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96924
编辑推荐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标志着五年（2016-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打响。《决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评价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在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战的影响下，从事精准扶贫的研究者迅速增加，社会各界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需求相应增长。这本书作为一名扶贫领域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成果，献给全体脱贫攻坚战的战士们！
内容简介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标志着五年（2016-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打响。在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战的影响下，从事精准扶贫的研究者迅速增加，社会各界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需求相应增长。本书是其的修订版。本次修订主要是在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中国儿童多维贫困AF方法分析”3章，其增补的内容理论指导性更强，更具现实意义。
目 录
章 贫困概念的演进
一 引言
二 经济学视角的基本需要理论
三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排斥理论
四 发展学视角的能力方法和多维贫困理论
五 政治学视角的贫困理论
六 结论与讨论
第二章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一 收入/消费标准
二 多维贫困指数
三 结论与讨论
第三章 中国收入贫困的动态变化测量
一 引言
二 方法和模型
三 贫困和不公平状况
四 增长率曲线
五 结语
第四章 收入贫困测量：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一 引言
二 概念框架
三 方法和模型
四 数据及估计
五 结论和政策建义
第五章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一 文献回顾
二 AF方法
三 维度及指标设定
四 多维贫困估计结果
五 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
一 引言
二 概念框架
三 模型、方法和数据
四 收入贫困与多维度贫困的比较分析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七章 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
一 文献回顾
二 概念框架、模型和数据
三 模型估计及检验
四 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况研究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及概念框架
三 模型和数据
四 模型估计及检验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九章 中国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北京市家政服务业案例
一 研究的问题
二 文献评述
三 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四 数据及分析结果
五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十章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描述统计分析
一 引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分析框架与数据说明
四 儿童多维贫困分析
五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十一章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AF方法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综述
三 理论框架与方法
四 估计结果
五 结论与建议
第十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利贫性测量
一 引言
二 利贫增长的定义和测量方法
三 中国增长利贫性测量
第十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量
一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二 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三 数据及结果
四 结论及建议
索 引
后 记
一 引言
二 经济学视角的基本需要理论
三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排斥理论
四 发展学视角的能力方法和多维贫困理论
五 政治学视角的贫困理论
六 结论与讨论
第二章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一 收入/消费标准
二 多维贫困指数
三 结论与讨论
第三章 中国收入贫困的动态变化测量
一 引言
二 方法和模型
三 贫困和不公平状况
四 增长率曲线
五 结语
第四章 收入贫困测量：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一 引言
二 概念框架
三 方法和模型
四 数据及估计
五 结论和政策建义
第五章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一 文献回顾
二 AF方法
三 维度及指标设定
四 多维贫困估计结果
五 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
一 引言
二 概念框架
三 模型、方法和数据
四 收入贫困与多维度贫困的比较分析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七章 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
一 文献回顾
二 概念框架、模型和数据
三 模型估计及检验
四 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况研究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及概念框架
三 模型和数据
四 模型估计及检验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九章 中国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北京市家政服务业案例
一 研究的问题
二 文献评述
三 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四 数据及分析结果
五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十章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描述统计分析
一 引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分析框架与数据说明
四 儿童多维贫困分析
五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十一章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AF方法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综述
三 理论框架与方法
四 估计结果
五 结论与建议
第十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利贫性测量
一 引言
二 利贫增长的定义和测量方法
三 中国增长利贫性测量
第十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量
一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二 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三 数据及结果
四 结论及建议
索 引
后 记
前 言
自 序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个百年奋斗目标。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出台，打响了五年（2016-2020年）脱贫攻坚战枪。《决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评价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在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战的影响下，从事精准扶贫的研究者迅速增加，社会各界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需求相应增长。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要求，笔者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进行了修订，本书作为扶贫领域一名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成果，献给参与脱贫攻坚战的全体战士们！
本次修订主要增补3章（版共10章），第二版共13章。增补了“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第六章）。2010年之前，全球贫困测量基本上是以收入/消费贫困线为标准。2010年之后，多维贫困指数的出现，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已有4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多维贫困标准。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和讨论的焦点是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系。本章的目标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章的贡献在于，从中文“贫困”一词的定义提出，“贫”是指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困”是个体和家庭由于基本能力不足，陷入难以靠自身力量摆脱的自然、环境、社会等困境。收入贫困标准反映的是“贫”，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捕获的是“困”。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扶贫济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是多维度的，中国到2020年的扶贫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多维度目标。中国今后的贫困标准，应该是既衡量“贫”也测度“困”的多维贫困标准。不能单纯以收入来评价贫困，收入只是满足基本需要的手段，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基本保障的实现才是扶贫开发的真正目的。
