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78265
内容简介
“中西交汇”是中外关系的一种状态，也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角度；“近代都市和乡村”则包含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部。近代中国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她的所有变迁几乎都离不开西方因素的影响。本书为2013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中西交汇中的近代中国都市和乡村”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的结集，所收录的论文包含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内容，对于近代中外关系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做了多方面和深入的讨论。
目 录
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李金铮】
北京政府时期河南经济的变化——以农业、工业与市镇经济为中心【黄正林】
从“以身发财”到“以财发身”——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李 玉】
中国农村派的合作金融思想【周建波 颜 敏 都田秀佳】
近代中国国内汇兑计算法【王玉茹 马建华】
凯恩斯经济思想与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1920～1949）【宋丽智 邹进文】
新式交通与近代城乡空间格局的变动【丁贤勇】
何为主流？何为边缘？——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寅初【吴敏超】
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初级行动团体”导论【蒋清宏】
口岸与内陆：长老会汕头教区与五经富教区的比较研究【胡卫清】
马根济与近代天津医疗事业考论【余新忠 杨璐玮】
美国社会福音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赵晓阳】
马相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1927）【薛玉琴】
循道公会在温州的医疗事业【李新德】
近代杭州的教会学校与传教士家族【俞 强】
边缘成中心：清末基督教在台的汉番宣教策略【王政文】
中西交汇中的上海：通商口岸城市的成立与传教士【仓田明子】
华美医院与近代宁波医疗慈善救济事业述论【王兰平】
历史记忆中的近代潮汕侨批与乡村社会
——基于陈四合批局批脚陈顺荣的口述资料【陈海忠】
晚清开埠后福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以西方人的观察为中心【吴巍巍】
清代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乘员之言语接触【岑 玲】
20世纪上半叶泰国华文报刊所见之中国商品的广告【王竹敏】
北京政府时期河南经济的变化——以农业、工业与市镇经济为中心【黄正林】
从“以身发财”到“以财发身”——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李 玉】
中国农村派的合作金融思想【周建波 颜 敏 都田秀佳】
近代中国国内汇兑计算法【王玉茹 马建华】
凯恩斯经济思想与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1920～1949）【宋丽智 邹进文】
新式交通与近代城乡空间格局的变动【丁贤勇】
何为主流？何为边缘？——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寅初【吴敏超】
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初级行动团体”导论【蒋清宏】
口岸与内陆：长老会汕头教区与五经富教区的比较研究【胡卫清】
马根济与近代天津医疗事业考论【余新忠 杨璐玮】
美国社会福音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赵晓阳】
马相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1927）【薛玉琴】
循道公会在温州的医疗事业【李新德】
近代杭州的教会学校与传教士家族【俞 强】
边缘成中心：清末基督教在台的汉番宣教策略【王政文】
中西交汇中的上海：通商口岸城市的成立与传教士【仓田明子】
华美医院与近代宁波医疗慈善救济事业述论【王兰平】
历史记忆中的近代潮汕侨批与乡村社会
——基于陈四合批局批脚陈顺荣的口述资料【陈海忠】
晚清开埠后福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以西方人的观察为中心【吴巍巍】
清代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乘员之言语接触【岑 玲】
20世纪上半叶泰国华文报刊所见之中国商品的广告【王竹敏】
在线试读
城与乡的界线及“城市化”问题的思考（代前言）
——以香港和上海为例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暨文学院院长。
一 引言
城与乡的概念在历史的进化中变得模糊。虽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城市是什么，乡村是什么，但这两者的分界越来越模糊。我们的心目中有个乡村，但并不是生活在这乡村里面；我们虽然想到城市应有的模样，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和价值系统仍然植根在传统里面，或者是乡村的文化里面。这些都不是可以从表面上看出来的，尤其是在现代都市如香港和上海等大城市里，乡村越来越难见得到。整个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有600多个城市，那么如何对城市下一个定义呢？有人用人口来界定，这是*简单的方法，因为是客观的数字，例如达到100万人是第几等城市，到500万人是中等城市等。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相对内地的城市来说，香港只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内地已经有很多个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了，香港只有700多万的人口，但已经非常挤迫了。所以从人口数目来说，香港并不算是一线的大城市，比不上上海、广州和北京。但如果以城市的气魄、配套设施、行政效率、生产总值或其他的经济指标来衡量，香港则仍然是中国的一等城市。香港的公共设施、金融系统、管理方法、法律等仍可作为模范。因此，我们不会单纯用人口或国民生产总值等数字来衡量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反观上海，无论从经济、文化及设施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估计在21世纪，甚至在将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两个城市还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版图上，占据前列的重要位置。
在这次的研讨会中，我想与大家重新探索一下香港和上海在走向城市化的道路上所碰到的困难和一些值得思考的城乡问题。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也是我近年所思考及研究的方向。而在我的城市研究中，又一直以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海滨城市”和“移民城市”为重点。
为了重新思考上海和香港两地“城市化”的经验，我在*近的研究计划中提出了下列一些问题，包括:
城与乡：人口、生活与界线
