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0698289
这是一本很有分量和深度的书，以档案为素材写的一本书，有很多新的档案、历史事件细节的披露。全书约40万字，配图300与幅，很多珍贵档案、照片首次披露。已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审核。
自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本书作者之一、毛泽民的外孙耘山，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1939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留下的大量档案。这些新发现，不仅勾连起那段时期中共党内*与王明“左”倾路线斗争的诸多关节点，也更新了对*、毛泽民兄弟关系的描述。内中缘由，远比人们以往了解的更曲折、更复杂、更丰富。
过去，人们知道，毛泽民是在*的指引下走上革命之路的，人们还知道，毛泽民是红色政府的“大管家”，是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创者。但是，本书通过共产国际档案，揭开了两人兄弟关系中，鲜为人知的许多谜题：
毛泽民1939年去莫斯科治病背后，有什么更神秘的使命吗？
毛泽民在*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毛泽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政治立场如何？
为什么他能在在七大召开前五年，就在莫斯科提出反对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
毛家兄弟各自的家庭生活，尤其毛泽民的三次婚姻结局如何？
毛泽民有没有受哥哥嘱托劝说贺子珍不要去苏联？
毛岸英和毛远志姐弟有怎样特殊的感情？毛泽民牺牲后，小远新如何被留在中南海？
…………
通过“革命”（政治）和“爱”（家庭）两个部分，本书一层一层揭开了莫斯科解密档案背后，有关*和毛泽民兄弟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史料解读、档案披露、细节描写……诸多看点，图文配合，继《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之后，新推出第二部党史类图书。
序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001
上卷?革命 使命之谜
章 使命之谜＞＞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003
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何着急要见毛泽民？/004
狭隘多疑的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恩恩怨怨/009
绝密件披露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事件中毛泽民的作用/016
附图一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21
第二章 使命之谜＞＞
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信息桥梁的毛泽民/025
柳克斯饭店，毛泽民为毛泽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叫好/026
共产国际对博古、李德的态度让毛泽民大吃一惊/034
毛泽民在莫斯科受到非同一般的礼遇/037
附图二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43
第三章 使命之谜＞＞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049
季米特洛夫通过毛泽民间接了解中国党内情况/050
从报告看毛泽民的政治立场以及对“左”、右倾路线的认识/056
毛泽民揭发米夫、王明等人欺骗共产国际的谎言/063
毛泽民对王明路线的批判比延安整风早了三年/070
附图三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75
第四章 使命之谜＞＞
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炮轰李德的毛泽民/077
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将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起诉李德/078
清算会上，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向李德开了炮/081
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他不可一世/085
毛泽民有备而来，历数李德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的错误与罪恶/087
马特维洛夫揭出李德老底，20多年后李德对毛泽民仍耿耿于怀/091
附图四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95
第五章 使命之谜＞＞
扳倒王明！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一支“特别梯队”/097
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出一份有关党内错误问题的报告/098
当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时，毛泽民被留在了新疆，刘亚楼去了莫斯科/101
共产国际失去对王明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108
共产国际迫切了解毛泽东，毛泽民为兄长代填履历表/114
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高层会议，反对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119
附图五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129
第六章 使命之谜＞＞
憧憬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毛泽民/135
归期临近，毛泽民热切希望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136
一口气向苏维埃农业现代化和商业政策提出五十多个问号/141
以苏联经验尝试新疆经济改革与基层民主普选制/147
附图六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153
中卷?革命 兄弟之道
第七章 兄弟之道＞＞
兄长指引下，毛泽民的崭新人生/157
一个老屋里走出的兄弟，个性迥然不同/158
尘封档案揭开毛泽民党龄之谜/166
不管“小家”管“大家”，毛泽民在安源初展财经管理天赋/170
与毛泽东同时回家乡养病，一起发动农民运动/175
一起被赵恒惕通缉的兄弟俩都“逃往”广州/181
附图七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185
第八章 兄弟之道＞＞
一个“洋老板”，一个“山大王”/187
“泥腿子”出入十里洋场，师范生钟情乡村革命/188
战斗在北伐战争的狂飙中/192
白色恐怖中，三兄弟在武汉都府堤的一次短暂相聚/196
辗转上海、天津，印刷厂老板的地下“生意经”/202
第九章 兄弟之道＞＞
红色共和国的“大管家”/211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两手空空，毛泽东打仗打来笔家底/212
为红色政权广开财路，把买卖做到国民党军师长头上/219
不论管“小家”还是管“大家”，都要力求节俭/224
扁担、箩筐挑起国家银行走上长征路，“红军票”流通让遵义商铺利市三倍/227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扬眉吐气，为何毛泽民十分郁闷/233
附图九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239
第十章 兄弟之道＞＞
延安的与陕甘宁的毛部长/241
毛泽民在陕北出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242
两支洋蜡烛，点亮一对兄弟的窑洞/247
抓住黑色石油，还要紧紧抱住白“聚宝盆”/252
一项神秘使命让毛泽民又变成上海滩的大老板/258
第十一章 兄弟之道＞＞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265
1938年初毛泽民首赴苏联，为什么西行到新疆却戛然而止？/266
官商合办银行，统一币制，毛泽民两手绝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272
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与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毛泽民翻脸/276
1942年局势危险到极点，中共在新疆人员撤出迟迟得不到“远方”批复/282
先被软禁，后遭酷刑，毛泽民等三位烈士喋血新疆/285
当毛泽民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289
附图十一 来自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293