本次增补了“中国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第九章）。我国有2.5亿流动人口。人口流动一方面为农村贫困人口带来在城市以及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精准扶贫变得更为复杂。对于流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其贫困应该如何评价？按照中文“贫困”的定义，本章构建了既包括客观福利，也包括主观感受的拓展了的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北京市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贫困状况可以发现，从收入视角衡量，无论是用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即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还是用流动人口输入地（北京市）城市居民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贫困标准，流动妇女都已脱贫。但用多维贫困方法评价流动妇女的贫困情况却发现，收入脱贫掩盖了流动妇女的真实贫困。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五个维度测量客观的“贫”和主观的“困”发现，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社会融入维度为贫困，然后依次为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和收入。其中，需改善的主观福利指标为社会关系，然后依次为城市归属感、工作满意度。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农村户籍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都明显高于城镇户籍流动妇女。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分解的结果也显示，受教育年限少的流动妇女在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程度三方面均高于受教育年限多的流动妇女。
本次增补了“中国儿童多维贫困AF方法分析”（第十一章）。消除儿童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而儿童贫困往往不能用收入标准来衡量。本章基于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儿童所拥有的基本人权，结合《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构建了由儿童生存、健康、保护、发展和参与五个维度构成的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用AF方法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残疾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家庭的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多维贫困状况尤为突出。
此外，笔者对版中的错误进行了修订。对全书的章节编排做了适当的调整，以使全书章节的排列更加符合逻辑。尽管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仍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希望本书对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有所帮助。后，作者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丽女士、编辑恽薇女士对本书修订出版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作 者
2016年9月1日于浦东
版序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和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政策措施，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同时，也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切实加强扶贫理论与政策方法的研究，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一个明确任务。与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以往这方面的工作显得相对不足。对中国扶贫开发经验的总结，对贫困标准和贫困测量、贫困监测以及反贫困政策和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对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贫困群体等的研究都是需要加强的。
小林博士这本《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弥补了我国在贫困测量研究方面的不足。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方法的全面性。该书涵盖了当前国际社会上广泛应用的主要贫困测量方法。作者编写了大量的计算程序，并以住户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城乡、多维度、跨年度、多群体的测算。在测量方法上，既包括传统的以收入和消费测量贫困和不公平的方法，也包括贫困的动态分析、多维贫困、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分析方法。此外，还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进行了评估。
二是方法的前瞻性。书中的多维贫困分析方法、主观福利贫困分析方法、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测量方法，都是当前贫困研究领域的前瞻性方法。作者不仅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的贫困情况，还对现有的方法进行了创新和拓展。其中，在多维贫困分析中，将资产维度和指标纳入分析框架，拓展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
三是对象的多元性。该书不仅分析了我国的农村贫困，还分析了城市贫困。过去我国的贫困分析主要集中于农村贫困，该书运用大量的住户数据分析了城市贫困，并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比较。首次运用各种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状况，为更加全面认识城市和农村贫困提供了学术研究支持。分析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此外，还对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进行了计量分析。这些分析对更加客观地认识我国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通过大量的模型和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的一些结论对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贫困的动态变化研究，十分清楚地反映出1989～2009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经历了一个在1989～2006年不断加剧，并在2006～2009年逐步降低的过程，既客观地描述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清晰地表明2006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专项扶贫开发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关于多维贫困的测量，明确地得出我国农民在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五个方面的贫困状况比较严重。为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给出了比较清晰的政策干预方向。这种测量方法运用到片区扶贫开发攻坚上，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此外，书中对少数民族贫困、老年人贫困和儿童贫困的分析，对于做好新阶段特殊人群扶贫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是由于这本书对促进我国贫困理论和方法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所得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我十分高兴为本书作序。相信此书对贫困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有益，也希望作者继续在贫困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范小建
2012年9月14日
版前言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关于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书。一则中国在贫困测量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严重滞后于扶贫开发实践。1997年我在内蒙古林学院任教时，有幸参加了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世行第三期扶贫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协助世界银行专家进行投资估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由于首次接触贫困问题研究，迫切希望找到一本测量贫困的读物以补充知识的不足。遗憾的是，只找到了几篇一般性地介绍贫困并讨论反贫困政策的资料。2009年我调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分别诞生了阿马蒂亚·森和穆罕默德·尤努斯两位反贫困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两国至今未实现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有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至今没有准确的贫困测量方法，也没有世界著名的贫困研究专家。按照世界银行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38亿减少到2008年的12.89亿，即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6.49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从8.35亿减少到1.73亿，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62亿。也就是说，扣除中国的减贫人数，全球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与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在贫困理论的研究方面十分滞后，尤其是在贫困测量方面。这是我想写这么一本书的个原因。
