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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0861966
编辑推荐
中国价格理论研究**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获得者余耀华先生**力作！一部学者通俗正说民国大历史的重量级作品！
解读教科书外的诸多细节，解密不可不知的历史真相，一部书带您走进北洋大时代，真正读懂民国那段风云激荡的日子,感受不一样的民国风度！
风云激荡，思潮纷涌，群雄并起，那时的中国，处于从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关键时刻……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诃，便叫做“政治现代化”。
——著名历史学家 唐德刚
革命来临，“和平之士”并非“袖手旁观”，而是支持、参加革命。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此次武昌枪响*后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响应。
——著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儿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儿苍白，有点儿不那么自然。
——著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内容简介
《民国那段日子》讲述了从辛亥革命到东北易帜（1912—1928）那段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历史。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但是历史没有想像的那样美好，中国并没有走向共和，而是陷入了历史的怪圈，进入了一个疯狂的乱世，其间有太多的血雨腥风，太多的乱舞群魔，太多的阴谋诡计……书中生动刻画了一大批武夫莽汉和文人墨客，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争勇斗狠之中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耐人寻味的话题，娓娓道来，仿佛就是昨天的故事。
本书是卷“摧枯拉朽”，主要是讲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称帝这段民国史，前后历时5年。袁世凯一手缔造了北洋军，他野心勃勃，阳奉阴违，后竟然恢复帝制做起了“洪宪皇帝”。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北洋军四分五裂，袁世凯众叛亲离，走上了黄泉末路。
本书是卷“摧枯拉朽”，主要是讲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称帝这段民国史，前后历时5年。袁世凯一手缔造了北洋军，他野心勃勃，阳奉阴违，后竟然恢复帝制做起了“洪宪皇帝”。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北洋军四分五裂，袁世凯众叛亲离，走上了黄泉末路。
目 录
引 子
清末形势 / 001
铁路国有 / 003
保路运动 / 005
清末形势 / 001
铁路国有 / 003
保路运动 / 005
章 武昌起义
革命火种 / 007
谁开了枪 / 010
群龙无首 / 013
找领导 / 015
第二章 江边渔翁
洹上钓叟 / 019
六字秘诀 / 021
第二次让步 / 024
和平试探 / 025
第三章 紫禁城只剩下孤儿寡母
谁帮了袁世凯的忙 / 028
血溅石家庄 / 029
北上组阁 / 033
枪杆子重要 / 034
秘密决议 / 036
第四章 民国初生
南京临时政府 / 039
南北和谈 / 041
袁世凯的居心 / 044
袁世凯遇刺 / 046
第五章 南北合流
后挣扎 / 048
退位清帝的待遇 / 051
中华华盛顿 / 052
专使进京 / 054
京津兵变 / 056
第六章 挑战极限
紧箍咒 / 061
唐绍仪组阁 / 063
裂痕扩大 / 066
借款风波 / 068
不听话就走人 / 070
第七章 张振武血案
超然内阁 / 072
军人干政 / 074
黎元洪的苦恼 / 076
血案背后的阴谋 / 078
第八章 成立国民党
毁党造党 / 083
逢场作戏 / 086
伟人也迷糊 / 088
种下恶果 / 090
第九章 宋教仁遇刺
沪宁车站的枪声 / 092
扑朔迷离 / 095
拘捕应桂馨 / 098
嫌犯落网 / 100
共商对策 / 102
第十章 真相何在
租界会审 / 104
杀人灭口 / 105
惊天内幕 / 107
欲盖弥彰 / 109
天网恢恢 / 111
第十一章 步步紧逼
饮鸩止渴 / 113
黄金与刀 / 116
挑衅 / 119
出刀 / 121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湖口誓师 / 124
战火重燃 / 125
制造局噩梦 / 129
吴淞失守 / 132
南京浩劫 / 134
第十三章 正式大总统
孙、黄分道 / 139
名流内阁 / 141
奸杀民意 / 144
解散国民党 / 146
第十四章 秋后算账
棒打都督 / 150
朱瑞初见袁世凯 / 151
黎元洪入瓮 / 153
撤换张勋 / 156
第十五章 解散国会
章太炎龙泉“读书” / 159
国会议员回家 / 161
“名流内阁”垮台 / 163
赵秉钧暴死 / 166
第十六章 蛤蟆祭天
新约法 / 169
大肆复古 / 171
祀天大典 / 173
攻占青岛 / 174
欲盖弥彰 / 176
第十七章 “二十一条”
诱饵 / 180
毒药 / 181
交涉 / 183
曝光 / 184
国耻 / 185
第十八章 “筹安会”挂牌营业 / 188
冯国璋骂娘 / 188
张作霖和陈宦 / 190
筹安六君子 / 192
段祺瑞有麻烦 / 194
第十九章 “尊重”民意
“要头”还是“要脸” / 200
如此“民意” / 202
王占元赶走段芝贵 / 205
张作霖驱逐张锡銮 / 206
第二十章 谁谋刺段祺瑞
妓女请愿团 / 208
惹不起就躲 / 212
谁刺杀段祺瑞？ / 214
蔡锷自污 / 215
第二十一章 巧布迷魂阵
初识小凤仙 / 219
巧布迷局 / 221
自污有成效 / 225
外交发难 / 226
第二十二章 总统变皇帝
虎口脱险 / 229
大戏收场 / 235
“接受”帝位 / 237
四面楚歌 / 238
第二十三章 好戏连台
电波惊魂 / 241
蒙自遇险 / 242
后通牒 / 244
云南起义 / 246
第二十四章 洪宪元年
于夫人闹宴 / 248
请人打架不出力 / 252
皇帝向师长低头 / 254
家奴泄密 / 255
第二十五章 四面埋伏
窝里反 / 260
贵州独立 / 262
四川兵变 / 265
亲家翁反目 / 266
冯、张解体 / 269
第二十六章 川、广鏖兵
川蜀鏖兵 / 273
龙觐光奏捷 / 276
梁启超历险 / 277
兵败百色 / 278
广西独立 / 281
第二十七章 赶下金銮殿
北洋军溃败 / 284
五将军密电 / 285
取消帝制 / 289
各走 / 292
第二十八章 树倒猢狲散
海珠惨案 / 296
浙江独立 / 298
再起波澜 / 300
冯、段搅局 / 302
冯国璋的野心 / 305
第二十九章 送命“二陈汤”
当年袁世凯 / 309
陕西陈树藩独立 / 311
四川陈宦通电 / 313
一剂送终汤 / 314
命归黄泉 / 315
在线试读
清末形势
甲午之败，马关之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大清帝国犹如太阳底下的一座冰山，在逐渐融化。
痛定思痛，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都在寻求救国之路，“整军经武以救亡”的呼声很高。清朝的遗老遗少虽然是一些酒囊饭袋，但终究还是认识到国民的呼声难以抑制。改革军制，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排上当政者的议事日程。于是便有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
当时的中国，除编练新军以图强国外，还有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以孙中山
为首的“革命派”，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次年回广州筹划起义，因偷运的枪支被海关查获，几
位革命同志牺牲，次革命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同一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
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子联合签名，当时签名的人达1300余人，这就是历
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
的求变呼声：前者主张打破现状，摧毁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挽救中国于危
亡，人称“民主革命派”，其大本营在国外，国内响应者寥寥；后者主张对现
状进行改革，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实则是“旧瓶装新酒”，人称“改良
派”，改良派在国内公开活动，得到一些大官僚和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作为近代史上位“睁眼看世界”的皇帝，光绪破例接见了康有为，其思想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一拍即合，毅然下诏变法，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可惜锐意进取的小皇帝，斗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结束，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瀛台那间小阁楼，成为光绪皇帝的伤心地。
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事业却方兴未艾。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日，中国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南方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虽然一次次都被镇压
下去，但也使清政府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日子过得也不滋润。尽管他创立了北洋军，并因之而成为大清帝国重臣，但在君主立宪的政争中却落了下风。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小皇帝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一方面载沣怀疑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以致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另一方面，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位高权重，对3岁的溥仪是一个巨大威胁。因此，载沣成为摄政王后，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其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赋闲的袁世凯还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诗，以示自己无意政事。其中的一首为：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铁路国有