下卷?爱 革命者亦深情
第十二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氏兄弟爱母亲文素勤/297
从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的真实名字/298
韶山文氏研究专家解读“文素勤”/302
从兄弟两人外婆家文氏“三芝堂”说开去/304
和毛泽东相比，毛泽民受母亲影响更多/306
附图十二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311
第十三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313
坚忍豁达，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314
十四年风雨同舟，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在新疆分手/320
邓发做媒，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325
三位妻子，三种不同的人生，三份真诚的爱/332
第十四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好二叔/339
在闽西的毛泽东致信李立三，要在上海的毛泽民查找杨开慧的地址/340
杨开慧牺牲，毛泽民冒险将岸英兄弟接到上海；50多年后惊现杨开慧托孤信/343
叔侄相聚莫斯科，解密档案看毛岸英兄弟不同心路历程/350
附图十四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358
第十五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与大嫂贺子珍赴苏前后/363
在从未有人调阅过的档案上，意外发现贺子珍化名“文云”的深意/364
毛泽民急匆匆踏上赴苏之路，真的是为哥哥嫂子劝和？/368
贺子珍在莫斯科苦苦煎熬；张梅与林彪在莫斯科离婚/373
附图十五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381
第十六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东与两个弟弟的遗孤/383
毛远志等父亲一等八年杳无音信；带男友见伯伯，却意外得知父亲噩耗/384
从小坐牢的毛远新回到伯伯怀抱；同时奔向延安的毛楚雄却再也无法抵达/389
毛泽东同意侄女毛远志结婚的信为何只剩下残角/394
毛远志、毛岸英姐弟间有一份特殊感情；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毛远新留在中南海/399
毛泽东70寿辰，毛远志在颐年堂陪伯伯过生日，此后再未相见/405
后记 莫斯科归来的思考—兄弟加战友，革命何妨爱/410
附 毛泽民生平大事年表/416
附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426
文作霖（毛泽东外曾祖父）后裔简表/427
附 参考书目/428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党史研究专家陈晋，看过本书后说：“毛泽民这次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
一
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
那天，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
婚礼结束前，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做主定下来的。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的什么亲戚。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就在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就连我们兄妹和在一起的照片，也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她是担心我们因是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
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烈士故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垅，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16岁时，她被父亲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当她踏过“毛泽民烈士故居”的门槛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那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潜心研究外祖父毛泽民。直到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10多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情者。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二
2004年8月初，《作家文摘》转摘了作家卢弘撰写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两段话：
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李德的斗争。真没有想到，毛泽民的革命经历还与我党一段重要历史有联系。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的作者卢弘，曾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住在北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知情人竟在眼前！我设法找到了卢弘的住处，很快拜访了他。
眼前的卢弘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泛着红光。他的言谈很风趣，还常常助以手势，仿佛他本人就在故事的情节之中。
在交谈中，我得知，卢弘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军旅画家，曾在军内外报刊、书刊中发表过大量的美术作品。“文革”初期，因为他发表在《解放军报》的一幅大批判漫画，便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卢弘把重走长征路当成“避风港”，他与《解放军报》的几位摄影记者一起去旅行写生。一路上，他画了许多画，收集了许多材料，一个与党中央领导层一起走完长征全程的、的外国人—李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如果没有李德，很可能就没有这次长征。从那时起，卢弘便对李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卢弘的岳父伍修权将军，是当年李德身边的俄文翻译，又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目睹耳闻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几乎所有的活动。这使卢弘有获得手材料的机会。
与卢弘交谈，我渴望的还是更多地了解有关毛泽民发言的情况。卢弘却眯着眼睛，十分谦逊地说：“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写的那些。”说着，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他的著作《“洋钦差”李德外传》送给我。
当我翻开《“洋钦差”李德外传》，认真寻找书中有关毛泽民的内容时，却感到很不满足。李德对毛泽民的态度如此耿耿于怀，那么，毛泽民在发言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书上对此却未展开，只写他讲了一连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数字。如，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比李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等等。
为此，我曾请教过卢弘老师：“毛泽民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就讲了这些？”
卢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那是我推测的！你想，我当年研究李德，什么资料都没有，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对于毛泽民更是一无所知。我想，毛泽民是搞经济的，整天拨拉算盘珠，对数字感兴趣，我就把这段‘关键词’用在了他身上。刘亚楼是带兵打仗的，火气大，我就给他安排了‘发火’、‘炮轰’等内容。”
闻听此言，我不禁笑出声来。卢弘兼有画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文字中带有画家的想象与洒脱，画中又蕴含着文人的豪放与沧桑。