再则，中国的减贫进入了必须瞄准穷人并测量贫困状况的阶段。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时，减贫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即由增长来带动减贫。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且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本上没有必要进行十分准确的贫困人口瞄准和测量。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般会经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对减贫的影响十分重要。减贫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效应。当贫困人口变得比较少时，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减贫，这时就必须对贫困人口进行准确的测量和瞄准。显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想写一部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著作的第二个原因。但2001～2005年这一阶段，随着国家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推行，以及集体经济农村公共服务筹资制度的瓦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极不匹配，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亟须推进。我感到还有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于是，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三年中，集中精力写了一本《结构转型中的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财政政策》。2006年，我的工作发生变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发展处从事儿童预算研究工作，用半年的时间与梅鸿合作完成了《中国预算体制以及儿童教育和卫生服务筹资》一书。2006年下半年，我调入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工作。时值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大改革，我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医改方案、妇幼保健服务包和筹资制度、孤儿补贴制度的研究上。2001～2008年间，虽然我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课题支持下，断断续续地从事贫困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难以保障，农户层面的数据获得困难，《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一直存在于大脑之中，其实质性的写作一直未能如愿。
2009年上半年我有幸进入由著名贫困研究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发起创建的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访问工作，跟从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博士进行人类发展与多维贫困测量研究。有机会在牛津大学系统地阅读了人类发展与贫困测量方面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理论基础。我从牛津大学访问工作回来之后，立即参与了好友曹洪民博士组织的“阿坝州连片特困地区千村万户农户调查”。这次调查覆盖了阿坝州13个县共1351个村，获得了进行贫困测量的手农户数据。如果说，贫困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是开展测量的要素，那么数据的可获得性就是第二要素。2009年下半年，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的吴忠博士邀请我加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职从事贫困研究。这无疑为撰写此书提供了一个的平台。以献身于全球减贫事业的心态进入这个专业性的减贫机构之后，我接受的项研究任务是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批示的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中国不仅在贫困测量的研究方面十分薄弱，在贫困标准的研究方面更加滞后，于是把精力投向贫困标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缺少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仅凭一两人是难以支撑起总结、传播中国减贫经验，借鉴学习他国减贫经验的重任的。于是我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培养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团队。如今这个团队初见雏形，学术论文能够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缩小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上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地向原来的目标——写这本书——靠近。从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建立模型，编写程序，计算分析。
2011年是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纲要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发展差距。在新纲要的编制过程中，以及在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编制过程中，范小建主任、郑文凯副主任多次指示，要加强贫困理论研究，因为中国的贫困理论研究跟不上工作的需要。这对于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针对新纲要的实施，结合目前中国贫困研究现状，发现有两个方面亟须加强。一是贫困测量，二是扶贫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本书的写作初步弥补了贫困测量的不足。随着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打响，更多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将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需要知道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影响。而这一领域既是国际上减贫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国内减贫研究需要加强的领域。
2012年上半年，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党组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安排，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的处级干部研修班。在这三个月里，既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党的理论，也能够安心读书编程，分析数据。如此复杂而大量的计算，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研究。如今本书付梓，如释重负，完成了一个多年的夙愿。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获知本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全书共10章，章至第八章按照贫困概念的演进、贫困标准的确定以及贫困状况的测量这一逻辑编排。章和第二章阐述了贫困概念的演进和贫困标准的确定。第三章至第八章，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比较客观和系统的测量。在测量方法上包括从收入和消费视角进行的贫困、不公平测量以及贫困的动态测量、多维贫困测量、相对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测量。在测量的对象上，既包括农村居民也包括城镇居民。在测量的群体上，覆盖了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第九章和第十章，不是对贫困人口的测量，而是专门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pro-poor）和包容性(inclusive)进行了测量。利贫性强调贫困人口在增长中的受益情况，即强调结果；包容性强调贫困人口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即强调开始。一个社会若能让贫困人口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并让贫困人口在增长中更多地获益，其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包容的和利贫的。
