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414781丛书名: 日本侵华图志
目 录
综述
章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一、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
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要活动
第二章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活动
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协助日军宣抚活动
第三章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一、日军扶植华中各地伪政权
二、日军在南京扶植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三、伪维新政府的各省、市主官
四、伪维新政府的主要活动
五、日本居留民与伪维新政府
六、伪维新政府与伪临时政府的合流
第四章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
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主要活动
第五章 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建立
一、日本当局策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二、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
三、汪伪国民政府的机构及重要成员
四、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活动
五、汪伪各省、市政府及其活动
第六章 汪伪政府的军事机构及军队
一、汪伪军事委员会及所辖各机构及其长官
二、汪伪陆军
三、汪伪海军
四、汪伪空军
第七章 汪伪政府的政治、经济、文教活动
一、汪伪政权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纲领
二、汪伪政府的文化、教育、新闻活动
三、汪伪政府的经济、金融、财政活动
四、汪伪政权头目到各地“视察”
第八章 汪伪政府的外事活动
一、汪伪政府要人访问日本
二、日本军政要人在南京
三、汪伪政府与伪满洲国
四、汪伪政府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
第九章 汪伪政权的覆灭与汉奸受审
一、汪伪政府的崩溃
二、汉奸受审与处刑
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综 述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期间，在对中国军民进行残酷的大屠杀，限度地实施其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企图迫使中国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彻底屈服，向日本求和乞降，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的同时，在政治上，他们为了对广大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就一次次地扶持与操控由中国人组成的各种伪政权以及各种政治组织，以实施“以华制华”的统治。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当局在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时，就于1932年3月扶植了伪满洲国政权。
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关内广大地区。他们首先策动所谓“华北自治”，阴谋把华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把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派到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贤二在策动宋哲元失败后，决定先策动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让他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然后再推向整个华北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肥原贤二策动和唆使殷汝耕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并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于1935年11月25日，在其所辖的河北省蓟密区与滦榆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殷汝耕发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是日本在扶植伪满洲国以后，在关内地区早扶植的一个伪政权。
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7月底、8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先后占领北平、天津与华北部分地区。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表示不同意日本现地军方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而应“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表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识到，由于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与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等，日本对广大的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政策，就必须要“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为上策。1937年8月14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时局处理纲要》，对在中国各占领区建立伪政权作了精心的筹划，规定“新政权”必须“亲日、满，防共”，必须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内部指导”，必须“配备有能力的日本人做顾问”，等等。
日本当局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整个华北，即着手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一个统一的、控制整个华北地区的伪政权。1937年8月底，新组建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上任伊始，就加紧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9月12日，寺内寿一委任喜多诚一少将为特务机关长，专门负责具体筹备华北伪政权的成立。
1937年10月1日，日本内阁制定《中国事变处理大纲》，明确提出，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广大沦陷区，要在日军指导下，由当地军民“自行组织”行政机关，即伪政权。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快了扶植华北伪政权的步伐。
1937年10月28日，日军特务机关提出《华北政权建设研究》，宣称：“新政权不是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普遍施行。”
在这种“以华制华”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以种种手段，说动与勾结各地的一些汉奸头面人物，以“打倒国民党专制”“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为口号，于1937年12月初，当华中日军向中国的首都南京发动进攻后，企图在北京建立起一个取代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指令和导演下，在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等的策划下，1937年12月14日，即华中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粉墨登场，在北京居仁堂宣告成立。这个傀儡政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掠夺华北的工具。
