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414644丛书名: 日本侵华图志
目 录
综述
章 进犯热河，突破长城
一、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二、侵犯山海关
三、侵占热河
四、进犯长城各口
五、入侵滦河地区
六、逼签《塘沽协定》
第二章 实施分离华北政策，攫取察哈尔、河北主权
一、天羽声明与多田骏声明，策划分离华北
二、张北事件、察东事件与《大滩口约》
三、逼签《秦土协定》
四、《何梅协定》，控制河北
第三章 制造“华北自治”
一、白坚武丰台叛乱事件
二、香河事件
三、干涉华北内政，煽动华北自治
四、扶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五、策动内蒙古独立
第四章 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制定侵占华北作战计划，向华北增兵
二、非法占领丰台，频繁进行军事演习
三、日军炮轰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
四、增兵华北，扩大侵略战争
五、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六、进攻南苑与侵占北平
七、侵占天津
第五章 向华北全境进犯
一、进犯平绥路沿线
二、进犯平汉路北段
三、进犯津浦路北段
四、进犯山西
第六章 发动“治安肃正作战”
一、强化对华北的军事控制
二、“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
三、对山西北部地区的“扫荡”
四、“扫荡”五台山抗日根据地
五、“扫荡”晋东地区
六、绥远春季“反击”作战
七、“扫荡”冀中地区
八、进犯五原地区
九、“扫荡”胶东半岛
第七章 发动“治安强化战”
一、“春季晋南作战”
二、百团大战期间与八路军的作战
三、“新黄河作战”
四、中条山会战
五、“扫荡”晋察冀边区
六、“扫荡”沁河地区及侵占郑州
七、1943年春“太行作战”
八、三笠宫“反省”文书
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综 述
本卷主要介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和军事进攻。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又以武力进攻热河，制造华北“自治”事件，华北危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6年日本法西斯政权正式确立后，日本扩编中国驻屯军，加紧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增兵华北，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企图速战速决，占领华北，以“彻底打击”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梦魇。为实现华北的“治安”，使其成为日本扩大侵略的基地，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战”和“强化治安战”，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被迫收缩，面临严重的困难。本卷主要利用战时和战后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一亿人的昭和史》等日方资料，以时间顺序为线，全面展现日本侵略华北的主要过程和重要事件。
（一）
日本侵占东北后，将下一个侵略目标指向了与东北毗连的华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三个月就说：日本如果不能控制平津地区，占领平绥铁路，支配察绥两省的铁矿区域，将无法安心；而除非日本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平津地区就不能安全。
1933年1月1日，日军向山海关发动进攻，由此开始了向华北扩张的战。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2月，日军分兵向热河发起全面进攻，3月攻陷热河省会承德。随后，日本关东军挥师南侵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然而这没能阻遏住日军的攻势。5月中旬，日军突破长城防线，直指北平。国民政府迫于时局危急，派黄郛北上交涉，后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一协定，虽然暂时保存了北平、天津，但是，中国在延庆至芦台连线以北、以东地区的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国民政府的军事防线已经从东北移到长城一线。这为日后日军向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军在进攻热河作战中消耗较大，加上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仍很活跃，因而，《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但是，对华北的侵略扩张并没有停止。从1933年7月起，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不断提出对华政策方针，逐渐形成了使华北与中国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宗旨。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公然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34年12月，日本制定了对华新政策，其中，对华北政策的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形势”，也就是说，要使华北脱离中国中央政权的统辖，实现“自治”。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讨论《塘沽协定》后对伪满和对华北的方针，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从此，为了分离华北，日本以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手段，逼迫国民政府的势力退出华北，并在华北策动所谓“自治运动”，制造了更为严重的华北危机。