宣统二年（1910），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铁路合同。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大借款协议正式达成。同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之作抵押，向英、法、美、德4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并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当时，四川商办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来自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引起士绅和广大百姓的一致反对。
“铁路国有”政策是一个强盗政策，说白了，就是赤裸裸地抢。将原来的
铁路投资者扫地出门，连股本都丧失了，抢来后拱手送给帝国列强，中国人再
也不能跨入这个行业。这就是四国银行团大借款要命的地方：银行团借钱给
清政府，清政府把中国铁路的修筑、经营权交给帝国列强权作为回报。
“铁路国有”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的火药桶威力到底有多大，超过了任
何人的想象。要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铁路史。中国铁路始于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由英国商人于同治五年（1866）开始修筑，历经10年，于光绪二年（1876）通车。不幸的是，铁路刚通车，就碾死了一名清兵，引起铁路沿线人民的愤怒。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被迫以28.5万两白银赎回这条轻便铁路，然后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了。
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始于光绪七年（1881）。这一年，招商局修筑“唐
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为运煤专用铁路。中国正式有铁路，从光绪七年（1881）算起，比起世界上早通车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这条路展延到天津，于是改称“唐津铁路”。
一直以来，清政府都把筑路看成一件祸事，老百姓也认为，火车是一个怪物，轰隆轰隆地来，轰隆轰隆地去，挺吓人的。
但由于海禁大开，列强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俄国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修筑特权；德国得到胶济铁路修筑特权；法国得到滇越铁路修筑特权；俄国得到正太铁路修筑特权；英国得到沪宁铁路和道清铁路修筑特权；比利时得到陇海铁路的修路权。
你如果以为帝国主义是菩萨心肠，在中国发展现代化交通是给中国人民送福利，那就错了。天上不能掉馅饼，帝国主义也不是菩萨，而是吃人的狼。他们之所以如此热心，是因为从借款、施工一直到路政管理，都由他们一手包办，目的就是掌握中国的交通命脉，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属于中国早的买办阶级，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弥补汉冶平铁路的亏空，提拔了他。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借债大王、卖国大王，他依靠帝国主义和皇族载泽替他撑腰，敢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借外债修路，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把路权和经济特权献给帝国主义，也敢于从中大把大把地捞票子，他的亿万身家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
外国人像疯狗夺食一样在中国抢夺修路权，这让中国人发现修筑铁路是一个巨大商机，这块蛋糕特大。于是，中国人自己开始筹款修路了，修路热潮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开始，一直蔓延到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全国有13个省成立了民办铁路公司。
其中，川汉铁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宣统
元年（1909），川汉铁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中，宜昌至万县段
已经开始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也在湖南、湖北、广东民众争取下，于光绪
三十一年（1905）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同时，三省士绅、民众大举筹款，开
始自筑。全国铁路的“商办”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
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
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五日，美、英、德、法四国在巴黎成立四国银行
团。四国银行团是帝国列强在中国“狗咬狗”的产物，这个联合阵线是在排斥
日、俄两国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是垄断中国铁路投资权。而联合阵线是他们
相互间的一种妥协，以达到利益共享。
宣统三年（1911）三月六日，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贷款为目的的四国银行
团签订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宣布“铁
这种“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抗的怒潮。刚开始，这股怒潮和革命还没有扯上关系，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这就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五月二十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所借款项由两湖厘金盐税做担保。同时，合同还规定：粤汉铁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铁路聘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
四国银行团享有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这种行
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立宪派乘机鼓动请愿，一个规模空前、声势
浩大的保路运动迅速掀起来。
川汉、粤汉铁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北、湖南、广东4省成为反抗风暴的中心。四省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帝国主义所有的铁路政策。一致要求“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并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保路运动的浪潮迅速冲击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海滨到山地，人
人都感到中国大祸将临，都抱有一颗“死中求活”的决心。有关各省督抚害怕“官逼民反”，纷纷上表，请求缓行铁路国有政策。清政府不但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而且对那些上表的都督好一番训斥，并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违者以抗旨论。依“大清刑律”，抗旨属“大逆不道”的杀头死罪。很明显，面对愤怒的人心，清政府已经举起了屠刀。
保路运动以四川的反应为激烈，成都各界纷纷以罢课、罢工、罢市、抗捐的形式抗议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四川总督赵尔丰接到朝廷“格杀勿论”的指示，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人。民众听说代表被捕，聚集在总督衙门前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赵尔丰竟命令统领田征葵开枪，当场击毙6人，并调来骑兵驱赶民众，死伤民众难以胜计，这是保路运动的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向武装起义。原来的保路运动，由君主立宪派指导和策划，其组成人员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绅士为主，赵尔丰用枪弹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疯狂的屠杀，从而促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向武装起义。成都附近各县民团纷纷集合起来进攻省城，与政府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双方互有死伤。终，赵尔丰用他的血，偿还了人民的血债。
保路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却在北京城吵得不可开交，原因是分赃不均。端方在光绪末年大红大紫，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光绪驾崩的时候，他还是直隶总督，后来被革职了。端方被革职，犯的是“大不敬之罪”。据说在光绪皇帝移灵的时候，他在皇宫里照相，恰巧被隆裕皇后撞着了。一件生活小事，就成了大不敬之罪，因而被革职。
端方下台之后，一心想东山再起，见四川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摄政王和总理大臣为分赃不均又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上书朝廷，说四川总督赵尔丰懦弱无能，控制不了四川的局面。然后向总理大臣、“庆记公司”大老板奕劻投放“银弹”，结果获得“川粤汉铁路督办”的职位。清政府命令他顺道湖北，抽调一部分新军前往四川镇压闹事的民众。
