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331911
本书大量新材料的披露，无疑将有力促进当下对1976年10月至1979年10月这段历史转折期的纵深研究。
本书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继《》之后，与王守家合作推出的一部新作。
王守家，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如何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李海文以公开的王守家日记，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讲话和报告，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几易其稿成书。
党史研究者、党史题材爱好者，以及各大图书馆。
前言/1
华国锋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
粉碎“四人帮”36 小时后，谷牧奉令派出八人小组秘密飞往上海/7
“四人帮”经营上海十年之久，余党黄涛、陈阿大嘴脸/16
“四人帮”上海余党打探北京消息,策划武装暴乱,派人监视八人小组/26
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36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41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之后/44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4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谈对“四人帮”的批评/51
马天水脸涨得通红，提出两条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工作/54
华国锋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恰逢其时/58
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情绪抵触，几天后都坐不住了/61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组人选/64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王秀珍、徐景贤交代策划武装叛乱问题/67
“四人帮”上海余党再次预谋武装叛乱，华国锋不战而屈人之兵/70
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政策/80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组建中央工作组经过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有谋有勇的苏振华上将/83
1975年苏振华反对“四人帮”夺军权、夺政治局权/86
苏振华面见叶剑英、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四条建议/93
工人领袖倪志福亲自参与抓“四人帮”余党行动/98
毗邻上海，身陷复杂政治局面中的江苏省委书记彭冲/101
严佑民说：“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华国锋说：“我们要留你。”/109
余秋里推荐林乎加，谷牧推荐韩哲一、王一平、杨西光加入中央工作组/112
进驻上海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紧急会议/114
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摧毁“四人帮”在上海帮派体系中央工作组连夜找马天水等三人谈话，接管康平路上海写作组/116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与廖汉生、张挺谈话，向王一平、韩哲一了解情况/120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苏振华、倪志福汇报。邓小平说：“阿丕告诉我，你们干得很好。”/126
曹大澄在张春桥办公室发现枪支。中央工作组进入工交组摸底/129
中央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二、三书记/136
以深挖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作为解决上海问题的突破口/139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召开中央工作组全体人员大会/142
苏振华微服私访工人民兵情况。华国锋批示：可以让民兵游行/150
中央工作组成员在上海日常工作情况/155
加强外事工作，派赵行志到上海/161
次全市揭批、清算“四人帮 ”及上海余党反革命罪行大会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领导小组，注意使用、团结上海当地干部/163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次做检查/166
小组会背对背，工交口 120人中型会议，当面揭批马天水/184
上海区县局党员干部大会对“四人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更深揭发/189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继续补充揭发、交代/201
北京下发揭批“四人帮”的36件材料/215
工交组揭批“四人帮”及黄涛、陈阿大。上海生产稳步上升对黄涛、陈阿大等人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218
第二次面对面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238
依靠上海当地干部，起用韩哲一/240
上海生产稳步上升/243
清查“四人帮”上海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领导班子清查工作全面展开/250
贯彻中央第23、24号文件，严佑民负责，树立三个平反冤假错案典型/252
清查同“四人帮”纂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十二个大事件/264
调整领导班子四原则/271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上海工作汇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汇报。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讲话/275
拨乱反正，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率先召开两个座谈会/283
中央工作组成员陆续离沪。苏振华回海军，倪志福回北京市委/286
倪志福、彭冲谈苏振华作风、品格/288
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全面复查，否定“ 一月革命”1977年3月到1978 年5月，上海召开全市第二次至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292
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开始大规模复查/325
1978年12月对“一月革命”做出否定/331
尾声
苏振华英年早逝，魂归南海/334
