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020160
陆文夫 美食家/1
铁 凝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70
郑 义 远 村/138
邓 刚 迷人的海/218
梁晓声 今夜有暴风雪/246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铁凝
一
我和我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
说实话，平易市的商店不够我们逛的，尽管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地理位置又优于其他城市——离首都比离省城还近。尽管它有明、清两代皇帝的行宫、书院，有军阀时代中西合璧的官邸花园，有近百年史上的著名学府，算得上是座文化古城，但商店却有限。数得过来的几座商店分布在数得过来的几条街道上，老店大都是一两孔拱形门面，一两级青石台阶，门窗的颜色是黄配蓝。新店虽然门窗宽广，台阶高筑，而门窗的颜色还是黄配蓝。加上老店、新店都挂起清一色的葱绿绸窗帘，叫人觉得又热闹，又单调。
几个大而空的商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都是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产物。三十年前，这座灰蒙蒙的古城被四周农村紧紧包围着，后来城墙被突破了，才形成了城乡错综的局面。不知怎么的，城墙的突破使我总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大膨胀有关。现在，穿宽脚裤的青年骑车上班要穿过农村，而驴车又经常在繁华的大街上轧轧前进。冬天，单看自行车后货架上那鼓鼓囊囊的面口袋，就知道要过春节了。这时大小饭馆门前一律是郊区农民的长队，他们买上成百成百的馒头，把能装百八十斤麦子的口袋塞得满满的，然后将它们绑上自行车后货架。这些蒸腾着热气的口袋就开始满街奔跑，在三九寒天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发酵面粉的香甜。而城里人这时正驮着鲜肉、大枣、活鸡、韭黄，从很近的集市上往回返。
如果再花点笔墨来描写我们所在的城市，就该算矗立在人行便道上的“小高炉”了。不过那里面冶炼的已不是理想主义的钢铁，而是实事求是的大众食品——白薯。这些被烤得又烫又软的食品，本应不折不扣地叫作“热狗”，谁知“热狗”一词偏偏早已被外国食品占有，致使我们这种又烫又软的古老食品只是凭着它那出炉后嗞嗞津出的糖汁，吸引那些夹着提包出差的外地人了。从冬到春，连续两季，马路边高炉林立。那些戴着白套袖、操着长长火钳的主人，不顾炉里高温扑面，把脸贴近炉口，用火钳将烤软的白薯掐腰夹起，在炉口码成一道半圆形的围墙。他们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眼睛淌着泪花。
现在，由于季节关系，街上不见了小高炉，位置被更富于现代特征的食品代替着。那是什么？我妹妹会告诉你。
“我买膨香酥！”我妹妹望着路边一个戴迈克镜的青年农民说。他推着一辆崭新的“飞鸽加重”，车上是两筐粉黄相间的膨香酥。
这种以玉米面、糖精为原料，经过加热膨胀的新型小食品，由于生产工艺简单，近郊农民早已把它作为生财之道了。目前膨香酥已由蚕豆般大小、塑料袋包装发展到拐棍一般长短。并且，根据儿童喜欢恶作剧的心理，生产者真模仿拐棍的样子，在一端弯个大钩，来进一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以为十岁以下的孩子举着这样一根越吃越短的拐棍，也许有一番情趣，可我妹妹已经十六岁了。我假装没听见她的话，继续往前走。
她没有跟上来。当她再次和我并肩行走时，手里真的多了一根“拐棍”。但她没有吃，却举着它朝着停放在商店门前的汽车、自行车，朝着路灯电杆，朝着果皮箱，朝着邮筒指指点点。“嘭嘭嘭嘭！”她一边敲打着它们，一边用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词儿奚落大街上的行人。她管卖冰棍的老太太叫“木刻”，管交通警却叫“卖冰棍的”。迎面走来的一个白脸青年被叫作“贤惠大嫂”，一个戴太阳镜的女孩子她叫她“欢欢”（熊猫）。她管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位香喷喷、暖烘烘的胖女人叫“珍珠鸡”，因为人家穿了一条灰底儿白点子的长裙。她的嘴一分钟也不停，好像有满肚子话要说，好像有话不说出来就堵塞了延续她的生命之路，她立刻就会……怎么说呢？
“嘭！”拐棍断在一个果皮箱上，她顺手把它扔了进去，原来又发现了“新大陆”。她拉着我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是站立在橱窗里那两位男女模特儿吸引了我们，他们的样子实在叫人不得不多看两眼。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他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地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
“怪可怜的。”我妹妹说。