章，贫困概念的演进。从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学、政治学四个学科视角分析了贫困概念的演进。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过程。经济学视角认为，贫困是福祉被剥夺，即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因而，收入支持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社会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排斥现象。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割裂，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没有充足的公民权利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因而，社会包容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发展学视角认为，以收入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发展是拓展人类有理由珍视的真实自由。贫困的原因是由于个体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等促进人类体面地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包括主观感受。因而，从多维度视角促进人的能力提升是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内容。政治学视角，主要有两类典型观点：一类是马克思的阶段理论，贫困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夺。消除贫困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类是森的权利理论。贫困是由生产、交易、流动等基本权利缺乏造成的，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应该是赋予公民权利。
第二章，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概括了贫困标准确定的三种主流方法，即收入/消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多维贫困指数，并介绍了以三种方法测量的全球贫困状况。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情况。为此，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收入/消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章，贫困测量——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介绍了贫困和不公平的测量方法以及贫困决定模型。测量结果表明，以藏族聚居为主的西北畜牧经济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也深。在四个民族中，贫困发生率由高到低为藏族、羌族、汉族和回族。贫困呈明显的民族特征。牧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农区。女性户主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儿童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成人，特别是女童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在四个民族中，汉族的不公平，羌族。不公平的分解结果表明，民族间的不公平对于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民族内。同样，牧区和农区间的不公平对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牧区和农区内部。贫困决定模型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陷入贫困的概率要高2.5%。劳动力每增加1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1.6%。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0.5%。有农用车的农户比无农用车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低10.1%。
第四章，中国贫困的动态变化测量。以中国9个省的住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1989～2009年城市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和贫困的变化。结果表明，1989～2006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不断加剧；2006～2009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城市的情况也类似，2004年之前，相对贫困发生率不断提高，之后，相对贫困减缓。贫困的测量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教育和年龄两个人口学特征视角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本书中对16岁以上成人数据的分析表明，年龄与贫困发生率呈现U形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下降，但到达中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提高。基尼系数表明，在1989～2009年，城市和农村收入不公平在2006年达到高峰，分别为44.35和53.69。2009年略有下降。泰尔L指数的分解表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城乡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较少。基尼系数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计算结果表明，2009年，若基尼系数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分别增加4.24个和5.01个百分点。可见，今后一个阶段，改善收入分配应当作为一个促进减贫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增长率曲线的分析表明，1989～2006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低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其结果是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差距的扩大。2006～2009年贫困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利贫的，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6年之后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农村生活保障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章，中国多维贫困测量。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本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中9个省的数据用AF方法测量的结果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为22.8%，农村的贡献率为77.2%，多维贫困现象仍以农村为主。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顺序。
第六章，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中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向缩小发展差距，相对贫困成为减贫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观福利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的自我评价，能够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本章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贫困比较突出。与收入贫困状况相比，主观福利评价状况相对较好。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城镇。城镇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减少；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增加，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增加。婚姻状况对主观福利有明显影响，有配偶的居民比单身居民主观福利评价高的机会增加。医疗保障和互联网对城乡居民主观福利评价有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主观福利评价好的机会越大。
第七章，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况研究。从收入贫困的角度看，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农村有16.2%的老年人、城市有11.5%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即收入越高老年人主观福利值越大，但收入对主观福利的影响系数不大。从收入贫困标准来看，是否贫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的影响。贫困线以下的老人相对于贫困线以上的老人，收入对于主观福利更为敏感；说明贫困线相当于收入与主观福利函数曲线的一个近似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增加收入提高主观福利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也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但并不是线性关系的假说。女性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低于男性老年人，农村低于城镇，独居老年人低于有配偶老年人。健康对主观福利贫困是十分敏感的。个人态度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十分明显，增强老年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会大大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老年人将成为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老年人群体中，减贫战略和社会救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高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在公共政策上，不仅需要养老保险，而且需要提供相应的照料服务。做好当前的扶贫开发工作，将有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
