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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188287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选录了钱端升1949年以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论著，其中不少篇章为编者从各种原始报刊及书籍中首次辑出。所选论著主要反映钱端升的政法思想，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思想家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他对政治和法律的深刻理解。
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1918年3月21日）
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1925年1月2日）
赠新旧诸生二则（1925年9月11、18日）
清华学校（1925年12月4日）
治外法权问题（1925年12月）
清华改组之商榷（1926年3月5日）
收回上海租界的迫切（1927年4月29日）
设立中央计画委员会刍议（1927年7月30日）
党治与舆论（1927年8月6日）
党治与用人（1927年9月24日）
党纪问题（1927年10月29日）
党治与国民会议（1928年3月24日）
立法权的行使与立法院（1928年9月25日）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1930年2月18日）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1934年1月1日）
中国外交的出路（1934年1月5日）
国际环境与外交路线（1934年2月17日）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1934年2月18日）
中日问题果能解决么？（1934年2月22日）
对日应采何种策略？（1934年2月23日）
复兴民族几个条件（1934年2月24、25日）
二次大战在酝酿中——对国际情势综合的观察（1934年2月26日）
何以弭贪污豪夺之风（1934年3月11日）
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1934年4月3日）
华北对日外交的方略（1934年4月15日）
国人应多去日本游历考察（1934年5月11日）
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1934年9月10日）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4年10月18日）
论极权主义（1935年2月1日）
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团结—领袖—改制（1935年8月4日）
中央政制的改善（1935年10月19日）
国宪与党章（1935年11月1日）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1935年）
论中日关系（1936年1月1日）
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观念（1936年1月）
世界资源重行分配问题（1936年5月15日）
论官等官俸（1937年2月5日）
建设期内的行政改善（1938年10月20日）
论外交根本政策（1938年10月）
论国联政策为正大而有利的政策（1938年12月1日）
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1939年1月1日）
统一与一致（1939年1月1日）
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1939年1月15日）
政治的制度化（1939年2月12日）
几件战时的不急政事（1939年4月23日）
论战时的行政机构（1940年5月12日）
制宪与行宪（1940年5月26日）
论党（1940年6月9日）
大学往何处去（1940年6月16日）
浅说民权与极权（1940年9月1日）
论党务（1941年4月13日）
新中国与一党制（1941年9月4日）
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宣传（1941年9月27日）
三民主义与新世界的建设（1941年10月4日）
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1943年1月30日）
新世序的设计（1943年2月28日）
新世序的建设（1943年3月15日）
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1943年3月15日）
国际的经济分工合作为和平基础论（1943年5月16日）
现代化（1943年6月15日）
建国完成的期限（1943年6月17日）
战后应否有一国际人权宣言（1943年8月15日）
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1945年9月1日）
教师与进步（1946年9月1日）
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1947年1月）
世界大势与中国地位（1947年3月15日）
唯和平可以统一论（1947年3月22日）
建国途径（1942年3月）
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年）
政治学（1926年1月1日）
《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编者导言（1931年4、5、6、9月）
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丛刊序（1942年7月）
钱端升年谱简编
钱端升，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大概因为学术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而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则通常受到评论者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影响。钱先生一定深明此中道理，故在生平自述中说：“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1990年钱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在遗体告别仪式前散发的《钱端升同志生平》中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这样的评价：“钱端升先生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工作勤奋，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我国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不论功过是非，评论历史人物必须从史料出发，设身处地，同情理解其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一、生平事略
1900年2月25日，钱端升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闵行区曹行乡的钱家塘。钱家世代以行医为生，同时也操耕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钱端升开始由父亲和伯父们教读识字，接着入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期间不仅学习背诵《四书》、《史鉴节要》、《诗经》、《左传》和《唐诗三百首》等经典诗文，还随同族各家延聘的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的塾师学习国文、数学、史地等新学科目。1910年下半年，钱端升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转入养正学堂，至1912年冬小学毕业。1913年春考入松江（江苏）省立三中。至1916年秋转读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插入五年级，次年夏毕业，报考清华学校，被录取进高等科三年级。1919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获官费赴美留学。