“连衣服也不给换。”我说。
“店里的美工一定在闹情绪。”
“那女的好像有黄疸性肝炎。”
“不——防冷涂的蜡。”我妹妹把“冷”字念得拐了个小弯儿，就像京剧道白那样。
说完，她便大笑起来，一笑又是那么无所顾忌，把嘴张得那么大。这使我又一次想到她的年龄，十六岁，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我分明看见，两个挎着菜篮的老太太直冲她撇嘴。几个穿T恤的小伙子也停下来莫名其妙地朝她张望。
“走吧，安然，去家具店。”我说。安然是我妹妹的名字。
她对家具一向不感兴趣。在这种年龄，家具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学校，一只四脚凳，二分之一课桌；在家里，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桌子，难道还不够吗？桌子抽屉上要是再带一把小锁，那简直就是奢侈了。我对家具有兴趣，我快步走入店门，她也就毫无怨言地跟了进来，这是平易市一家家具店，里面陈列着一些做工粗糙、木质低劣的板箱、衣柜等。一股鳔胶和劣等油漆的混合气味直扑鼻子。我的眼睛从这些东西上掠过，不自主地盯住了一个角落，那里摆着一张崭新的烤漆席梦思单人床。我一点儿也不否认它吸引了我。在我的年龄，对舒适的床发生兴趣有什么奇怪呢。我径直走到它跟前，看出它不是本地产品。平易市能购进这样一张床，真算是革新之举。我俯下身子看看商标，产地上海，标价二百二十元。
“我真想买这张床。”我说。
“姐姐，你……结婚吗？”安然小心、警惕地观察着我。
“不是——你没看见，这是张单人床。”
“为你自己？”
“啊。”
“不明白。”
“结了婚就不需要买单人床啦？比方说，两个人吵了嘴，你就可以到单人床上去睡。”我对安然解释着。我什么也不想瞒她，尽管我比她大八岁。
“结婚就意味着吵嘴吗？”
“不能那么说，可世界上没有不吵嘴的夫妻。”
“比如咱们家那两位，二老。”安然立刻接上了话茬，当然是指我们的父母。
我们已经来到街上，我不愿在街上谈论父母，因此没有接下去。她却没完没了：“在他们身上我看不见……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我？”我小声说。
“不懂，实在不懂。”安然低头看着脚面，“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我不这样看，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安然把头猛然转向我，就像等待我的反驳，“特别……特别是他的下巴。我顶喜欢佐罗的下巴。”安然说。
我抬头盯住她的脸，她脸红了。我次看见她脸红，我次意识到，我妹妹是个女孩儿。
二
其实，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尽管她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有时候还爱趁人不备吹一两声口哨。看起来这全是男孩子的秉性，可是，有谁规定过女孩子不许对这些发生兴趣呢？
从家具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身边的安然：身高一米六六，体重五十九公斤，穿三十八号半的鞋。头发很好，乌黑、厚密，整齐的刘海儿齐着眉毛盖住了鼓圆的脑门；面孔不漂亮，但招人喜欢——至少招我喜欢。安然的皮肤不算白，却异常细腻、匀净。她常骄傲地告诉我，班里的祝文娟脸上长“青春美丽痘”啦，米晓玲有雀斑啦。而她，从来和这些斑斑点点无缘。在安然胖乎乎的、光洁的圆脸上，紧靠右边的耳朵，只有两颗并排的黑痦子，就像排在铅字里的冒号——“：”，仿佛安然爱说话都是它的缘故。它印在那里，又像专门引逗别人说话似的。每当你瞧见这个“：”，就忍不住要对着她的耳朵说上点儿什么。
可是，她顶讨厌别人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喜欢在一定距离内，毫无顾忌地对着你说，也希望你像她一样对着她说。她还喜欢什么？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她知道马拉多纳在西班牙一蹶不振的原因，还知道鲁梅尼格为什么不参加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喜欢黄梅戏（怪事儿），喜欢冷饮，能一口气吃七支雪糕。喜欢游泳，喜欢读短篇小说，喜欢集邮，喜欢练习针灸，喜欢织毛袜子（仅仅织成过半只），喜欢体育课上的跳“山羊”，喜欢山口百惠。她打开录音机，随着山口百惠朴实、动情的歌声，抄下中文的谐音：
“希啦呀瓦哩卢达塞，撒里希多奎哇，希啦呀瓦哩卢达塞，喏恩嗒噢……”
这首《温柔的歌唱》叫她给学得惟妙惟肖。
也许因为她具有异常惊人的模仿力，她学外文像是得天独厚。她没有当什么大“家”的奢望，只想做个好翻译；幻想着当她走在那些学者、名流或大政治家身边时，怎样才能把他们的语言准确无误地翻译给对方。她常指着电视里那些风度翩翩的翻译说：“那就是我。”但她对其他功课也挺认真，各科成绩都算突出，我曾经怀疑她的学习态度，因为她总是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写作业。她说那是她的习惯，尤其思考物理题时，听着录音机，思维细胞相当活跃、灵敏。但我老是觉得她有点儿煞有介事。