倪志福连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全国
总工会主席15年/335
彭冲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连任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参与起草制定200部法律/336
个离开上海市委的林乎加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书记/337
“一身正气可驱邪，拳拳丹心总为民”的严佑民/338
“一生正直护公平，两袖清风感人心”的王一平/339
“芝兰生于深谷，不因无人而不香”的赵行志/341
中央工作组其他成员后续情况/342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被陆续判刑/347
大事纪（1965年11月—1983年春）/351
人名索引/376
参考书目/391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华国锋与粉碎“四人帮”问题的专著(待出版)。为此收集并参阅了当时的文件、档案、报纸、回忆录，采访了华国锋等90多个当事人。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点解决上海问题。他认为：只要制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其他都是小玩闹。因为各地的“四人帮”爪牙以上海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他们在上海经营了10年。上海又是中国城市，中国工商财政重地，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我将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情况作为一个重点，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历史写了8万字。之所以能写这么多，是因为得到严佑民的支持。1976年10月，严佑民参加中央工作组，1976年10月20日到上海，负责公安、清查等工作，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上海工作5年。2001年7月1日病逝上海。病重前，他将保存的资料全数交给我，要我将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同时，介绍我顺利地访问到中央工作组、公安部的诸位领导和成员，如倪志福、彭冲、林乎加、赵行志、韩哲一等。但是有两个遗憾，一是受篇幅所限，关于上海的这段历史不能展开，许多资料没有采用，只能写8万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史实因缺乏材料而没有写清楚。
早在1977年春，江小华江小华：（1942－2012）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1961年入伍，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副参谋长，武警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大校。告诉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派国务院的一些同志到上海了解情况，中央掌握上海的动向。后来，在陈锦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2005年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社会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新动作，及时报告北京。谷牧副总理亲自同这些同志谈话。但是派出的批同志有多少人、具体姓名、什么时间到达上海、他们到上海收集到什么情报等情况却无从查起，只好阙如。
2008年初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我见到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大校，机会难得，向他请教。他说：奉党中央命令，1976年10月8日，谷牧派秘书曹大澄等八同志到上海。他侃侃而谈，介绍了谷牧与王一平的关系，曹大澄如何到王一平家取得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情报。他强调：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解决上海武装叛乱、稳定上海乃至全国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载入史册。
写历史要有手的资料。我迫不及待地问：曹大澄在哪？他说：1986年曹大澄带了几位青年到深圳、香港创办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定居香港，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回忆文章。什么时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均不清楚。
2010年5月，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刘念远。他当场介绍杨培青大姐，说：她与曹大澄住一个楼里。会后，我从杨培青处得到曹大澄的电话。我喜出望外，经联系，急匆匆去采访，受到曹大澄热情接待。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及他当年写的5万多字的《余党末日》及回忆材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余党末日》登在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是《内部参考》破天荒头一次发表纪实文学。同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原中宣部副部长、理论界的前辈于光远在2002年8月16日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于老写道：
在我个人档案当中，一直保存有“本报通讯员曹大澄”写的《余党末日》。它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里。可是时间一长，就记不起是谁和为了什么原因送来的了。只是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1975—1976年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运动”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处理掉。由于我对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敢判断，文章中所写，基本上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实。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写得比较具体，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发表出来。否则它就会湮没，如果那样，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当即决定和曹大澄合写一篇文章。