对以南京与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更加重视。因为这里不仅面积广大，人口稠密，物产富饶，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是原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地区，南京更是原国民政府的首都。日本当局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建立长期、稳固的殖民统治，实施更加完善的“以华制华”政策，因此极为重视扶植南京与华中地区的伪政权。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内阁会议于12月24日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指出：
自战争爆发以来，帝国政府就殷切地希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为安定东亚作出贡献，并求在该政府反省的同时，收拾时局。然而，南京政府则仍然标榜长期抵抗政策，丝毫没有反省的表示。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又鉴于随着我军事行动的进展，帝国占领区域的扩大，需要尽快加以处理，今后不一定期望同南京政府交涉成功，而是……华北和华中方面要根据下述方针加以处理。
一、华北处理方针。……其目标是，政治上成立防共亲日满政权。
二、上海方面处理方针。在军事占领区，应一俟时机成熟，即考虑成立与华北新政权有联系的新政权。目前应组织治安维持会……
华中日军先是于1937年12月5日在上海扶植了一个伪大道市政府；紧接着，1938年1月1日，在南京扶植成立了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与此同时，在华中日军占领区其他各地，日本先后扶植建立起的各种形式的伪自治委员会或伪治安维持会，到1938年1月下旬已达26个。在此基础上，日军当局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1938年2月12日，日本内阁陆军省制定了《华中政务指导纲要》，对筹建华中伪政权作了规划与指示。1938年3月28日，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华中伪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成立典礼按计划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梁鸿志成为这个伪政权的大头目。
日本侵略军还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的北部边疆蒙古地区。他们就像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等地一样，在武力发动的同时，施展政治谋略。他们找到德王、于品卿、夏恭等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通过利诱、威胁、分化、拉拢，让这些代理人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建立伪蒙古政权，以达到他们对中国分而治之、进而把整个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目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又称东条兵团，西犯绥远。1937年8月27日，东条兵团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并于9月4日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东条兵团占领大同，不久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10月14日，东条兵团进占归绥（今呼和浩特），10月17日占领包头，10月28日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1月22日，日本关东军让上述三个伪政权的头目签订协议，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又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成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范围和规模的同时，越来越感到他们在中国各地区分别扶植的大大小小的伪政权，不能完全适应他们统治和掠夺中国的需要，他们必须要扶植起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
1938年7月12日，日本近卫内阁核心五相会议制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大力扶植中国的伪中央政府，提出“起用中国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并要求“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7月1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通过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定“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如果国民政府改组或蒋介石下野，也把它作为组成新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四天后，即7月19日，日本又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规定：为了促使中国事变的解决，要“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促使各政权“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在外交上跟随日本的外交方针，签订防共协定。
日本当局根据上述政策，一方面，策动伪维新政府与伪临时政府在1938年9月22日组成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另一方面，秘密引诱与策动重庆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集团，进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活动。当此计失败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就进而策动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12月18日叛离重庆，分裂与瓦解中国的抗日阵营。1939年10月1日，日本当局在南京正式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取代原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全部在华日本陆军，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统一对中国的政略、战略，以适应汪兆铭新政权的措施”。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里，具体主持与领导扶植汪伪政权建立工作的总参谋长，就是原任日本内阁陆相的板垣征四郎中将。他在1938年5月到1939年9月任内阁陆相期间，一直具体指挥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工作，并在1939年6月汪精卫访日时，多次与汪精卫就建立伪中央政府事项进行谈判。板垣征四郎来到南京后，立即以主要精力进行扶植汪精卫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的工作，并让汪精卫集团与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南京的伪维新政府等合流，在南京组建由“中国流人物”组成的伪中央政府。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经过种种筹划，终于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登场时，表面上吹吹打打，热闹非常，日本主子也为其打气壮胆，但实际上却虚弱不堪。据参加了汪伪“还都盛典”的伪《中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金雄白晚年回忆所记，汪伪政府成立当天的“还都”情景其实是凄凉悲哀的：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大字。市民们有一些欣喜，因为五色旗又匿迹了，中山先生所手定与革命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国旗，又见飘扬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