“喂，你必须立刻关掉录音机。”我站在房间一头，像船长命令船员一样向她发布命令。
“那好，你必须立刻给我洗一个苹果。”她服从了我的命令，但又和我讲起条件。
我不能不满足她，因为我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父母，就像她喜欢我那样。我递给她一个苹果，自己也吃一个，然后就坐在桌前开始做自己的事，耳边只剩下清脆的咀嚼声。苹果吃到一半，我抬头看看她，她也刚好吃完一半。
“怎么你今天吃得这么慢？”我嘲笑她。
“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个了。”她冲我做了个怪相儿。
顺便提一句，我妹妹吃东西也有着惊人的速度。这速度是她小时候跟父母在“五七”干校，在集体宿舍草铺上养成的。
那时她才三岁，每当宿舍里的妈妈们下地干活时，草铺上的一群孩子就立刻实现了世界大同。他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各取所需。大孩子瞧见小不点儿手中的吃食，会蜂拥而上把它们抢走。我妹妹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慢慢总结出经验：东西要想不被别人抢去，就得快吃。柿饼、黑枣常常把嘴填塞得难以蠕动。这使得她老是闹病，不是肠炎就是胃疼。妈妈发现这点，只好把她送到北京外婆家，那时，我早已寄居在外婆家了。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她穿着一身辨不出颜色的棉衣，穿着一双紧挤着脚的单鞋，焦黄的头发上沾着干校草铺上的草籽儿，脸蛋儿叫野地里的风给吹得粗糙、通红。她就那样跟在妈妈身后走进了外婆的四合院，扑进了我的怀里。从此，我和安然一直在一起。当时她把头紧紧贴在我瘦弱、单薄的怀里，把我当成她的保护人。尽管那时我也是孩子，我也需要人的保护，可是想到我能去保护一个人，这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啊。我敢说，我和所有欺侮安然的大人和孩子较量过；我敢说，那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孕育着的爱是伟大的。我听说吃核桃能使人长头发，就把所有的零用钱攒起来，都给安然买了核桃。我盼望她的头发变得滋润、光亮。现在我常想，她终于有了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那是因为小时候吃了我给她买的核桃。安然会不会这样想？我猜也会。可我们谁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有时越是那些微不足道、看起来荒唐的事，越能使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我就常这样想，是那段经历使安然变成现在这样的安然，使我变成了这样的我；培养了安然吃东西的速度，也培养了我们俩这种特殊感情。也许还培养了我们总是以外来人的眼光，居高临下来看待我们所在的城市——平易市。
“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想那张床？”安然问我。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天。”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个害怕的星期天。”安然说完竟停下来不走了。
“怎么呢？”
“明天进入复习，一星期后就要期末考试了。”安然眼睛看着别处，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太阳把她的脸烤得通红，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当学生总要考试。你可不像个害怕考试的人。好了，你看都到家了，我希望你唱着歌上楼。”我推了推安然的肩膀。
“唱哪个？”安然脸上出现了片刻的阴转晴。
“就是那个‘希啦呀瓦哩卢达塞’。”
我听着《温柔的歌唱》，心直往下沉。我完全明白安然害怕的不是考试，而是考试后的三好学生评选。我故意安慰她勇敢地迎接考试，其实我怎么能忘记，安然从初一到高一，从来就没当选过三好学生。
她害怕评选，刚才在街上那一阵阵欢乐，是忧郁的欢乐吗？
三
我家所在地，是一座陈旧的灰色两层楼房。这种五十年代初建造起来的木结构筒子楼，房间宽敞，但家家鸡犬相闻，似乎缺少必要的遮掩。走廊虽宽，人们又在那里划界为防，垒起各种形状的炉灶、煤池和一些面目不清的家什，将走廊占去大半。冬天，当各家生炉取暖时，烟筒就从门上探进走廊，刹那间便会狼烟四起，伸手不见五指。烟把走廊熏得乌黑，我妹妹就给这座楼起了个外号叫“古堡幽灵”。古堡也罢，幽灵也罢，反正大白天进来也要走“夜路”。
我和安然一前一后迂回着穿过“夜路”，刚拐上楼梯，就听到一阵忽高忽低的争吵声。“是二老。”安然扭头告诉我。
“等他们吵完再进去。”我没好气地说。
“咱们不进去，他们就总也吵不完。”安然说着，紧跑几步，推开了家门。
果然是他和她在吵。耐心听听，原来是为熨衣服的事，他说她把他的裤子熨成了百褶裙，她说他对她的要求太苛刻。我径直走过去关窗子，关窗子是为了不叫邻居听见；安然径直回到我们的房间打开录音机，开录音机是为了混淆邻居的听觉。这在我们已经是*惯了。每当他们大吵起来，我们就充当遮丑的角色。遮丑，这大概是人类的本能吧。