端方费九牛二虎之力，谋求到“川粤汉铁路督办”的职位，满以为能大捞一把，把放出去的“银弹”成倍地收回来，谁知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国银行团大借款，是清政府灭亡的直接导火索。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原想改变其灭亡的命运，结果反而加速了灭亡。载沣之流自掘坟墓，也把清朝送上不归路，他把演绎历史的机会，留给了一个坐在河边看风景的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章武昌起义
革命火种
在天怒人怨的年代，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这次起义的爆发，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自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杨度牵线、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牵手以来，先后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或发生在乡村，或爆发于西南边陲，抑或东部城市，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来，同盟会在两广、云南就发动过8次起义，但无一胜绩。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是宣统三年（1911）的黄花岗起义，这一战由黄兴亲自督阵，投入的人力、物力多，结果仍然惨败，殉难者多达72人之多，以至许多党人因之而悲观失望，认为革命的前途渺茫，甚至连孙中山也发出了革命事业“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之叹。
国内同盟会的会员们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白色恐怖，引起军心离散、民怨沸腾，为今后策动起义创造了客观条件。鉴于过去起义失败的教训，有必要改变战略方针，与其在边远地区小打小闹，不如到腹地去掏心窝，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一击致命。
湖南籍革命家刘揆一、宋教仁和另一位老资格同盟会首领谭人凤等人，组建了中部同盟会总部，领导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就成为他们活动的中心。革命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当时武汉地区，有两大秘密组织：文学社、共进社。
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由宋教仁、胡瑛、刘静庵等人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武昌成立，同年因华兴会领袖黄兴在湖南长沙发动五路起义失败受到牵边而被查封。黄兴、宋教仁一同流亡日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科学补习所对成员刘静庵、胡瑛、孙武等人在武汉组织成立“日知会”，次年，部分日知会会员参加萍浏醴起义，刘静庵、胡瑛二人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原日知会会员组织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准备
在新军内发展组织，由于引起官方的注意，改组为“群治学社”，他们以汉口
《商务报》为载体，并派会员打入新军，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后来，《商务
报》因刊载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而被查封，群治学社也随之瓦解。
瓦解后的“群治学社”摇身一变，成为“振武学社”，推举杨王鹏为主席，广泛吸纳新军士兵入社，新会员遍及第29、30、31、32、41、42各标的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兵种。同年十一月，第21混协协统黎元洪逼走了杨王鹏，社员另推举蒋翊武主持社务工作。此后，詹大悲、何海鸣、查光复等人又在汉口创办《大江报》，鼓吹民主革命，声势也很大。
宣统三年（1911）一月，“振武学社”正式更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文学社成立之后，在新军各标营建立代表制，发展速度很快，武昌起义前夕，已有社员3000多人，遍布各兵种，实际成为武汉新军的主要力量。
武汉地区的另一个秘密组织共进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于日本
东京。当时，孙中山、黄兴二人已经离开东京，无暇顾及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工
作。留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和会党主要领袖焦达峰、孙武、吴玉璋、居正等人，另行组织成立了“共进会”，准备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起义。黄兴听说这件事后，怀疑他们搞分裂，曾对他们提出质疑，了解到他们的目的后，默许了共进会。
宣统三年（1911）一月，孙武、焦达峰等先后回国，在武昌设立了共进会
总部。孙武的名字和孙中山（孙文）的名字相近，当时有一种传言：说孙武是孙
文的兄弟，孙文的兄弟都来革命了，大家还等什么呢？这个谣传的鼓动性非常
大，新军中很多人都受到这个谣传的鼓动，踊跃报名参加共进会。
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其实，孙武是湖北夏口人，孙文是广东香山人，
两人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
共进会负责人主要是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高出
文学社一大节，但文学社吸收的新军会员远比共进会多。两大革命组织同在白
色恐怖下的武汉活动，彼此并不通气，甚至还相互猜疑。
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骨干分子认为，要策动武汉起义，文学社和共进会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携手共进。如果各打各的锣，各唱各的调，革命就很难成功。
宣统二年（1910），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宋教仁提出将革命重点转移到国土腹部的主张，并且提出上、中、下三策：从中央突破，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起义，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从边远地区起义，再向中心包围，为下策。
上策难度太大，下策已被实践证明不可取，只有中策可行。这便是当时
著名的“革命三策”。
宣统三年（1911）六月五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5人为总干事，准备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这时候，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黄兴不赞同在武汉一地起义的决定，主张联络数省同时举事。宋教仁的解释他才改变主意。
武汉新军中有人参加革命组织并不是秘密。瑞澂接替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与第八镇统制张彪曾有过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张彪！”瑞澂两眼紧盯着张彪，“你跟我说老实话。”
“大帅！”张彪不解地问，“什么事呀？”
“你的部队中，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革命党。”
“不敢瞒大帅。”张彪如实地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你就听之任之吗？”
“法不责众！”张彪两手一摊，“我有什么办法？”
这两位大员都是胆小鬼，可越是胆小鬼，就越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付
他们怀疑的对象。他们下了严厉的命令，加强侦察，搜捕革命党人。
谁开了枪
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发生后，湖北与四川相邻，较早得到消息，加之湖北与保路运动有着直接关系，人心立即沸腾起来，这形成了武汉成为革命爆发地的客观条件。
宣统三年（1911）七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成立起义的统一领导机关，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
七月底，端方抽调湖北两标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革命党人担心新军调离武汉后，会削弱武汉的革命力量，指挥部决定，于八月二十五日举行起义，并希望黄兴来武汉，亲自领导起义。
一个偶然事件，让起义提前爆发。
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革命同志
刘公家里试制炸弹，不慎失手爆炸受伤。刘公用被单掩盖住孙武的面部，伪装
成病人，火速送往医院。
爆炸声引来了巡捕，宝善里14号这个秘密据点也就暴露了，准备的起义
旗帜、文件、武器、名册，都被巡捕房抄走了。
蒋翊武闻讯后，于当天下午在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当天晚上12时，以中和门外的炮声为信号，派邓玉麟
传达起义命令。
当天晚上9时，清政府军警追踪到小朝街革命党人，逮捕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丁笏堂、陈化龙5人，仅蒋翊武一人越墙而逃。
清军捣毁了文学社总部，并立即宣布全城紧急戒严，武昌城大街上，除了军警，看不到行人，邓玉麟无法将起义的命令送出。当晚12时的起义因此而流产。
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清晨，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位革命
党人，在湖广总督衙门前被杀害。此三人，被后人称为“首义三烈士”。
刘复基是湖南人；杨宏胜是湖北谷城人；彭楚藩是湖北鄂州人。他们的遗骨葬于鄂州西山灵泉寺后山。
烈士的鲜血点燃了革命的烈火，革命党人矢志报仇，决心拼死一战。但由于武昌城戒严，革命同志之间彼此失去了联系，领导起义的孙武受伤，蒋翊武去向不明，武昌城的革命军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八月十九日下午，革命党人较多的第6协第8营工程兵的士兵们困守营盘，大家心情都非常紧张，神经也绷到了极点，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去他娘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大家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买酒买肉，痛饮一顿，然后痛痛快快地杀一场，免得做了饿死鬼。”
这句话极具号召力，大家纷纷掏空了自己的口袋，买来酒肉，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