策划分离华北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天羽声明》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有关要人，然后提出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关东军于1935年3月30日制定了“对华政策”，决定要“伸张日本既得权，引导华北政权服从”。从1935年4月起，土肥原就往来于华北各地，与华北驻屯军、日侨和浪人组织联络，不断伺机制造事端。
日本首先是逼迫中国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退出华北。
在察哈尔，日军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两次察东事件，迫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去职，逼迫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依照这一协定，中国驻军撤出张北以北地区，解散排日机构，保证日本人在察省的自由行动。
在河北，日军先是以“抗日救国军”军长孙永勤进入停战区为借口，随后又借胡恩溥和白逾桓被杀事件，要求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取缔反日团体及其活动，将中央军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等从平、津撤离。这些要求以协定的形式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首肯。
实现了将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排挤出察哈尔、河北的目的之后，日军开始策动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6月，日军指使汉奸白坚武、石友三在丰台发动武装暴动。同年8月，又在香河策动汉奸暴动。同时，日本人还在天津等地收买汉奸流氓，组织所谓自治团体，以图利用所谓民众运动达到分治华北的目的。日军还加紧拉拢华北地方实力派。早在1935年6月，日军就开始做孙传芳、傅作义、阎锡山等人的工作，但都没有成效。1935年9月以后，日本在华军人和外交人员开始向华北各省军政负责人进行游说，策动所谓“华北自治”。按照日本军方的计划，是要策动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在内的“自治”政权，并已定名为“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10月间，土肥原贤二、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等开始威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筹开所谓“自治会议”。其中宋哲元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1935年11月初，土肥原到北平，直截了当地向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提出“华北自治方案”，并将宣布“自治”的后期限定在11月20日。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向山海关和古北口附近集结，日舰从旅顺口和青岛驶到大沽，日军飞机更是连续侵入北平上空。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有些动摇，但是中央政府态度坚决，电令宋哲元停止与土肥原的谈判，并指示了对付方策。11月20日，宋哲元没有宣布“自治”，土肥原的计划失败。
日本转而扶植有“日本通”之称的殷汝耕。当时，殷汝耕任冀东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实际掌握了冀东22县大权。得到日本人的青睐，他受宠若惊。1935年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通电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伪政府的成立，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11月26日，日本军部训令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及驻华各地武官，指示继续推进自治运动的方针与要领。土肥原又一次向宋哲元施加压力，限他于11月30日前宣布自治。与此相配合，日军开始向平津增兵，侵占天津和丰台车站，扣留平汉铁路列车，并强邀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兵营，逼迫他去大连。华北危机达到高潮。
日本在侵略冀、察，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也在进行其所谓“内蒙工作”，即利用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的叛国行为，煽动内蒙古“自治”，诱迫一些盟旗王公在“自治”的名义下建立傀儡政权，叛离中国中央政府。1933年，日本指使土匪出身的蒙古族人李守信以多伦为中心，建立“察东特别区”，同时，拉拢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支持他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并于1936年5月扶植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随后，又指使伪蒙古军政府与伪满洲国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分别缔结了“满蒙协定”与“蒙冀协定”，将关内、关外的三个傀儡政权拴在一起，一同形成对平津地区的包围形势。更有甚者，关东军还一手策划并配合伪蒙军王英部于1936年11月向绥远红格尔图的傅作义部进攻。结果伪蒙军被傅作义部一举击溃，其大本营所在地百灵庙也被中央军队收复。
武装侵占了热河后，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日军改变侵华策略，采取“蚕食”政策，企图以武力为威慑，通过对华北地方首脑进行压迫，逼迫他们宣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实现华北“自治”，从而达到完全控制华北的目的。在日军的操纵下，虽然在华北成立了两个伪政权，但并未实现日军完全占领华北的目的。1936年“二二六事件”，确立了日本军部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逐步完成。
（二）