第八章，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分析。儿童贫困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较高的营养不良比例、儿童死亡率，因贫困而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严重的自卑心理等。儿童阶段的贫困削弱了其个人发展机会，使贫困发生代际转移，形成一种“贫困的陷阱”，进而使暂时性贫困转为长期性贫困。消除儿童贫困不仅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主要内容。本章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以《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儿童生存权、健康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为框架，从5个维度进行儿童多维贫困评估。使用的数据为2010年中国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区基线调查数据。在5个示范省中，2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2.42%的儿童吃不饱饭，50%的儿童不能饮用自来水，19.16%的儿童会受到老师打骂，2.49%的儿童受到社会上的暴力侵犯。
第九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利贫性测量。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既受增长的影响，也受分配的影响。本章用3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对中国1989～2009年经济增长的利贫性进行了测量。3种方法得到的一致性结论是2006～2009年的增长更有利于穷人。这与第四章相对贫困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2006年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十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量。本章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然后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形成了一套包容性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了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建议。
测量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显著,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应该从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政策,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本书第三章至第十章，大部分使用Stata软件编程计算。每章都分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各章自成体系，每章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这样编排，方便读者根据需要而阅读其中的任意一章。
本书的写作基于大量的住户调查数据，编程和运算量相当大，尽管笔者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读者群定位于专业的减贫研究人士，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减贫实践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同事们对笔者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这是笔者能够坚持完成写作这本书的动力，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个百年奋斗目标。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出台，打响了五年（2016-2020年）脱贫攻坚战枪。《决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评价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在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战的影响下，从事精准扶贫的研究者迅速增加，社会各界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需求相应增长。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要求，笔者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进行了修订，本书作为扶贫领域一名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成果，献给参与脱贫攻坚战的全体战士们！
本次修订主要增补3章（版共10章），第二版共13章。增补了“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第六章）。2010年之前，全球贫困测量基本上是以收入/消费贫困线为标准。2010年之后，多维贫困指数的出现，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已有4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多维贫困标准。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和讨论的焦点是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系。本章的目标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章的贡献在于，从中文“贫困”一词的定义提出，“贫”是指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困”是个体和家庭由于基本能力不足，陷入难以靠自身力量摆脱的自然、环境、社会等困境。收入贫困标准反映的是“贫”，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捕获的是“困”。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扶贫济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是多维度的，中国到2020年的扶贫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多维度目标。中国今后的贫困标准，应该是既衡量“贫”也测度“困”的多维贫困标准。不能单纯以收入来评价贫困，收入只是满足基本需要的手段，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基本保障的实现才是扶贫开发的真正目的。
本次增补了“中国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第九章）。我国有2.5亿流动人口。人口流动一方面为农村贫困人口带来在城市以及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精准扶贫变得更为复杂。对于流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其贫困应该如何评价？按照中文“贫困”的定义，本章构建了既包括客观福利，也包括主观感受的拓展了的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北京市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贫困状况可以发现，从收入视角衡量，无论是用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即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还是用流动人口输入地（北京市）城市居民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贫困标准，流动妇女都已脱贫。但用多维贫困方法评价流动妇女的贫困情况却发现，收入脱贫掩盖了流动妇女的真实贫困。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五个维度测量客观的“贫”和主观的“困”发现，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社会融入维度为贫困，然后依次为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和收入。其中，需改善的主观福利指标为社会关系，然后依次为城市归属感、工作满意度。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农村户籍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都明显高于城镇户籍流动妇女。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分解的结果也显示，受教育年限少的流动妇女在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程度三方面均高于受教育年限多的流动妇女。
本次增补了“中国儿童多维贫困AF方法分析”（第十一章）。消除儿童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而儿童贫困往往不能用收入标准来衡量。本章基于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儿童所拥有的基本人权，结合《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构建了由儿童生存、健康、保护、发展和参与五个维度构成的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用AF方法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残疾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家庭的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多维贫困状况尤为突出。
此外，笔者对版中的错误进行了修订。对全书的章节编排做了适当的调整，以使全书章节的排列更加符合逻辑。尽管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仍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希望本书对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有所帮助。后，作者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丽女士、编辑恽薇女士对本书修订出版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作 者