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失败的一次。……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为这一个节日作点缀的倒有两件事。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另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虽然也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每个政权的创建，也必然会有这一套，人民在被统治之下，也一定会乖乖儿地听从支配，高呼拥护，……但那一天的游行行列，确真是并不热闹。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城里到处乱哄哄的，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满城小小的武剧，也成为这个节日中热闹的点缀。
日本当局在中国各地扶植成立的大大小小、名称各异、性质相同的所谓新政权，都是伪政权。
何谓伪政权？伪政权，是指在日本侵华期间，由日本当局一手扶持与操控的各种所谓“政府”。这些“政府”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上的内容，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也占有一定的土地，统治着一定数量的人民；但是这些“政府”的关键与本质在于，从它的产生到它的存在，都是依靠日本的武装入侵与军事占领，它的成员与组成都听命于日本当局，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见；而一旦日本当局改变主意或日本当局垮台，这些“政府”也就会立即消失或垮台。正如1938年3月28日武汉《大公报》社评《汉贼不两立》所指出的那样：“凡是一个政府，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完整的权力。这些伪组织则是毫无意志、毫无权力而完全听从敌人操纵指挥的傀儡。”
日本侵略者先后在各地扶植的各个伪政权，是日本实施“以华制华”政策的典型表现。
这些伪政权在日军刺刀的监控下，只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傀儡和工具，始终奉行亲日、卖国的方针与政策。
在政治上，各种伪政权鼓吹与贯彻所谓“和平、反共、救国”的卖国方针，与日本签订《关于调整日中关系协议书》等各种秘密条约协定，把中国沦陷区完全捆绑到了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车上，一切听命于日本的战略政略，使中国沦陷区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和日本驻军成为伪政府的太上皇。日本派出行政、法制、军事、经济等各种顾问，常驻伪政府及其各院、部、省、市和各伪军中，严密监控伪政府的一切活动。伪政府的各级汉奸官僚，必须完全听命于他们的日本主子。
在经济上，各种伪政府把中国沦陷区建成为日本“以战养战”服务的资源基地，协助日本对中国各种资源进行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将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提供给日军战争机器吞噬。伪政府创办各种银行，发行伪货币，成为日本金融的附庸和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各种伪政府都始终纵容和支持日军在中国推行的“慰安妇”、贩毒、走私、细菌战等战争犯罪政策和犯罪行为。
在文化教育上，各种伪政府除大力鼓吹“和平、反共、救国”的卖国方针外，还先后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以及“清乡”运动等等，大力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中日满亲善”“王道思想”，宣扬伪三民主义，宣扬尊孔和崇儒，宣扬“尊崇领袖”，大搞对伪政权巨奸的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泯灭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和抗战精神，严厉镇压中国民众的抗日思想与爱国言行。
各种伪政府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帮凶，由于它是由大大小小的汉奸组成，更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各地特征，与中国各阶层民众有更多的联系，因而，它比日本侵略军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害性。
但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从武力征服、恐怖威慑，到“以华制华”，扶植伪政权，等等，后都一一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无法逃脱终失败的命运。而他们扶植的各个伪政权和大大小小的汉奸，背叛了祖国和中华民族，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谴责和声讨，不得人心，遗臭万年。国破山河在！日军的武力攻占与残酷烧杀，不能征服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沦陷区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汉奸的仇恨之火。他们对日本当局先后在各地扶植起的一个个汉奸伪政权，对日伪当局在中国实施的各种“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思想奴化等殖民主义政策，充满家仇国恨，积极抵抗。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汉奸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汉奸始终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历史的罪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在中国人民八年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同打击下，在天怒人怨中，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不得不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了对中国人民的投降书，侵华战犯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在收到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通知的投降决定后，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于1945年8月16日下午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解散伪国民政府，并发表《国民政府解散宣言》。为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统治服务的各级伪政权、伪组织迅速土崩瓦解，各级伪政权、伪组织的头面人物，大大小小的汉奸，均被中国政府逮捕，送交法庭，以他们的罪行大小，受到了惩处。
首先是汪精卫。这个伪政权的头号人物于1944年11月11日死于日本名古屋，11月13日归葬南京。日本战败投降后，经历14年艰苦抗战、付出无数血泪代价方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汪的尸体继续安睡在风景秀丽的南郊风景胜地与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旁，1946年1月21日深夜，驻南京的中国驻军奉命用炸药炸开了汪坟，将汪的尸体连同楠木棺材一道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焚化。汪精卫的思想与罪行受到清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逮捕汉奸的同时，开始进行对汉奸案件审判的各项准备工作。1945年9月27日，国民参政会修改通过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制定的《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1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十一条；12月6日，国民政府重新制定《惩治汉奸条例》十六条，对汉奸的量刑作了具体规定。按当时法律，犯内乱罪或外患罪的，以各省高等法院为审法院，以法院为二审也是终审法院。1946年4月上旬，各省高等法院特设审判厅开始对各地在押的汉奸罪犯人进行审判，伪政权的大小汉奸头目分别受到各省高等法院特设审判厅的审判。罪大恶极的伪政权头目被处以极刑。
历史证明，一切企图侵略与奴役别的国家与人民的战争罪犯，以及向侵略者屈服投降、卖国求荣的汉奸，都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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