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1936年4月，完全受控于军部的广田弘毅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华北驻屯军初称“天津驻屯军”，其依据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在北宁铁路沿线的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驻军。1911年之前，日本对华北驻兵问题的态度与其他七国一致，驻军人数亦非多。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日本一有机会就要求增兵。1915年、1928年、1931年曾三次大规模增兵。在华北危机中，驻屯军不断挑起事端，策动华北分离、自治运动，得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奖赏。由此，驻屯军的地位不断上升。1936年扩编后，华北驻屯军负责长城以南地区，具有独立处理中日华北事务的权力，地位与关东军平行，其司令官也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由天皇亲授。
从1936年5月开始，日本增兵陆续抵达平津，增兵人数，东京宣布是6000人，连同原驻兵2200人，以及使馆卫队200人，合计为8400人。而据《申报》同年9月的调查，其驻军人数超过14000人。不论驻军人数实际是多少，即使按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驻屯军是增兵前的三倍多；而且兵种更为齐备。显然，这已不是驻屯军的简单扩编，华北驻屯军也不再是什么守护使馆及交通线，保护侨民的守备部队了。扩编后的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加嚣张，无视中国第二十九军和冀察当局的存在，屡屡制造事端，主要有两次丰台事件、7月9日大沽事件、7月21日天津警探冲突事件等。其中重要的就是强占丰台。1936年通过两次挑衅事件，日军控制丰台。
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还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次数比以往多，规模也比以往大。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大规模的演习有：
1936年5月10日，在天津唐家口子钢炮演习，在军粮城附近手枪演习。
1936年9月18日，丰台日军演习，返程时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相持整夜，北平戒严。
1936年9月30日，平、津日军同时举行大演习，北平谣言四起，人心不安。
1936年10月26日到11月4日，平、津日军在北平市、卢沟桥、长辛店、军粮城、大直沽、通州等地同时举行“秋季大演习”。中国第二十九军忍无可忍，亦于11月11日起大演习四天。
1937年1月18日，在北宁铁路沿线雷庄、古冶地区大演习，为时四天。
1937年4月24日，在通州一带大演习。
1937年5月9日，平、津日军大演习。
日本向华北增兵，不断制造事端，频繁演习，造成了华北日益严峻的局势，成为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1937年6月25日起，日本驻军开始“全军大演习”。到7月7日夜，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挑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拒绝。7月8日，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方先对卢沟桥事变作出反应的是关东军。7月8日晨关东军即召开会议，下午就发表了挑战性声明，关东军对于自己辖区外的事件，发表这样的声明，这是次。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电讯传到东京。对于如何处理这一事变，日本军部出现了“扩大”与“不扩大”两种意见。7月1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发表了关于处理卢沟桥事件的决定，声称卢沟桥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提出要“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取得适当的保障”的要求。在这里，日本所确定的对卢沟桥事件的处理目标已经超出了事件本身的范围。同日，日本内阁会议还通过了陆军省的增兵华北的提案，决定派遣内地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增援华北，并下令朝鲜和“满洲”方面的部队立即出动。东京阁议出兵华北的消息传到中国，正是《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签订后不久。日本华北驻军的态度趋向强硬，对中国冀察政务委员会又提出了更多要求。因此，7月11日的内阁决议被战后出版的许多日文书刊，包括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视为“决定命运的内阁决议”。7月12日，由“满洲”开往关内的日军抵达天津。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取代奄奄一息的田代皖一郎。香月到达天津后，于7月14日向宋哲元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7月15日又拟定华北驻屯军作战计划，将“迅速以武力讨伐当地中国第二十九军，并首先向永定河以西扫荡北平郊外之敌”作为驻屯军期的作战方针。7月16日，日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哲元答应日方条件。7月17日，香月向宋哲元发出后通牒，限宋于7月19日以前承诺日方要求。
从日方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起，到日本决定向华北派兵，日本援军源源进入华北，再到华北驻屯军不断威胁冀察当局与之签订城下之盟，日本政府一直宣称“不扩大”和“现地解决”是其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方针。日本打出这个旗号，一方面是以此作为外衣，掩护其战争部署；另一方面，其实质在于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判局限于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地方当局之间。因此，日本曾多次要求南京中央政府不要插手华北地方的谈判。7月17日，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主要内容为：（1）不要阻碍现地解决案的履行；（2）停止一切对日敌对行为，并将国民政府的答复期限定在7月19日。7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到南京晋见何应钦，以“局势必扩大”、日本“已有重大决意”相威胁，恐吓中国不得派兵北上。同一天，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表声明，声称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7月26日，日军占领平津之间的廊坊，同日又挑起广安门事件。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发表对中国军队“出师讨伐”的声明，并集中兵力从西、东、南三面向北平近郊南苑大举进攻，开始了对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总攻。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
