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08050
绪论001
节本书选题缘由003
第二节研究现状综述008
第三节研究目标013
第四节研究框架015
章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双重关系021
节概念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023
第二节启蒙的东西方文化传统027
第三节知识与伦理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启蒙现代性031
一、 知识维度031
二、 伦理维度036
第四节现代性的伦理视角何以可能039
第二章人格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伦理追求047
节李大钊的人格伦理050
一、 李大钊的“宜人性”人格051
二、 李大钊的“内倾型”性格054
三、 李大钊的“道德体悟”与中国传统文化058
四、 李大钊的“道义”精神064
第二节“知”、“情”、“意”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本质论066
一、 社会主义“知”、“情”、“意”的提出066
二、 超越性与“主义”之争070
第三章“调和论”：李大钊吸纳多元文化资源的哲学基础077
节李大钊“调和论”的提出080
一、 文化论争与“调和论”的形成080
二、 李大钊的现代性感悟与“调和论”的形成088
第二节李大钊“调和论”的内涵093
一、 “调和”的一般内涵093
二、 李大钊“调和论”的内涵094
第三节“调和论”：马克思主义吸纳启蒙现代性的哲学基础102
第四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多元思潮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111
节“物心”关系论与多维现代性的追求113
第二节多元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从梁启超到孙中山116
一、 梁启超：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17
二、 刘师培：政治知识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20
三、 孙中山：“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23
第三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知识与伦理的双重构建129
一、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130
二、 民主、博爱与马克思主义伦理137
三、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构建144
第五章《什么是新文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构建151
节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154
一、 意识形态的泛化与新文学理论155
二、 文学的写实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伦理关怀159
第二节文学与人道主义168
一、 人道主义与中西文化资源169
二、 人道主义内涵的转换175
三、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180
第三节“真美”与社会主义文艺美学189
一、 时代对李大钊的影响189
二、 李大钊的美学修养192
三、 社会主义文艺之美的设想193
第六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的文艺创作197
节“道义”与“妙手”的内涵199
一、 “道义”的一般内涵199
二、 “妙手”的一般内涵203
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由来205
四、 “五四”时代与李大钊“道义”、“妙手”的提出207
第二节论李大钊的文艺创作211
一、 李大钊文艺作品中的“道义”世界211
二、 “妙手”与李大钊文艺作品的艺术世界221
第七章人的解放：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启示225
节启蒙、救亡、解放：李大钊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重使命227
一、 “启蒙与救亡”论227
二、 启蒙、救亡、解放234
第二节人的解放：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使命238
一、 塑造多元并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品格239
二、 确立“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立场241
三、 勇担“道义”精神，追求文学的人道主义244
结语247
参考文献253
后记269
绪论
节本书选题缘由
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百年后的今天而言，是一个充满争议却颇具魅力的文化论题。一方面，它所提出的现代性方案逐渐成为一种“记忆的承诺”，尤其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历史成为人们解构的对象，启蒙理性被指责为造成现代性悲剧的罪魁祸首，“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逃离不了这种“罪责”；另一方面，与此相反，也有人将“五四”的启蒙精神作为医治现代性弊病的良药，“启蒙”一词被冠以“新启蒙”运动抑或“新五四运动”的称号而受到极力推崇。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无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它都已从一个历史事件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对它的研究常常夹杂着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或情绪性的表达，难以从符号的无限能指中脱离开来返归历史的“事实”。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多元思潮碰撞与交汇的多面貌的历史“事实”，本书虽然无力勾勒这个整体而复杂的图景，但却可以通过李大钊文艺思想这一个案研究还原其中的一个面貌，从而深入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蕴含的历史启示。这是写作本书的主要缘由。详细说来，其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本书试图探究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复杂过程及其意义。李大钊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创者的地位已成不刊之论，无须赘言再述，但他所构建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成为反思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问题的本源所在，因此，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具有不断追问和反思的学术价值。例如，李大钊选择了什么样的现代性方案，他是如何构建新文学理论的，我们又如何正确看待李大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进而言之，李大钊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根基与资源何在？他是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汇问题的？这些关系到李大钊构建的是何种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
其二，本书试图厘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交汇融合的具体路径。西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必然与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发生碰撞与交汇，这是一个事实。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因此，中国文化的特定语境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提供何种文化因子，担当何种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追问。我们认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交汇的可能性，一方面源自其理论本身的质素，另一方面根源于特定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据後藤延子考证，“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确立于1920年年初，当初本应称为“伦理革命”，［日］後藤延子：《李大钊思想研究》，王青等编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这无疑说明伦理是中国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语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伦理的特殊态度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特殊情感，迈斯纳对此曾说：“不论他们的回答是顽固地维护传统思想，反对来自国外的威胁；或是用‘西学’攻击中庸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准则；还是提倡全盘西化，他们都关注着传统道德和社会制度的命运。”［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伦理道德的特殊感情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现代性追求？若论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性源于尖锐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那么，伦理道德是不是两者对话与交汇的一个基础？