我非常感谢卢弘老师——经过他艰苦的文学劳动，不遗余力地从尘封的历史中，把这个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洋钦差”挖掘出来，使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增添了更加曲折而浓重的色彩，也使毛泽民在莫斯科的点滴活动线索浮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我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三
诚然，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中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被逐步解密后，才为我查找有关中共历史档案提供了方便与可能。但怎样去莫斯科？怎样才能找到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呢？这对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正当困顿之时，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中共早期负责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教授。
60岁开外的李英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她出生在莫斯科，20世纪60年代初回到中国。她长期从事俄罗斯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对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熟悉。
听说李教授近期就要去莫斯科，查找她父亲的有关档案资料，这对我真是绝好的机会！毛泽民和李立三都是中共湖南早期党员，又同在安源路矿工作过。我当即拨通了李教授的电话。当我自报家门后，她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由于时间太紧，她根本顾不上与我见面，带着我传真给她的委托书，就出发了。
数周后，李教授从俄罗斯回来了，还带回一叠毛泽民档案资料的复印件。李教授告诉我：“毛泽民档案卷宗里的材料不少，因为来去匆忙，中文件我基本带回来了，俄文的东西，就挑了几件。”
李教授所说的“中文件”，主要是指毛泽民档案卷宗中的中文手稿，是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真迹。其中有：毛泽民亲笔撰写的《个人简历》、毛泽民《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和《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有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还有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以及共产国际干部部负责人为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工作表现所作的评语，等等。
李教授出国前，我想如果能找到毛泽民在批判李德的那次会议上的发言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她找回这么多的东西。我真是喜出望外！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中央党史部门曾从莫斯科找回一大批档案资料，其中就有毛泽民《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俄文件。这篇文章由马贵凡先生翻译成中文，曾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业刊物《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发表过。也就是说，这份文件经过了中译俄、俄译中两个过程。而李教授找回的，是由毛泽民亲笔书写的中文原件。
我激动地翻阅着外祖父毛泽民的中文件档案资料，脑海中跳动着一个个惊奇，心中或明或暗地闪现出一个个疑问。有时，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毛泽民自己写的吗？越看这些材料，我越感到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那么，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卷宗中，那些我还没去找的俄文件又会写些什么？在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卷宗里，是否还能找到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些档案又能揭开深埋在历史深处的毛泽东、毛泽民兄弟之间哪些尘封往事？我想，只有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完成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四
2005年7月16日清晨，我终于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我从小就向往的伟大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说实在的，我去过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去莫斯科还是次。
这时正值莫斯科好的季节，国内出访、考察的团队很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住房一时比较紧张。我是自费出国，也不可能带翻译。使馆负责接待的同志把我安排在价格便宜的半地下客房。房间虽然很小，但条件还算不错，有卫生间，也有电视机。
到莫斯科后，我给自己确定了四个目标：，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尽可能多收集有关毛泽民的文字资料，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漏掉；第二，寻找与毛泽民有关的历史影像资料；第三，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几个地方；第四，好能找到当年的知情人，或听说过当年事情的一些人。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时，他们都感到很困难，认为这是大海捞针。当时我想，就算是大海里捞针，也要试着捞一捞。
按照李英男教授的预先指点，我首先来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拜见著名的史学博士乌索夫研究员。
乌索夫博士70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很硬朗，待人谦逊而热情。从他办公室里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感情之深。乌索夫精通汉语，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他对毛泽东一家情况也很清楚，与他交谈显得很轻松。关于我要查阅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一事，乌索夫提出很好的建议，并答应亲自带我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去办理查阅手续。
谈话间，乌索夫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同事—82岁的卡尔图诺娃研究员。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地与我拥抱。原来，卡尔图诺娃与毛泽东家的好几位亲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她曾是毛岸英兄弟在东方大学的同窗。1949年，江青带女儿李讷到苏联养病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她担任江青的翻译。老人带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拿出她珍藏的十余张当年与江青等人的合影照片，还有江青写给她的亲笔信。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人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一家的情况。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却像回到家里一样。我把从中国带来的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的邮折和《毛泽民》画册送给两位研究员。我还在莫斯科东方红酒楼请他们吃了一顿中国饭，两位老人的脸上始终荡漾着喜悦的笑容。
与乌索夫见面后的第三天，我们相约来到莫斯科德米特罗夫卡大街（原普希金大街）15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档案馆大门上方镶嵌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雕塑头像，显得格外庄严。这座档案馆是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前身曾是第三国际档案馆（1919—1943年）。1991年8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苏共档案馆中全部档案被收归国家所有。同年12月，国家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