江和海：运输、商贸和经济
中与西：文化、社会与生活
山和水：地形、景观和心态
新与旧：传统、现代与共融
本和外：本地、移民和域外
双城之联系与比较
在这次研讨会中，我只拟讨论**个议题，即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及其变化，就如何从城乡的界线去看中心与边沿的关系，以及界线的模糊和变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
二 城市的界定
以香港而言，我们城市的地理分区，大家都习惯想到地图上三个大区：香港、九龙和新界。香港是*早开始发展成为城市的地区，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被英国人管治；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是第二个发展区，1860年之后与香港岛同属英治的范围，很多的规划都是由同一个殖民政府统筹，因此起步早很多。除了发展得较早，*重要的是殖民政府的规划。中环之所以成为香港城市的中心，乃由于它集中了政府官员、商人及教会办事的地方，而政、商、教的势力，也就是推动西方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反之，上环和筲箕湾等，却因为华人的聚居，带来房屋密集和人口密集的结果，使其具有城市的规模和样式，使香港早期的城镇分别有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的推动力及文化氛围。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这种中西分明，既对立又同时的发展，就更加明显了。旧城或南市，是传统中国式的城市，而租界（包括英美租界和法租界）代表着西方主导和西方色彩浓厚的城市；但两者共存，并且互相依赖，其吊诡要比香港更加明显。
至于乡村或乡郊，在香港，人们会以新界来代表。新界以前属于乡村区域，因为山岭连绵，每个地区人口的分布都是村的分布。现在我们说的城市是指人口聚集的地方，但是围村的人口也不少，相比港岛的一些地区，中半山以上的人口也稀少，因为是殖民地官员和富商居住的地方；中环人口也不算多，因为主要是大洋行所在的地方。太平山的两边，一边是东华医院、上环、西环一带，人口较稠密、不太卫生的地方。华人在这里开设店铺和居住，因此在1880年代之前这里就是China Town。另一边是中环、半山的西人区，延伸至跑马地及湾仔。这里有西人的坟场，以前属于乡郊，但现在已成为我们市区的中心了。根据我们现在的概念，港岛是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但在*初建城的时候，并不是以整个港岛作为城市的范围的。黄竹坑、扫杆埔等当时是乡村的地方，而建城的地方是维多利亚城和坚尼地城，是一撮一撮的商业地区。其实所有城市的历史也是这样的，商业、贸易的地区作为城市的中心，是做生意的地方，与居住的地方是分开的。新界的城市*初叫作墟，例如大埔墟，以前汀角村、林村、粉岭等地的人将村里的农作物、工艺品或药材挑到大埔墟卖，叫作趁墟，散墟之后便回到村里去。大埔墟、石湖墟、联和墟皆如是。赶不同的墟期做生意的其实可能是同一批人。所以墟是做生意的地方，不是住的地方，但后来便变成新界的新城了。住宅区就在商贸区的外围。这个设计在中国和西方的城市史里也有相类的布局。
在今日极其热闹繁华的港岛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乡村。施其乐（Carl Smith）是*早从事地方考察的人，在他的“城市探索”的研究中，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城市考察，为的是在城市区域内找回原来乡村的起源。他的研究发现湾仔原来是人烟比较少的村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区内有寺庙及风水坟。外面来的人喜欢它近海的方便，日本人、犹太人、西方人开始聚集，有水手，也有旅客，慢慢变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是城市的乡村背景。他从很多旧地图中发觉现在的城市原有很多地方都有乡村的背景，如九龙的深水埗原本也是一个村，村内有大王庙和关帝庙，村中聚居的人有些与新界的邓氏有关系。*早来到的居民到19世纪末开始与西方传教士及其他做生意的人来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区。从人口、建筑等来说这小区已不能称为村了。他有四个有关这类城市化之后的区域的案例，显示现在很繁华的都市背后可能有一条慢慢发展的线索，起源是一个乡村。城与乡之间的一条线是移动的，有的很短时间内就变成了有规模的城镇，例如天水围，很快就从一个渔农之乡转变成一个城市；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之后才成为新界的卫星城市。这里面的线索要像施其乐一样进入小区的历史才能找得到。
再来看看上海在同时期的历史。明显可见的是早期上海有一个城市的核心，即城墙包围的部分（现叫作“老城厢”），作为上海城的中心地带。城墙以外，都属于乡郊地区，又各以乡镇为聚点。19世纪中叶的内乱和外患给上海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动，*明显的是老城厢外围两个新市镇的兴起：一个是英美租界，另一个是法租界。大量移民迁入，新的房子林立，聚集的人口加起来比老城厢的人口还要多。到20世纪初，老城厢的围墙拆掉了，三个部分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现代上海都市的格局。到今日更慢慢地吸纳外围的乡镇，成了当前的大上海都会。
有几个指标可显示城市发展的路线图。人口是其中一个指标。这是我们*容易从人口普查记录中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深水埗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区域的，这区域大概有多少人口。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口到50万就可以成区了，现在沙田区人口已到差不多80万了。但以人口作为指标并不能显示这个城市的地位有多高，有多富有，或者有多少不同的职业，但这些资料足以证明一个大城市中会有不同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因应其人口背景如学历、阶级、收入和职业的不同，会有明显不同的社区特色。香港的18个区也有这个现象，造成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当然，各个社区也有共性。
另一个指标是房屋，在地图上可看到房屋特别是工厂的分布。研究城市历史的人对房屋的分布是比较关心的，尤其是人们工作的地方与居住的地方的距离。工厂对城市发展很重要，香港到战后50年代在狮子山下的地方如新蒲岗、黄大仙等才看到工厂的重要。工厂林立的地方显示有大批人日间到这里，然后晚上四散回家。在公共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工人上班主要靠步行，所以在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工厂区的周围有很多贫民区，大约相隔不到半小时步行的路程。所以在城市发展中工厂区与贫民区应一并考虑，而两者之间的交通网络、市肺（公园）的位置、卫生设备等都应在政府的考虑之内。但在香港的城市发展中，这些城市生态未被认真考虑，发展大都是经济主导，工厂就建在便宜的、容易兴建的地方，周围出现很多贫民区，中间也没有什么卫生设备、娱乐场所、公园等调剂身心的地方。从旧地图的变迁可看到政府或区内有多少人关心这种集体生活或社会福利。以前在没有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主要是街坊福利会关注。这方面的资料现时很缺乏，因为以前做的历史是有关精英、政府官员、士绅阶级的历史。现在有些新左派希望多做一些贫苦大众、工人阶级的历史。但对于街坊会、洁净局等这一班为小区做事的人，资料实在不多，希望以后能多一些这方面的线索。
当然，与房屋相邻或把房屋分隔的是街道和马路。在城市结构中，街道的规划和马路的建设是个重要的指标。城市中街道多的区域，往往是人口密集和商业繁荣的中心地区。