“平常我要求过你什么？看看我这一身打扮，就这样到大学里讲美术欣赏课，欣赏欣赏我吧！”爸爸一面嚷，一面抖着身上那油彩斑驳的肥裤腿。
“我熨得不好，怎么你不熨呢？”我妈妈用熨斗敲着桌子说。
“要是我自己会熨裤子，干吗还跟你结婚？”
“当初你为什么不找个裁缝！”
“那又有什么不好？”
“现在也不晚，我什么都不怕。我又不是家庭妇女，生来专为你熨衣服的！”我妈妈坐到藤沙发上，用蒲扇拍着膝盖。
“你当然不怕，连孩子们笑话都不怕。安静、安然都过来，谁替我说句公道话？”爸爸冲我们嚷道。
“我求求你们，别吵啦！天这么热。”我心中异常烦躁，根本不打算评出个谁是谁非。
“你少抹稀泥。天热怎么啦？天热就不存在真理啦？你有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爸爸抖完裤子，又抖抖贴在身上的背心，冲我说。
“我有看法！”安然走到二老面前，“妈妈不对！”
“怎么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妈妈从沙发上猛地站了起来。
“熨不好裤子，为什么不让人说？”
“你熨得好吗？”
“我？根本不会熨。”
“那就少教训我！”
“你的逻辑是错误的。我不会熨不等于没资格批评你。”
“我用不着你给我讲逻辑。看你那样子，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嘴油腔滑调，啊？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就为了听你在我跟前耍贫嘴教训我吗？”妈妈嘴唇直哆嗦。
“安然，别说了！”我怕事情闹大，推着她的肩膀就往里屋走，尽管我也觉得妈妈是不占理的。
“为什么不说？”安然甩开了我，“不说就等于不存在吗？爸爸五个扣子掉了三个，叫你缝一下，你反过来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缝；爸爸的袜子找不到，请你帮忙找一下，你又反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找？这就是妈妈！要是有工作的妈妈都这样，那我宁愿要个家庭妇女妈妈！”
“这可都是你说的。没有心肝的东西，你可别后悔。我这就走！”妈妈做了一个要冲出屋去的姿势。当然，我把她拦住了。安然讲理比我勇敢，可每次围、追、堵、截都是我的任务。
“你有心肝，你真正管过我吗？”安然并没有被妈妈悲痛欲绝的姿势所吓倒。也许，任何一种再吓人的姿势，重复多了也就不吓人了。
“怎么没管过？抱你躲武斗，抱你去干校，抱你满世界奔跑，抱你……”妈妈又返了回来。
“人不能光吃老本！”安然有点故意气人了。
“安然！”我拼命冲她使眼色。
“安然，没你的事！”爸爸也不希望事情一环套一环地恶性发展下去。
“你们干吗不让我把话说完？”安然说，“还记得求你帮我找英文老师的事吗？”
“别说了安然，我求你！”我真上前捂住她的嘴。
她拿掉我的手，一甩胳膊回到沙发上，半天不动。四周突然寂静下来。谁家收音机里传来歌声：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找英文老师，是啊，那次也伤了我的心。
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英文教师。但不客气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她的英文程度已经达不到教授安然的水平了。安然呢，口语虽好，但语法需要加强。她得知平易市十九中有一位英文教师辅导高考很有经验，曾经培养过不少学生考入大学，这位教师又正好是妈妈当年的大学同学，便和妈妈谈起这件事，要妈妈领她去登门拜访，想利用星期天请老师辅导。妈妈考虑了一下，先说他们好多年不来往了，不便开口；后来，安然再三恳求，她才答应去试试。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一直没有去。每次安然提醒，她总是推托。
后来安然自己去了，当然有点儿赌气。她打听到地址，一个人找上了门。当时她只把这件事告诉我一个人。我还帮她挑选了次见老师要穿的衣服，帮她拟定了一个“谈判须知”，特别嘱咐她要给老师朗诵一段课文，这样准会成功，因为她的口语得到过专家的鉴定。她就那么兴高采烈地走了，从妈妈面前吹着口哨走了。
可她哭着回来了，手里攥着一团揉皱的湿手绢回来了。“他不要我，他不收我！”她扑在床上号啕起来。
“为什么你不给他朗诵？”
“他不听。”
“你应该一定要他听，他一听就会喜欢你的。”我一边说着也流下泪来，我觉得我受了比她更大的委屈。
“他不听，就是不听，就不听！”安然嘟囔着，仿佛在说她自己不想听别人的话。
“你没提妈妈的名字？”
“当然没提。我要凭我自己，凭……”
“我们都太自信了。”我叹着气。
“这有什么不好？”
“可是……”
“可是他留着连鬓胡子，戴一副眼镜，镜片冲我一闪一闪，连眼睛都叫人看不清。唔唔……”安然抽抽搭搭地诉说着。