乌索夫首先带我来到大楼的五层填写报告，办理好出入证，又带我去四层查阅共产国际档案索引本，并在电脑上查找资料目录，为我订阅了毛泽民的个人档案，以及共产国际与毛泽民有关的档案。他为我填写好借阅申请单，约定了阅读日期和时间。看到老人跑上跑下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如期来到国家档案馆，领取了编号为495/225/477的、写有МАОЦЗЕ-МИН字样的档案卷宗。当我走进静悄悄的专为外国人开放的阅览室时，“目不识丁”的我，心里不停地打鼓—下面我能独立完成预期的工作吗？
环视四周，我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一前一后，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材料，其中一位是黑头发的亚洲人，我便轻手轻脚地走近她们。说来也巧，那位黑头发的女青年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刘震霞。当她看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国同胞时，喜不自禁。她高兴地把坐在身后的美国女孩介绍给我。
这个女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马意莉。她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很有意思，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开国元勋；40年代的留苏学生有的已进入中国当代领导层；50年代至60年代的留苏学生则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中坚。据说，马意莉在这里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对查阅档案非常有经验。她的汉语和俄语都很好，很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座档案馆里存放着我党早期大量的档案材料。几乎每一位在苏联学习、工作或养病的中共党员，这里都会为他（她）建立一份档案。从本人填写的详细的履历表到手写的一张纸片，都会完整地存放在他的档案袋里。当然，越是重要人物，档案卷宗里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完整。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批准他入境的批件；有季米特洛夫指示共产国际书记处，向毛泽民提供中共有关重要历史文件的批示，还有毛泽民在柳克斯饭店（共产国际公寓）的出入证、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挂号证，等等。把这些批示和证件的签署日期联系起来，毛泽民在莫斯科的整个行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年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的条件是何等艰苦。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竟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
随后，我又查阅了与毛泽民有关的毛泽东的档案卷宗。毛泽东的档案有15卷，绝大部分是中共递交共产国际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的俄文翻译件。其中一份资料让我特别好奇，那就是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浏览这份长达四五页的《履历表》，我有许多惊奇的发现，如：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
这一天，因为要查阅的资料很多，中午我没有休息。马意莉和刘震霞也没有离开阅览室。她们每人带了一份三明治和一瓶水充做午饭。据说，这几个月，她们都是这样。看来，她们真正是在艰苦地做学问。
出国前，我的父亲曾嘱咐我：“毛家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你这次去俄罗斯机会很难得，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毛岸英兄弟的材料也一并带回来。”按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规定，查阅个人档案必须是本人的亲属。而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我的身份后，热情地为我提供了方便。
就这样，我白天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到大使馆半地下的小屋里整理资料和照片，以便从中寻找新的线索。逢双休日档案馆休息，我就去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地方，顺便领略俄罗斯的自然风光和古老文化。
去莫斯科之前，我曾在杂志上看过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撰写的文章。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过，对中国党校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红军时期，毛泽民长期与林伯渠一起工作，还肩并肩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对于我的造访，85岁的林利老人显得格外高兴。
老人回忆说，1939年夏天，毛泽民在库其诺区的中国党校七部居住过，但时间不长。老人告诉我：“当年，莫斯科的铁路交通很方便。我们从库其诺去莫斯科，都是乘坐火车，再换乘地铁进入市区。”她还向我描述了党校周边的自然环境，有小河、有树林……
为了按照林利提供的线索我寻找位于库其诺的中国党校分部遗址，使馆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位熟悉莫斯科交通并精通俄语的中国小伙子。然而，要在偌大的莫斯科郊区寻找70年前的遗址，绝非易事。凭着军人特有的潜质，我决定从寻找库其诺火车站入手，然后再确定党校的具体方位。
库其诺现在叫“铁路市”。150年前修建的老车站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古老建筑的门楣上方嵌着“КУЧИНО”的俄文字样。我在车站边的报亭买了一张当地的市区地图。地图标得很细，加之俄罗斯地域广袤，旧建筑一般不拆，这给我寻找旧址提供了方便条件。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进一片树林掩映的村庄。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座庄园式的院落。旧主楼的东墙上还保留着一幅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旁边的石碑上记载在卫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所野战医院。我想，当年中国党校分部的生活保障由红色救济会负责，在这里学习、养病的中国学员在1940年春天就毕业离开了。1941年夏天，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红色救济会在这里设立野战医院是完全可能的。
一位热心的俄罗斯人带我们走向楼房西侧，他拨开一人多高的野草，露出十几级台阶。我站在破败的杂草丛生的石阶之上，仿佛看到了当年庄园的辉煌：主楼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和漂亮的花园，沿两侧弧形台阶走下去，又是一个带喷水池的花园，再下去是清水涟漪的小河，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我判断，这里可能就是中国党校七部遗址。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所看到的一切，准备带回去请当年在库其诺学习过的老同志再辨认……
三周的俄罗斯之行，在紧张忙碌中结束了。虽然，初定下的四个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但也初战告捷。此后，我拿到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长基里尔?安德尔松亲笔签名的证明信。
五
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的舅舅毛远新正好在北京看病。当他听说我找回一批材料后，便推迟了归期等我回来。