曹大澄又介绍一起到上海的战友王守家。王守家至今保存着派遣到上海时的4本工作日记，共13.5万字。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颇有几许“地下”活动的手段，惊心动魄。
花了数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谷牧派出的批8位同志中的两位，找到历史当事人，得到手资料，大大丰富了我所写的关于解决上海问题的那段历史。我的喜悦如同久旱逢甘雨。当即决定根据这些资料及回忆，由我执笔和曹大澄、王守家合著一本口述历史，所涉内容是从1976年10月8日到1977年1月底王守家离开上海时为止。着手写章，即他们8人到上海的活动，从10月8日到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所率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之前。在送曹大澄修改时，他提出不署名。章主要内容2011年8月在河南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博览》发表。
但是写完章后，写作难以为继。一是，曹大澄于1976年11月初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我费尽周折又找到当年同去上海的陈裴章。他因病失忆。二是，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多是会议记录。他在工交组工作，到众多工厂、企业调研，记的是大量数字及专业用语。如何解读枯燥的会议发言、数字成为重要的课题。三是，章是叙事体，共3万多字，照此写法，目前资料难以支撑后面几章。四是，仅凭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难以反映出上海“四人帮”余党覆灭的全过程。
踌躇月旬，几经考虑，下决心写一本历史专著而不是资料汇编。从前述书稿中我拿出相关的7万字，将书中内容由1977年1月延长到1979年底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有了基本框架，再将王守家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及以前收集到的其他资料补充进去。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读完后，评价：当年的情节历历在目。
增加附录《大事记》，将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所记载的活动尽量列出。接受曹大澄的建议，增加了尾声，对书中人物历史全貌做一介绍。
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本很小，字迹小，难以辨认。我边录入，边写作，进展缓慢。在朋友的帮助下，请人输入电脑。、二稿错误百出。王守家冒着酷暑和严寒，以耄耋之年，一共校对了三次。在此基础上，我又校对一遍。随着校样越来越清晰，写作的速度也加快了。
本以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基本脉络已经掌握，设想用一年半载即可完成，没有想到稿竟写了21个月的时间。其原因我对经济不熟悉，如何理解枯燥的数字颇费心思。其次，本书所涉及的是重大史实，时间长，头绪繁杂，变化快，人物众多。有的人经历曲折、起伏；有的关系错综复杂、情况变幻莫测；有的名不见经传，难以查证。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没有众多人物难以表现历史转折中的波澜壮阔。再者，我患直肠癌手术后初愈，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即使这样工作周期从初的两三个月，逐渐缩短，甚至到十几天，就不得不休息数日。看材料，熟悉情况，谋篇布局，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写作的状态是一气呵成。因体力不支，不能痛快淋漓地写出而纠结，不断加重病情，不得不停笔。直到写作快结束，身体才渐渐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作品是比较粗糙的。
2012年4月稿完成后，停了11个月。这段时间既是等待、休整，也是让自己从材料中跳出来，思索的过程。如同欣赏油画一样，不能只是近看，要站得远一些，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才能看得更清楚，找出毛病，发现问题。从材料中跳出来，冷上一段时间，再将脑中的材料重新认识、组织，如同牛的反刍一样，才会有好的消化吸收。
我认真地研究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读意见，2013年3月开始第二稿的修改。这次一共改了4遍。遍，在再次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割爱去掉枝蔓，删去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对材料进行提炼、精简，重新组织。删去章文学色彩浓的描写，以保证全书行文的一致，基本是白描手法。同时，增加了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内容。第二遍，因各节是按专题写的，修改大事记时，按时间顺序，将全书过一遍，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第三遍，前面的写作，也是对材料、全局的再认识。再将材料从头到尾过一遍。此时，原来没有看到的，现在看到了；原来看到的而没有引起重视的，此时发现了其价值；原来看到的而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的，现在找到了恰当的地方。将材料烂熟于心之日也就是书将成之时。第四遍，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即使这样，仍然会有挂一漏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写作是从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微观的反复过程。微观材料要准确、细密。才能保证基础扎实，不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即使如此，常常苦于概况既要言简意赅，又要准确，这就是功力。写作是不断思索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段历史的内在联系，才能写出逻辑清晰、准确生动的历史。看起来改动不大，下笔千斤重，字斟句酌。
粉碎“四人帮”已过去近40年。在这近4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第二，由突出政治，政治，政治运动为主，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第三，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第四，执政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转变为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变化之快令世人瞩目。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很大，连语境也不一样了。现在4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革”的复杂情况，难以想象曾发生过的种种事件，更不要说理解。有的不知道“四人帮”为何人，更不知道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何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不知道“四人帮”的罪行是罄竹难书，恶贯满盈，本书所涉及的仅他们所犯罪行、错误的冰山一角。有人甚至对“四人帮”的错误、罪行提出质疑；不明白为什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什么要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法；不清楚群众为什么如此恨他们，十年来同他们做不懈的斗争，一拨又一拨，前仆后继；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会举国欢庆，不用动员，群众自发上街庆祝。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研究历史，重新回顾历史，以回答人们的疑惑。
