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识小录

    《读书识小录(印象阅读)》由汪成法著，本书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入选作者，则老少成宜。**愿望，是借这样一本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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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成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生于河南沁阳。一九七九年入学读书，其后三十年间取得过小学、初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毕业文凭，另加一个博士后证书，教过小学、初中，现在大学教书，已是老老师。

引言
(一)《病相报告》
(二)《齐人物论》
(三)《回眸“学衡派”》
(四)《周作人自编文集》
(五)《文坛三户》
(六)《周作人年谱》
(七)《周作人文类编》
(八)《禅机》
(九)《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十)《茱萸集》
(十一)《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十二)《荆棘路》
(十三)《碧空楼书简》
(十四)《文事谈旧》
(十五)《中国意识的危机》
(十六)《浅酌书海》
(十七)《泥土脚印》
(十八)《人书俱老》
(十九)《漏船载酒忆当年》
(二十)《答客问》
(二十一)《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二十二)《泥土脚印(续编)》
(二十三)《活着》
(二十四)《来燕榭集外文钞》
(二十五)《我的1976》
(二十六)《阿英全集·附卷》
(二十七)《俞平伯年谱》
(二十八)《沈从文年谱》
(二十九)《新文学资料丛话》
(三十)《大块文章》
(三十一)《晚翠文谈新编》
(三十二)《回忆与思考》
(三十三)《半生多事》
(三十四)《沈卫威讲胡适》
(三十五)《胡适日记全编》
(三十六)《云集》
(三十七)《黄裳自选集》
(三十八)《上海摩登》
(三十九)《书之归去来》
(四十)《青灯集》
(四十一)《解读周作人》
(四十二)《我的精神自传》
(四十三)《思辨录》
(四十四)《终刊号丛话》
(四十五)《大学之大》
(四十六)《周作人传》
(四十七)《中国现代学术要略》
(四十八)《关于废名》
(四十九)《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
(五十)《我仍在苦苦跋涉》
(五十一)《晚窗偷读》

(一)《病相报告》

从此开始仅仅是因为刚刚读过，书就在手边，查阅方便。
按说也不该从小说中寻找“硬伤”：《封神演义》不是早就让商代的纣王作出七言绝句了吗？但是，何必过于认真呢？——本来已经是够认真的了。
本书第152页：“……他大声地说：来一包点心！一张百元的票子拍在了柜台上，眼睛却盯着我……”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革”之前的事，可能是五十年代，而且从小说中可知这还不是用的旧币，即1948年发行的套人民币，而应该是用的面额缩小一万倍后的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新币。
他——男主人公胡方当时除此之外仅带有一枚五分的硬币。
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有面值一百元一张的钞票吗？据我所知，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即1987年开始陆续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才有了面额五十和一百元的纸币。
另外，第76-77页讲述延安召开的由主持的批判王明的群众大会，据说是“一员虎将”的某人“突然间扇了王明一个耳光，王明差点要从独木方凳上跌下去”。然而，据我所读过的一些有关延安整风的文字，扇王明耳光的事似乎不可能发生，这种“武器的批判”是直到“文革”才盛行的；而主持群众参加的批判大会的事情似乎也没有根据。
有趣的是这两件事都是由女主人公江岚讲述的。初步的阅读不能使我认为这是作者有意让讲述者出现的错误，而且江岚也不是那种头脑昏聩(可能记错)或信口开河(可能吹牛)的人。所以很难简单地以一句小说家言来作解释。因而，我不会对李洱的小说《花腔》或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那些明显的史实错乱表示怀疑，对《病相报告》中的差错却不能释怀。
——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只是因为《病相报告》刚刚读过，我再解释一遍。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病相报告》，贾平凹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 版) (二)《齐人物论》庄周者，不知何许人也。《书屋》杂志前主编周实先生在《序》里依然云山雾罩，竟使一本原已妙不可言的小书又有了一篇“黄绢幼妇”之序。
也罢，人物既已“齐”矣，又何必细究阿谁系谁？庄周先生一人也罢，多人也罢，并无此人也罢，便都由他去吧。
且说小书第4l页，庄周先生因刘绍铭说“‘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 而“大惊失色”，“不料”“香港散文名家”“为文竟粗疏至极”。其实刘氏若日“我知之自周作人”云云，即已无可厚非，而庄周先生的惊讶或许便要减去几分或竟至于无聊也未可知。恰如庄周先生仅日“此语确曾‘出’ 现于周氏名文《老年》”，而不知周作人早于1924年12月所作、收入《雨天的书》的《笠翁与兼好法师》一文中就已引用此话(两处文字皆周氏自译，而略有不同)，且所引亦是兼好法师的《徒然草》而非前世庄周的《庄子·天地》。
然则庄周先生也难免失误。
胡适之悼徐志摩一案既已自行纠正，此尚有《孔乙己》与《阿Q正传》的错位犹待澄清。
第99页论《阿Q正传》日：“小说的结构、布局、技法，与成熟期的《孔乙己》、《祝福》等相比，都显得稚拙和粗糙。”《阿Q正传》是否“稚拙和粗糙”暂且不论，关键是《孔乙己》系鲁迅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仅略后于《狂人日记》，1919年3月(或日1918年冬)作，4月刊于《新青年》6卷6 号；《阿Q正传》则列《呐喊》第九篇，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 日分章刊于《晨报副刊》，迟于《孔乙己》二年又半。《孔乙己》是鲁迅自己较为满意且为多数读者所特别欣赏的小说，其叙事技法确实几臻完美无瑕，庄周先生或者因此而误以为成熟期作品乎？然则可知鲁迅先生出手即已成熟，况篇之《狂人日记》即已以其文言小序与“意识流”正文之间的巨大张力而令后人对其技法惊羡不已乎？而且，何为成熟？庄周先生以《祝福》即《彷徨》时期为成熟，盖源于鲁迅先生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的自述，然而就真的可以因此认为《呐喊》时期的小说是“稚拙和粗糙”的吗？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另外的话题了。
又：本书第168页“臭大街法”所说“作泼妇骂街状”的是王朔，“作僭妄渎神状”的是余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起悼词来”的是葛红兵；第 173页论“‘躲避崇高’与‘渴望堕落”’，前者系王蒙文章名，后者系王力雄文章名。——不知庄周先生为何不曾点名？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齐人物论》，庄周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