2016年9月1日于浦东
版序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和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政策措施，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同时，也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切实加强扶贫理论与政策方法的研究，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一个明确任务。与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以往这方面的工作显得相对不足。对中国扶贫开发经验的总结，对贫困标准和贫困测量、贫困监测以及反贫困政策和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对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贫困群体等的研究都是需要加强的。
小林博士这本《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弥补了我国在贫困测量研究方面的不足。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方法的全面性。该书涵盖了当前国际社会上广泛应用的主要贫困测量方法。作者编写了大量的计算程序，并以住户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城乡、多维度、跨年度、多群体的测算。在测量方法上，既包括传统的以收入和消费测量贫困和不公平的方法，也包括贫困的动态分析、多维贫困、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分析方法。此外，还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进行了评估。
二是方法的前瞻性。书中的多维贫困分析方法、主观福利贫困分析方法、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测量方法，都是当前贫困研究领域的前瞻性方法。作者不仅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的贫困情况，还对现有的方法进行了创新和拓展。其中，在多维贫困分析中，将资产维度和指标纳入分析框架，拓展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
三是对象的多元性。该书不仅分析了我国的农村贫困，还分析了城市贫困。过去我国的贫困分析主要集中于农村贫困，该书运用大量的住户数据分析了城市贫困，并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比较。首次运用各种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状况，为更加全面认识城市和农村贫困提供了学术研究支持。分析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此外，还对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进行了计量分析。这些分析对更加客观地认识我国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通过大量的模型和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的一些结论对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贫困的动态变化研究，十分清楚地反映出1989～2009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经历了一个在1989～2006年不断加剧，并在2006～2009年逐步降低的过程，既客观地描述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清晰地表明2006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专项扶贫开发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关于多维贫困的测量，明确地得出我国农民在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五个方面的贫困状况比较严重。为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给出了比较清晰的政策干预方向。这种测量方法运用到片区扶贫开发攻坚上，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此外，书中对少数民族贫困、老年人贫困和儿童贫困的分析，对于做好新阶段特殊人群扶贫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是由于这本书对促进我国贫困理论和方法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所得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我十分高兴为本书作序。相信此书对贫困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有益，也希望作者继续在贫困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范小建
2012年9月14日
版前言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关于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书。一则中国在贫困测量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严重滞后于扶贫开发实践。1997年我在内蒙古林学院任教时，有幸参加了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世行第三期扶贫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协助世界银行专家进行投资估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由于首次接触贫困问题研究，迫切希望找到一本测量贫困的读物以补充知识的不足。遗憾的是，只找到了几篇一般性地介绍贫困并讨论反贫困政策的资料。2009年我调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分别诞生了阿马蒂亚·森和穆罕默德·尤努斯两位反贫困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两国至今未实现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有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至今没有准确的贫困测量方法，也没有世界著名的贫困研究专家。按照世界银行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38亿减少到2008年的12.89亿，即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6.49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从8.35亿减少到1.73亿，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62亿。也就是说，扣除中国的减贫人数，全球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与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在贫困理论的研究方面十分滞后，尤其是在贫困测量方面。这是我想写这么一本书的个原因。
再则，中国的减贫进入了必须瞄准穷人并测量贫困状况的阶段。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时，减贫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即由增长来带动减贫。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且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本上没有必要进行十分准确的贫困人口瞄准和测量。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般会经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对减贫的影响十分重要。减贫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效应。当贫困人口变得比较少时，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减贫，这时就必须对贫困人口进行准确的测量和瞄准。显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想写一部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著作的第二个原因。但2001～2005年这一阶段，随着国家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推行，以及集体经济农村公共服务筹资制度的瓦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极不匹配，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亟须推进。我感到还有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于是，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三年中，集中精力写了一本《结构转型中的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财政政策》。2006年，我的工作发生变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发展处从事儿童预算研究工作，用半年的时间与梅鸿合作完成了《中国预算体制以及儿童教育和卫生服务筹资》一书。2006年下半年，我调入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工作。时值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大改革，我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医改方案、妇幼保健服务包和筹资制度、孤儿补贴制度的研究上。2001～2008年间，虽然我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课题支持下，断断续续地从事贫困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难以保障，农户层面的数据获得困难，《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一直存在于大脑之中，其实质性的写作一直未能如愿。