晚上7时左右，副班长金兆龙向枪膛里装子弹，二排排长陶启胜正好前来查夜，见状怒吼道：“干什么？想造反吗？”
“老子要造反，你能怎么样？”金兆龙不甘示弱。
“你真敢造反？”陶启胜扑上来揪住金兆龙，大叫，“老子把你抓起来！”
同棚士兵程正瀛（又名程定国）听到打闹声赶了过来，见陶启胜撒野，冲上去，举起枪托，从后面狠狠地砸过去。
陶启胜猝不及防，被击倒在地，仓促之间，爬起来就跑。
“哪里跑！”程正瀛举枪就射，击中陶启胜的腰部，陶启胜负伤而逃。
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枪。
程正瀛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以及此后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是同乡，都是湖北鄂州人。
关于武昌起义谁开了枪，历史上曾有“熊秉坤开枪之说”。熊秉坤开
枪之说与孙中山有很大关系。
1914年（从民国元年即1912年起，年号改称公历。）7月，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的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
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熊一枪”之说由此便传开了。熊秉坤是工程兵第8营共进会负责人，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现场根本就不了解，他说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不能说是张冠李戴，至少与事实不相符，武昌起义放枪的人应该是程正瀛。
程正瀛放的枪，犹如点燃导火索，营房立即就炸了锅，不知谁大喊
一声：“起义了，抄家伙！”
共进会驻第8营代表、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
“谁敢动！”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挡住去路。
程正瀛打枪上了瘾，连发两枪，将黄坤荣、张文涛当场击毙。阮荣发也为乱兵所杀。
熊秉坤乘机集合革命志士300余人，浩浩荡荡杀向楚望台的兵器库。
守库的士兵见这么多人气势汹汹冲过来，举枪大喝道：“什么人？站住，
再前进一步就开枪了！”
“我们是右队的。”熊秉坤站住了，冲着守库的士兵喊，“叫你们队官出来
说话！”
“我是队官吴兆麟，你们有何话说？”吴兆麟是湖北鄂州人，与首义三烈
士之一的彭楚藩、打响首义枪的程正瀛是同乡。
“起义开始了。”熊秉坤大呼，“吴队官要与革命为敌吗？”
“放下枪！”吴兆麟冲着守库的士兵大吼，“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要发生
误会！”
“吴队官！”程正瀛冲着吴兆麟喊，“彭楚藩被杀了，你不想替他报仇吗？”
“当然想！”吴兆麟大声道，“你们要怎么样？”
“打开库门，拿出武器。”程正瀛说，“抄家伙，杀他狗日的！”
“兄弟们！”吴兆麟冲身边的士兵大声问道，“都听到了吧？”
“听见了！”
“你们认为怎么样？”
吴兆麟身边的士兵，大多都是他的同志，当然知道吴兆麟的意思，齐声喊：“我们听吴队官的！”
“好！”吴兆麟大声喊，“撤去路障，打开库门，拿出武器，杀他狗日的去！”
库房打开之后，大家一拥而入，背枪的背枪，拖炮的拖炮，扛子弹的扛子弹。
实际上，这支队伍没有领导人，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但起义是真枪实弹地干，没有统一的指挥可不行。程正瀛大喊道：“吴队官，做我们的头儿吧！”
战场上处理事情其实很简单，一人提议，大家附和，事情就搞定了。于是，吴兆麟被大家推举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将队伍集合起来，大吼道：“兄弟们，目标：总督衙门，冲！”
兵士们发一声吼，杀向总督衙门。
辛亥武昌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群龙无首
首义枪打响之后，炮队第8标，测绘学堂学生及步队29标1排，城外辎重、工程两队立即响应，人数有2000余人。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8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对，武昌起义是否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瑞澂是个胆小鬼，当起义军的大炮打向都督府的时候，瑞澂吓得胆战心惊，尿湿了裤裆，哆嗦着说：“炮弹没有眼睛，如果落在身边，那可要命啊！”
事情往往真的就那么巧，瑞澂话音刚落，一枚炮弹掉在总督府，“轰”的
一声巨响，炸得尘土飞扬。
“娘哎！乱军打进来了啊！”瑞澂也顾不得尊严，哭着问左右,“哪里能
躲啊？”
“大帅！”有人慌忙回答，“江面有兵舰，那里安全。”
“快！”瑞澂四下张望，知道大门出不去，气急败坏地命令，“快，把后墙掏个洞，钻出去。”
左右不敢含糊，立即用炸弹将后墙炸开一个大洞。
瑞澂连财物家小都不顾，带着一排卫兵，从洞里钻出去，出文昌门，逃
到城外江面楚豫兵舰上去了。临走时还吩咐镇守文昌门的士兵，不要说出他的
行踪。
“武状元”出身的张彪，在彰德秋操的时候曾大出风头，但听说城中部队起义，也吓得手慌脚乱，躲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连部下来请示军情，他都怀疑是革命军来找他的麻烦，不敢开门。次日凌晨，他带着细软、首饰，拉着四姨太，从文昌门逃出，渡江逃往汉口。
10月11日中午，武昌城已无敌踪，黄鹤楼和蛇山之顶飘起了18面星旗，
当时，中国有18行省，一面旗帜代表一个省，这是革命党人的创意。古老的中华民族史册，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晚上，革命军收复了汉阳，第二天，又攻克了汉口，革命军控制了武汉3镇。
武昌起义的爆发，虽然是历史的必然，却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起义前文学社、共进会推举的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脱险后失去联系，参谋长孙武负伤离开了战场，鄂军总督刘公也不知去向。程正瀛打响枪后，武昌起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
11日上午，大家集聚阅马场咨议局，讨论湖北军政府的领导人问题。
有人提议，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干得不错，这个领导就是他了，推举他为
鄂军都督吧！
“不行！不行！”吴兆麟连忙推辞说，“本人职小位卑，不能服众，还是另
择高人吧！”
现场哑火了，不知谁说了一句：“那就请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干吧！”
“黎元洪？”有人立即反对，“黎元洪是个什么东西，他不是革命党，甚至
还反对革命。”
“是呀！”有人说，“叫他来当我们的领导，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吵吵闹闹。
“我说两句吧！”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清了清嗓子说，“推举一个非革命党做
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这样可以鼓励一些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参加到
革命队伍中来。”
战场上处理事情真的很简单，吴兆麟的提议，大家都同意了。
黎元洪，字宗卿，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两度到日本学
习，武昌起义之前，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
首义枪打响之后，黎元洪吓得胆战心惊，躲到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文
吉的家里。革命军要找他做领导，却没有人知道这个领导人在哪里，只得派人
到处寻找。
黎元洪逃走时匆匆忙忙，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后，
派手下一个伙夫回家取行李。伙夫回黎元洪家取东西时，被奉命寻找黎元洪的
马荣和打响首义枪的程正瀛发现了，两人悄悄跟踪到黄土坡，找到了黎元
洪的藏身之地，一人守在那里，一人赶快回去报告。
黎元洪听到门外人喊马嘶，吓得浑身哆嗦，躲到床帐后面去了。
马荣、程正瀛进屋后，见床帐不停地动，知道黎元洪躲在后面，很客气
地说：“黎统领，出来吧！”
“你们找……找……找我干什么？”黎元洪从帐后走出来，吓得连话也说
不清楚。
“请统领到楚望台去开会啊！”程正瀛客气地说。
“你们不要找我，我不是革命党。”黎元洪支吾地说，“干不了这样的大事。”
“你不去也得去，想躲躲不过，想逃也逃不了。”马荣先是威胁后是劝，
“去先跟大家见个面吧！”
马荣牵来一匹马，请他骑上。黎元洪无奈，只得穿上大清长袍马褂跟他
们走。他骑在马上，一声不吭。
找领导
黎元洪来到阅马场，等候在那里的革命军列队、鸣枪，对这位找来的领
导表示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兆麟啊！”黎元洪一眼发现了吴兆麟，埋怨地说，“你是有学问的人，资
格也深，怎么能这样胡闹呢？你不该闹革命，这是要杀头的啊！”
原来，黎元洪和吴兆麟在参谋学校曾同学4年，黎元洪佩服吴兆麟的学问，但他的官比吴兆麟的官大，故说话很随便。
黎元洪的话，一下子触了众怒，有人埋怨说：“怎么找这样一个人来当
领导？”
“这样的人配当我们的领导吗！”
“谁甘心当满人的奴隶，老子一枪毙了他！”测绘学堂的学生李翊东更是
怒火万丈，拉开了枪栓。
“兆麟兄！”黎元洪吓得躲到吴光麟身后去了。
“别这样！”吴兆麟连忙出来解围，“黎统领是爱护大家，刚才的话实际是
关照我们，不要吓他。”
汤化龙害怕把事情闹僵，走近黎元洪身边，在他耳边嘀咕几句，叫他不
要出声。
汤化龙，是湖北名流进士出身，湖北咨议局议长。咨议局是清政府为应
付立宪派而成立的一个民意机构，而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干的事。武昌起义之
后，居然由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共商组织政府之事，说起来是个笑话。可这
样的笑话居然发生了，且革命党人也接受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武昌起义一开
始，民主革命派就暴露出其软弱性、妥协性，而找领导事件更是暴露出缺乏组
织性的弱点。
“叫我当领导？”黎元洪两手一摊，显得很无奈，“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别给脸不要脸！”不知谁吼了一句。
黎元洪有气无力地说：“武昌靠近江边，海军那么厉害，武昌城守不住啊！”
黎元洪是天津海军学堂出身，知道军舰的威力。当时，刘家庙有张彪的
残部，武汉江面上游弋着清军的兵舰，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开炮掩护清
军渡江反攻，武昌就很难守住。所以，他认为革命军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退往湖南。”邓玉麟立即回答。
“退守湖南？”黎元洪疑惑地问，“能行吗？”
“那边有我们的同志！”
“钱呢？”黎元洪又问，“兵饷怎么解决？”
“打开藩库，不就有了吗？”
“唉！我这条命，交给你们了。”黎元洪叹了口气，从此装起了哑巴。
从这一天起，阅马场咨议局成为临时的鄂军都督府，黎元洪成为名义上
的鄂军都督。
都督府首先成立了由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10人组成的“十人谋略团”。