*近我在搜集卫生史的资料，例如有关洁具的资料，追溯什么时候开始有排水的水厕，然后整个香港的公共卫生发生重大的改变。以前英国人总觉得华人社会能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公共卫生系统。1894年大瘟疫之后，公共卫生系统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后来有人发觉原来这是可以赚钱的，于是出现了几间专门出售浴缸、水厕的公司。大概从1910年代开始，清洁卫生用具成为广告中大众关心的事物。我*近在搜寻一间叫李耀记的公司的资料，从它的广告可以看到洁具的普遍化。在商业运作方面，香港很多大型的洋行及商业机构如利舞台、半岛酒店等都用它的洁具重新开始，使香港人的公共卫生翻到新的一页，生意也发展到广州及其他地方，代表了公共卫生的处理由香港发展到其他华人的城市。这是旧地图、旧照片、旧广告所揭示的香港史的新资料。
其他城市发展的标记有习俗、寺庙和地标。多翻旧地图与旧照片，可找到与历史教科书不同的关注点，至少从中可看到小区发展的多元性。
三 地图上的五度空间
归纳近年研究城市历史的经验，我在几年前提出重新处理城市空间的问题，以历史地图为基础把城市空间分成下列五个范畴来做更深入的探究。
1.物理空间：山势、河流、经纬度、房屋等，这是地图上*容易见得到的。
2.生活空间：从地图可看到住宅区、工厂区及公路网的分布，从而找出人居住的地方与工作的地方的距离。
3.社会空间：如戏院、娱乐设施等，在富裕的有闲阶级居住的地方较多，工厂区及贫民区比较少。
4.神圣空间：以前乡村的神圣空间在深山，要求神问卜、找到精神的慰藉需要远赴深山。在城市，特别在西方文化里，神圣的空间即是教堂，通常深藏在市中心区。这是为配合政府官员、商人及领袖人物的精神需要，同时他们也能捐助教会及带领政策的决定。另一方面，文武庙也是在市中心区，这是早期华人社会领袖聚集之所，也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与西人的教堂很不同。文武庙不单是精神和宗教中心，也是社会及法律仲裁的中心。殖民政府不管华人之间的纷争，有事时都交由文武庙的董事集议解决，因此精神领袖同时也是世间百般事务的领袖。
5.文化空间：显示这个区有没有书局或出版社。在上海的旧地图中可找到书局群的位置，可清楚看到文化空间有多大，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以前的旧书局也印书，所以从这种文化地图可看到人的创造意欲，以及内在对文化的追求。不过这种地图在香港未能找到。
四 城乡的界线：以香港为例
从这些地图的经验去看城乡界线，发觉无法清楚界定城市与乡村。如果说港岛是城市，但港岛也有很多乡村。九龙更难分辨，南约与北约的界线不断在移动。1926年成立的乡议局可以作为新界乡村群的代表。这是新界的农民与营商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立的组织，参与许多区市的筹划及农作物的买卖。新界现有27个区。这个网络在1920年代出现，然后经过不断重组，1937年、1959年、1982年都将界线重划一次。新界人以乡议局代表的身份进入立法会，他们是乡事的代表，但实际上这批人一半以上的办公室是在市区，例如刘皇发的办公室在中环。他们之中有律师或商人，主要的生活及工作的地区完全不能用城乡这条界线来界定。这条界线只是权力的界线。新界现在仍有百多条村落，但没有多少能代表新界开始租借时的生活情况。虽然每一条村仍强调他们是沿着大清律例发展出来的，宣称一个村有一套族例，根据这口号继续自己的权益，但实质上村里没有多少个建筑物或习俗仍可追溯到清代，除了祠堂和打醮一直留存下来，很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告诉别人他们有这风俗传统，以维持其合法的继承权。打醮有的60年一次，有的15年一次，这类族例很多有政治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例如抢包山，为的是争取更多旅客和生意。乡议局刚建了新大楼，其实它以前不在新界，现在为加强其政治符号才搬回去。新界的乡村在20世纪后期边界已经模糊了，但他们为什么要力守这边界，强调城乡的分别呢？因为这是权力的来源，大清律例、风俗法例、地方习惯是他们施行权力*重要的根据。
新界（乡村）围村的五大宗族
五大族是新界围村*重要的人，他们希望继续守着传统，靠着宗祠、过节的习俗和礼仪、凝神、打醮等，将乡人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下。围村的五大族现在仍在乡议局内发言很多，代表了新界乡村*重要的势力，包括元朗邓氏（屏山、厦村、新田、十八乡等），锦田文氏（锦田、八乡），粉岭上水侯氏、廖氏（上水、粉岭、沙头角、打鼓岭、大埔）和沙田大埔彭氏（沙田、大埔、粉岭、荃湾）。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的研究，香港现存的族谱明清之后的可信性较高，宋朝之前的真确性存疑。其实宗族族谱的意义在于告诉别人他们有一个几千年的历史，因此有权力的基础和根据。相信21世纪时五大族的势力仍然存在，现在仍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将这族例体现出来。每年在祠堂男丁聚集，太公分猪肉，虽然形式可能改变了，但背后的意义仍在。氏族在乡村传统里代表着公产，祠堂就像一间公司，每个人就像持股人。
五大族是对传统乡村习俗保持得*多的，但中间也有点变化。粉岭的龙跃头，里面住着彭氏和徐氏的族人，按照族例过着相当保守传统的生活，他们保存了祠堂，保存了乡间的民风和习俗。但村里却有一座西人的教堂——崇谦堂，彭氏和徐氏都有份，*后这教堂交给了徐氏的族人。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就是崇谦堂的会友，他是客家人，是研究香港史的先驱。崇谦堂已有百多年的历史，*早是德国籍的教士很喜欢到客家村传教，可能早期在一些自然灾难中，他对客家人的爱护和关心使村里一些重要人物信奉基督教。因传统的关系，一些重要的长老可带动整个村的人信奉基督教。于是在粉岭五大氏族之下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这批客家人信奉了基督教，但保存着中国传统的生活，例如衣着方面完全是客家人的打扮，在祠堂学生学的还是中国传统的三字经和古籍。所以罗香林在这里非常适应，成为一个读古书出身的基督徒。这是中西结合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引来不少人类学学者去研究。有一个西方的人类学学者Nicole Constable花了五年时间到崇谦堂研究，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现在在美国人类学界也颇有名气。她做人类学和客家人的研究，*初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人类学，现在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继承了杨庆昆的衣钵。她的丈夫也是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印度。
我们研究香港的乡村史时，都强调乡村生活和乡村传统。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建筑，很多已改建，无复当年的形态，如锦田的吉庆围，粉岭的老围、观龙围等；还有很多祠堂学校、旧式私塾改建的学校到今天在粉岭上水仍然存在，但也无复当年的面貌。这些书院以前也栽培过一些中科举的人，但人数很少，*重要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创办人赖济熙，他是个进士。这些人过去在香港竭力保存传统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观念，但他们本身已完全在城市生活，穿西装，饮西茶。今天的祠堂仍可见到当初课室的摆设。围村遗留下来的代表是曾大屋，属于客家人的围村。围村是一个村的人都在围墙里生活，以前里面的人都有亲戚关系，互有来往，所以天井很重要，十多家人一起工作，共同生活。土楼也是这样。
香港城市中的望族
港岛的寿臣山道原本是一个村，是周寿臣出生的村落。他是留美幼童之一，后来被召回，1886年回来后在李鸿章手下做事，曾经到过朝鲜，去过天津，50多岁退休，回港后成为华人领袖。因他有香港背景及英语能力，有外国经验，又有中国官场服务的经历，在香港很受华人社会尊重，也受殖民政府尊重，因此成为政府重要的合作伙伴。他的后人如周埈年、周锡年也很出名，周家到现在仍是望族。这是一个乡村出身，然后成为城市重要人物的华人家族。