书要让现在的人和后来者看懂。为此，需要相当篇幅介绍时代背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特定历史的名词和人物加以注释。对当时的领导者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赵行志、韩哲一作了简要介绍，因篇幅所限，仅涉及与上海工作有关的内容。列举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这样才能看清与上海“四人帮”余党斗争之复杂、艰巨、残酷，斗争之惊心动魄，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四人帮”上海余党是稀里糊涂就投降了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184页，三联书店，2013年。。上海是“四人帮”发迹之地，他们在此经营了十年，将党羽安插在各个部门，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当“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传到上海，这些“四人帮”的党羽绝不会束手就擒，一定会作乱。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一个原因，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上海的工人，上海的人民，觉悟是高的，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
更重要，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严佑民回忆，《关于上海市清查工作的情况报告（1978年，3月7日修改稿）》，第1页。。叶剑英概括为十个字：“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党中央指挥得当，只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同时派八位同志于9日清晨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上海动态，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工作。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就解决了“四人帮”上海余党策划的叛乱问题，不失时机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局势。真是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与党中央的领导分不开，也与在上海的线领导及中央工作组全体同志掌握政策的水平、领导能力有关。“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在上海经营了10年，他们和林彪集团在全市立案审查305225人，由于迫害造成非正常死亡10407人。事实证明96%是错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在短短的三年内清查、批判“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消除派性，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建立领导班子，发展经济，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28年处于秘密、地下、武装斗争中，许多重要的当事人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领导人一直忙于政务，没有机会写回忆录，即使写了回忆录，由于多年工作习惯，擅长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理论文章，所以很少有生动的历史细节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历史已离现实政治越来越远，党史回归中国历史学传统的时机已到。这本书根据回忆、采访、查证资料、实地考察，在场景、对话等细节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希望得到同行的理解和指教。
书中的人物不少是我尊敬的领导、先辈，也有人人痛恨的历史罪人，因是历史著作，按照学术规范一律直呼其名，既没有尊称，也没有贬称。
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在于言之有据。为了便于读者检阅，凡是已公开的档案，均注明公开书籍的出处。吸收别人的采访、研究成果，都一一注明出处，以示对他们劳动的尊重。
照片由严晓藕、严晓梅、苏承业、苏承军、林新婴、林大建、许海宁、曹大澄、王守家、赵霄洛、王时驹、朱通华提供。鲁纪行、王竹、马震平扫描、整理。
丑运洲审阅稿，曹大澄、严晓江、苏承业、苏承军、许海宁、许海星、林新婴、林大建、赵霄洛、王时驹审阅稿部分内容。王守家审阅全书。得到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朱通华、韩钢、严晓彬、孙立众、周晓瑛、冯乔、陈菱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一切关心、帮助、支持过我的人，感谢为我服务过的人们。有的知道姓名，有的不知道。
后，感谢读者。真诚希望他们能对我的书提出宝贵意见。因为终，一本书是在读者那里实现它的价值的。
李海文
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
10月7日晚，王一平接到谷牧电话之后，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推门来到阳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年、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的地方，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怎样动作呢？他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不停地思索。他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的李庸夫。李庸夫是华东局公安部部长梁国斌的秘书。1965年梁国斌任上海市委书记，李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直接在秘书长王一平的领导下工作。“文革”后，张春桥将梁国斌抓了起来，1969年将李庸夫全家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带上海知青。王一平分管知青工作，两人一直有往来。下放干部互相称戏为“荒友”。后来李庸夫想办法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在一个区里做调查员，住在淮海路，离康平路、武康路不远。