既不是革命党，也不关心革命事业的黎元洪，戏剧性地坐上了总督的位子。问他话他也不回答，脸如木瓜，毫无表情，大家在背后叫他“泥菩萨”。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人民狂热欢呼的情形随处可见，彼此见面，相互间都会道一声“恭喜”，把革命军的胜利当成了一件大喜事。“大人”“老爷”等封建性的称呼没有了，跪拜的礼节也革除了。军民关系打成一片，工人和农民自发地协助军队追杀敌人，帮助部队修筑工事。人民纷纷备办食物，冒着炮火送往前线犒军，军人想拦也拦不住。很多人力车夫自发地替革命军运送武器弹药，当战士们给钱的时候，他们执意拒收，有的人说：“为了国家，老总们连性命都不要，我们收这个钱，还算人吗？”
一切情况说明：人民群众愿意把他们的一切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并认为
这是一件光荣而又愉快的事。
为了提高都督的威望，10月16日，鄂军都督在阅马场举行祭告黄帝和誓
师典礼。
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亲自给黎元洪授剑、授旗。
谭人凤，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在同盟会内年龄，白发银须，人
称“白谭”。
黎元洪受剑、受旗之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演讲中宣称要请中山先生
来湖北领导革命。礼毕之后，他走下礼台，骑了鄂军中大的一匹马，绕场
一周检阅军队。
大家看到这位大都督仪表不凡，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导人，顿时，
欢呼声震耳欲聋，气势雄壮。
就在同一天，黎元洪以都督的名义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召开会议，
讨论鄂军都督府组织条例。条例由汤化龙、胡瑞霖起草，为了避免过多的争
论，他们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拟定，托同志带到湖北来的。
大家听说条例出自孙中山的手笔，还没有念完，就一致举手通过。
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为一省文武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任，下设参谋部、军令部和军务部。会议当场推举杨开甲、吴兆麟为参谋部正、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蒋翊武（未返武昌）、张振武、蔡绍忠为副部长。民政部长由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兼任。
说来有点儿滑稽，革命党人打下天下，民政部长居然由咨议局议长汤化
龙兼任——汤化龙是君主立宪派人物。
由于敌友不分，鱼龙混杂，鄂军都督府从成立之日起，同盟会与君主立
宪派以及投机政客之间就立刻展开了相互倾轧、互相排挤的权力角逐。
刚从牢狱里释放出来的老资格同盟会会员胡瑛就自立为外交部部长，不
肯改部为司，隶属于民政部。汤化龙吓得不敢到民政部上班，民政部成为一个
名存实亡的机关。
投机政客和旧官僚混进革命队伍，目的是争夺个人的权力和地位；某些脱
离劳动人民大众的革命志士，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和清政府的官吏一样，追名
逐利，甚至表现出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专横态度。所有这些预示着，革命尚
未成功，今后的路还很长。
甲午之败，马关之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大清帝国犹如太阳底下的一座冰山，在逐渐融化。
痛定思痛，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都在寻求救国之路，“整军经武以救亡”的呼声很高。清朝的遗老遗少虽然是一些酒囊饭袋，但终究还是认识到国民的呼声难以抑制。改革军制，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排上当政者的议事日程。于是便有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
当时的中国，除编练新军以图强国外，还有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以孙中山
为首的“革命派”，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次年回广州筹划起义，因偷运的枪支被海关查获，几
位革命同志牺牲，次革命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同一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
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子联合签名，当时签名的人达1300余人，这就是历
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
的求变呼声：前者主张打破现状，摧毁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挽救中国于危
亡，人称“民主革命派”，其大本营在国外，国内响应者寥寥；后者主张对现
状进行改革，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实则是“旧瓶装新酒”，人称“改良
派”，改良派在国内公开活动，得到一些大官僚和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作为近代史上位“睁眼看世界”的皇帝，光绪破例接见了康有为，其思想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一拍即合，毅然下诏变法，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可惜锐意进取的小皇帝，斗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结束，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瀛台那间小阁楼，成为光绪皇帝的伤心地。
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事业却方兴未艾。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日，中国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南方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虽然一次次都被镇压
下去，但也使清政府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日子过得也不滋润。尽管他创立了北洋军，并因之而成为大清帝国重臣，但在君主立宪的政争中却落了下风。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小皇帝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一方面载沣怀疑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以致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另一方面，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位高权重，对3岁的溥仪是一个巨大威胁。因此，载沣成为摄政王后，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其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赋闲的袁世凯还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诗，以示自己无意政事。其中的一首为：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铁路国有
宣统二年（1910），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铁路合同。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大借款协议正式达成。同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之作抵押，向英、法、美、德4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并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当时，四川商办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来自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引起士绅和广大百姓的一致反对。
“铁路国有”政策是一个强盗政策，说白了，就是赤裸裸地抢。将原来的
铁路投资者扫地出门，连股本都丧失了，抢来后拱手送给帝国列强，中国人再
也不能跨入这个行业。这就是四国银行团大借款要命的地方：银行团借钱给
清政府，清政府把中国铁路的修筑、经营权交给帝国列强权作为回报。
“铁路国有”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的火药桶威力到底有多大，超过了任
何人的想象。要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铁路史。中国铁路始于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由英国商人于同治五年（1866）开始修筑，历经10年，于光绪二年（1876）通车。不幸的是，铁路刚通车，就碾死了一名清兵，引起铁路沿线人民的愤怒。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被迫以28.5万两白银赎回这条轻便铁路，然后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了。
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始于光绪七年（1881）。这一年，招商局修筑“唐
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为运煤专用铁路。中国正式有铁路，从光绪七年（1881）算起，比起世界上早通车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这条路展延到天津，于是改称“唐津铁路”。
一直以来，清政府都把筑路看成一件祸事，老百姓也认为，火车是一个怪物，轰隆轰隆地来，轰隆轰隆地去，挺吓人的。
但由于海禁大开，列强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俄国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修筑特权；德国得到胶济铁路修筑特权；法国得到滇越铁路修筑特权；俄国得到正太铁路修筑特权；英国得到沪宁铁路和道清铁路修筑特权；比利时得到陇海铁路的修路权。