当远新舅舅认真翻阅了我从莫斯科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后，很感慨。刘亚楼、林彪、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他看了好几遍。他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主席在世时，曾多次和我谈过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远新舅舅介绍我去找当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他说：“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要搞清毛泽民在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也许他能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我的专家朋友又先后4次去莫斯科，多次走访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和图片文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友好协会、莫斯科市资料馆等历史档案保管单位和研究单位。我将找到的有关毛泽民的全部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并请专家和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帮助翻译和解析。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这些档案资料后评价说：“毛泽民这次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解开的谜团。细致研究，从莫斯科找到的毛泽民亲笔撰写的档案材料，我们有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
这些新发现是伴随着一个个问号出现的：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刚刚结束，毛泽民为什么匆匆离开延安去苏联学习、治病？途中又为什么突然勒马新疆？
1939年初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新疆形势出现阴云，党中央为什么又批准毛泽民去苏联治病？其中有什么更重要的不为人知的动机？
为什么毛泽民的到来引起共产国际极大的关注？季米特洛夫甚至亲自批示，提供大量的有关文件、资料让他阅读，莫斯科究竟想了解什么？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在中国的错误后，为什么李德反倒松了一口气，难道仅仅是因为免于对他的处分吗？
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当时都在莫斯科，为什么却是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问题？他们都写了些什么？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的后一天，十分中肯地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这封有关中共七大组织和干部问题的绝密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一个又一个疑问，终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毛泽民远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背后，是不是另有耐人寻味的原因？他是不是肩负了另外特别的使命？又是什么重要的使命？
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到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中，去寻找一个个答案吧！
文摘：
章 使命之谜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
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何着急要见毛泽民？
1939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告别迪化①，登上了飞往苏联边境城市阿拉木图的飞机，要去莫斯科学习、治病。这一年毛泽民43岁，进入苏联境内的化名叫周全。
毛泽民乘坐的是一架为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苏联军事运输机。据说，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三个人：
一位是化名李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代旅长李天佑将军。他是广西临桂县人，参加过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后跟随中央红军②参加长征。他还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一名骁将。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李天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党中央十分关心他的健康状况，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休息一段时间。
另一位是被称作“陕北一枝花”的张梅，林彪年轻的妻子。平型关战役后，林彪被误伤，子弹打中了胸部，伤了脊椎神经。他被送到苏联，经过专家的精心医治转危为安，但仍留下不少后遗症，他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
还有一位，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烈士的儿子蔡博。15岁的蔡博是被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从湖南双峰县老家接出来，准备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
毛泽民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财政要员，又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弟弟，他持有新疆政府的护照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部负责人贝利亚联合签发的通行证。那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去苏联学习、治病的中国同志一般是乘坐苏军的运输车，秘密通过国境，沿途的辛苦不用说，还会遇到不少麻烦。而此行，有毛泽民的特别通行证做“护身符”，他们的旅程就顺利多了。
到达阿拉木图后，毛泽民一行又换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有数千公里，火车要行驶三四天时间。火车拉着长笛，奔驰在辽阔的原野上，一片片葱翠茂盛的森林、一块块丰收在望的田野，一座座整洁干净的城市，目不暇接地在车窗前闪过，好一派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坐在干净舒适的软卧车厢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感到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已经一年多了。由于过度劳累，以及西北寒冷的气候，使他多年的胃病、鼻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日益严重。出于他的健康需要，党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治病和学习。1939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准予毛泽民赴苏治病③。为此，季米特洛夫专门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随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中共的这一请求：
秘密
致贝利亚同志：
请准许毛泽民由迪化进入苏联。
毛泽民：毛泽东同志的弟弟，生于中国湖南省。
约35岁。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④。曾任中国苏区政府中央银行行长。
1938年起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
毛泽民同志患重病。
前来疗养。
（签字）Г.М.季米特洛夫
1939年2月13日①
苏联是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那里诞生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是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向往的圣地。毛泽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一直抱有去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自1923年起，党中央曾6次批准他去苏联学习，除一次被捕、一次被留在新疆工作外，其余4次都因找不到合适的同志接替工作而未能成行。今天，毛泽民终于踏上伟大社会主义苏联的土地，长达16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初到莫斯科时，毛泽民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库其诺区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这里也称中国党校。这是一座被白桦树林包围着的庄园式建筑，环境幽雅、静谧。