那天，她哭了很久。在从前和以后，她都很少这么哭过。从此，她学习英文更加刻苦了，除出色完成学校规定和自己设计的作业外，还搬着《牛津英汉双解辞典》翻译了好几首诗，其中有史蒂文森的《风》《城市的灯火》……接着又毛遂自荐，把译稿拿给平易大学里的英文老师看。到底有人称赞了她，并欣然同意对她进行辅导。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妈妈为什么不去找那位老师。也许同行找同行，有伤自尊心；也许还搅和着什么陈年旧事。也许什么都不为。但这件事给我和安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像。在安然和妈妈的关系中也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暗影。每当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争吵发生转化，转成妈妈对安然时，就像刚才那样，安然总是搬出这件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时我就暗自同情起妈妈来。人不能得寸进尺。再说，对于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安然又了解什么呢？
当然，我也不是解释他们关系的权威。小时候对于他们的关系印像很淡漠，从幼儿园，从寄宿小学回家，虽然也遇到过他们脸色不好看，晚上睁开眼时，好像谁还到椅子搭的铺上睡过。有时也吵，但比现在要温和，可算温和派。那时爸爸就干他的本行，专业绘画；妈妈在一个农业研究所当翻译。
那时我只觉得妈妈是世界上好看的人，就像她挂在床头的那张放大照片一样。那是一位站在蓝天白云下的姑娘，她微笑而自信地直视远方；一绺鬈发斜搭在前额上，一件带垫肩的西服随便往肩上一披，风正把衬衫一角掀起。阳光在她脸上印下几个很有分寸的阴影，构成了一个完美、潇洒和富于幻想的形像。有一次我意外地发现照片后面还有她自己写的一首诗：
蓝天，白云，
我为什么这样热爱你们？
因为你们就是祖国，
就是拥抱着我的母亲。
诗的逻辑虽稍显混乱，但谁能否认它是出自一个有热情、爱幻想的年轻人之手呢。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那张照片会永远挂在她的床头。但后来照片不见了，妈妈也像变了一个人，阳光投在她脸上的阴影似乎不那么有分寸了。仿佛是照片的消失，给妈妈引来了厄运。
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那个研究所，还在那里度过了那个火红的年龄。谁知运动过后，她不仅没有回到她那个研究岗位，在和爸爸的关系上，矛盾也达到了逐步升级的地步。“运动”像给一架本来就转动着的发动机加大了油门。为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可妈妈在运动中的几件小事却总在我脑子里出现。
运动初期，妈妈比爸爸日子好过些。爸爸早已进了“牛棚”，妈妈却积极投入了运动。一个“左派会”，一本“十六条”都能使她心花怒放。有一次我看到她兴致勃勃地替小将抬着糨糊桶在街上贴大标语，一个字，四整张纸，比我的个子还高许多，写的好像是要打倒谁，火烧谁，气死谁。寒风凛冽，糨糊粘在身上冻成了一片片的硬嘎巴儿，可她仍然昂首挺胸，走在小将前面。每到一处，挥起笤帚呼呼就刷。还有一次她忽然戴回一个红卫兵袖章。这下连我也觉得比她提着糨糊桶乱跑要气派得多。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我们家到底也进入了红五类的行列。爸爸这下也可以受到这块红袖章的保护了，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见面。晚上，当妈妈摘下它时，我就别在胳膊上，在屋里对着镜子举胳膊喊口号。有时还别在刚会走路的安然胳膊上，教她举胳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袖章不是真正的红卫兵袖章，在“红卫兵”三个字下面，还有两个一分硬币大小的字：“外围”。我脸红了好几天，再也不去戴妈妈的袖章了。不久，她也突然摘下了那个有点儿鱼目混珠味道的袖章，愁眉苦脸地抱着安然去了干校。在干校大概还吃过点儿苦头，除了出身偏高，还因为运动前和哪个民主党派有过点儿瓜葛。但绝未构成什么冤、假、错案。之后，更不在落实政策之列。从此，她人很消沉，坏脾气一触即发，使她那本来就不甚清楚的思维逻辑，更加混乱起来，就像安然说的那样。逻辑混乱的结果，使“温和派”们不温和了。
有时我总想，妈妈倒不如真是个“叛徒”“特务”或“反动权威”什么的，构成个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后不仅能回到她的研究单位，在一定场合，人们还会刮目相看。可惜，一身糨糊，一个“红外围”袖章，给予人的不过是一种莫辨是非的印像。既不曾飞黄腾达，也不会时来运转。
四
我们的家里一场争吵又平息下来了。我打开窗子，安然关掉了录音机。大家胡乱吃点儿东西，安然就坐在了她的书桌前，手里玩着抽屉上的一把小锁，“咔嗒”“咔嗒”。
天完全黑了下来，潮湿、闷热的风一阵阵吹进屋里，更使人烦躁难耐。我拿起一本书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后还是一个人走了出去。在街上，我快步逃过路旁那些乘凉的邻居们，拐上一条僻静的林荫道，才正式思念起一个人来，那是我的男朋友，他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城市工作。
啊，要是安然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一定会感到悲哀的，她自信我永远只想着她。她曾经郑重其事地“警告”过我：
“姐，你可不能结婚！”
“为什么？”