你如果以为帝国主义是菩萨心肠，在中国发展现代化交通是给中国人民送福利，那就错了。天上不能掉馅饼，帝国主义也不是菩萨，而是吃人的狼。他们之所以如此热心，是因为从借款、施工一直到路政管理，都由他们一手包办，目的就是掌握中国的交通命脉，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属于中国早的买办阶级，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弥补汉冶平铁路的亏空，提拔了他。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借债大王、卖国大王，他依靠帝国主义和皇族载泽替他撑腰，敢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借外债修路，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把路权和经济特权献给帝国主义，也敢于从中大把大把地捞票子，他的亿万身家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
外国人像疯狗夺食一样在中国抢夺修路权，这让中国人发现修筑铁路是一个巨大商机，这块蛋糕特大。于是，中国人自己开始筹款修路了，修路热潮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开始，一直蔓延到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全国有13个省成立了民办铁路公司。
其中，川汉铁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宣统
元年（1909），川汉铁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中，宜昌至万县段
已经开始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也在湖南、湖北、广东民众争取下，于光绪
三十一年（1905）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同时，三省士绅、民众大举筹款，开
始自筑。全国铁路的“商办”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
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
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五日，美、英、德、法四国在巴黎成立四国银行
团。四国银行团是帝国列强在中国“狗咬狗”的产物，这个联合阵线是在排斥
日、俄两国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是垄断中国铁路投资权。而联合阵线是他们
相互间的一种妥协，以达到利益共享。
宣统三年（1911）三月六日，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贷款为目的的四国银行
团签订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宣布“铁
这种“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抗的怒潮。刚开始，这股怒潮和革命还没有扯上关系，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这就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五月二十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所借款项由两湖厘金盐税做担保。同时，合同还规定：粤汉铁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铁路聘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
四国银行团享有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这种行
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立宪派乘机鼓动请愿，一个规模空前、声势
浩大的保路运动迅速掀起来。
川汉、粤汉铁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北、湖南、广东4省成为反抗风暴的中心。四省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帝国主义所有的铁路政策。一致要求“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并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保路运动的浪潮迅速冲击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海滨到山地，人
人都感到中国大祸将临，都抱有一颗“死中求活”的决心。有关各省督抚害怕“官逼民反”，纷纷上表，请求缓行铁路国有政策。清政府不但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而且对那些上表的都督好一番训斥，并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违者以抗旨论。依“大清刑律”，抗旨属“大逆不道”的杀头死罪。很明显，面对愤怒的人心，清政府已经举起了屠刀。
保路运动以四川的反应为激烈，成都各界纷纷以罢课、罢工、罢市、抗捐的形式抗议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四川总督赵尔丰接到朝廷“格杀勿论”的指示，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人。民众听说代表被捕，聚集在总督衙门前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赵尔丰竟命令统领田征葵开枪，当场击毙6人，并调来骑兵驱赶民众，死伤民众难以胜计，这是保路运动的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向武装起义。原来的保路运动，由君主立宪派指导和策划，其组成人员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绅士为主，赵尔丰用枪弹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疯狂的屠杀，从而促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向武装起义。成都附近各县民团纷纷集合起来进攻省城，与政府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双方互有死伤。终，赵尔丰用他的血，偿还了人民的血债。
保路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却在北京城吵得不可开交，原因是分赃不均。端方在光绪末年大红大紫，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光绪驾崩的时候，他还是直隶总督，后来被革职了。端方被革职，犯的是“大不敬之罪”。据说在光绪皇帝移灵的时候，他在皇宫里照相，恰巧被隆裕皇后撞着了。一件生活小事，就成了大不敬之罪，因而被革职。
端方下台之后，一心想东山再起，见四川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摄政王和总理大臣为分赃不均又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上书朝廷，说四川总督赵尔丰懦弱无能，控制不了四川的局面。然后向总理大臣、“庆记公司”大老板奕劻投放“银弹”，结果获得“川粤汉铁路督办”的职位。清政府命令他顺道湖北，抽调一部分新军前往四川镇压闹事的民众。
端方费九牛二虎之力，谋求到“川粤汉铁路督办”的职位，满以为能大捞一把，把放出去的“银弹”成倍地收回来，谁知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国银行团大借款，是清政府灭亡的直接导火索。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原想改变其灭亡的命运，结果反而加速了灭亡。载沣之流自掘坟墓，也把清朝送上不归路，他把演绎历史的机会，留给了一个坐在河边看风景的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章武昌起义
革命火种
在天怒人怨的年代，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这次起义的爆发，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自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杨度牵线、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牵手以来，先后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或发生在乡村，或爆发于西南边陲，抑或东部城市，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来，同盟会在两广、云南就发动过8次起义，但无一胜绩。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是宣统三年（1911）的黄花岗起义，这一战由黄兴亲自督阵，投入的人力、物力多，结果仍然惨败，殉难者多达72人之多，以至许多党人因之而悲观失望，认为革命的前途渺茫，甚至连孙中山也发出了革命事业“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之叹。
国内同盟会的会员们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白色恐怖，引起军心离散、民怨沸腾，为今后策动起义创造了客观条件。鉴于过去起义失败的教训，有必要改变战略方针，与其在边远地区小打小闹，不如到腹地去掏心窝，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一击致命。
湖南籍革命家刘揆一、宋教仁和另一位老资格同盟会首领谭人凤等人，组建了中部同盟会总部，领导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就成为他们活动的中心。革命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当时武汉地区，有两大秘密组织：文学社、共进社。
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由宋教仁、胡瑛、刘静庵等人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武昌成立，同年因华兴会领袖黄兴在湖南长沙发动五路起义失败受到牵边而被查封。黄兴、宋教仁一同流亡日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科学补习所对成员刘静庵、胡瑛、孙武等人在武汉组织成立“日知会”，次年，部分日知会会员参加萍浏醴起义，刘静庵、胡瑛二人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原日知会会员组织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准备
在新军内发展组织，由于引起官方的注意，改组为“群治学社”，他们以汉口
《商务报》为载体，并派会员打入新军，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后来，《商务
报》因刊载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而被查封，群治学社也随之瓦解。