我们熟悉的香港城市中的华人家庭很多，他们与商人、买办的关系密切。很多大行来到香港后，其活动范围一定在城市，主要是中环、上环、半山区一带，后来才到湾仔和筲箕湾。商人家族与买办家族是互为一体的。商人是自立的，有自己的资本，但开始的时候也要依附外国的洋行。香港的望族不少都是买办出身，*早的买办如唐景星家族，有四代人在洋行打工，其中也有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如唐景星（唐廷枢）曾到上海帮李鸿章做招商局轮船。另一个买办徐润在香港时是琼记的买办，然后到上海做政府官员，帮中国买轮船、枪械和机器。
香港城中的望族多是买办商人出身，另外也有中国的官绅，做完官后来到香港，他们与内地的关系成为致富的途径，很多中国的大官*后成为永久移民。另外城市中有代表性的领袖主要来自东华三院和保良局。城市中*早的华人社团是一些同乡会和同业公会，但比较小，跨公会及地方团体的就是东华三院。东华三院在1871年成立，有港督的祝福，很快成为华人社会的代表，不单有医疗作用，也作为文武庙的董事，负责仲裁华人之间的纷争，所以是城中*重要的华人代表。从那时开始，东华三院的总理或主席基本上是城里华人的领袖，不过现在越来越年轻了。
*后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出身的家庭能成为社会的望族是香港独特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从1840年开始已有这些教会的领袖帮助政府工作，尤其是中英文的传译工作。香港有几个这样的望族，一个是何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是香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是受英国教育的医生和律师。他的背景是何福堂（何进善），一个基督教的家族。何福堂是**代华人教会领袖。另一位是理雅各布，英华书院的创办人。他在马六甲读书，在印度受神学的训练，所以英文很好，后来在香港成为合一堂的代表。这一批人在国外生活，受英语训练，下一代都是入教会学校读书，或出国留学，回来后做政府法庭的通译或律师、法官，如伍廷芳。这批香港人都有教会背景，也有外国留学的经验，因此成为香港*早的华人领袖。除了何福堂家族，还有黄胜。他也是基督徒，从澳门来港，跟随Mr. Brown到国外，后来回港。另一个留在英国学医的人是黄欢。黄胜回港后进入法庭做通事，然后做买办，再到上海做华洋法庭的传译，*后在香港入立法局做华人非官守议员。他的家族在香港不算太出名，但他留下来的物业和生意也很多，至今已传到第五六代了。此外，还有个更显赫的人物也是基督教背景的，就是王煜初。他是王宠惠、王宠益的父亲。王煜初及其弟都是基督教的牧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他的子女有的读皇仁，有的读南洋公学，*后做了中国的外交部长或大法官，都是重要的人物，不过在香港很多时候被忽略了，因为他在香港只出了一个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但他的第三代都是很出名的专业人士。望族通常令人联想到财富，但政府信任的华人领袖实际上依靠的是他们的背景和能力。这批人已转行为专业人士了，在香港的法律界、医学界成为领导人物。这些城市里的华人代表与乡村的华人代表有很不同的性格。
五 城与乡的交叠和互动
乡下人与城市人
城市人的成长与背景当然与乡下人很不同，但到20世纪中叶之后，两个群体互为伙伴，来往很多。乡下人或乡事派实质上也不在乡下生活，他们的工作及生活范围很多都在城市。城市人也到新界不同的地方做生意或巡视业务。两个群体的互动七八十年前就已开始。外表已分不出来，到重要的场合乡事派会穿着传统的衣服，但传统的衣服也开始改变，中山装也是改良了的。市区的代表人物如邓肇坚家族也是穿着中国传统服装。但大部分人都是西式服装。这两个社群的混合已完全不能从外表判断，可判别的可能是他们说话的态度，即背后的思维及价值观，但其实某些乡事派的表达方式也不局限于乡事派。所以乡与城产生出来的代表在各方面都是混杂的，无法分辨。*能够表达的是他们所执着的传统带来的权力。我们在新界寻找乡村时*后只能找到很多新城，即在乡村背景下产生的城市，像香港仔、黄竹坑等已变作港岛的城市，无法再找到乡村。现在到新界经过隧道，*后仍是进入了沙田、大埔等城市。马鞍山以前没有屋，今天是高楼大厦。新界已不再有村庄了。乡村里的城市生活是主流社会，能够代表乡村人的只剩下他们的思维方式了。但如果说乡事派动不动就讲传统、强调祖先留下来的族例，这就是乡村的思维，这思维又不一定是乡事派的，在城市居住的许多人也有这种土地的、乡村背景的想法。
城市中的乡村：思想和习惯
在香港史里仍未有人研究城市人的乡村心态，在上海已经有人做这种研究了。在上海，城市里的乡村人很多，包括民工、新移民，很多仍带着农村的心态，他们的下一代仍与原来一直在上海长大的人的价值观及思维差异很大。有人认为相同的研究应该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进行。我以前做过深圳的研究。深圳是很明显的一个移民城市，大部分人来自农村，有很清楚的照顾家庭的观念，也有些尝试建立独立的家庭、独立的人格。香港没有人做这种研究。我想做新移民研究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他们带着原来地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到来，但做乡村居民在城市化之后的思维改变研究比较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批人就在这城市化的系统中生活，其思维亦已受这城市化的系统所束缚。
以前在围村出生和长大的人，今天进入城市的生活圈里，人们多数认为这就是乡事派了。他们强调男丁的重要性，有丁屋的权利。其实这是从权利方面考虑，而不是从文化的意义去考虑。从“城市中的乡村”这个议题中我发觉我们身边这些已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仍有很多有迹可循。
城市人的乡心与乡情
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是乡村，大部分人到城市做生意、学习、工作或旅行，乡村是永恒的家。城市是可让你发展、增加学问和财富的地方，但无论在外面经历多久，*后的家是乡村，始终要回去。如果在城市里找到乡情和乡心，这就是你永恒的家。这就是一个乡村人*重要的价值观念，根在乡村，那里有祖坟、祖屋、祠堂。现在的乡下不再提供这些了，但如果心在这里、根在这里、家族在这里，有对祖先的观念，仍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部分，有对家族的关怀，须与家族有个维系的网络，这就是乡村文化。甚至如果你觉得在百年归老后，仍会与祖先维系在一起，这是非常乡村的观念。如果城市里仍存有这种观念，即是城乡的界线仍然存在，虽然这不是一条实质的界线。如何在城市文化里孕育及保存这些乡村的价值是当前比较重要的议题。
六 余论：20世纪的“造城运动”
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造城运动，即城市化运动。以前我读城市史的时候认为造城运动*突出的时代是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因铁路网的出现及工业化的发展，在20～30年间工业城市一个个冒起，多数是在石油区和煤炭区，把人从不同的农村吸引到工业城市，例如匹兹堡、克里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差不多1/4的美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移动。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国民身份的形成。人们在离开家乡之后才有了国民的意识，之前小区就是家，归属感也是属于村落或偏僻的小区。造城运动令人也国有化，不再是属于乡村而是属于国家，这是美国史*重要的一页。我*近看中国城市史，觉得中国的造城运动可能是当代全世界城市化*重要的一次运动，超越了19世纪美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90%是农村，之后的十几年出现乡镇企业，农村发展小型工厂。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0年是城市化时期，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农村累积的资本投入城市生产。大城市继续发展，中小型城市也发展成庞大的城市体系。现在中国有超过600个大型城市，还未计算乡镇城市。城市化的规模与影响是世界历史上未见过的。现在还未有人能估计造城运动带来的对人的价值、经济体系甚至社会关系的影响。造城运动仍在继续，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叫停，但在中国香港式的大城市已经很多了。
