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631812
放任人文教育萎缩，我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在这本书中，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从根本上批判了一种思想，即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她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险。
作者指出，从教育的历史上说，人文学科曾经是教育的中心内容，因为人文教育被认为是培养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在世界很多国家，教育的目的走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急切地想推动经济发展，许多国家日益将培养学生的经济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成为有知识、有道德、负责任的公民。这种以获利的技能为中心的教育已经腐蚀了青年人质疑权威的勇气与能力，降低了他们对弱势群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同情心，削弱了他们处理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这些基本能力的缺失对社会和世界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为改变这种状况，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抵制将教育降格为赢利的工具。相反，我们应该将教育和人文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们成为对他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有责任心的公民。
中文版序 / 1
教育应当培养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的民主公民
英文版序 / 1
教育不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
新版前言 / 5
放任人文学科萎缩，我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章 无声的危机 / 1
各国的教育制度都在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都在轻率地抛弃民主制度生存所
必需的技能。这种倾向若是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很快就会产出一代代有用的
机器，而不能造就完整的公民——他们能独立思考，能批判传统，能理解他
人苦难和成就的意义。
第二章 为赢利的教育，为民主的教育 / 15
在繁荣的民主制度下，很难找到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的纯粹实例，因为民
主建立在对每个人的尊重上，而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模式却只看重集体，
鼓励学生将自己看做一个正在发展的大集体的成员，而不是看做享有各自权
利的单独个人。
第三章 教育公民：道德的（与反道德的）情感 / 33
是什么力量使强势群体热衷统治和主宰？是什么力量使多数者人群设法贬
低、诬蔑少数者人群？无论这些力量是什么，培养负责任的国家公民和世界
公民素质的真正教育，终都必须反对这些力量。
第四章 苏格拉底教学法：辩论的重要性 / 59
传统教育方式的核心弊病，就是鼓励学生的被动性。学校被看做了听课和吸
收之地，重视听讲甚于重视分析、考察和积极地解决问题。学生拿起书本，
却毫无求知渴望，毫无警醒之心，毫无质疑态度。这种顺从态度，不但对他
们的人生不利，更是对民主的威胁。
第五章 世界公民 / 101
世界上的学校、学院和大学面临着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培养学生的一种
能力，那就是能将自己看做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的成员，进一步说，能将
自己看做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世界的成员，而且能大致地了解世界上各种人群
的历史与特点。
第六章 培养想象力：文学和艺术 / 121
对学生从学校毕业后的生活来说，艺术的重要贡献就是丰富他们个人的情
感资源和想象资源，让他们获得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的能力，而没有艺术教
育，他们很难获得这种能力。他们不会自动地认为他人具有广阔的内心、各
种心灵渴望和各种情感。
第七章 岌岌可危的民主教育 / 155
我们声称喜欢民主，喜欢言论自由、尊重差异、理解他人。我们在嘴上谈论
这些价值观，却极少思考：要将这些价值观传给下一代人并确保其存在，我
们需要做什么。追求财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越来越要求我们的学校
生产出有用的赚钱者，而不是培养出有思想的公民。
后 记 / 183
人文学科的未来
致 谢 / 197
注 释 / 201
新版前言
放任人文学科萎缩，我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功利教育批判》（Not for profit）这本书的版出版5年之后，人文教育的状况如何？我首先要说的是：人文教育显然在全球都陷入了麻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的观点似乎与这么多不同的国家有关。这本书已经有了20种已出版或正在翻译中的译本，我一直都在和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话，他们都怀着我那种急迫感，即对压缩一个研究领域的担忧，那个领域似乎从根本上关系到了民主的未来和良好的公民素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对移民和种族-宗教多元化问题的焦虑几乎到处都在加剧的时代，要解决一些紧迫问题，这个时代的公民就必须比以往更好而不是更差地沟通。