2009年上半年我有幸进入由著名贫困研究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发起创建的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访问工作，跟从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博士进行人类发展与多维贫困测量研究。有机会在牛津大学系统地阅读了人类发展与贫困测量方面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理论基础。我从牛津大学访问工作回来之后，立即参与了好友曹洪民博士组织的“阿坝州连片特困地区千村万户农户调查”。这次调查覆盖了阿坝州13个县共1351个村，获得了进行贫困测量的手农户数据。如果说，贫困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是开展测量的要素，那么数据的可获得性就是第二要素。2009年下半年，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的吴忠博士邀请我加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职从事贫困研究。这无疑为撰写此书提供了一个的平台。以献身于全球减贫事业的心态进入这个专业性的减贫机构之后，我接受的项研究任务是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批示的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中国不仅在贫困测量的研究方面十分薄弱，在贫困标准的研究方面更加滞后，于是把精力投向贫困标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缺少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仅凭一两人是难以支撑起总结、传播中国减贫经验，借鉴学习他国减贫经验的重任的。于是我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培养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团队。如今这个团队初见雏形，学术论文能够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缩小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上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地向原来的目标——写这本书——靠近。从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建立模型，编写程序，计算分析。
2011年是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纲要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发展差距。在新纲要的编制过程中，以及在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编制过程中，范小建主任、郑文凯副主任多次指示，要加强贫困理论研究，因为中国的贫困理论研究跟不上工作的需要。这对于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针对新纲要的实施，结合目前中国贫困研究现状，发现有两个方面亟须加强。一是贫困测量，二是扶贫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本书的写作初步弥补了贫困测量的不足。随着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打响，更多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将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需要知道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影响。而这一领域既是国际上减贫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国内减贫研究需要加强的领域。
2012年上半年，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党组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安排，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的处级干部研修班。在这三个月里，既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党的理论，也能够安心读书编程，分析数据。如此复杂而大量的计算，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研究。如今本书付梓，如释重负，完成了一个多年的夙愿。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获知本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全书共10章，章至第八章按照贫困概念的演进、贫困标准的确定以及贫困状况的测量这一逻辑编排。章和第二章阐述了贫困概念的演进和贫困标准的确定。第三章至第八章，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比较客观和系统的测量。在测量方法上包括从收入和消费视角进行的贫困、不公平测量以及贫困的动态测量、多维贫困测量、相对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测量。在测量的对象上，既包括农村居民也包括城镇居民。在测量的群体上，覆盖了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第九章和第十章，不是对贫困人口的测量，而是专门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pro-poor）和包容性(inclusive)进行了测量。利贫性强调贫困人口在增长中的受益情况，即强调结果；包容性强调贫困人口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即强调开始。一个社会若能让贫困人口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并让贫困人口在增长中更多地获益，其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包容的和利贫的。
章，贫困概念的演进。从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学、政治学四个学科视角分析了贫困概念的演进。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过程。经济学视角认为，贫困是福祉被剥夺，即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因而，收入支持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社会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排斥现象。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割裂，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没有充足的公民权利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因而，社会包容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发展学视角认为，以收入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发展是拓展人类有理由珍视的真实自由。贫困的原因是由于个体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等促进人类体面地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包括主观感受。因而，从多维度视角促进人的能力提升是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内容。政治学视角，主要有两类典型观点：一类是马克思的阶段理论，贫困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夺。消除贫困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类是森的权利理论。贫困是由生产、交易、流动等基本权利缺乏造成的，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应该是赋予公民权利。
第二章，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概括了贫困标准确定的三种主流方法，即收入/消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多维贫困指数，并介绍了以三种方法测量的全球贫困状况。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情况。为此，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收入/消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章，贫困测量——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介绍了贫困和不公平的测量方法以及贫困决定模型。测量结果表明，以藏族聚居为主的西北畜牧经济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也深。在四个民族中，贫困发生率由高到低为藏族、羌族、汉族和回族。贫困呈明显的民族特征。牧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农区。女性户主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儿童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成人，特别是女童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在四个民族中，汉族的不公平，羌族。不公平的分解结果表明，民族间的不公平对于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民族内。同样，牧区和农区间的不公平对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牧区和农区内部。贫困决定模型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陷入贫困的概率要高2.5%。劳动力每增加1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1.6%。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0.5%。有农用车的农户比无农用车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低10.1%。
