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轶事汇编（全五册）

所谓“轶事”，是指在“正史”以外，得之于当时亲自闻见和后世记载的材料与故事。这些轶事对于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言谈举止常有具体描述，比起正史来更生动活泼，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多方面的了解。因此，如能将正史上的记载，与民间的私人撰述参互考察，那么研究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当会更全面，更具体。宋代笔记的作者已经有将之视作纯粹史料之意识，一般只录亲自闻见之事，因此这些“轶事”显得平实可信；诗话也已成了衡文之作和记载故实的材料；其他宋代文献材料如“杂史”、“类书”等内容的著作，情况类同；加之宋代文献多有刻印甚佳的本子传世：这些都为重新编纂《宋人轶事汇编》提供了有益的条件。随着现代学术理念的变化，搜集材料方法的更新，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宋代文史研究的繁荣，等等，出版一本丰富详实的《宋人轶事汇编》已成为学术界一种迫切的要求。继《唐人轶事汇编》大受好评且为学界广泛使用之后，《宋人轶事汇编》的出版，必将为进一步推动宋代文学、史学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民国丁传靖虽也曾编过《宋人轶事汇编》，但由于当时资料及研究方法等的局限，材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都有不足。新编纂的《宋人轶事汇编》，在新的学术理念的指导和当代研究平台的支撑等有利条件之上，已从各个方面完成了对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的全面超越。在文献方面，丁书“约五百余种”，本书所涉近千种，在其两倍以上，搜罗更加系统和广泛；在所收人物方面，丁书“六百余人”，本书在2000人以上，为其4倍左右，反映宋代社会风貌更加全面和完整；在篇幅方面，丁书仅不到70万字，本书约223万字，在其3倍以上，提供的资料更加丰富和翔实。同时，本书在材料编排和处理等方面，更加谨慎而有序，体现出科学性；在研究方法上注意理论创新与文献考辨相结合，很好地运用比较法等，体现出学术性。加之本书前有二万字以上的学术性《前言》和谨严周详的《凡例》，后有详细的《引用书目》和方便的《人名索引》，真正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用价值相结合，客观评述与翔实考证相结合，为宋代文史研究提供全新的学术平台。

新编《宋人轶事汇编》四十卷，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主编，率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严杰等诸位学者积十余年之功编撰而成。本书堪称宋代人物轶事的翰海，是对宋代感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好书。其姐妹篇《唐人轶事汇编》曾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学术价值受到普遍认可。此次编撰《宋人轶事汇编》，主编人员耗费更多心血，广搜资料，全书收录人物二千多人，上起五代十国入宋而主要事迹在入宋以后者，下至入元而主要事迹在入元以前者。较近人丁传靖所编旧著，篇幅倍增，且网罗更为齐备。全书人物编排仿正史例，首列宋代诸帝及后妃、宗室、王子、公主，次列宋代各朝人物，大致以人物身份及其活动时代先后为序；末列不易确定具体时代者，则以所出资料之年代为序。全书以人为目，主要事迹依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则大体按类编排。对所收资料，一事而涉及数人者，悉列于主要人物名下，其它人物处则酌情以参见法提示。

本书内文印刷选用70克全木浆纸，厚薄适中而不透，纸色舒适悦目。布脊纸面精装，既美观大方，又坚固耐用。封面题签集苏轼字，贴合“宋代”主题；封面图案亦取自宋画。总而言之，这是一套从内容到形式均精心打造的经典之作，既可供学者研究，又饶有文化趣味，适宜读者品味赏读。

中國的王權政治前後歷時數千年之久，中間經過了衆多的朝代更迭。有的王朝歷時甚久，如周朝，前後加起來達七八百年，漢朝，前後加起來也有四百年左右；而有的朝代，歷時數十年甚或僅數年即告覆滅。這就不免引起後人的深思。特别是在一些强大的王朝衰亡之後，更會引起新朝人士的悚懼。他們反覆思考，希望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免新建的王朝重蹈覆轍，歷史上留下了很多有關這一方面的記叙與議論。

漢初賈誼撰《過秦論》三篇，已成史論方面的典範之作，因爲秦朝覆滅時的慘烈狀況太可怕了。原先作爲諸侯之一的秦國，僻處西部地區，國力弱於中原地區的一些强國，然而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終於憑藉强大的兵力横掃東方各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秦皇嬴政躊躇滿志，自稱始皇，以爲一脈相承，可以傳之無窮，然而僅傳一代，即告覆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劉邦建立新王朝後，雖欲改弦更張，然而找不到方向。文、景繼起，採用黄老之術，休養生息，然仍沿用嚴刑峻法，踵襲前朝。這種局面，一直要到武帝開始採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國策之後才有大的改變；其後歷經元帝、成帝，才終止了採用‘霸王道雜之’的統治之術，漢代的政治格局才算是完成了轉型。