在美国，K12教育的改善微乎其微，因为“共同核心”标准已取代了“儿童公平教育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虽然这个标准离理想还很远，但它确实把重点放在了离它应在之处更近的位置上，即放在了（培养）学生的能力上，没有放在储存不伴随批判性思维或积极想象的知识上。我们仍然必须制定更好、要求更严的评估形式，比以往更加重视教学实际和师生互动的质量。但至少可以说，我们防止了灾难。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里,为年轻人提供的智识公共艺术节目（intelligent public arts programs）正在萌芽：在洛杉矶，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令人鼓舞的指导；在巴尔的摩，有指挥家玛琳·阿尔索普同样有才华的创业精神的指导；在我所在的城市芝加哥，则有歌剧明星蕾妮·弗莱明与市政府的合作精神的指导。大量类似的实验表明：音乐与艺术能培养社会共同体，培养卓越，培养一种广义的公民身份感（正像我在本书中讨论芝加哥儿童合唱团时所说的那样。）
关于学院和综合大学，也有一些好消息要报告。，我们有了一些新资源，可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价值资料，其形式就是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报告。遗憾的是，艺术与科学学院重视的是人文专业的学生，而不是为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的、更广泛的人文学科课程（学生们频频要求开设此类课程）。尽管如此，由高质量的管理者和学者团队汇编的数据与分析，仍然极有帮助。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两年制学院是人文学科特别重要的、不断增长的生源。从2012年到2013年，将近40%的两年制学院肄业证书都属于人文学科，高于人文学科在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证书中所占的比例。这的确是好消息，因为对这类社区学院来说，滑向狭窄的职业教育、由此创造出以班级为基础的两年度学制，让其中的人文教育日益成为精英人才的机会，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尚未出现，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却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些有价值的资料，人文学科还有一些好消息，见于谈论这个问题的一些新声音的质量。有两本很有价值的书，一本是迈克尔·罗思（Michael Roth）的《大学之外：人文教育为何重要》（Beyond the University：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2014），另一本是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Aakaria）的《为人文教育辩护》（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2016）。罗思的那本书清晰晓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讲述了美国人文教育理念的历史，表明了这个理念与美国民主理想之间的深刻联系。他特别着重地论述了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在一个自由、繁忙的社会中的作用。扎卡利亚的那本书生动地讲述了他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尤其令人震动。他从印度一个以死记硬背、技术培训为主导的地方，进入了耶鲁大学的人文教育，他在其中发现了历史，概括地说，他发现了一种能激发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想象的、基础广泛的教育。他深刻地思考了自己从这两种生活和公民身份中获得的认识。他的历史分析是对罗思著作的补充。这两位作者都认为：美国民主传统与人文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这两本书的高质量，它们得到的赞赏，为使人文科学始终强大的斗争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我这本书的特点仍然是国际性和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这个重点，能帮助我们理解人文学科为什么至关重要、为什么常常遭到攻击。这三本书互为补充，政治家们、校董们、学校管理者们、父母们和学生们若能参阅全部这三本书，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说到政治，我们却发现了一些令人沮丧的状况。不算太久以前，曾为人文教育作出有力辩护的保守派政治家们对人文教育看法出现了分歧，主要是人文学科是否应在妇女研究和种族研究中发挥部分作用。今天，越来越多的刺耳声音都在要求大幅减少人文教育。仅举一例：2013年1月，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帕特·迈克罗利（Pat McCrory）在上任后颁布的批法案之一中猛烈攻击了人文教育。保守派学者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在他主持的一个全国广播节目中说，大学的课表中满是“毫无价值的课程”，完全不能提供“让人们获得工作的机会”。他以语言研究、哲学和两性研究作为例子。“我要调整我的教学课程，使它们适应企业和公司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工作的要求。”迈克罗利能否实施他的想法，并不清楚，因为其职位没有赋予他左右课程设置的权力。与所有名牌大学的体制一样，北卡罗来纳大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员的自主权和教学，连它的预算都必须经过州议会批准，并非只要州长批准即可。迈克罗利认为自己能靠痛击人文教育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这是个坏兆头。其他很多政治家也对人文学科进行了类似的攻击。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在他不成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宣传战中，用他典型的粗俗语言宣称：“我们需要更多的焊接工，更少的哲学家。”