个闯入毛泽民视线的，是身穿漂亮布拉吉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长蔡畅。她飞奔过来，亲热地与毛泽民拥抱。农民出身的毛泽民哪里受得了这份洋礼节！他不好意思地从蔡畅的拥抱中挣脱出来，顺手拉过蔡博，说：“毛妹子②，别闹！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一见蔡博，蔡畅先是一愣，随后惊喜地笑出声来。她紧紧抱住侄子蔡博，左一个吻、右一个吻，又搂着他高兴地转起圈来。
这时，刘亚楼、杨至成、方志纯、张子意、马明方等红军老战友也都围拢过来，与毛泽民和李天佑热烈地握手，嘘寒问暖，打听国内的情况。兴的莫过于林彪，见到久别的漂亮妻子张梅，他脸上露出少有的淡淡的笑容。
战友重逢的欢笑声还未散尽，毛泽民就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马上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
几天后，林彪去共产国际执委会谈话，又给毛泽民带回指示：“随时准备去共产国际汇报新疆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如此着急了解新疆的情况？
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战争的烟云。德国纳粹在吞并了奥地利与捷克的苏台德区之后，又把魔爪伸向捷克斯洛伐克全境。3月15日，德军占领了捷克首都布拉格。
3月23日，德军侵占了立陶宛的默麦尔港。
4月3日，希特勒给德国武装部队下达了代号“白色方案”的绝密命令—在8月底9月初，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入侵波兰。
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
莫斯科首脑层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日本军国主义继1938年7月底8月初，在朝鲜、苏联、中国交界的张鼓峰地区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1939年5月以来，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东西夹击的威胁，苏联曾多次主动采取行动，同英、法两国首脑在莫斯科举行关于缔结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的谈判，争取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两国仍然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苏联合作。相反，英国与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试图把战火引向苏联。
此时，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格外关注中国新疆的形势。5月20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部召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与他们一起分析中国战局的走势。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行黑体字—谈中国问题③！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英、日、德帝国都觊觎着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热河、察哈尔和绥远，正迅速向新疆推进，企图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形成一道威胁苏联东南防线的弧形战略包围圈。苏联从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
1933年，盛世才登上新疆地区统治者的宝座时，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与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盛世才审时度势，明白只有打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为此，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为他解围。苏联红军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兵助战，结果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1934年初，盛世才在新疆终于站稳脚跟，再无强劲的对手了。
1935年，盛世才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出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而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之一。
1937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回到迪化。他们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兵、无线电通讯培养了近300名军事技术人才。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人民空军和特种兵部队的骨干。
这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实际上，新疆“八办”是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
但是，自1938年夏天，盛世才去过莫斯科后，他对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顾问和教官原有的亲近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过去，盛世才为一点小事就要跑到领事馆与总领事商量。现在，就连他过去亲信的军事顾问，也不去见面了。新疆形势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而此时，盛世才与中共在新疆的高层领导人之间，也同样产生巨大的隔阂。
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公正、客观地了解目前新疆形势的变化，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之间的僵持关系？
毛泽民不顾旅途疲劳，白天他坚持和党校的同志们一起上课学习，晚上就在自习室里思考问题，开始准备报告。
狭隘多疑的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恩恩怨怨
要厘清毛泽民赴苏后的一系列活动，就必须说明当时苏联、共产国际、中共以及新疆之间的关系背景，亦必须回溯毛泽民等在盛世才统治的新疆所从事的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盛世才是奉天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人，生于1892年。早年他在东北军将领郭松龄的资助下，赴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野心勃勃的盛世才不甘心屈就小科长的职位，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经人介绍，他转入新疆，后从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很快攀升为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军事顾问。他利用接触军队和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先后在1931年2月的“哈密事变”和1933年的新疆“四一二”政变中，乱中取胜。随后，他又玩弄权术，铲除异己，戮杀一个个政敌。到1933年底，盛世才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心胸狭獈,生性多疑且阴险狡诈。施展权谋玩弄权术是家常便饭。