1936年，日本政府向华北增兵，既是为扩大侵华战争进行准备，同时也使本已紧张的华北局势变得如同在弦之箭，一触即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事变发生，到平津之战，日本政府在“不扩大”的烟幕下，迅速决定增兵华北，这是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自治”，进而侵略全中国的侵略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抗战御侮成为全国各党派、各阶层面临的共同任务。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中华民族开始了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
（三）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继续向华北内地进攻。1937年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司令官为寺内寿一上将。下辖2个军、8个师团、17个旅团、34个特种团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4个旅团另2个支队，共约37万人。日军沿着三条铁路线展开攻势：一是由津浦铁路南下，进攻沧州、德州；二是由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涿县、保定、石家庄；三是沿平绥铁路西侵，进攻南口和晋察绥地区。
在平绥线，8月1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口。驻守这一地区的汤恩伯、高桂滋等部与敌激战半个月，后日军占领南口、张家口。9月6日，日军继续向西推进，先后攻克天镇、大同、绥东重镇平地泉（今集宁）。在津浦线，日军于9月11日占领马厂和青县，24日占领沧州，10月5日占领德县。平汉线地区是日军的进攻重点，9月14日，日军从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沿平汉线两侧向南大举进攻，22日占领满城，24日夺取保定，接着又攻克定县、正定、灵寿。10月10日，日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之后，日军向西沿正太铁路进攻太原。
1937年9月中旬，由平绥路向西南进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由浑源、灵丘向茹越口、平型关进攻。10月，日军突破晋北防线后，在代县及其附近集结，向忻口、太原进犯。10月8日，日军占领崞县，再攻原平；11日，原平失陷。日军直扑忻口，中国军队在忻口以北布防。10月13日，日军向忻口以北之南怀化发起猛攻。
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即以第二十师团等部沿正太路西进，企图配合第五师团夺取太原。10月2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分两路进犯娘子关，遭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改从侧背进攻，攻占阳泉、寿阳、昔阳，逼近太原。11月2日，忻口失陷。4日，日军进至石岭关。6日，日军进抵太原城下，开始从东、北、西三面攻城。8日，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支援下，突破了城垣的东北和西北两角。中国守军奋勇截击。9日，太原失陷。
在日军华北方面军主力分两路向太原进攻的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和伪蒙军9个师团向绥远发动进攻。当时，中国第二战区主力集中在山西作战，绥远境内的守备兵力异常空虚。10月中旬，日军先后攻陷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和绥中重镇包头，中国军队退守黄河河套地区，绥远省的大部被日军占领。
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将主要兵力调往上海和娘子关方面作战，10月中旬，日军第十四师团等部相继占领了元氏、赵县、赞皇、高邑、邢台、任县、邯郸等地，中国军队渐次退守漳河南岸。10月19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从武安以南强渡漳河，遭中国守军关麟征部顽强抵抗，双方损失惨重，在丰乐、安阳间形成对峙状态。10月下旬，蒋介石命令战区部队迅速向石家庄及娘子关方向反攻，以解娘子关地区守军之危。此情报被日军获悉，11月4日，日军抢先向驻守安阳的中国第二十集团军进攻，次日占领安阳。中国集团军于6日开始反击，攻克沙河、任县，逼近邢台，切断了平汉路。日军立即集中兵力夹攻向邢台逼近的中国军队，并由邯郸、磁县向大名反击。11月11日，中国守军七九师与日军血战后，终因伤亡过重，撤出大名。中国集团军退至卫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津浦线方向，11月5日，日军开始分数路进攻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一路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南进攻，攻陷高唐、禹城、临邑，进逼徒骇河；一路由盐山向南进攻，占领乐陵、惠民、济阳。第三集团军退守黄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12月13日，日军由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陷周村，切断胶济路。12月24日和26日，日军第十师团分别由济阳和齐河渡过黄河，27日占领济南。1938年1月，日军先后占领肥城、泰安、兖州、曲阜、邹县、济宁；1月1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未受任何抵抗即占领青岛。