（*5）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则把他的愤怒指向了人类学家：“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我想把我们的美元用于为人们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的学位。那才是我们的孩子必须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注意这句话中“全部”（all）这个词：显然，他不但不赞成人文专业，而且不赞成人文专业对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要求。同时，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已经提议：为大学的一个系提供资金，应当依据它对国家经济发挥“输油管”作用的大小，这是简单地假设政治家们能预知现实中哪个领域有利于国家，而历史表明这种假设是极不可靠的。沃克甚至没有考虑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很可能具有一些更深、更广的目的，例如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和培养公民素养。近年来，许多州的官员都为学生提供了经济刺激，以使他们把精力集中于STEM领域，而不是人文学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有效论证。我认为《功利教育批判》这本书仍然是及时的，因为它提醒人们：若听任这些状况无限制地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将面临哪些重大的危险。
《功利教育批判》集中讨论了公民素养。我指出，人文学科和艺术提供的一些技能，对保持民主制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我重点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大多数读者都和我一样，心怀维护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的目标；我还相信：我提供的那些论证，甚至有可能引导尚未赞成人文教育的人支持人文教育。不过，为使人文学科一直强大，还应该提出另外两个观点。我们应该记住它们，运用它们。
个观点是：我们追求经济成功的目标即使是正确的，全世界的商业文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对商业文化的重要性。批判性思维造就了有责任感的公司文化，其中的批评之声并没有被压制。此外，经过专门训练的想象力对创新更是不可或缺，想象力是一切健康经济的关键：没有通过熟记习得的以往技能的基础，任何国家都不能兴旺繁荣。因此，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商业领导人都大力支持人文教育。仅举一列：美国成功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创建人之一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曾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说，他担心美国的学生正在失去一种能帮助他们在商业和人生中获得成功的宝贵技能：批判性思维。鲁宾斯坦说，美国的决策者们和教育家们过分注重了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其代价是忽视了文学、哲学和人文学科其他领域的研究。人文学科教给学生的解决问题的技能，能使他们为商业成功作出贡献。他说职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可以稍后再学，因为他注意到：华尔街的公司的执行官们都在学习人文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的人文教育造就的论证技能对个人的成功、对一国的商业文化，的确都大有贡献。
对鲁宾斯坦这一观点的惊人确证来自新加坡和中国：事实上，这两国至少并未把培养批判性的、独立的民主公民作为目标。它们近年来进行了教育改革，将艺术和人文学科置于显著的位置，这显然是为了鼓励创新，鼓励坚实的公司文化。当然，它们还必须管理这些学科，防止它们扩大为一种对公开的政治辩论的诉求，它们确实加强了管理。但它们感到必须鼓励一些被它们自己视为将带来政治风险的学科，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它们认为那些学科对商业成功是何等重要。
除了我提出的关于公民素养的观点，我们应当牢记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尝试理解我们的生活时，人文科学提供了一些自身就有价值的见解。我认为，这些见解的作用是使公民具备自身固有的、非纯工具性的价值，但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从更广的角度看待人文科学的固有价值。我们都力求更深刻地理解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的伟大作品所论述的许多主题，包括爱情、死亡、愤怒、痛苦等。无论我们如何谋生，我们都必须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生与死。一个人年轻时，很容易忘掉这些更深刻的主题，但恰恰是对这些主题的粗浅认知为日后结出硕果的沉思播下了种子。毫不奇怪，人文科学的一大增长领域，是在成人继续教育领域。
总之，我这本书仅仅讨论了为人文科学辩护的三个论点中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并且应当，认同所有这三个论点。