1937年12月，自中共在新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工作。在中共代表邓发的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盛世才需要他们，并不代表他就放下了猜忌之心。一有风吹草动，盛世才便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时年43岁的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他在中央苏区时，曾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徐梦秋被称为“红军位历史学家”。在长征翻越雪山时，徐梦秋的双腿被冻坏，到达陕北后锯掉了双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格外照顾徐梦秋，1937年底，首批安排他去苏联养伤。在路经迪化时，徐梦秋被盛世才留在新疆，担任教育厅长。在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大力开展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教育，很快扫荡了汉奸托派麻醉青年的毒素与亡国理论，不仅团结了广大新疆青年，而且推动和启发了普通民众，各族文化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1942年秋天，全体中共在新人员被盛世才监禁后，徐梦秋经不住严刑拷打，自首变节，沦为可耻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这是后话了。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参加过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毕业于黄埔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1931年11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5年夏天，红一、红四方面军①会合后，黄火青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后参加西路军远征，浴血河西走廊，来到新疆。由于黄火青和中共在新人员的参与，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反帝会的工作还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400万人口的新疆，全省的抗战募捐款达到200多万元。
《新疆日报》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中共在新人员进入报社的领导岗位后，过去有名无实的《新疆日报》，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改进，发行量大大增加，成为真正有政治领导作用的、群众爱谈论的政府机关报。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是一位海外留学生，曾担任中共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受党派遣来到新疆工作。他依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财政金融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贪污腐败盛行。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达360亿两②，新疆财政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严重威胁到盛世才的统治。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赋予他全权。毛泽民“另起炉灶”，大手笔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使新疆财政收入迅速好转，顺利渡过金融危机。
然而，在新疆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后，盛世才眼中的这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出现了阴云。
在“三全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无法征得他的同意，他回来后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对此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送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大家欢迎。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三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徐梦秋以“申斥”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对徐梦秋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然，林基路就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字错写成“辯”字，校对人员也没校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内有盛世才在督署办公厅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是在借此讥笑他，就对汪小川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1939年2月间，毛泽民害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休养。财政厅档案室却因烤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为此，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然而，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独裁者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点燃。“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何以盛世才有如此突变？个中的缘由，还要从1938年夏季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沾沾自喜，感到此时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老实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反倒引得他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怀揣梦想，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几项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败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盛世才恼羞成怒，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心中却更加愤懑，他认定是因为邓发在后面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三全大会”召开了，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名单，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但这使盛世才更加气急败坏。他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他把在新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做是企图夺取新疆政权。
于是乎，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要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竭力削弱在新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还学蒋介石的伎俩，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来给共产党干部找碴儿，有意制造摩擦。
1939年5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也撤的撤、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党外干部，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当地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毕竟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尽管他采取了一系列自掘坟墓的愚蠢政策，可是，面对英帝国主义在南疆策划的军事叛乱，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大批镇西哈萨克族民众越境逃亡，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两下威逼的窘境，让他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三全大会”两个月后，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他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①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纠缠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1939年5月，就在毛泽民出发去苏联养病前的一个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主持财政厅工作15个月以来的情况。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新疆渡过了财政、金融、经济危机，已经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订出1939年度的预算计划和1940—1942年新疆经济发展新的三年计划。