可以说，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三者始终纠结在一起，其脉络错综复杂，因此，本书试图思考，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格局，它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发生关系，以及李大钊如何构建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书认为，如果从对抗性的角度看待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般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和批判了启蒙现代性，并由此超越了启蒙现代性。这种看似辩证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存性及其复杂性。这需要我们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中审视现代性问题，从多元理论资源的横向交错中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从知识与伦理的关系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有效的视角，而伦理道德便是其中的主要问题。
其三，本书将力图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理论困境。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韦伯提出从四个方面考察社会行为：目的合乎理性的；价值合乎理性的；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传统的。前两项即学界充分探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韦伯提出的后面两个向度。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从知识与伦理的关系考察现代性问题，与韦伯的启示分不开。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仅仅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现代性可以从多种视角进行认识，其中之一便是知识与伦理的关系。李泽厚曾经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情与理性”问题。他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从客观形势说的；如果从主观心态看，则理性与激情的错综交织，是另一个双重变奏，它可以作为五四的另一特征。”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李泽厚关于“五四”双重主题的概括具有启示意义，但仍然带有韦伯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倾向，他尽管是从接受者的心态提出这一论断，注意到了现代性与人的感性关系，但并没有正面回答与心理密切相关的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事实上，当下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已经试图逃离“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樊篱，开始一个新的转向。正如詹姆逊所说：“我们在开始目睹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它起始于古老的亚领域，如伦理道德。”［美］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第四卷，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詹姆逊将这种反思称为“当前时代的倒退”。显然，詹姆逊对后现代性的伦理道德问题保持谨慎的态度，但就另一个层面而言，这无疑启示我们反思现代性需要考虑伦理道德问题。本书认为，如果从知识与伦理的关系视角切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可能突破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这有利于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的启蒙与救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文学如何实现多元化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需要追问和回答的问题。
综合上述三个问题，本书提出，伦理问题是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维度，换言之，李大钊积极吸纳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中，进而中国化，伦理是这种吸纳与融入的基点与维度。当然，这个过程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前提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性与伦理性应该是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个方面。因此，李大钊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项整体性的现代性工程，不仅仅是局限于理性与激情，而是包括知识与伦理在内的整体性的构建方案。我们没有必要从线性思维出发，将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而应承认两者并存于李大钊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中。本书的一个任务是研究它们共存的形式——伦理，以及伦理对于追求多维现代性的意义。不过，此处的伦理并非外在于现代性自身而存在，而是内在于其中的，换言之，走出现代性发展的困境需要协调现代性内部的知识与伦理的二元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追求是现代性作为一种科学知识与作为一种伦理而相互交织和促动的过程。李大钊在这种关系的协调中构建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避免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断裂与对立，积极探索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吸纳启蒙现代性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以知识与伦理的关系为视角研究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和形成过程，有利于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提供有益启示。
第二节研究现状综述
当下关于李大钊哲学思想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其文艺思想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当然，近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或散见于李大钊的相关研究著作之中，据掌握的资料来看，其文艺思想研究至今尚未出现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下面将以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为线索综述这些成果。
关于确立李大钊新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研究者一般认为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观点运用于新文学理论的构建之中，因而，大多肯定了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初构建。这样的定位从方胜的研究以来基本没有改变。方胜：《试论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文艺观》，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1期。不过，在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董学文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他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文艺观——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不是别人，而是李大钊呢，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董学文：《“五四”前后李大钊的文学思想：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作》，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3期，第15页。这种反思性的疑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它打破了李大钊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李大钊之间的应然关系，有利于突破意识形态对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束缚。同时，董学文近年来对李大钊文艺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他认为李大钊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本义而言，出现了概念内涵的泛化现象，董学文、凌玉建：《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源头略说：以李大钊1919年后一些文本为考察对象》，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26页。因而不赞成将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艺的本质属性。尽管这一论断具有争议性，但有利于深入思考李大钊的探索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