以深圳为例，1992年我开始做深圳的研究。当时深圳只有60万人，是分散的，所谓深圳的城市只是罗湖对出的几条街，有点像香港新界的新城。1997年，我决定不再做深圳的研究了，一方面是规模太大，另一方面是新人口太多，已经膨胀到400万人，而且还有外围的一层一层，加上深圳的人口有1700万人。在短短几十年间，这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增长和财富累积速度都很惊人。我**的感触是这是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城市。深圳发展的主要是娱乐事业和餐饮事业，主要是消费文化，对真正的文化没有很大的规划。深圳没有办法让文化生根。造城比较容易，造城市的文化比较困难。深圳的大部分文化是乡村思维，湖南的民工、江西的女工，到深圳都是为了谋生的。有工厂时做工人，没有工厂的工作时，男的做司机，女的很多做娼妓。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深圳是一个有900年历史的城市，有考古的记录，有过往文化辉煌的一面，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文化之城呢？
在香港，我们没有这么精彩的一面，有的只是商业的发展、金钱、地产。乡下传统里保留的良好价值能否在城市生活中孕育和滋长，是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地方。城中有乡，这乡是什么？是保存着过往对家族、教育的传统，对亲人的照顾，甚至是对永恒观念的看法，这就是乡情和乡心。在乡下拥护造城运动是好事，但能否在造城运动中照顾到这些价值呢？以前过了狮子山隧道就进入了乡下情怀的地方，但现在这自然的、地理的界线已不存在了，城乡之分已不再是一个漆黑的山洞，而是我们心灵的视野。
——以香港和上海为例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暨文学院院长。
一 引言
城与乡的概念在历史的进化中变得模糊。虽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城市是什么，乡村是什么，但这两者的分界越来越模糊。我们的心目中有个乡村，但并不是生活在这乡村里面；我们虽然想到城市应有的模样，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和价值系统仍然植根在传统里面，或者是乡村的文化里面。这些都不是可以从表面上看出来的，尤其是在现代都市如香港和上海等大城市里，乡村越来越难见得到。整个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有600多个城市，那么如何对城市下一个定义呢？有人用人口来界定，这是*简单的方法，因为是客观的数字，例如达到100万人是第几等城市，到500万人是中等城市等。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相对内地的城市来说，香港只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内地已经有很多个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了，香港只有700多万的人口，但已经非常挤迫了。所以从人口数目来说，香港并不算是一线的大城市，比不上上海、广州和北京。但如果以城市的气魄、配套设施、行政效率、生产总值或其他的经济指标来衡量，香港则仍然是中国的一等城市。香港的公共设施、金融系统、管理方法、法律等仍可作为模范。因此，我们不会单纯用人口或国民生产总值等数字来衡量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反观上海，无论从经济、文化及设施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估计在21世纪，甚至在将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两个城市还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版图上，占据前列的重要位置。
在这次的研讨会中，我想与大家重新探索一下香港和上海在走向城市化的道路上所碰到的困难和一些值得思考的城乡问题。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也是我近年所思考及研究的方向。而在我的城市研究中，又一直以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海滨城市”和“移民城市”为重点。
为了重新思考上海和香港两地“城市化”的经验，我在*近的研究计划中提出了下列一些问题，包括:
城与乡：人口、生活与界线
江和海：运输、商贸和经济
中与西：文化、社会与生活
山和水：地形、景观和心态
新与旧：传统、现代与共融
本和外：本地、移民和域外
双城之联系与比较
在这次研讨会中，我只拟讨论**个议题，即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及其变化，就如何从城乡的界线去看中心与边沿的关系，以及界线的模糊和变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
二 城市的界定
以香港而言，我们城市的地理分区，大家都习惯想到地图上三个大区：香港、九龙和新界。香港是*早开始发展成为城市的地区，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被英国人管治；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是第二个发展区，1860年之后与香港岛同属英治的范围，很多的规划都是由同一个殖民政府统筹，因此起步早很多。除了发展得较早，*重要的是殖民政府的规划。中环之所以成为香港城市的中心，乃由于它集中了政府官员、商人及教会办事的地方，而政、商、教的势力，也就是推动西方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反之，上环和筲箕湾等，却因为华人的聚居，带来房屋密集和人口密集的结果，使其具有城市的规模和样式，使香港早期的城镇分别有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的推动力及文化氛围。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这种中西分明，既对立又同时的发展，就更加明显了。旧城或南市，是传统中国式的城市，而租界（包括英美租界和法租界）代表着西方主导和西方色彩浓厚的城市；但两者共存，并且互相依赖，其吊诡要比香港更加明显。
至于乡村或乡郊，在香港，人们会以新界来代表。新界以前属于乡村区域，因为山岭连绵，每个地区人口的分布都是村的分布。现在我们说的城市是指人口聚集的地方，但是围村的人口也不少，相比港岛的一些地区，中半山以上的人口也稀少，因为是殖民地官员和富商居住的地方；中环人口也不算多，因为主要是大洋行所在的地方。太平山的两边，一边是东华医院、上环、西环一带，人口较稠密、不太卫生的地方。华人在这里开设店铺和居住，因此在1880年代之前这里就是China Town。另一边是中环、半山的西人区，延伸至跑马地及湾仔。这里有西人的坟场，以前属于乡郊，但现在已成为我们市区的中心了。根据我们现在的概念，港岛是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但在*初建城的时候，并不是以整个港岛作为城市的范围的。黄竹坑、扫杆埔等当时是乡村的地方，而建城的地方是维多利亚城和坚尼地城，是一撮一撮的商业地区。其实所有城市的历史也是这样的，商业、贸易的地区作为城市的中心，是做生意的地方，与居住的地方是分开的。新界的城市*初叫作墟，例如大埔墟，以前汀角村、林村、粉岭等地的人将村里的农作物、工艺品或药材挑到大埔墟卖，叫作趁墟，散墟之后便回到村里去。大埔墟、石湖墟、联和墟皆如是。赶不同的墟期做生意的其实可能是同一批人。所以墟是做生意的地方，不是住的地方，但后来便变成新界的新城了。住宅区就在商贸区的外围。这个设计在中国和西方的城市史里也有相类的布局。