漢末衰亂，三國紛争，歷時數十年後，又統一於晉。歷史爲什麽一次次地循環往復，又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於是有陸機的《辨亡論》等文字出現。《文心雕龍·論説》篇曰：‘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而不管後起的文章是好是壞，這類議論總能得到大家的認可，總結前朝經驗教訓的思考始終不斷縈繞在文士的心頭。

宋代不然。這一問題還没有在文士的頭腦中閃現，開國皇帝趙匡胤就以實際行動扭轉了局面。他採取簡捷有效的辦法，逐一實施，開啓了宋朝的一代新風。

一、 宋代文治格局的形成

（一） 宋太祖趙匡胤開啓了一代新風

前人普遍認爲，唐代之亡，出於三大禍害： 宦官、朋黨、藩鎮。趙匡胤本爲一介武夫，深知擁兵稱王的軍閥之禍害，於是他先從消除藩鎮這一禍根下手，然後一一解決其他難題。

趙匡胤的妙着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記此事曰：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娱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

唐初朝廷崇尚武力，宰臣每用武將充當，出將入相，屢見史籍。其時邊境上與其他民族的衝突不斷，故自玄宗時起，即以節度使擁重兵防禦鎮守。安史之亂後，中央政權削弱，擁兵者乃演變成獨霸一方的藩鎮。這一批人既擁兵割據，一些得到軍士擁護的長官又起而推翻原有的首領，即使有一些首領想擁護朝廷，也無法扭轉局面。如魏博節度使田布意欲歸附朝廷，終因無力扭轉局勢而自盡；陸長源任宣武節度使行軍司馬，欲以峻法繩束驕兵悍將，結果自身被殺，還險些殃及前去任職的韓愈。五代殘唐，每一個王朝差不多都由部下起來推翻舊主子的後裔而自立新朝。趙匡胤深知如不改變這種局面，非但政權無法穩固，國家也無從安寧，因此他利用當時衆望所歸的局勢，既依靠掌兵的故舊奪得政權，又曉以利害，讓他們不必再冒什麽風險便可坐享尊榮。就這樣，趙匡胤輕巧地在餐飲之間清除了威脅權位的潛在敵手，將兵權牢牢控制於中央，從而扭轉了時勢發展的方向。日後宋主雖仍沿袭前朝舊規，將昔日的一些同伙分封外地任節度使，但是這些將领已無可能再鬧割據，於是終趙宋一代，没有再次出現藩鎮之祸。

趙匡胤還一改改朝换代時剷除其他割據地區君臣的常用手段，善待各地降王，約束派去攻城掠地的將領，不再燒殺搶掠。隋文帝楊堅史稱賢君，但他攻下南方陳朝之後，竟將六朝金粉肆意毁壞，以爲藉此可以根除地方勢力的抬頭。宋太祖不然，攻取城市後盡力約束人爲的破壞，各地降王也常得到照顧而免除生命威脅，那些舊朝的臣子，很多仍在新朝任職，甚至那些舊朝的後裔，也可提筆記録前朝舊事。例如吴越王錢鏐的孫子錢易，撰有《南部新書》十卷；荆南高季興的部屬孫光憲，撰有《北夢瑣言》三十卷；南唐舊臣鄭文寶，撰有《南唐近事》一卷、《江表志》二卷。這些書中都爲唐宋之交的政局與文壇提供了不少珍貴的史料。