瓦解后的“群治学社”摇身一变，成为“振武学社”，推举杨王鹏为主席，广泛吸纳新军士兵入社，新会员遍及第29、30、31、32、41、42各标的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兵种。同年十一月，第21混协协统黎元洪逼走了杨王鹏，社员另推举蒋翊武主持社务工作。此后，詹大悲、何海鸣、查光复等人又在汉口创办《大江报》，鼓吹民主革命，声势也很大。
宣统三年（1911）一月，“振武学社”正式更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文学社成立之后，在新军各标营建立代表制，发展速度很快，武昌起义前夕，已有社员3000多人，遍布各兵种，实际成为武汉新军的主要力量。
武汉地区的另一个秘密组织共进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于日本
东京。当时，孙中山、黄兴二人已经离开东京，无暇顾及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工
作。留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和会党主要领袖焦达峰、孙武、吴玉璋、居正等人，另行组织成立了“共进会”，准备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起义。黄兴听说这件事后，怀疑他们搞分裂，曾对他们提出质疑，了解到他们的目的后，默许了共进会。
宣统三年（1911）一月，孙武、焦达峰等先后回国，在武昌设立了共进会
总部。孙武的名字和孙中山（孙文）的名字相近，当时有一种传言：说孙武是孙
文的兄弟，孙文的兄弟都来革命了，大家还等什么呢？这个谣传的鼓动性非常
大，新军中很多人都受到这个谣传的鼓动，踊跃报名参加共进会。
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其实，孙武是湖北夏口人，孙文是广东香山人，
两人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
共进会负责人主要是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高出
文学社一大节，但文学社吸收的新军会员远比共进会多。两大革命组织同在白
色恐怖下的武汉活动，彼此并不通气，甚至还相互猜疑。
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骨干分子认为，要策动武汉起义，文学社和共进会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携手共进。如果各打各的锣，各唱各的调，革命就很难成功。
宣统二年（1910），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宋教仁提出将革命重点转移到国土腹部的主张，并且提出上、中、下三策：从中央突破，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起义，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从边远地区起义，再向中心包围，为下策。
上策难度太大，下策已被实践证明不可取，只有中策可行。这便是当时
著名的“革命三策”。
宣统三年（1911）六月五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5人为总干事，准备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这时候，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黄兴不赞同在武汉一地起义的决定，主张联络数省同时举事。宋教仁的解释他才改变主意。
武汉新军中有人参加革命组织并不是秘密。瑞澂接替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与第八镇统制张彪曾有过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张彪！”瑞澂两眼紧盯着张彪，“你跟我说老实话。”
“大帅！”张彪不解地问，“什么事呀？”
“你的部队中，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革命党。”
“不敢瞒大帅。”张彪如实地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你就听之任之吗？”
“法不责众！”张彪两手一摊，“我有什么办法？”
这两位大员都是胆小鬼，可越是胆小鬼，就越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付
他们怀疑的对象。他们下了严厉的命令，加强侦察，搜捕革命党人。
谁开了枪
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发生后，湖北与四川相邻，较早得到消息，加之湖北与保路运动有着直接关系，人心立即沸腾起来，这形成了武汉成为革命爆发地的客观条件。
宣统三年（1911）七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成立起义的统一领导机关，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
七月底，端方抽调湖北两标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革命党人担心新军调离武汉后，会削弱武汉的革命力量，指挥部决定，于八月二十五日举行起义，并希望黄兴来武汉，亲自领导起义。
一个偶然事件，让起义提前爆发。
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革命同志
刘公家里试制炸弹，不慎失手爆炸受伤。刘公用被单掩盖住孙武的面部，伪装
成病人，火速送往医院。
爆炸声引来了巡捕，宝善里14号这个秘密据点也就暴露了，准备的起义
旗帜、文件、武器、名册，都被巡捕房抄走了。
蒋翊武闻讯后，于当天下午在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当天晚上12时，以中和门外的炮声为信号，派邓玉麟
传达起义命令。
当天晚上9时，清政府军警追踪到小朝街革命党人，逮捕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丁笏堂、陈化龙5人，仅蒋翊武一人越墙而逃。
清军捣毁了文学社总部，并立即宣布全城紧急戒严，武昌城大街上，除了军警，看不到行人，邓玉麟无法将起义的命令送出。当晚12时的起义因此而流产。
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清晨，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位革命
党人，在湖广总督衙门前被杀害。此三人，被后人称为“首义三烈士”。
刘复基是湖南人；杨宏胜是湖北谷城人；彭楚藩是湖北鄂州人。他们的遗骨葬于鄂州西山灵泉寺后山。
烈士的鲜血点燃了革命的烈火，革命党人矢志报仇，决心拼死一战。但由于武昌城戒严，革命同志之间彼此失去了联系，领导起义的孙武受伤，蒋翊武去向不明，武昌城的革命军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八月十九日下午，革命党人较多的第6协第8营工程兵的士兵们困守营盘，大家心情都非常紧张，神经也绷到了极点，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去他娘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大家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买酒买肉，痛饮一顿，然后痛痛快快地杀一场，免得做了饿死鬼。”
这句话极具号召力，大家纷纷掏空了自己的口袋，买来酒肉，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
晚上7时左右，副班长金兆龙向枪膛里装子弹，二排排长陶启胜正好前来查夜，见状怒吼道：“干什么？想造反吗？”
“老子要造反，你能怎么样？”金兆龙不甘示弱。
“你真敢造反？”陶启胜扑上来揪住金兆龙，大叫，“老子把你抓起来！”
同棚士兵程正瀛（又名程定国）听到打闹声赶了过来，见陶启胜撒野，冲上去，举起枪托，从后面狠狠地砸过去。
陶启胜猝不及防，被击倒在地，仓促之间，爬起来就跑。
“哪里跑！”程正瀛举枪就射，击中陶启胜的腰部，陶启胜负伤而逃。
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枪。
程正瀛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以及此后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是同乡，都是湖北鄂州人。
关于武昌起义谁开了枪，历史上曾有“熊秉坤开枪之说”。熊秉坤开
枪之说与孙中山有很大关系。
1914年（从民国元年即1912年起，年号改称公历。）7月，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的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
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熊一枪”之说由此便传开了。熊秉坤是工程兵第8营共进会负责人，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现场根本就不了解，他说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不能说是张冠李戴，至少与事实不相符，武昌起义放枪的人应该是程正瀛。
程正瀛放的枪，犹如点燃导火索，营房立即就炸了锅，不知谁大喊
一声：“起义了，抄家伙！”
共进会驻第8营代表、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
“谁敢动！”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挡住去路。
程正瀛打枪上了瘾，连发两枪，将黄坤荣、张文涛当场击毙。阮荣发也为乱兵所杀。
熊秉坤乘机集合革命志士300余人，浩浩荡荡杀向楚望台的兵器库。
守库的士兵见这么多人气势汹汹冲过来，举枪大喝道：“什么人？站住，
再前进一步就开枪了！”
“我们是右队的。”熊秉坤站住了，冲着守库的士兵喊，“叫你们队官出来
说话！”
“我是队官吴兆麟，你们有何话说？”吴兆麟是湖北鄂州人，与首义三烈
士之一的彭楚藩、打响首义枪的程正瀛是同乡。
“起义开始了。”熊秉坤大呼，“吴队官要与革命为敌吗？”
“放下枪！”吴兆麟冲着守库的士兵大吼，“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要发生
误会！”
“吴队官！”程正瀛冲着吴兆麟喊，“彭楚藩被杀了，你不想替他报仇吗？”
“当然想！”吴兆麟大声道，“你们要怎么样？”
“打开库门，拿出武器。”程正瀛说，“抄家伙，杀他狗日的！”
“兄弟们！”吴兆麟冲身边的士兵大声问道，“都听到了吧？”
“听见了！”
“你们认为怎么样？”
吴兆麟身边的士兵，大多都是他的同志，当然知道吴兆麟的意思，齐声喊：“我们听吴队官的！”
“好！”吴兆麟大声喊，“撤去路障，打开库门，拿出武器，杀他狗日的去！”
库房打开之后，大家一拥而入，背枪的背枪，拖炮的拖炮，扛子弹的扛子弹。
实际上，这支队伍没有领导人，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但起义是真枪实弹地干，没有统一的指挥可不行。程正瀛大喊道：“吴队官，做我们的头儿吧！”
战场上处理事情其实很简单，一人提议，大家附和，事情就搞定了。于是，吴兆麟被大家推举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将队伍集合起来，大吼道：“兄弟们，目标：总督衙门，冲！”
兵士们发一声吼，杀向总督衙门。