“你结了婚我怎么办？”她说得多么认真。
当时我多想按照她的要求答应一声啊，可我又不敢。果然，这样的事还是没按安然的理解，悄悄闯进了我的生活圈子。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告诉她，我害怕我和她的友谊发生变化。我就这么忍着，还用忍耐的形式来安慰自己。是啊，我次体会到，世界上不单存在着需要忍受的痛苦，还存在着需要忍受的幸福。我不是已经忍了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吗？现在我又要一个人在这条林荫道上享受埋藏在心中的幸福了。
铺在林荫道上的树影就像一架走不到头的梯子，我一步步地攀登着。如果不是有人喊我，我一定会走到尽头。但是有人喊我了。我停住脚步，发现面前站着的是韦婉。她是安然的班主任，我的小学同学。小学分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那时她在我们中间算大个儿，现在却比我还矮，也就一米五八。看看脚上，还有一寸多高的鞋跟。她头发有意无意地向高处蓬松着，穿一条碎花尼龙绸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看来她很知道打扮自己了。我想到小时候她可不是这样，腰带经常耷拉在外面，引起男生的哄笑。可那稍显低哑的声音，那眼光——有些早熟的眼光，却又使我想起我在寄宿小学的那些时光。
那时我和她关系一般，可在宿舍里我们的床却紧挨着。韦婉当时在我们中间个子，懂得很多神秘莫测的事情。一年级时，有一天晚上熄灯后，她忽然问大家：“哎，我说你们长大了都想生小孩吗？”大家先是嘻嘻笑了一阵，然后有人小声说：“想啊。”说完又是一阵嘻嘻的笑。韦婉在黑暗里又以神秘的口气说：“生孩子，可不是谁想生就生。”后来她详细告诉我们，那要看肚子上有没有一条竖线，凡是有线的才可以生。不知谁“啪”地打开了电灯，十几个人都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始察看自己的肚子。韦婉则像个女预言家似的光着脚在地上一一审视着，并指出谁行谁不行。我当时就是个被肯定有那条竖线的。当时我是多么骄傲啊，但身上反而一阵痉挛，起了好多鸡皮疙瘩。有个头发黄黄的同学因为没有那条线而流了泪，那时，我们全体都真心实意地替她惋惜。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后来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只听说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她从外地调回平易市，做了中学教师，正巧还是安然的班主任。按说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又是小学同学，又有安然这层关系，是应该有接触的。可不知为什么，从没有往来。小时候我虽然为她对我的肯定暗自高兴过，还增加了对她的敬佩，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她还产生了几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一种人。现在碰上了，看来还得站一会儿。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在等人吧？”我和她站了个对面，问她。
“啊。”她显得热情地答应了一声，“早就听说你抽回来了，你看咱们整天谁也见不着谁的面。你也等人？”
“不，我一个人出来走走。”我说。
接着就是有问有答地把小学时的同学都扼要地谈论了一遍，然后把话题转到安然身上。现在要是不谈谈她的学生安然，我们一定会愣在这里的。
“安然在班里表现怎么样？”我问。
“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准备专门去家里和你谈谈的。”韦婉语气郑重，像是在模仿着我们哪位老师的神情，“她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是……”
当然我等的就是这个“就是”。
“用形容成人的话来说，就是群众关系不怎么好。”
“她爱讽刺人。”我试探着。
“怎么说呢？”这似乎是她新添的口头语，“安静，你作为安然的姐姐，作为我的老同学，应该协助安然把路子走正。”
“你是说安然她……”我的心一阵紧跳。小时候我从来都是把老师的话作为金科玉律的，韦婉又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也许我用词严重了一些，但消防知识里有句话叫‘防患于未燃’。”
“到底怎么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班里有个叫米晓玲的同学，近和安然闹翻了。经过调查，我觉得责任在安然，她不应该用唱歌的办法伤害同学。并且，那支歌也……我不便在这里重复。总之吧，这事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原来这样。我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事没有？”我问。