关于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者一般分析了李大钊文学思想或文艺观点，肯定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贡献。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种代表性观点：
，高擎洲对李大钊文艺思想的阶级性研究。他认为李大钊发表的各类文章代表了“五四”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水平，为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树立旗帜、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他着力思考了李大钊所提出的“博爱的精神”、“平民主义”概念，从阶级性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辨析。高擎洲：《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略论李大钊同志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其研究推动了学界进一步思考李大钊的文艺思想问题，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阶级性的单一视角无法全面把握李大钊文艺思想的整体风貌。
第二，郑富成研究了李大钊文艺思想的政治功利性。他首先肯定了李大钊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奠基性地位，然后从政治学层面质疑李大钊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路。他认为李大钊的文艺理论是“多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中推演出来的，这种推演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属性和政治倾向性，但一般原理还不等于文艺理论的全部，过分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容易导致对特殊性的忽视”。他的结论是，“他（李大钊）的文艺观基本上是以政治作为参照系来鸟瞰文艺世界的，所以注重政治与文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文艺的功利目的和社会效应”。郑富成：《奠基者的足迹：谈李大钊的文艺思想》，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1—3页。郑富成的研究指出了政治功利性对李大钊的影响。我们认为，他对政治功利性的质疑具有合理性，但对李大钊的“特殊性”研究还不够充分。例如，李大钊的文艺思想是怎样的构成，又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的，是否存在“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其理论资源是什么？这些无疑是李大钊文艺思想中的重要问题。
第三，冯宪光着重研究了李大钊新文学理论的文化资源问题。该研究指出，“李大钊的新文学观包含了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吸纳启蒙现代性、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本位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不但揭示出李大钊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学观，而且以开阔的视野阐释了李大钊的“社会的写实文学”与其他写实主义的区别，厘清了李大钊的文学博爱主义与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联系与区别，指出了李大钊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积极吸纳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资源，进而确立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之起点的意义。冯宪光：《李大钊“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的历史起点》，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第2—4页。现在看来，“起点”标志一个理论的产生及其初始状态，强调李大钊新文学理论的原初构成，相对于“丰碑”等诸如此类的定位更显精当，因为后者强调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而前者更加关注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情境。回归李大钊构建之初的历史情境需要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如何吸收启蒙现代性的？其影响与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进行评价？正如冯宪光指出的：“李大钊在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候，自觉地吸收了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这是一种成功之举，还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不成熟的表现呢？”冯宪光：《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1页。这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总之，从多元思潮的碰撞与交汇角度研究李大钊的文艺思想，是值得继续深化的新方向。另外，马克思主义吸纳启蒙现代性的基点与维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第四，关于李大钊文艺理论的“人性人道主义”研究。李春青的《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一书研究了李大钊文艺思想中的审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指出，李大钊确认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与个性的统一，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2页。高度评价了李大钊对文艺个性的肯定。庄锡华在其《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历程》一书中重点研究了李大钊“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的文学观”，指出“在部分早期共产党人物那里，我们也看到属于自由派的审美观点。我觉得中共建党功臣李大钊在文学审美中对爱的倡导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认为李大钊体认了人类的终极目标，李大钊的人道主义与其“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的主张有着“配合”的意义。庄锡华：《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历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8—105页。李春青、庄锡华对李大钊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视无疑肯定了李大钊积极吸纳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吸纳而忽视李大钊文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应将李大钊的文艺理论作为一种整体理论，分析他吸纳多元资源的基点与维度。
关于李大钊的美学思想研究。此方面的研究以叶朗为代表。叶朗认为，李大钊的美学是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分界线，是中国现代美学真正的起点。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6—657页。叶朗注重在革命和生活的实践中阐述李大钊的美学思想。叶朗关于李大钊美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李大钊的文学审美观念。当然，叶朗的研究后来也成为很多研究者无法逾越的一个高点，后来有关李大钊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大多缺乏新意。
丁言模和封孝伦分别比较研究了李大钊的美学思想。丁言模从实践论和整体观的角度比较了李大钊和瞿秋白的美学理论。他认为，“李大钊却能自发地转变为自觉的历史辩证法，并且贯穿在他的实践中，使他在后来能够必然性地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历史辩证法思想的结论”；“瞿秋白虽是个杰出的‘互辩法’宣传者，但遗憾的是他未能是一个‘互辩法’的杰出实践者”。丁言模：《李大钊和瞿秋白的美学思想比较》，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109页。封孝伦把美与李大钊的人生体悟联系起来，认为在20世纪初期的重要美学理论建树中，李大钊个提出了“美是什么”的问题。封孝伦：《走向崇高：论陈独秀、李大钊的美学思想》，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49—50页。后来吴汉全也比较全面地归纳和梳理了李大钊的美学思想，包括李大钊对国外美学思想家的介绍等。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对李大钊美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李大钊的文学审美观念。