我们这样做时，一定会强烈地感觉到人文教育体制提供的优势，美国、苏格兰和韩国都有这种人文教育体制的传统。人文教育体制也部分地出现在了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加拿大、南非及荷兰。（全世界的耶稣会大学也支持这个模式。）我们不应仅仅依靠计算专业数量去衡量人文科学的影响。人文教育体制的完整意图是：要求所有的学生学习人文学科课程，无论哪个专业。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选择，即选定一门专业。因此这个选择就是：要么只学哲学，要么不学哲学；要么只学文学，要么不学文学。这种体制大大限制了人文学科大学生的人数，因为他们必须把一门人文学科作为的学习领域，关闭了其他机会。（这也意味着，两性研究、种族研究等一些新学科的学生寥寥无几，因为学生除非全心投入这些学科，否则就根本没机会研究它们。鉴于学科结构的重要性，这种选择在教育学上也许并不合理：这些新学科的宗旨是为全体学生提供各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具备人文教育体制的国家的想法则与此不同：学生应修一门主科，它也许是就业的准备（尽管它不必如此），但学生们也应当选修一些让他们为公民身份和人生做好更广泛准备的课程。他们可以把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作为主科，但这种教育体制也要求学生学习历史、哲学和文学的人文学科公共课。这种体制具有惊人的优越性，能使学生们为他们未来的多种角色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比有限的单科教育体制所能提供的准备更充分。
我这本书里的论述（仅就学院和大学教育而言）的确谈到了为什么学生可以选择一门人文学科作为主科，但我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大学课程设置中要求所有学生都学习的人文学科（只有美国是这样做的）。而且，我的论述当然也讨论了人文学科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专业化尚未发展得太过分。一个国家的大学若是长期围绕着单一学科体制构建，便不易将那种体制转变为人文教育体制。仅仅增添学生强烈要求设置的某些课程，并不能完成这个转变。良好的人文学科教学需要小型的班级、参与性的课堂讨论，以及对经常性写作作业的大量反馈。这个转变，不能靠讲大课加多项选择题考试完成。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可以作为补充（尤其是对缺少进入好大学的学生而言），却仍然不能代替现场的、面对面的互动。良好的STEM（即科学、技术、娱乐、数学）教学也是如此，也需要师生之间的对话。不过，不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也能学到些东西，因此至少存在一种普遍的错觉：没有互动式教学，也能习得STEM的一些技能。但一个国家若想实现向人文教育体制的转变，就必须认真考虑本科教育中的师生比例和优秀师资的培养。（在荷兰，人文学科课程目前还是选修课，通常要额外收费，而这意味着那些课程会吸引精英学生，这个结果实非人们所期望的。）这样的变化不会很快发生。尽管如此，一些做法原本不同的国家朝着人文教育模式前进的尝试，仍然像在荷兰和印度那样正在受到鼓励。
提到印度，我现在要谈谈另一个问题，即私人捐资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我说过，政治家们一直在越来越多地呼吁停止资助人文教育。但是，政治家们却有一些短期动机（即需要赢得选举），这使他们很容易偏爱可被量化的收益（就业率和税收），而不重视不易被量化的收益（公民素质、启迪心智）。因此，在美国，连公立高校也在日益寻求私人捐资，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也很快地仿效这个做法，但却往往没有充分理解私人捐资与学院性质兼容所需的条件。
相反，私人捐资者往往具备长期的动机（使自己成为不朽，使某些已经丰富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的学习形式永存），这使他们很愿意赞助大学和学院的人文教育。不过，这种体制只有符合了某些条件才会有效：
人文教育的长久传统：捐资人或多或少地熟悉人文学科，无论他们走上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常常怀着爱意回顾自己学习人文课程的往事，把它们看做自己人生的一段，那时他们寻求人生的意义，经济上全无约束，心中充满了热情和好奇。（聪明的大学应设法唤起这种记忆，办法是为社区公众、为可能成为捐资者的人举办经常性的讲座，向他们展示人文学科讨论的活力。）
一种奖励捐资助学的税收制度，而更有效的则是一种威胁：若不捐资助学，便会因为缴纳巨额财产税而蒙受损失。
一种给捐资助学者以声誉回报的持久的社会规范。
重要的是：一种得到捐资者充分理解的、成熟的、毫不妥协的学术自由与自治制度来对捐资者的要求进行严格限制。捐资者必须知道：除了以一种非常普通的方式资助某个研究领域，他们不能控制大学教学项目的内容；在聘用教师方面，甚至在对某个专门领域的总评价或教学法方面，他们没有发言权。这些规则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并被不折不扣地执行。（我那所大学的校长就说，他有大约一半的时间是在对那些捐资者提出的想用他们的钱来做某事的要求说不。）
在这些条件下，私人捐资会带来的结果。但是，在第四个条件未能得到很好理解的地方，却容易引发灾难。在印度，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导致私立高校增多，那些学校与正规高校在学术质量和独立性方面大不相同。虽然有一些高质量的私立高校，但出现了更多低质量的私立高校，其中一些只是为某个公司的未来雇员设立的培训项目。实际上，捐资人的控制范围已远远大于与合理的学术价值相适应的范围，因此，一所大学的主要捐资人在学校的职位应与校长相等，这种观点并不稀奇。而且，这种情况已成为惯例，但这事实上是极其不正常的。即使这种不合法的权力仅被用在好的方面，它也总是潜在地威胁着学校的自由和健康，那位若隐若现的捐资人会对教师的自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即使捐资人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威胁性的要求。此外，目前政府对公立高校（教师的高度自治是其规范）学术自由的侵蚀，也已为大力减少异见创造了条件，因此严重地威胁着印度令人赞赏的民主制度。
人文科学自其初创就一直受到威胁。苏格拉底的质疑令人不安，掌权者往往喜欢顺从的追随者，不喜欢能独立思考的独立公民。而且，活跃的想象力，对他人的处境、欲望和苦难的敏锐感觉，是非常难以获得的；相反，道德上的迟钝就容易多了。因此，对目前人文学科像从前那样遭到攻击，我们不应感到意外。造就负责任的民主制度和警醒的公民的战斗总是困难重重，充满波折。但这场战斗既很迫切，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赢得这场战斗所需要的，主要就是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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