1976年8月下旬，马天水根据王洪文指示，开始在上海发枪，他们也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既不征求警备区司令周纯麟的意见，也不敢让其他人发觉，偷偷摸摸地进行。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张伟强发现后，将此情况告诉北大荒的“荒友”李庸夫。李庸夫立即与老领导王一平商议。李庸夫是张春桥注意的人，不便去北京，便找到在上海警备区的老乡李兴先，让李兴先的爱人顾宗芳以给孩子看病为名，连夜将情报送到北京，经王一平介绍交给谷牧。从此李庸夫更加注意收集市委动向。他找曾在黑龙江工作过的“荒友”了解情况。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市各单位抽调的，回到上海后，又都分配在市委、革委会各个单位工作。1976年12月，李庸夫和严晓彬谈话。2002年6月，严晓彬访问李庸夫夫人郭淑芳。2002年6月，严晓彬、李少南访问张伟强。王一平想起的另一个人，是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文革”前张敬标曾任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在王一平领导下工作。他虽然投靠了“四人帮”，成为马徐王的核心成员和骨干，但也尊重王一平，有时登门看望老首长。
王一平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形势。10月8日深夜，徐景贤下了、二个叛乱的命令后，民兵开始集合、持枪上街巡逻。王一平很快得到消息，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马上断定徐景贤、王秀珍已经知道“四人帮”被抓，有异动，可能要暴乱。他当机立断拿起电话给康平路市委办公厅打电话，找张敬标。此时徐景贤、王秀珍带人已分别进入、二指挥部，只有张敬标留守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张敬标一听是王一平的电话，拒绝接听。
王一平从张敬标拒绝接听的行动中，推测事态严重。要不要再打电话呢？再打电话可能惹祸上身，甚至是杀身之祸。王一平思考片刻，又一次拿起电话。他发了脾气，张敬标才不得不接。一开始对方很害怕，什么也不肯说。在王一平严厉追问下。才不得不承认是要暴动。王一平要求见面，不容回绝，张只好同意，约在康平路100号李干辉家里。张与李是儿女亲家。李庸夫之子李少南转述其父的回忆。李干辉是1925年的共产党员，曾任上海组织部副部长、副秘书长，1974年3月病逝。王一平到他家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况且，100号内有几栋公寓式的楼房，原是华东局的宿舍，住的老干部很多，离武康路很近，王一平的出入不会引人注意。
大约9日上午，见面后，王一平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张敬标不得不详细地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10月8日以来的策动暴乱的内容，并将文件副本交给王一平。2008年年初采访谷牧长子刘念远；王时驹：《怀念父亲王一平》。从此，张敬标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王洪文的小兄弟要叛乱，他提出等马、徐、王回来再说。为此，后来清查时，张敬标得到宽大处理，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和降低工资两级（由11级降13级）处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第28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张敬标病重住院，特别想见王一平。王一平闻讯赶到医院。张敬标握着王一平的手，感谢老首长当年的挽救政治生命之恩。
王一平、李庸夫为人低调，从不炫耀自己当时的功劳。随着他们去世，一些历史细节已不复再现，绝非王一平所说“打了两次电话”1984年12月12日王一平：《立此存照——1984年12月12日在市委整党中的书面发言》。那么简单。笔者采访过几百个老干部，发现他们事后的回忆、描述，与职业、经历有关。做大事的人、做决策的人，叙述起来往往如同他们做工作报告一样，三言两语，高度概况。而做具体工作的人，关注细节多些。搞文学创作的人观察细致，讲起过程来对各色人物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
10月9日下午3时左右，曹大澄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二层找王一平。进门便看见清瘦、儒雅的王一平正和一人在桌边谈话。王一平对曹大澄说：谷牧同志在今天你们所乘的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向他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我派曹大澄找你去“接头”。谷牧用山东荣成话拖腔说“接头”两字，王一平心里已有数了。
曹大澄拿出黄胃所作《四蟹图》，画上题诗句为“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
王一平介绍屋内那位客人：“自己人。”
这位客人也笑眯眯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叫李庸夫，十八子李，庸庸碌碌的庸，人字捅破天的夫。”
王一平介绍说：李庸夫同志是我们的人，他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文革”前他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书记梁国斌同志的秘书，后留在市委秘书处，徐景贤听聂元梓聂元梓（1921—）女，河南滑县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0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写了大字报，成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将校系200名干部、教授、教师、学生诬陷为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私设黑帮大院，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九大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传达《炮打司令部》即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认为从6月中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天“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没有点名，矛头指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大字报的矛头所指，遂聚众造反成立“造反兵团”，在上海市委“后院放火”。李庸夫参加徐景贤当头头的“造反兵团”，他憨厚老实，办事踏实，话语不多，深得徐景贤信任。当他看到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等一批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老革命，而上海滩的地痞流氓阿飞瘪三，夺权窃居高位，感到“文革”是一场政变，是新版“升官图”。李庸夫身为秘书处负责人，举凡上海市委会议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的重要指示，都归他负责整理存档，他掌握上海马、徐、王三书记和北京四首长的大量核心机密。2010年5月采访曹大澄。