对于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和建树，盛世才也表示满意。他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用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4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订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开始挑拨离间。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说：“周小舟是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有意无事生非。
盛世才还补充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喋喋不休地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伤时，我曾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盛世才随后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在毛泽民耳边悄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走出督办府，毛泽民怒火中烧，他平生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挑拨。盛世才侮辱邓发和其他同志，毛泽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样。他本想马上回中共代表处汇报，但低头一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只好作罢。
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真的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给他的4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3封是亲笔写的，一封是秘书代写的。
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不等开口，盛世才就说开了：“你看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那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②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还请督办予以原谅！”①
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盛世才才罢休，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绝密件披露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事件中毛泽民的作用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找碴儿，后来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1939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民赴苏联后，还来不及休息，就接到指令开始着手向共产国际汇报新疆情形。
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徐梦秋和汪小川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同志发生摩擦的具体经过，提出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了莫斯科。
在库其诺中国党校，毛泽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报告中，毛泽民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作了精辟的总结：
，同盟者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主要由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的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顾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环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对于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来说，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质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去做，同时，在新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在做。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在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②
毛泽民完成这份《报告》后，将徐梦秋和汪小川所写的材料作为附件，准备一同呈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
然而，《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披露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在欧洲战火蓄势待发的情急时刻，新疆形势至关重要，任何一点消息若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救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暂时将这封绝密《报告》缜密地收藏几天后，才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代表任弼时手中。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做参考。他在给任弼时的附信中，谦逊地写道：“报告拉杂的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的写出。兹寄上，做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①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做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打破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之间的僵局。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途经新疆会见盛世才时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4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②，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10月5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了一封信③。在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了“秘密”4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在信中深刻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为了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今天盛与国民党比较起来，还是进步些。”“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一致。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①
1939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中正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因此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人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由此可见，毛泽民这次赴苏联，远不是表面上的学习、治病这么简单，他肩负的使命，无论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日程的不断推进，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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