“怎么说呢？安然除了唱歌讽刺同学，近还有……怎么说呢，比如，”韦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又在等待那个“比如”了，“比如她总和一个叫刘冬虎的男生在一起。还有，过去她挺朴素，现在也打扮起来了。上星期她好像穿了一件大红衬衫，对了，没有扣子，背后带一条拉链。”
“那是……新买的。”我差点说出那是我给她买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韦婉正要说下去，但她要等的人来了，一个呆板的方脸青年。
韦婉忘了给我介绍，我们谁也不便和谁打招呼。一刹那，韦婉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丢下我就走。碎花连衣裙和一件“特丽灵”衬衫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树下一闪一闪。
难道她真认为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刺眼吗？它真能和“问题”这样的字眼连在一起吗？
我顺林荫路往回走着，路灯夹杂在高大的杨树干里，把树干上那些眼睛模样的疤痕照得很清楚。我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走自己的路。
五
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
拿我爸爸来说，他就是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尽管老是像个醉鬼（他不喝酒）一样跌跌撞撞。他是风景、静物画家，五十年代毕业于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在省画院搞专业创作。专业创作是个既魅人又叫人紧张的词儿，它意味着创作时间的充裕和由此招来的精神上的压力。有些年，他的画连省美展都通不过。人家说他的画无法为工农兵服务，人家说从他的画面上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脉搏在跳动，人家还给他定了一些不成文的流派。总之一句话，他的画起不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他在画院是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我想，一定还会有人暗中埋怨：画院怎么供着这样一个废……物（我愿把“物”改成“人”）？
他的画面上不常有人，没有甩开膀子开山的队伍；没有站在棉田里用手背擦汗的大嫂；没有人伸出胳膊做指向前方的姿势；许多画甚至连标志新农村的拖拉机、高压线都没有。有的是北方深秋棕红色的大山，明丽、爽朗的蓝天，缠绵、散漫的河滩、流水，缠绕在山腰间的毛茸茸的小路，和那随风战栗的羽毛扇似的小白杨；有的是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那鼓鼓的花苞缀满枝头，正默默地等待时机，只等大自然一声令下，好像就会同时爆炸出颜色和芬芳；有盛夏时节的原野，五彩缤纷的花束：怒放的玫瑰，羞涩的矢车菊，铃铛般的草芙蓉和信手从路边采来的不被人注意的那些金色的星星点点。
不管怎样被议论、冷落，爸爸的画倒是我和安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画面上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生机，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节奏和旋律，它们就在你耳边、眼前洋溢。就是这些节奏和旋律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这诱惑也许来自画面上的形像，也许就是他那奔放、朴拙的笔触，热情、斑斓的色彩。总之，祖国、大自然、生活……这些名词在我们脑子里是再具体不过了。
可我有时也希望爸爸的画应时一些，也许那会一下改变他的处境。
“爸爸，您不妨画一些说明性较强的东西。”
爸爸不说话。
“您在画院是专业画家，总得……”
“总得什么？”爸爸扬起眉毛，但没看我。
“我是说——”我是想说总得被人承认呵，可我说不下去了。大凡人在讲违心的话时，心情在充满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吧。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我从来就不否认这点。
“你喜欢吃糖吧？”爸爸没头没脑地问。
“当然。”我说。小时候不是还拔过一颗虫子牙嘛。
“你满心欢喜地吃完一块糖，转脸就声明，这糖是苦的，对不对？”爸爸再次扬起眉毛时，看了我一眼。瞧他那神情，倒真和安然挖苦人时差不多。
“我还不是为您，我当然爱您的画，可是……”
“坐下，安静，我明白你。但我想告诉你，假如一个人整天‘可是、可是’地过日子，日子就没法过。更不用说去追求点儿什么了。高更当年在塔希提岛上拿自己的画换顿饭吃都没人要。你一定会说，高更先生，饭总归要吃的呀。当然，我不是高更，这太不自量。可我也不是他的追随者。”