至此，日军侵占了河北、绥远、察哈尔、山西和山东，中国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基本被日军占领。平津之战后，日军对华北的侵略，目的在于速战速决，首先在华北彻底击败中国军队，以建立其在华北的稳固统治，使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成为其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然而，日军在华北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其侵略企图并未能实现。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使日军遭受了在中国的次大失败，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太原会战中，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有力配合，使日军侵占太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创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大量牵制日军兵力，使日军深陷华北而不可自拔。
（四）
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将其作战重心转向确保占领区（沦陷区），以促其安定，因此，敌后战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1938年底，日军加强了在华北的兵力，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十、第二十七、第五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十二军。1939年底，华北方面军兵力为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940年，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基本没有变化，兵员总额为30万人。华北伪军在1940年达到10万人。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规定的华北方面军的一般任务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特别是应首先迅速求得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陕西省北部及蒙疆地方要地的治安，并应确保主要交通线。在超越西苏尼特、包头、黄河及黄河汜水进行作战时，须按另外的命令行动。”
虽然日军在华北增加了兵力，但它实际能控制的大多是“点”和“线”，也就是各城市、铁路沿线地区和若干平原地区。广大山区和交通不便的乡村，日军并未达到，还不能牢固占领。而要保证占领区的“安定”，仅仅保持“点”和“线”还很不够，还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为此，日军筹划在占领区实施“治安肃正”计划，进行“治安战”。当时，日军对于其占领区和占领区周围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其游击队都同样重视。华北方面军的一份文件这样写道：“由于国府军及其共产党军都以坚持抗日为口号，故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是以武力消灭阻碍圣战的国共两军。同时，更重要的，是依靠皇军的存在，作为今后治安建设的核心。”
根据保证占领区“安定”的方针，日军从1939年起在华北正式发动了“治安肃正作战”；至1940年3月止，华北方面军分三期进行了作战。其总意图在首先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和中国军队的据点，而后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自己的据点，再依托据点，反复进行“讨伐”，并后消灭中国军队，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
三期作战和一系列“扫荡”后，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壮大、八路军战术的灵活机动、战斗人员的英勇顽强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国民党方面的正规军和游击队都不堪一击，中共军队却难以对付，“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从1940年起，日军“治安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这充分体现在日军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中。该计划预定分两期施行：期，1940年4月至9月末；第二期，9月至年底，“扫荡”的重点地区主要是八路军冀中和晋北的根据地。
但是日军消灭八路军、占领敌后根据地的企图并未实现，八路军不但粉碎了日军的一系列“扫荡”，保存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还发动了一场震撼日军的反击战——百团大战。这一战役使日军原定在该年内分两期施行的“肃正建设计划”在期尚未完成时，便完全被打乱了。
华北方面军在遭到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后，立即组织报复性“扫荡”。1941年，日军在华北接连实施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共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频繁“扫荡”，并制定了为期三年的《关于肃正建设的长期计划》，这一计划，不仅为时更长，汉奸、伪军的活动更猖獗，而且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规模更大、更加野蛮残暴。
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历了为艰苦、为困难的时期。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战线的不断延长，以及整个抗日战场形势的好转，日军对华北的“扫荡”逐渐成为强弩之末，敌后战场的反“扫荡”作战更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大。到1943年夏，以卫南林南战役为标志，华北敌后战场开始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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