关于李大钊的文艺创作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通过李大钊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分析其文学思想和艺术风貌。
马云认为李大钊的散文不拘形式，或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这种率性而为的自由姿态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为现代散文开拓了广阔的思想和艺术空间。他在评析李大钊的艺术个性时指出，李大钊在散文创作中将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转化为艺术想象，即创造了一个社会形象——“新中国”。马云：《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李大钊散文研究》，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第119页。马云的研究颇具启示意义。然而，李大钊如何通过艺术手法和文学叙事将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进行置换，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祝宽将李大钊的新诗创作与同时代作家进行比较，认为李大钊很多诗歌“不仅内容充实，格调新颖，而且在语言运用上也朴素精炼，音韵和谐，而结构尤为谨严，绝非‘五四’初期其它诗作可以比拟”。祝宽：《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文学论和新诗创作》，载《诗探索》1985年第1期，第62页。他通过诗歌意象的分析，捕捉李大钊的诗绪情思，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诗歌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学界对李大钊的文学、美学思想及其创作的研究比较丰富，也充分肯定李大钊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创性地位。不过，以上成果大多着眼于李大钊文艺思想“是什么”的研究，而缺少“为什么如此”的深层追问；重视李大钊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创性地位，缺少探讨李大钊探索实践的复杂性。董学文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特色，提出回归李大钊文艺思想原点的研究方法；冯宪光的研究则进一步触及李大钊文艺思想发展的多元理论资源问题。本书认为，他们的研究代表当下关于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的成果，也是本书“接着说”的基础。
第三节研究目标
本书着重研究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情境、路径及其意义，进而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是本书的总体研究目标。本书既重视时代因素，也重视个体人格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既强调外部多元资源的交汇，也强调内部本土资源与西方现代性的契合，从而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启蒙现代性交汇综合的复杂情境。本书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交汇与综合是从伦理道德这一维度进行的。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的形式参与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李大钊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吸纳启蒙现代性，从而在现代性的知识与伦理的双重追求中担当起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义”使命。在这总体目标之下，本书确立了具体的研究目标：
，探讨“五四”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现代性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两种主要形态，在独特的中国文化境域内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它们进行交汇与综合的基点和维度是什么。本书将在理论层面上从知识与伦理的关系出发研究这种独特性。
第二，本书通过李大钊的相关史实，分析李大钊的伦理人格及其“调和论”与他积极吸纳启蒙现代性、构建马克思主义新文学理论的内在关联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李大钊的伦理人格及其“调和论”的哲学方法论与李大钊吸纳启蒙现代性、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第三，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心文本，探究李大钊如何立足于知识与伦理的关系，构建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包含两个主要目标：其一，其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在碰撞和交汇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何种方式参与了这一过程，传统文化为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怎样的文化心理？其二，李大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而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第四，本书以《什么是新文学》为中心文本，分析李大钊如何将启蒙现代性的自由、平等、人道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中。其中，将重点探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的启蒙与救亡关系等问题。另外，本书将在分析李大钊文艺作品的基础上，探讨李大钊融合“现代性”和“古代性”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其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李大钊的“道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的契合问题。
第五，本书通过李大钊文艺思想的个案分析，总结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启示和意义，换言之，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应具备何种立场、品格、目标，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此，李大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第四节研究框架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的历史起点，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原则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性”。李大钊是在“原则性”与“偏离性”的不断位移过程中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书在发掘史实的基础上，分析和还原了这种位移的历史情境及其路径，并阐述了李大钊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积极吸纳启蒙现代性的理论养分，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新文学理论的探索过程。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两种形态所组成。就文化领域而言，两种思潮是在中国文化的特殊境域之内发生的，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彼此共存，相互影响。本书认为，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是在多元思潮相互碰撞与交汇的过程中构建的，因此，探析李大钊所构建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形成了何种关系。本书在详细论析的基础上认为这种关系即知识与伦理的关系，换言之，李大钊从现代性知识出发，在将伦理作为其落脚点的双重叙事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在伦理层面上吸纳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资源，终构建了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这一论点，本书分为七章展开论述。
章，从理论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在知识与伦理层面上的关系。