到美后，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四年级攻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先入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旋入哈佛大学。1922年6月，被哈佛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各种考试，结束在哈佛的学业。随后藉校长洛厄尔（A.L.Lowell）的介绍函，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奥等国一些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学者，访问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人员。1924 年夏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4年5月，钱端升结束游学生涯，回到祖国。秋季应聘为母校清华学校历史教员，主要讲授西洋近百年史。时曹云祥被正式任命为清华校长，为了提升教师素质，大量聘用清华留学生，以逐渐取代美国教师。与此同时，亦致力于清华改制为大学。钱端升出于对母校的热忱，积极参与校务讨论。在上大学筹备委员会会长的意见书（原文为英文）中，钱端升主张清华应以全副精神先办一文理科大学，以养成士风。因为在他看来，“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并对1924年10月21、22日经筹备大学委员会之课程及计划组通过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清华周刊》第332期）提出商榷意见。随即又发表《清华学校》一文，直言清华的弊病，并提出改良的途径与方法。
当时清华教职员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教务长张彭春为首的“南开派”，一派是清华少壮派。庄泽宣、吴宓、钱端升等属于后者。 双方在年底的校长人选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结果张彭春被迫离开清华，引起旧制学生不满，要求斥退“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将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镛、陈达、蔡正列为“次凶”，张歆海、钱端升、吴宓列为“陪凶”。 在学生看来，钱端升他行事较公开且多出于公心，因此没有将他列为“元凶”。风潮过后，钱端升被全体教职员大会推举为“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委员，与其他六名委员共同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后经清华教职员会议通过，交由校长执行。该大纲的要点为教授治校和实行分系制。 该大纲还规定1930年大学院开办时取消国学研究院，据称，“此乃钱端升之意”。
1925年秋，清华建立大学部首次招收本科生，自后逐步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清华教师遂分为研究教授、教授、讲师、教员等四种类型，钱端升担任政治学系教授兼历史学系讲师。1925年12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26年11月，经高仁山、陈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春季，钱端升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授政治和法律两系的宪法课。1927年春夏，奉系军阀入关，对教育界、报界人士极为横暴，钱端升于是南走沪宁，秋季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任政治系副教授。1928 年曾一度在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兼任文化事业处处长。1929年秋，由于中央大学囯民党派系之争和学生罢课，钱端升被迫辞职。 失业赋闲期间，他翻译了屈勒味林（C.M .Trevlyan）的《英国史》。1930年秋，钱端升再次受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同时在北大兼课。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蒋介石创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周鲠生、徐淑希等负责国际关系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4年初，钱端升赴天津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主笔。《益世报》当时是北方两大报之一。钱端升在担任《益世报》主笔8个月期间共写了170篇社论，对国内外各种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尤其重视对日问题，揭露与驳斥日本侵华阴谋及其罪行，大声疾呼各界人士放弃对日和平幻想，积极做好抗日准备。因笔锋触及对日妥协派，蒋介石大为恼火，立即勒令邮局停邮《益世报》，钱端升被迫于1934年9 月离开报社。后适南京，再度受聘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希望钱端升来法学院有助于加强其学术气氛。但是中央大学仍然派系林立，钱端升除偶尔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
1937年夏，钱端升受聘北大教授，刚到北平一周，“芦沟桥事变”爆发，接着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派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等北大三教授赴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次年6月，被遴选为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从法国搭船回国途中，应蒋梦麟之请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8月回国后，即任教于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系。自此至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返回北平，钱端升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教书之余，钱端升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在此期间，他发起创办《今日评论》，围绕着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战后重建等问题共发表了58篇时评，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从主张国民党一党政治到后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正式宣布解散，钱端升于同年秋回北大执教。1947年10月底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约一年。1948年4月，钱端升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届院士。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迅速，钱端升没有听从美国友人劝他暂时留美教书的建议，决心回国，经多方设法，于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平。不久他被推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1月，北平解放。