辛亥武昌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群龙无首
首义枪打响之后，炮队第8标，测绘学堂学生及步队29标1排，城外辎重、工程两队立即响应，人数有2000余人。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8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对，武昌起义是否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瑞澂是个胆小鬼，当起义军的大炮打向都督府的时候，瑞澂吓得胆战心惊，尿湿了裤裆，哆嗦着说：“炮弹没有眼睛，如果落在身边，那可要命啊！”
事情往往真的就那么巧，瑞澂话音刚落，一枚炮弹掉在总督府，“轰”的
一声巨响，炸得尘土飞扬。
“娘哎！乱军打进来了啊！”瑞澂也顾不得尊严，哭着问左右,“哪里能
躲啊？”
“大帅！”有人慌忙回答，“江面有兵舰，那里安全。”
“快！”瑞澂四下张望，知道大门出不去，气急败坏地命令，“快，把后墙掏个洞，钻出去。”
左右不敢含糊，立即用炸弹将后墙炸开一个大洞。
瑞澂连财物家小都不顾，带着一排卫兵，从洞里钻出去，出文昌门，逃
到城外江面楚豫兵舰上去了。临走时还吩咐镇守文昌门的士兵，不要说出他的
行踪。
“武状元”出身的张彪，在彰德秋操的时候曾大出风头，但听说城中部队起义，也吓得手慌脚乱，躲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连部下来请示军情，他都怀疑是革命军来找他的麻烦，不敢开门。次日凌晨，他带着细软、首饰，拉着四姨太，从文昌门逃出，渡江逃往汉口。
10月11日中午，武昌城已无敌踪，黄鹤楼和蛇山之顶飘起了18面星旗，
当时，中国有18行省，一面旗帜代表一个省，这是革命党人的创意。古老的中华民族史册，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晚上，革命军收复了汉阳，第二天，又攻克了汉口，革命军控制了武汉3镇。
武昌起义的爆发，虽然是历史的必然，却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起义前文学社、共进会推举的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脱险后失去联系，参谋长孙武负伤离开了战场，鄂军总督刘公也不知去向。程正瀛打响枪后，武昌起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
11日上午，大家集聚阅马场咨议局，讨论湖北军政府的领导人问题。
有人提议，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干得不错，这个领导就是他了，推举他为
鄂军都督吧！
“不行！不行！”吴兆麟连忙推辞说，“本人职小位卑，不能服众，还是另
择高人吧！”
现场哑火了，不知谁说了一句：“那就请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干吧！”
“黎元洪？”有人立即反对，“黎元洪是个什么东西，他不是革命党，甚至
还反对革命。”
“是呀！”有人说，“叫他来当我们的领导，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吵吵闹闹。
“我说两句吧！”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清了清嗓子说，“推举一个非革命党做
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这样可以鼓励一些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参加到
革命队伍中来。”
战场上处理事情真的很简单，吴兆麟的提议，大家都同意了。
黎元洪，字宗卿，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两度到日本学
习，武昌起义之前，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
首义枪打响之后，黎元洪吓得胆战心惊，躲到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文
吉的家里。革命军要找他做领导，却没有人知道这个领导人在哪里，只得派人
到处寻找。
黎元洪逃走时匆匆忙忙，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后，
派手下一个伙夫回家取行李。伙夫回黎元洪家取东西时，被奉命寻找黎元洪的
马荣和打响首义枪的程正瀛发现了，两人悄悄跟踪到黄土坡，找到了黎元
洪的藏身之地，一人守在那里，一人赶快回去报告。
黎元洪听到门外人喊马嘶，吓得浑身哆嗦，躲到床帐后面去了。
马荣、程正瀛进屋后，见床帐不停地动，知道黎元洪躲在后面，很客气
地说：“黎统领，出来吧！”
“你们找……找……找我干什么？”黎元洪从帐后走出来，吓得连话也说
不清楚。
“请统领到楚望台去开会啊！”程正瀛客气地说。
“你们不要找我，我不是革命党。”黎元洪支吾地说，“干不了这样的大事。”
“你不去也得去，想躲躲不过，想逃也逃不了。”马荣先是威胁后是劝，
“去先跟大家见个面吧！”
马荣牵来一匹马，请他骑上。黎元洪无奈，只得穿上大清长袍马褂跟他
们走。他骑在马上，一声不吭。
找领导
黎元洪来到阅马场，等候在那里的革命军列队、鸣枪，对这位找来的领
导表示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兆麟啊！”黎元洪一眼发现了吴兆麟，埋怨地说，“你是有学问的人，资
格也深，怎么能这样胡闹呢？你不该闹革命，这是要杀头的啊！”
原来，黎元洪和吴兆麟在参谋学校曾同学4年，黎元洪佩服吴兆麟的学问，但他的官比吴兆麟的官大，故说话很随便。
黎元洪的话，一下子触了众怒，有人埋怨说：“怎么找这样一个人来当
领导？”
“这样的人配当我们的领导吗！”
“谁甘心当满人的奴隶，老子一枪毙了他！”测绘学堂的学生李翊东更是
怒火万丈，拉开了枪栓。
“兆麟兄！”黎元洪吓得躲到吴光麟身后去了。
“别这样！”吴兆麟连忙出来解围，“黎统领是爱护大家，刚才的话实际是
关照我们，不要吓他。”
汤化龙害怕把事情闹僵，走近黎元洪身边，在他耳边嘀咕几句，叫他不
要出声。
汤化龙，是湖北名流进士出身，湖北咨议局议长。咨议局是清政府为应
付立宪派而成立的一个民意机构，而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干的事。武昌起义之
后，居然由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共商组织政府之事，说起来是个笑话。可这
样的笑话居然发生了，且革命党人也接受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武昌起义一开
始，民主革命派就暴露出其软弱性、妥协性，而找领导事件更是暴露出缺乏组
织性的弱点。
“叫我当领导？”黎元洪两手一摊，显得很无奈，“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别给脸不要脸！”不知谁吼了一句。
黎元洪有气无力地说：“武昌靠近江边，海军那么厉害，武昌城守不住啊！”
黎元洪是天津海军学堂出身，知道军舰的威力。当时，刘家庙有张彪的
残部，武汉江面上游弋着清军的兵舰，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开炮掩护清
军渡江反攻，武昌就很难守住。所以，他认为革命军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退往湖南。”邓玉麟立即回答。
“退守湖南？”黎元洪疑惑地问，“能行吗？”
“那边有我们的同志！”
“钱呢？”黎元洪又问，“兵饷怎么解决？”
“打开藩库，不就有了吗？”
“唉！我这条命，交给你们了。”黎元洪叹了口气，从此装起了哑巴。
从这一天起，阅马场咨议局成为临时的鄂军都督府，黎元洪成为名义上
的鄂军都督。
都督府首先成立了由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10人组成的“十人谋略团”。
既不是革命党，也不关心革命事业的黎元洪，戏剧性地坐上了总督的位子。问他话他也不回答，脸如木瓜，毫无表情，大家在背后叫他“泥菩萨”。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人民狂热欢呼的情形随处可见，彼此见面，相互间都会道一声“恭喜”，把革命军的胜利当成了一件大喜事。“大人”“老爷”等封建性的称呼没有了，跪拜的礼节也革除了。军民关系打成一片，工人和农民自发地协助军队追杀敌人，帮助部队修筑工事。人民纷纷备办食物，冒着炮火送往前线犒军，军人想拦也拦不住。很多人力车夫自发地替革命军运送武器弹药，当战士们给钱的时候，他们执意拒收，有的人说：“为了国家，老总们连性命都不要，我们收这个钱，还算人吗？”
一切情况说明：人民群众愿意把他们的一切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并认为
这是一件光荣而又愉快的事。
为了提高都督的威望，10月16日，鄂军都督在阅马场举行祭告黄帝和誓
师典礼。
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亲自给黎元洪授剑、授旗。
谭人凤，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在同盟会内年龄，白发银须，人
称“白谭”。
黎元洪受剑、受旗之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演讲中宣称要请中山先生
来湖北领导革命。礼毕之后，他走下礼台，骑了鄂军中大的一匹马，绕场
一周检阅军队。
大家看到这位大都督仪表不凡，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导人，顿时，
欢呼声震耳欲聋，气势雄壮。
就在同一天，黎元洪以都督的名义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召开会议，
讨论鄂军都督府组织条例。条例由汤化龙、胡瑞霖起草，为了避免过多的争
论，他们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拟定，托同志带到湖北来的。
大家听说条例出自孙中山的手笔，还没有念完，就一致举手通过。
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为一省文武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任，下设参谋部、军令部和军务部。会议当场推举杨开甲、吴兆麟为参谋部正、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蒋翊武（未返武昌）、张振武、蔡绍忠为副部长。民政部长由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兼任。
说来有点儿滑稽，革命党人打下天下，民政部长居然由咨议局议长汤化
龙兼任——汤化龙是君主立宪派人物。
由于敌友不分，鱼龙混杂，鄂军都督府从成立之日起，同盟会与君主立
宪派以及投机政客之间就立刻展开了相互倾轧、互相排挤的权力角逐。
刚从牢狱里释放出来的老资格同盟会会员胡瑛就自立为外交部部长，不
肯改部为司，隶属于民政部。汤化龙吓得不敢到民政部上班，民政部成为一个
名存实亡的机关。
投机政客和旧官僚混进革命队伍，目的是争夺个人的权力和地位；某些脱
离劳动人民大众的革命志士，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和清政府的官吏一样，追名
逐利，甚至表现出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专横态度。所有这些预示着，革命尚
未成功，今后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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