趙匡胤的目的，就在採用種種措施提倡文治，扭轉唐人崇尚事功的定勢。而他爲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傳下不許殺戮言事者之祖訓。署稱陸游所撰之《避暑漫鈔》引《秘史》曰：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黄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黄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黄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 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毕竟是宋人  ——读新编《宋人轶事汇编》有感
    李欣
    对宋人宋事一向大有兴趣，早先是倾慕，后来，又有所思。
    宋人*卓绝的，是品位与识见。
    中国传统审美，有一点特殊，绝异于西洋，也绝异于时见。诗文书画乃至琴艺，或言志，或求韵，旨趣都在知性层之上。相当于知性层的审美即是才华与技巧，贬抑才气、技巧，就成了传统老观念。因此，知性层，而不是感性层，是汉文明传统审美起平线，停滞于此，就判成低。至于感性层的声色媚好、绮语、激情，更无论了。宋人深得其中三昧，他们的判断是古典审美标准器。
    米芾号称“米癫”，其实艺术眼光敏锐，一点也不“癫”。他的《论书帖》，对张旭评价颇低：“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张旭实在没有可靠真迹传世，倒是西安碑林《断千文》更近真些。看《断千文》拓本，章法、结字、线条节奏不断变幻，见得出才华见得到激情，却少了一点远韵。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华激情与境界是艺术中的阴与阳，独阳不长，孤阴可也不生。刻意低调，追求境界，必以牺牲才华与感情为代价，如李叔同。相反，放纵才华与感情，也会损害韵味，如张旭。尤其激情一味，*是个迷惑人的。今人受西洋影响，溺于言情。其实，人在情中，心性为外物所转、为外境所移，物于物也，算不得理想状态。谭鑫培《桑园寄子》，一段二黄唱的本是思兄悲情，却处理得纹丝不动，不带半点哭腔，*角儿与寻常艺人的差距就在这一点点。书法同理，米芾不是外行。他又批评过颜真卿与柳公权。颜柳楷书虽然赫赫有名，可是起笔、收笔处提按明显，装饰味儿浓，稍嫌雕琢，尤其是柳书，技术的痕迹无乃太过乎？米芾一语中的：“颜柳挑踢，为天下丑怪恶札之祖。”（《书史》）控制过分溢出的感情，控制技术，是传统老观念、好观念，“越名教而任自然”如米芾，也懂，在他，可谓难得。只能说是时代的力量，毕竟是宋人。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列过一份黑名单，上榜者有颜延之、鲍照、徐陵、庾信、李商隐、黄庭坚。榜单上没有李贺——虽说与李商隐诗风略近，或是觉他不够格？原来上黑名单，也须有些资本。张戒主“诗言志”，对华藻、艳情、才华与技巧，统统斥之为“邪思”。尤其是后两者，不大瞧得上。特别拈出黄庭坚，让人对他的主张看得更清。他指斥黄诗“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那正是江西诗派“点铁成金”之术，思力安排旧典造就的慧光眩惑也。就美感的全面而言，张戒的观点似乎狭隘。就*标准而言，自有道理。有一点需要指出，乍看，张戒的评判惊人，但同样的事物，仰视与俯视得出的结论不会相同。宋人眼界之高，从中可见一斑。
    宋人品味琴艺，对炫技与煽情也很警觉。韩愈有一首《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据说欧阳修曾问苏轼，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韩诗，欧公冷冷说道：“此只是琵琶耳。”（《西清诗话》）醉翁之意岂在琵琶？在贬斥技巧与煽情罢了。琵琶是技巧性较强的乐器，“千日琵琶百日筝”，说的是筝琶之别，也不妨看成琴琶之别。何况琴音古淡，不比琵琶感情跌宕。朱长文修《琴史》，独载欧阳修，无颖师，也无韩愈，孰是孰非，评判已在其中。
    甚至，宋代皇室也能超脱于感官的愉悦，乃至知性的眩惑。《山谷题跋》里说，哲宗时，郭熙的画不被宝重，在宫中竟然充作了抹布，恐怕不是偶然。郭熙石皴作卷云，多圆无方，蟹爪树法，屈曲圆转。画面上曲线太多，失之纤巧，一定是这些媚惑感官的成分刺人眼目，才这般受冷落。更何况，郭氏笔下线条精致，不够松弛，不够质涩，更近于“画”，而不是“写”，技术的痕迹依然不轻，识者不会看不出。而徽宗，品位与乃兄神似。据说，他认为“定器有芒，不堪用”（叶寘《坦斋笔衡》），嫌定窑的瓷器色泽亮白，锋芒耀目，弃置不用。天家青睐的是汝瓷，有较为含蓄的天青色，或是更为沉着高贵的粉青。仅此一点，让迷恋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的清廷何以堪。
    宋人的这些表达真好，毋需动用更多字、更多词，甚至毋需表达，已经懂得。懂得，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氤氲，就像鱼相忘于江湖。
    宋人卓识不源于身份，源于文化。深厚的文化教养让他们意识到感官甚至知性的魅力与心灵中的超越倾向相冲突；而韵味、德行之所以总是让他们魂梦以之，因为后者所根柢的超越禀赋，是人性中*贵的品性。宋人识见，与其说是一种禀好，毋宁说是一种尊严。
    宋人如果活在当下，或许会孤独。活在典册之中则不然，德不孤，必有邻。周勋初先生主持、葛渭君先生等编纂的《宋人轶事汇编》，提供了这种可能：宋人之言、宋人之行济济一堂。全书收入两千两百余人，征引书目七百多种，编纂工作持续十五年，成书五巨册，篇幅远远超过近人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宋代，在文化识见上*中国，温宋代之故，或可知当下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