安然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她举起一支油画笔，站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一辈子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契诃夫说过：‘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无须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给予它的声音去叫。’对吗？”她显然是在替爸爸说话。
爸爸不吭声。我总觉得他有点宠着安然。安然的话真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还不放下笔！”我无话可说，开始斥责她。
“哼，要是上帝把所有的狗都创造成一种声音，多好！”她放下笔，“我们班有个女生怕人看她，每次去车棚推车都拉着我。我说，就怪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安然说完又拿起画笔，找张纸东抹西抹地画了辆自行车。
安然，别又煞有介事，我什么不懂！人活着，应该不断追求，不断思索，不应该去学着迎合。我不禁想起我所心爱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创造出来。美在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这些，安然你懂吗？现在你拿起爸爸的笔，重复爸爸的话，只不过是刚刚跟在爸爸后边捡起了路旁的一块石头。你显然没有重复艺术家的冒险，可我已经在经历着了。
后来我和爸爸又以“到底是作者造就读者，还是读者造就作者”为题，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好久。结果是不了了之，爸爸还是那句老话：“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假如我还看得见的话。”
或许是我们经常变换花样的谈话影响了安然；或许是爸爸那一幅幅叫人激动、叫人想跳、想唱的画面滋养了安然的灵魂；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注意到安然近爱照镜子，过去她可不这样。有一天，我发现她躺在床上，面朝墙，正抽抽搭搭地哭。
“喂，你笑什么？”我故意冲她说反话。这招儿很灵，她真的破涕为笑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她笑了一下，就又变得严肃了。
我也严肃地说：“过去，我对你是有点儿——有点儿男女不分。现在，我觉得你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孩儿，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儿！”我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不信你照照镜子，你瞧你的眉毛多好，皮肤多细。”
“可是我的眼睛小，嘴巴大。”安然一伸手，把一面小镜子举到眼前，冲着镜子挤眉弄眼。
我想这时她内心一定早已平静了，她的脾气属“雷阵雨”“茅草火”之类。不过，她后来讲的两句话叫我久久难忘。她说：“现在我怕别人说我像男孩儿，人们可千万别永远拿我当男孩子看。”她的语气十分郑重，她的眼睛里流过一丝很少见的淡淡的忧愁。
我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姑娘”“假小子”为荣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女不男的发型。虽然我没有朝着“铁姑娘”“假小子”的目标打扮，可也很少注意自己是男是女。插队时，有一次生产队长让我去集上卖豆腐丝，我脖子上系条白毛巾，推起小车就走，没有半点儿犹豫，因为那是领导对你的信任。领导信任就能换来美的享受，何止是美的享受。那是你的前途，简直就是你的一切。哪怕你的领导是个人人皆知的流氓、恶棍。想起那个年代，心里一阵阵发冷。
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年轻的胸脯正悄悄地膨胀。我的安然，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么？
我去南方出差，给她买回了一件红衬衫，一件没有纽扣、带一条纤巧的银色拉链的红衬衫。
“我真漂亮！”她穿上衬衫，毫不掩饰地举着胳膊向爸爸、妈妈和我宣布。
我一向敬佩她的坦率，也许正是这些毫无顾忌的坦率，使我仍然觉得她像个小男孩儿。
可谁能想到，安然的班主任韦婉竟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防患于未燃”呢。燃烧的“燃”！也许，韦婉真的从这件火红的衬衫里看到了火，想到了消防队。但当我再次想到这件衬衫时，为什么也像真的看到了火这个怪物？看来火又要把安然今年的“三好生”希望给烧掉了吧。不知是想到了这点，还是因为走进了漆黑的楼道，我的心突然一沉。
我摸着黑，熟练地绕过重重障碍走上楼梯，关于是不是要和安然谈话的事，竟一点儿也没有想。
我究竟是用自己的眼睛呢，还是违心地去用别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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