王一平的介绍与李庸夫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可见当时环境之凶险，形势之紧张。稍有闪失，前功尽弃。
曹大澄向王一平、李庸夫传达了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逮捕“四人帮”事，扼要介绍自己前来的目的、任务。
王一平、李庸夫即向曹大澄提供了10月7、8两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内容及行动细节。此时，距离徐景贤、王秀珍密谋武装叛乱不到24个小时，材料即落入谷牧派出的上海先遣小组手中。
曹大澄和王一平、李庸夫谈话结束时，从屋里走出一位年长者，上海交通局张局长。王一平问：你都听到了吧。他笑着点点头。上海多数同志 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都很高兴。
王一平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和李庸夫联系。”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见面地点，就在附近延庆路的画家程十发家。2014年6月6日采访曹大澄。
曹大澄立即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也在座。形势严重，刻不容缓，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李景昭说：“我回北京。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了飞机。这天是1976年10月9日，星期日。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马上引起“服务员”的注意。第二天他们就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下东西了。”
李景昭乘晚上飞机回到北京，立即将王一平、李庸夫收集的情报交给谷牧，由谷牧秘书胡光宝编写成《上海来信》号，连夜送交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帅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当晚决定速令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华国锋决定由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俩，并派了中央办公厅一人与周纯麟一道坐车去京西宾馆。来到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来人把中央批示给马天水看。马天水看完后，就与那人一道给上海挂了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到北京来。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第575—5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上海这边，徐景贤、王秀珍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连忙和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张敬标4个常委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开会研究。冯国柱，老谋深算，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廖祖康、萧木也说：不要去。果然正如华国锋预料的那样，徐景贤和王秀珍很听马天水的话。所以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后坚持要去，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并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王秀珍又打电话给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我们去开会一二天回来。1976年11月6日王秀珍检查材料。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乘专机到了北京。华国锋决定由周纯麟、马天水向他们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听了传达，知道大势已去，马上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徐景贤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不让黄涛、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轻举妄动。以后，11日、12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给上海，告知“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11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为准。但是，黄涛和廖祖康、萧木、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继续活动，12日再次布置武装叛乱。1976年11月4日徐景贤检查材料。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组，及时掌握了上海动向，使华国锋、叶剑英能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调走徐景贤、王秀珍两人，打乱了上海武装暴乱的部署。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接管上海。
12日晚，中央政治局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经过几日教育，马天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交代在上海调动了民兵的数字。并说，坚决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决心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死保卫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让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一招很厉害，一石四鸟：既给马、徐、王一次机会，考察他们对中央的决定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又可以稳住“四人帮”上海余党；更便于放手发动上海群众起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又为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争取了时间。
对此，1977年1月6日华国锋说过：“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时，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教育，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觉悟。”王守家出差上海工作笔记。