解放不久，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由中共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始终积极关心国内政治生活，并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1949年8月出席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一名政法教育工作者，他还参加了政务院的文*员会和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曾当选为届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届政协代表，第二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钱端升被抽调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任院长。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钱端升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先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1954年他被邀请作为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钱端升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遭受了磨难。所幸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他还能够饥即食、病即医，并在1974年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属耄耋之年的钱端升，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南开大学，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科的恢复与建设发挥号召与指导作用。
钱端升一生著述甚丰，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1935）、《法国的政府》（1934，1935）、《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1936）、《民国政制史》（主编，1939,1946）、《建国途径》（1942）、《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1950）等学术专著，其中《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英国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此外还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史》（1933），为王云五、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选注过四本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并且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以及政论与时评，散见于《清华周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现代评论》、《东方杂志》、《益世报》、《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独立评论》、《今日评论》、《世界政治》、《国联同志会月刊》、《云南日报》以及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季刊》、《太平洋季刊》等中英文报刊。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从五六十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译成中文。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120万言，其中大部分并经他亲自校阅审定。可惜该书至今尚未得以出版。
二、学术研究的成就与方法
钱端升自1917年涉足政治学专业，遂与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在《自述》中说：“我一向认为，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1949年以前，基于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的理想，我不但著译了几部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论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书籍，而且也写过大量抨击时政，评述时势，论证国际关系对策以及政治学书评等类文章。”钱端升的学术成就大体上成就于1949年之前，主要在政治学方面，涉及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各国政府的制度及其实际运行，以及国际关系。
留学期间钱端升的学术成就当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代表，他的博士论文（Thomson S. Chien ,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 American Congress ,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 and German Reichstag , Harvard University’s Dissertation , 1923）是关于英美法德四个国家议会中的委员会的比较研究。恰末尔称其“研究是法律的与制度的，这是1920年代学院政治学一般的特征”。
1925年12月3日，钱端升在清华学校作关于政治学的演讲，演讲内容随后以《政治学》为题刊登于《清华周刊》上。这篇演讲表达了钱端升对政治学有一种系统的看法。他首先将政治学定义为“研究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者”。接着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大类：甲、政府，包括：一、起源及发展——宪法史等；二、组织，包括宪法、比较政府、某国政府、联邦政府等；三、职务之职行，分立法与行政两部分，司法乃行政之一种；乙、政事（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包括舆论、政党、政治心理、阶级制度等；丙、国际关系，分国际法、国际组织、联邦、外交、帝国主义等。并表明该分类为其“个人之分法，乃聚欧美各大学之政治科目而分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大陆仍注重从历史、哲学及法律角度来对国家现象、政治组织进行抽象的静态研究的时候，英美则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政治的动态过程，从法律形式主义转向现实中“行动着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ction），本特利（A. F. Bentley）、威尔逊（W. Wilson）、洛厄尔（A. L. Lowell）是其中的主要倡导者。到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如钱端升所说的特征——“忽视政体方面之研究而重视职务方面之研究，忽视形式方面之研究而重视运用方面之研究”。钱端升留学的哈佛大学正是其校长洛厄尔提倡与实践对“行动着的政府”进行研究的学术重镇，钱端升对政治学的上述定义与分类正体现了洛厄尔等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贯彻于钱端升的研究实践，正如他晚年所述，“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作为我的主要课题。”
