孩，终卷入她的“个战争”，成为“全世界的战地女记者”，这全是因为她在她到上海的当天下午就跟“刚从印度回来”、张口就谈甘地和尼赫鲁的埃德加斯诺不期而遇、一见钟情。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