在今日极其热闹繁华的港岛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乡村。施其乐（Carl Smith）是*早从事地方考察的人，在他的“城市探索”的研究中，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城市考察，为的是在城市区域内找回原来乡村的起源。他的研究发现湾仔原来是人烟比较少的村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区内有寺庙及风水坟。外面来的人喜欢它近海的方便，日本人、犹太人、西方人开始聚集，有水手，也有旅客，慢慢变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是城市的乡村背景。他从很多旧地图中发觉现在的城市原有很多地方都有乡村的背景，如九龙的深水埗原本也是一个村，村内有大王庙和关帝庙，村中聚居的人有些与新界的邓氏有关系。*早来到的居民到19世纪末开始与西方传教士及其他做生意的人来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区。从人口、建筑等来说这小区已不能称为村了。他有四个有关这类城市化之后的区域的案例，显示现在很繁华的都市背后可能有一条慢慢发展的线索，起源是一个乡村。城与乡之间的一条线是移动的，有的很短时间内就变成了有规模的城镇，例如天水围，很快就从一个渔农之乡转变成一个城市；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之后才成为新界的卫星城市。这里面的线索要像施其乐一样进入小区的历史才能找得到。
再来看看上海在同时期的历史。明显可见的是早期上海有一个城市的核心，即城墙包围的部分（现叫作“老城厢”），作为上海城的中心地带。城墙以外，都属于乡郊地区，又各以乡镇为聚点。19世纪中叶的内乱和外患给上海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动，*明显的是老城厢外围两个新市镇的兴起：一个是英美租界，另一个是法租界。大量移民迁入，新的房子林立，聚集的人口加起来比老城厢的人口还要多。到20世纪初，老城厢的围墙拆掉了，三个部分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现代上海都市的格局。到今日更慢慢地吸纳外围的乡镇，成了当前的大上海都会。
有几个指标可显示城市发展的路线图。人口是其中一个指标。这是我们*容易从人口普查记录中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深水埗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区域的，这区域大概有多少人口。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口到50万就可以成区了，现在沙田区人口已到差不多80万了。但以人口作为指标并不能显示这个城市的地位有多高，有多富有，或者有多少不同的职业，但这些资料足以证明一个大城市中会有不同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因应其人口背景如学历、阶级、收入和职业的不同，会有明显不同的社区特色。香港的18个区也有这个现象，造成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当然，各个社区也有共性。
另一个指标是房屋，在地图上可看到房屋特别是工厂的分布。研究城市历史的人对房屋的分布是比较关心的，尤其是人们工作的地方与居住的地方的距离。工厂对城市发展很重要，香港到战后50年代在狮子山下的地方如新蒲岗、黄大仙等才看到工厂的重要。工厂林立的地方显示有大批人日间到这里，然后晚上四散回家。在公共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工人上班主要靠步行，所以在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工厂区的周围有很多贫民区，大约相隔不到半小时步行的路程。所以在城市发展中工厂区与贫民区应一并考虑，而两者之间的交通网络、市肺（公园）的位置、卫生设备等都应在政府的考虑之内。但在香港的城市发展中，这些城市生态未被认真考虑，发展大都是经济主导，工厂就建在便宜的、容易兴建的地方，周围出现很多贫民区，中间也没有什么卫生设备、娱乐场所、公园等调剂身心的地方。从旧地图的变迁可看到政府或区内有多少人关心这种集体生活或社会福利。以前在没有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主要是街坊福利会关注。这方面的资料现时很缺乏，因为以前做的历史是有关精英、政府官员、士绅阶级的历史。现在有些新左派希望多做一些贫苦大众、工人阶级的历史。但对于街坊会、洁净局等这一班为小区做事的人，资料实在不多，希望以后能多一些这方面的线索。
当然，与房屋相邻或把房屋分隔的是街道和马路。在城市结构中，街道的规划和马路的建设是个重要的指标。城市中街道多的区域，往往是人口密集和商业繁荣的中心地区。
*近我在搜集卫生史的资料，例如有关洁具的资料，追溯什么时候开始有排水的水厕，然后整个香港的公共卫生发生重大的改变。以前英国人总觉得华人社会能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公共卫生系统。1894年大瘟疫之后，公共卫生系统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后来有人发觉原来这是可以赚钱的，于是出现了几间专门出售浴缸、水厕的公司。大概从1910年代开始，清洁卫生用具成为广告中大众关心的事物。我*近在搜寻一间叫李耀记的公司的资料，从它的广告可以看到洁具的普遍化。在商业运作方面，香港很多大型的洋行及商业机构如利舞台、半岛酒店等都用它的洁具重新开始，使香港人的公共卫生翻到新的一页，生意也发展到广州及其他地方，代表了公共卫生的处理由香港发展到其他华人的城市。这是旧地图、旧照片、旧广告所揭示的香港史的新资料。
其他城市发展的标记有习俗、寺庙和地标。多翻旧地图与旧照片，可找到与历史教科书不同的关注点，至少从中可看到小区发展的多元性。
三 地图上的五度空间
归纳近年研究城市历史的经验，我在几年前提出重新处理城市空间的问题，以历史地图为基础把城市空间分成下列五个范畴来做更深入的探究。
1.物理空间：山势、河流、经纬度、房屋等，这是地图上*容易见得到的。
2.生活空间：从地图可看到住宅区、工厂区及公路网的分布，从而找出人居住的地方与工作的地方的距离。
3.社会空间：如戏院、娱乐设施等，在富裕的有闲阶级居住的地方较多，工厂区及贫民区比较少。
4.神圣空间：以前乡村的神圣空间在深山，要求神问卜、找到精神的慰藉需要远赴深山。在城市，特别在西方文化里，神圣的空间即是教堂，通常深藏在市中心区。这是为配合政府官员、商人及领袖人物的精神需要，同时他们也能捐助教会及带领政策的决定。另一方面，文武庙也是在市中心区，这是早期华人社会领袖聚集之所，也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与西人的教堂很不同。文武庙不单是精神和宗教中心，也是社会及法律仲裁的中心。殖民政府不管华人之间的纷争，有事时都交由文武庙的董事集议解决，因此精神领袖同时也是世间百般事务的领袖。
5.文化空间：显示这个区有没有书局或出版社。在上海的旧地图中可找到书局群的位置，可清楚看到文化空间有多大，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以前的旧书局也印书，所以从这种文化地图可看到人的创造意欲，以及内在对文化的追求。不过这种地图在香港未能找到。
四 城乡的界线：以香港为例