首先，界定了本书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其次，梳理了“五四”时期现代性的两种文化传统，确立了以知识和伦理的关系作为论析“五四”现代性问题的一种视角。本书吸收了伯尔基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伦纳德·安杰尔的《启蒙：东方与西方》等专著的理论观点，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包括李大钊所构建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了中西文化传统的两种视角——“知识”与“伦理”。李大钊明确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内容，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现代性等多元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是在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知识学的层面上吸纳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后，重点论述了以伦理视角探究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李大钊的人格伦理，探讨他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伦理基础。
首先，本书引入了人格心理学的“大五因素模型”作为分析李大钊人格伦理的脉络、方向，重点分析了李大钊的“宜人性”与“内倾型”人格特质及其对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理影响。其次，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体悟”品性与李大钊“道义”精神的关系，以及“道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的相通性。后，详细论证了李大钊如何在康德“知”、“情”、“意”理论的基础上，从人的感性需要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独特性。
第三章，阐析了李大钊的“调和论”内涵，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吸纳启蒙现代性的哲学质素。
本章分析了李大钊的“调和论”形成的原因、“调和论”的具体内涵，以及“调和论”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对李大钊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本书认为，李大钊的“调和论”既吸收了章士钊、杜亚泉等人的主张，强调多元包容，从而为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它又吸收了启蒙现代性的“动的”精神，强调“调和”双方在竞争并立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事物，从而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哲学基础；另外，李大钊的“调和论”突出调和双方的并存，反对牺牲一方，这也为李大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吸纳启蒙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妥善处理“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本章论述了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论与其转向俄罗斯文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第四章，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心文本，探讨了多元思潮与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首先，本书对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相遇作了简略的知识考察，从梁启超、刘师培、孙中山等人对社会主义（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发，描述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和分离过程，进而分析知识与伦理的复杂关系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等同化问题。其次，本书认为，“五四”前后的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交汇，形成了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这是近代知识分子主张“心物”关系论以及追求一种多维现代性的结果。“心物”论被李大钊所继承，形成了他“灵肉”一致、“物心”两方面同时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本书论证了这种思想与他从知识性与伦理性相统一的角度构建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关系。后，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主要文本，详述了李大钊从知识与伦理的两个层面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中，主要探讨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以及将启蒙现代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伦理维度。
第五章，以《什么是新文学》为中心文本，阐述了李大钊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
首先，本章分析了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本书通过详细的论析之后认为，李大钊强调新文学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并非强调文学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必然性关系。他所言的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体现为文学对经济实践中的“劳工”的伦理关怀。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学是在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之所以能够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是与物质性的社会过程紧密联系而非抽象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李大钊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物质性的生产过程强调文学对“劳工”的人道主义关怀的，这为李大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纳启蒙现代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本章分析了文学人道主义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我们认为，李大钊在吸纳中西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和转换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在伦理道德的维度上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换言之，人道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政治知识而是作为一种伦理的关怀融入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之中。后，从“五四”的时代影响、李大钊个人的美学修养、李大钊设想的社会主义自由之美等方面探讨了李大钊关于文学审美的思考。
第六章，着重探讨了李大钊的文艺思想在其文艺作品中的反映。
本章在辨析“道”、“义”、“妙”等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李大钊文艺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特色，透视了李大钊文艺思想的总体风貌。
第七章，探讨了李大钊构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启示。
首先，通过上述层层论证后我们认为，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解放的理论。本书论述了其如何从解放的角度突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的争议，进而指出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是集救亡、启蒙、解放三重使命于一身的理论。其次，本书提出，我们应该塑造多元并包、吸纳多元养分的理论品格，同时立足于“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发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本书还提出，我们需要肩负“道义”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自由价值，进而不断推进人的解放。
本书的结论是：李大钊对知识与伦理的双重追求是一种多维现代性的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上，将自由主义的启蒙现代性改造为一种新的伦理道德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之中，形成了以“人”的解放为伦理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学观。他的探索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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