钱端升的博士论文体现了他追随洛厄尔、威尔逊等人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以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宪法入手，注意政制的实际运作，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出不同政制的共同特点和变化趋势。此后，他的研究对象扩大了，特别关注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新成立的政府。这大概因为，次世界大战后，民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普遍采用民主制度，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首先就表现在新宪法的制定上。当时中国的情形与之相似。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都得到了极大传播，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将“制宪”视作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大事，另一方面希望遵循法律途径解决“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1920年代中期回国的钱端升正好赶上这股政治潮流，于是注意对新兴的民治政府进行比较研究，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及书评几乎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如《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Malborne W. Graham: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中欧新政府），Dr. Julius Hatschek: Deutsches und Preussisches Staatsrecht（德国与普鲁士宪法），Leon Duguit,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宪法论）。
但是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钱端升又转而关注德国、苏联和西班牙等极权国家的宪法与政府。1933年就连续发表了《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清华学报》第8卷2期）、《西班牙的新宪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4号）、《希忒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民族》第1卷第9期）。次年元旦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明确表达了钱端升期待建立极权国家的愿望。可见钱端升此时的研究重心与他的思想倾向大有关系。这一年《德国的政府》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钱端升说他早有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一书，取名“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计划，但“因年来心神无宁日，迄未能实现”。考虑到“关于英美两国的政府英文的书籍甚是充富。国人懂英文者甚多，故欲知该两国政府的情形容尚不难。惟德法政府的实施情形，即德法的著者亦因偏重公法，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于是决定将德法两国的政府尽先成书，分别付印，而日俄的政府则只能暂付缺如。 先行刊印的法国部分就是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的政治组织》。由此可知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初几年中将主要精力放在著述《德国的政府》上，钱端升自己也说他的这本书“自十八年冬月动笔之日起，迄完成之日止，几达四年之久” 。
钱端升比较看重《德国的政府》，晚年还说：“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威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原著所列参考书多达261种，全部为西文资料。陈之迈称赞“此书的取材异常丰富，观乎书后所附十七页的参考书目便知作者学问的渊深，除法律命令等材料外，德法英文中的重要典籍几浏览无遗，实为我国著作界中所罕见”；“为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贡献。取材的丰富，作者渊博的学识均为我国所绝无仅见者。”
在《德国的政府》出版之后，钱端升将《法国的政治组织》加以修订再版，改名为《法国的政府》，内容较前者大为充实。钱端升在《再版序》中指出：“本书虽名再版，实等新著。除，第三，第五及第八等四章大体上上保留原版文字外，其余各章均是重写过的。”陈之迈对这本书也给予较高评价：“在中文书里现在还没有法国政府良好的教材，这本书是足以补此缺憾的。在这本书里钱先生没有用很多所谓原始材料（与《德国的政府》不同），但英法文的普通书籍及专门著作几被参考无遗（此书附有十三页的参考书目，九成以上都是法文的），并征取材的广博。加之，钱先生为学谨严的态度使此书所叙的事实正确无伪，完全可以征信。即此一端便使这本书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
《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集中体现了钱端升在比较政府方面的研究方法，他没有像德法学者那样偏重公法做法律形式主义的分析，而是注重论述“政府的实施情形”。陈之迈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阐明该宪法（指魏玛宪法——笔者注）的书籍虽有如汗牛充栋，但一方面解释宪法，一方面注意该宪法十数年来实行的经验的著作则尚少见”；“德国的公法学者喜欢争执虚无缥缈，细如毫毛的问题，对于政制的实际反少注意，因此他们的书籍往往庞大冗长，读之干燥无味。”而《德国的政府》则能“注意实行的经验……实为可足庆幸的佳作”。 陈之迈对《法国的政府》则稍有微词：“这部书的事实似乎过于丰富繁多，解释事实的地方似乎太少……偏重事实分析与叙述而不着意于事实的解释是本书一个显明的特色。” 似乎是批评钱端升在注重事实研究方面走得过头了。
其实，钱端升继承了他的哈佛老师们的研究方法。钱端升坦承哈佛大学孟洛（W. B. Munro）教授的《欧洲政府》（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一书中关于法国的部分差不多是他写作《法国的政治组织》前几章的张本。 修订再版时，钱端升仍然表示“对于门罗教授的感谢却不因是而减少”。 孟洛《欧洲政府》的中译者称孟著“不尚理论而足以阐明事实，不心存好恶而优劣昭然，以历史的比较方法，作公允的实际研讨。” 孟洛自己也说他的这本著作特别注重各种政府制度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政党的组织与职能。
1931年钱端升应商务印书馆邀约，为王云五、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选编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他一共选注了四本政治学经典著作，分别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The Politics）、马基亚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霸术》（The Prince）、孟德斯鸠（De Montesquieu）的《法意》（The Sprite of Laws）、勃赉斯的（James Bryce）《近代平民政治》（Modern Democracies）。这四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运用了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这应该是钱端升挑选它们的基本标准。钱端升为每种选注本撰写了中文《编者导言》，从中可以看出钱端升研治政治学的思想倾向和方法论。他说：“治政治学的方法细别之本种类甚多，然大别之则仅两种：一种偏重主观，直觉，抽象，理论，演绎；它一种则偏重客观，事实，归纳。前者我们不妨叫做玄哲的方法，而后者科学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即比较的方法，比较而完全能不受主观的拘束则尤合科学的精神。自亚里斯多德开其端后，凡马基亚弗利，孟德斯鸠，以至勃赉斯俱可为属于后者的一派，因为它们彼此间的程度虽不同，而在比较方法之同一路上则可以断言。若就四人彼此互比，则勃赉斯的方法尤为近似科学的方法，因为他的比较公正而彻底，而他的主观则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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