从这些地图的经验去看城乡界线，发觉无法清楚界定城市与乡村。如果说港岛是城市，但港岛也有很多乡村。九龙更难分辨，南约与北约的界线不断在移动。1926年成立的乡议局可以作为新界乡村群的代表。这是新界的农民与营商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立的组织，参与许多区市的筹划及农作物的买卖。新界现有27个区。这个网络在1920年代出现，然后经过不断重组，1937年、1959年、1982年都将界线重划一次。新界人以乡议局代表的身份进入立法会，他们是乡事的代表，但实际上这批人一半以上的办公室是在市区，例如刘皇发的办公室在中环。他们之中有律师或商人，主要的生活及工作的地区完全不能用城乡这条界线来界定。这条界线只是权力的界线。新界现在仍有百多条村落，但没有多少能代表新界开始租借时的生活情况。虽然每一条村仍强调他们是沿着大清律例发展出来的，宣称一个村有一套族例，根据这口号继续自己的权益，但实质上村里没有多少个建筑物或习俗仍可追溯到清代，除了祠堂和打醮一直留存下来，很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告诉别人他们有这风俗传统，以维持其合法的继承权。打醮有的60年一次，有的15年一次，这类族例很多有政治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例如抢包山，为的是争取更多旅客和生意。乡议局刚建了新大楼，其实它以前不在新界，现在为加强其政治符号才搬回去。新界的乡村在20世纪后期边界已经模糊了，但他们为什么要力守这边界，强调城乡的分别呢？因为这是权力的来源，大清律例、风俗法例、地方习惯是他们施行权力*重要的根据。
新界（乡村）围村的五大宗族
五大族是新界围村*重要的人，他们希望继续守着传统，靠着宗祠、过节的习俗和礼仪、凝神、打醮等，将乡人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下。围村的五大族现在仍在乡议局内发言很多，代表了新界乡村*重要的势力，包括元朗邓氏（屏山、厦村、新田、十八乡等），锦田文氏（锦田、八乡），粉岭上水侯氏、廖氏（上水、粉岭、沙头角、打鼓岭、大埔）和沙田大埔彭氏（沙田、大埔、粉岭、荃湾）。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的研究，香港现存的族谱明清之后的可信性较高，宋朝之前的真确性存疑。其实宗族族谱的意义在于告诉别人他们有一个几千年的历史，因此有权力的基础和根据。相信21世纪时五大族的势力仍然存在，现在仍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将这族例体现出来。每年在祠堂男丁聚集，太公分猪肉，虽然形式可能改变了，但背后的意义仍在。氏族在乡村传统里代表着公产，祠堂就像一间公司，每个人就像持股人。
五大族是对传统乡村习俗保持得*多的，但中间也有点变化。粉岭的龙跃头，里面住着彭氏和徐氏的族人，按照族例过着相当保守传统的生活，他们保存了祠堂，保存了乡间的民风和习俗。但村里却有一座西人的教堂——崇谦堂，彭氏和徐氏都有份，*后这教堂交给了徐氏的族人。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就是崇谦堂的会友，他是客家人，是研究香港史的先驱。崇谦堂已有百多年的历史，*早是德国籍的教士很喜欢到客家村传教，可能早期在一些自然灾难中，他对客家人的爱护和关心使村里一些重要人物信奉基督教。因传统的关系，一些重要的长老可带动整个村的人信奉基督教。于是在粉岭五大氏族之下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这批客家人信奉了基督教，但保存着中国传统的生活，例如衣着方面完全是客家人的打扮，在祠堂学生学的还是中国传统的三字经和古籍。所以罗香林在这里非常适应，成为一个读古书出身的基督徒。这是中西结合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引来不少人类学学者去研究。有一个西方的人类学学者Nicole Constable花了五年时间到崇谦堂研究，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现在在美国人类学界也颇有名气。她做人类学和客家人的研究，*初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人类学，现在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继承了杨庆昆的衣钵。她的丈夫也是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印度。
我们研究香港的乡村史时，都强调乡村生活和乡村传统。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建筑，很多已改建，无复当年的形态，如锦田的吉庆围，粉岭的老围、观龙围等；还有很多祠堂学校、旧式私塾改建的学校到今天在粉岭上水仍然存在，但也无复当年的面貌。这些书院以前也栽培过一些中科举的人，但人数很少，*重要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创办人赖济熙，他是个进士。这些人过去在香港竭力保存传统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观念，但他们本身已完全在城市生活，穿西装，饮西茶。今天的祠堂仍可见到当初课室的摆设。围村遗留下来的代表是曾大屋，属于客家人的围村。围村是一个村的人都在围墙里生活，以前里面的人都有亲戚关系，互有来往，所以天井很重要，十多家人一起工作，共同生活。土楼也是这样。
香港城市中的望族
港岛的寿臣山道原本是一个村，是周寿臣出生的村落。他是留美幼童之一，后来被召回，1886年回来后在李鸿章手下做事，曾经到过朝鲜，去过天津，50多岁退休，回港后成为华人领袖。因他有香港背景及英语能力，有外国经验，又有中国官场服务的经历，在香港很受华人社会尊重，也受殖民政府尊重，因此成为政府重要的合作伙伴。他的后人如周埈年、周锡年也很出名，周家到现在仍是望族。这是一个乡村出身，然后成为城市重要人物的华人家族。
我们熟悉的香港城市中的华人家庭很多，他们与商人、买办的关系密切。很多大行来到香港后，其活动范围一定在城市，主要是中环、上环、半山区一带，后来才到湾仔和筲箕湾。商人家族与买办家族是互为一体的。商人是自立的，有自己的资本，但开始的时候也要依附外国的洋行。香港的望族不少都是买办出身，*早的买办如唐景星家族，有四代人在洋行打工，其中也有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如唐景星（唐廷枢）曾到上海帮李鸿章做招商局轮船。另一个买办徐润在香港时是琼记的买办，然后到上海做政府官员，帮中国买轮船、枪械和机器。
香港城中的望族多是买办商人出身，另外也有中国的官绅，做完官后来到香港，他们与内地的关系成为致富的途径，很多中国的大官*后成为永久移民。另外城市中有代表性的领袖主要来自东华三院和保良局。城市中*早的华人社团是一些同乡会和同业公会，但比较小，跨公会及地方团体的就是东华三院。东华三院在1871年成立，有港督的祝福，很快成为华人社会的代表，不单有医疗作用，也作为文武庙的董事，负责仲裁华人之间的纷争，所以是城中*重要的华人代表。从那时开始，东华三院的总理或主席基本上是城里华人的领袖，不过现在越来越年轻了。
*后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出身的家庭能成为社会的望族是香港独特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从1840年开始已有这些教会的领袖帮助政府工作，尤其是中英文的传译工作。香港有几个这样的望族，一个是何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是香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是受英国教育的医生和律师。他的背景是何福堂（何进善），一个基督教的家族。何福堂是**代华人教会领袖。另一位是理雅各布，英华书院的创办人。他在马六甲读书，在印度受神学的训练，所以英文很好，后来在香港成为合一堂的代表。这一批人在国外生活，受英语训练，下一代都是入教会学校读书，或出国留学，回来后做政府法庭的通译或律师、法官，如伍廷芳。这批香港人都有教会背景，也有外国留学的经验，因此成为香港*早的华人领袖。除了何福堂家族，还有黄胜。他也是基督徒，从澳门来港，跟随Mr. Brown到国外，后来回港。另一个留在英国学医的人是黄欢。黄胜回港后进入法庭做通事，然后做买办，再到上海做华洋法庭的传译，*后在香港入立法局做华人非官守议员。他的家族在香港不算太出名，但他留下来的物业和生意也很多，至今已传到第五六代了。此外，还有个更显赫的人物也是基督教背景的，就是王煜初。他是王宠惠、王宠益的父亲。王煜初及其弟都是基督教的牧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他的子女有的读皇仁，有的读南洋公学，*后做了中国的外交部长或大法官，都是重要的人物，不过在香港很多时候被忽略了，因为他在香港只出了一个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但他的第三代都是很出名的专业人士。望族通常令人联想到财富，但政府信任的华人领袖实际上依靠的是他们的背景和能力。这批人已转行为专业人士了，在香港的法律界、医学界成为领导人物。这些城市里的华人代表与乡村的华人代表有很不同的性格。