华国锋决定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二天回上海，但没确定回上海时间。这要看上海的局势变化。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
曹大澄和李庸夫的见面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三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路口时，提前下车，曹大澄走在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三人相隔十几米。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中央派人到上海来一事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市委反对“四人帮”的同志，他们源源不断地将收集的材料提供给曹大澄。
更难的是怎样才能将上海动向快速传递到北京？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用密写的方式写信，到了北京那边用碘酒一抹就显出字来了。一次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只好派王守家和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用送了。回到衡山宾馆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到可靠人打了电话。
除曹大澄外，工作组其余人也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的任务，分头到各个工厂了解生产情况。一方面掩护秘密使命，麻痹、迷惑对方；另一方面突破“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封锁、监视，更广泛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政治、生产情况。王守家等12日上午到自行车三厂，下午到钟表元件厂、新跃仪表厂。13日上午到汽轮机厂、下午到吴泾化工厂。14日上午到上海港口、港务局。15日上午参观万人体育馆、普陀区中山北路住宅。16日听冶金局汇报。一天跑几个单位。王守家出差上海工作笔记。在路上见民兵持枪各处巡逻，街道上堆着沙包。工厂门口停着卡车，民兵持枪坐在卡车上，随时准备出发。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10月13日清晨，大家正在吃饭，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这是十分反常的。徐良图急忙将他们迎进屋内。王一平、李庸夫告诉徐良图，王洪文的小兄弟10月12日决定今天（13日）下午5时发动武装叛乱。要逮捕一百名上海老干部和过去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加上北京派来的徐良图一行8人。武斗暴动打响枪后，先枪毙这108人。2011年5月采访王守家、曹大澄。
情况万分紧急，一旦武装叛乱得逞，动了枪，开了火，对全国局势必然发生重大影响，要速报中央。时间紧迫，只剩七八个小时了，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北京呢？王一平在上海工作时间长，和各方面联系广泛，提出可以借用部队备战的红色电话机，用电话传往谷牧办公室。王一平同江湾路一号总后驻沪办事处领导联系时。这边曹大澄、陈斐章已将情报整理成简报。随后，李庸夫陪曹大澄去了江湾路一号。曹大澄在电话这边念，谷牧秘书胡光宝在北京那边记。
谷牧10月13日的日记为证：
今天发走了上海问题第三、四、五号，三号是曹大澄军用电话打来的，四号是密码来的，五号是（王）西萍亲自跑回来的。李伯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也坐飞机回来了，谈的情况和西萍谈的一样，没有另写报告。谷牧：《谷牧回忆录》，第2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央接到三号上海紧急来信，于13日上午9点，立即派专机送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人回上海。将近中午，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只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三人前来迎接。黄涛没有到机场，因为他正忙着打电话通知区、局工会，要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情况紧急。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以吹风方式迅速扩散到基层工会去。
冯国柱、王少庸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去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但是冯、王等并没有通知警备区，警备区没有派车来接周纯麟。在周纯麟的坚持下，他们才用王秀珍的车把周纯麟送回去。一到家，周纯麟立即把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第57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下午，在锦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指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马天水、徐景贤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中央传达生前批评“四人帮”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
还没有等马、徐、王讲完，会场就乱成一片。有的放声大哭。有的说这是宫廷政变，有的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徒，有的说这些材料都是假的。
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
周纯麟当即指出：“不能这样说！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他这一说，立刻引来一片叫骂，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卷起袖子站起来要打他。
周纯麟一拍桌子，大声喝道：“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警卫人员护着他就起身离去。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第579—5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13日晚8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又向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
因为及时掌握了上海的动向，中央只派回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个人，预谋中的武装叛乱便胎死腹中，保障了上海的安全和稳定。这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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