第四章，中国贫困的动态变化测量。以中国9个省的住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1989～2009年城市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和贫困的变化。结果表明，1989～2006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不断加剧；2006～2009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城市的情况也类似，2004年之前，相对贫困发生率不断提高，之后，相对贫困减缓。贫困的测量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教育和年龄两个人口学特征视角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本书中对16岁以上成人数据的分析表明，年龄与贫困发生率呈现U形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下降，但到达中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提高。基尼系数表明，在1989～2009年，城市和农村收入不公平在2006年达到高峰，分别为44.35和53.69。2009年略有下降。泰尔L指数的分解表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城乡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较少。基尼系数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计算结果表明，2009年，若基尼系数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分别增加4.24个和5.01个百分点。可见，今后一个阶段，改善收入分配应当作为一个促进减贫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增长率曲线的分析表明，1989～2006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低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其结果是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差距的扩大。2006～2009年贫困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利贫的，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6年之后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农村生活保障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章，中国多维贫困测量。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本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中9个省的数据用AF方法测量的结果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为22.8%，农村的贡献率为77.2%，多维贫困现象仍以农村为主。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顺序。
第六章，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中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向缩小发展差距，相对贫困成为减贫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观福利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的自我评价，能够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本章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贫困比较突出。与收入贫困状况相比，主观福利评价状况相对较好。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城镇。城镇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减少；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增加，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增加。婚姻状况对主观福利有明显影响，有配偶的居民比单身居民主观福利评价高的机会增加。医疗保障和互联网对城乡居民主观福利评价有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主观福利评价好的机会越大。
第七章，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况研究。从收入贫困的角度看，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农村有16.2%的老年人、城市有11.5%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即收入越高老年人主观福利值越大，但收入对主观福利的影响系数不大。从收入贫困标准来看，是否贫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的影响。贫困线以下的老人相对于贫困线以上的老人，收入对于主观福利更为敏感；说明贫困线相当于收入与主观福利函数曲线的一个近似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增加收入提高主观福利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也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但并不是线性关系的假说。女性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低于男性老年人，农村低于城镇，独居老年人低于有配偶老年人。健康对主观福利贫困是十分敏感的。个人态度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十分明显，增强老年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会大大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老年人将成为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老年人群体中，减贫战略和社会救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高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在公共政策上，不仅需要养老保险，而且需要提供相应的照料服务。做好当前的扶贫开发工作，将有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
第八章，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分析。儿童贫困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较高的营养不良比例、儿童死亡率，因贫困而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严重的自卑心理等。儿童阶段的贫困削弱了其个人发展机会，使贫困发生代际转移，形成一种“贫困的陷阱”，进而使暂时性贫困转为长期性贫困。消除儿童贫困不仅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主要内容。本章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以《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儿童生存权、健康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为框架，从5个维度进行儿童多维贫困评估。使用的数据为2010年中国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区基线调查数据。在5个示范省中，2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2.42%的儿童吃不饱饭，50%的儿童不能饮用自来水，19.16%的儿童会受到老师打骂，2.49%的儿童受到社会上的暴力侵犯。
第九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利贫性测量。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既受增长的影响，也受分配的影响。本章用3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对中国1989～2009年经济增长的利贫性进行了测量。3种方法得到的一致性结论是2006～2009年的增长更有利于穷人。这与第四章相对贫困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2006年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十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量。本章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然后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形成了一套包容性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了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建议。
测量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显著,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应该从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政策,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本书第三章至第十章，大部分使用Stata软件编程计算。每章都分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各章自成体系，每章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这样编排，方便读者根据需要而阅读其中的任意一章。
本书的写作基于大量的住户调查数据，编程和运算量相当大，尽管笔者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读者群定位于专业的减贫研究人士，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减贫实践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同事们对笔者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这是笔者能够坚持完成写作这本书的动力，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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