五 城与乡的交叠和互动
乡下人与城市人
城市人的成长与背景当然与乡下人很不同，但到20世纪中叶之后，两个群体互为伙伴，来往很多。乡下人或乡事派实质上也不在乡下生活，他们的工作及生活范围很多都在城市。城市人也到新界不同的地方做生意或巡视业务。两个群体的互动七八十年前就已开始。外表已分不出来，到重要的场合乡事派会穿着传统的衣服，但传统的衣服也开始改变，中山装也是改良了的。市区的代表人物如邓肇坚家族也是穿着中国传统服装。但大部分人都是西式服装。这两个社群的混合已完全不能从外表判断，可判别的可能是他们说话的态度，即背后的思维及价值观，但其实某些乡事派的表达方式也不局限于乡事派。所以乡与城产生出来的代表在各方面都是混杂的，无法分辨。*能够表达的是他们所执着的传统带来的权力。我们在新界寻找乡村时*后只能找到很多新城，即在乡村背景下产生的城市，像香港仔、黄竹坑等已变作港岛的城市，无法再找到乡村。现在到新界经过隧道，*后仍是进入了沙田、大埔等城市。马鞍山以前没有屋，今天是高楼大厦。新界已不再有村庄了。乡村里的城市生活是主流社会，能够代表乡村人的只剩下他们的思维方式了。但如果说乡事派动不动就讲传统、强调祖先留下来的族例，这就是乡村的思维，这思维又不一定是乡事派的，在城市居住的许多人也有这种土地的、乡村背景的想法。
城市中的乡村：思想和习惯
在香港史里仍未有人研究城市人的乡村心态，在上海已经有人做这种研究了。在上海，城市里的乡村人很多，包括民工、新移民，很多仍带着农村的心态，他们的下一代仍与原来一直在上海长大的人的价值观及思维差异很大。有人认为相同的研究应该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进行。我以前做过深圳的研究。深圳是很明显的一个移民城市，大部分人来自农村，有很清楚的照顾家庭的观念，也有些尝试建立独立的家庭、独立的人格。香港没有人做这种研究。我想做新移民研究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他们带着原来地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到来，但做乡村居民在城市化之后的思维改变研究比较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批人就在这城市化的系统中生活，其思维亦已受这城市化的系统所束缚。
以前在围村出生和长大的人，今天进入城市的生活圈里，人们多数认为这就是乡事派了。他们强调男丁的重要性，有丁屋的权利。其实这是从权利方面考虑，而不是从文化的意义去考虑。从“城市中的乡村”这个议题中我发觉我们身边这些已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仍有很多有迹可循。
城市人的乡心与乡情
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是乡村，大部分人到城市做生意、学习、工作或旅行，乡村是永恒的家。城市是可让你发展、增加学问和财富的地方，但无论在外面经历多久，*后的家是乡村，始终要回去。如果在城市里找到乡情和乡心，这就是你永恒的家。这就是一个乡村人*重要的价值观念，根在乡村，那里有祖坟、祖屋、祠堂。现在的乡下不再提供这些了，但如果心在这里、根在这里、家族在这里，有对祖先的观念，仍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部分，有对家族的关怀，须与家族有个维系的网络，这就是乡村文化。甚至如果你觉得在百年归老后，仍会与祖先维系在一起，这是非常乡村的观念。如果城市里仍存有这种观念，即是城乡的界线仍然存在，虽然这不是一条实质的界线。如何在城市文化里孕育及保存这些乡村的价值是当前比较重要的议题。
六 余论：20世纪的“造城运动”
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造城运动，即城市化运动。以前我读城市史的时候认为造城运动*突出的时代是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因铁路网的出现及工业化的发展，在20～30年间工业城市一个个冒起，多数是在石油区和煤炭区，把人从不同的农村吸引到工业城市，例如匹兹堡、克里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差不多1/4的美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移动。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国民身份的形成。人们在离开家乡之后才有了国民的意识，之前小区就是家，归属感也是属于村落或偏僻的小区。造城运动令人也国有化，不再是属于乡村而是属于国家，这是美国史*重要的一页。我*近看中国城市史，觉得中国的造城运动可能是当代全世界城市化*重要的一次运动，超越了19世纪美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90%是农村，之后的十几年出现乡镇企业，农村发展小型工厂。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0年是城市化时期，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农村累积的资本投入城市生产。大城市继续发展，中小型城市也发展成庞大的城市体系。现在中国有超过600个大型城市，还未计算乡镇城市。城市化的规模与影响是世界历史上未见过的。现在还未有人能估计造城运动带来的对人的价值、经济体系甚至社会关系的影响。造城运动仍在继续，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叫停，但在中国香港式的大城市已经很多了。
以深圳为例，1992年我开始做深圳的研究。当时深圳只有60万人，是分散的，所谓深圳的城市只是罗湖对出的几条街，有点像香港新界的新城。1997年，我决定不再做深圳的研究了，一方面是规模太大，另一方面是新人口太多，已经膨胀到400万人，而且还有外围的一层一层，加上深圳的人口有1700万人。在短短几十年间，这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增长和财富累积速度都很惊人。我**的感触是这是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城市。深圳发展的主要是娱乐事业和餐饮事业，主要是消费文化，对真正的文化没有很大的规划。深圳没有办法让文化生根。造城比较容易，造城市的文化比较困难。深圳的大部分文化是乡村思维，湖南的民工、江西的女工，到深圳都是为了谋生的。有工厂时做工人，没有工厂的工作时，男的做司机，女的很多做娼妓。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深圳是一个有900年历史的城市，有考古的记录，有过往文化辉煌的一面，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文化之城呢？
在香港，我们没有这么精彩的一面，有的只是商业的发展、金钱、地产。乡下传统里保留的良好价值能否在城市生活中孕育和滋长，是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地方。城中有乡，这乡是什么？是保存着过往对家族、教育的传统，对亲人的照顾，甚至是对永恒观念的看法，这就是乡情和乡心。在乡下拥护造城运动是好事，但能否在造城运动中照顾到这些价值呢？以前过了狮子山隧道就进入了乡下情怀的地方，但现在这自然的、地理的界线已不存在了，城乡之分已不再是一个漆黑的山洞，而是我们心灵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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