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孤独才有可能思考：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

★写作技巧的介绍和剖析：本书所采访的19位名家，均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文学领域的制高点，他们谈话中所体现出来的细致入微的关于写作的技巧，值得青少年读者认真品味和学习，包括习作状态的调整、灵感的闪现、构思的坚信、文本开始和结束的处理、题材的选择、素材的取舍等等，均有着相当大的启发性。这是一个人人写作的时代，名家的写作经验是时代的精华。

★作家创作历程与现状的透露：本书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为作家的整体性回顾，以及对当前状态的透露。回顾历程，有助于读者更充分了解作家作品，当下状态的介绍有助于更全面了解当前的文学现状，对喜爱的作家进行一定程度“跟踪”。

★文化热点的剖析：受访者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当下文化热点，并态度鲜明地阐述了自身的观点，这有助于我们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参照系，增进我们对文化进程的把握和了解。

★著名作家的时代性和文学价值：作者通过精炼的语言提炼出受访作家的创作主题、价值、特色的地位，并通过作家本人加以确认和调整，这对读者宏观掌握当下中国文学现状、掌握具体作家的创作全貌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

本书稿为著名文化记者卢欢对当下19位著名作家的访谈（莫言、贾平凹、王蒙、洛夫、阿来、唐浩明、韩东、邱华栋、周大新、张执浩、胡学文、王安忆、迟子建、方方、残雪、须一瓜、葛水平、乔叶、笛安），通过问答形式介绍作家的当前状态、创作历程、心得，以及对当下文化现象的观察以及对自身特点的提炼。全书涉及面广，从问题的设置到受访对象的回答都具备相当的质量和可读性，兼顾思想性和个性色彩，对广大读者、研究者了解作品之外的作家有着很大的价值，同时对话内容也具备一定的话题性和深度。行文生动有趣，由浅入深，适合阅读。

卢欢，著名文化记者，以“欢谈录”栏目为载体，对300余位文化文学名人进行长期采访，有着较高的影响力和持续性。

莫言：这一次， 把自己当罪人来写

贾平凹：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

王蒙：我宁愿回到文学里讨生活

洛夫：“魔”代表一种叛逆精神

阿来：行走于边疆，建构“小历史”

唐浩明：曾国藩一心想做圣贤

韩东：没有意外的写作痛不欲生

邱华栋：和一座城市不断较劲

周大新：我更愿传递温暖和希望

张执浩：快乐地从事着一个毫无指望的事情

胡学文：写出小人物人心之大

王安忆：边缘人物才能寄托我的美学理想

迟子建：小人物的苦痛和幸福真切

方方：站在每个人物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写作

残雪：在精神废弃的时代，始终关心灵魂生活

须一瓜：愧疚之心是美好的

葛水平：我被乡村丢弃在城市

乔叶：我更喜欢低姿态的写作

笛安：写作是一个逐步接纳自己的过程

小说里真正要表达的是对人的同情和关心

卢欢：您觉得现在的自己比过去更谦卑，越写越觉得不会写了。这种谦卑是否与您内心的改变有关？

莫言：这跟创作上对自己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有关系。原来我的人生态度一直是低调的，年轻时偶尔会说一两句狂话，但在生活上非常谦卑，现在生活上继续保持这种谦卑，写作上也要越来越谦卑。写的作品越来越多，面临的危险就是重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卢欢：近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来华领奖，并盛赞您的作品。他说：“乌托邦是文学的命根子，在这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了，莫言也做到了。”您怎样看待自己在文学作品中建构的“乌托邦”？

莫言：他的这个评价我承担不起，我不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但我不会去反驳他，大家不要当真就行了。“乌托邦是文学的命根子”这句话肯定是对的，涵义非常广泛，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我想，每个小说家都在作品里寄予了美好的理想，希望人类社会像“乌托邦”一样完美，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现实永远是超出了生活的现实，两者不能划等号。

卢欢：过去，作家把一些跟时代精神不合拍的思考写出来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而今，作家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写完这部小说后，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之谈？

莫言：我觉得一个作家一方面要在小说艺术方面非常谦卑，非常不自信，但另一方面在小说思想性上一定要自信。就是说，我认为我的小说里表现的是进步的思想，不是反人类的、反动的思想。我认为我的小说里真正要表达的是对人的同情和关心，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关照和热爱，而不是宣扬残酷的东西，这方面我是非常自信的。我看有人说我是反人类的作家，他们这样解读根本没看懂我的小说。另外一个经验是小说应该慢慢地写，当然，我也不能批评说我过去43天写一部长篇就写得不好。但每部作品有自己的命运，在创作上都是一个特例，从灵感出发到写作过程、出来后遭受的待遇，都是作家无力干涉的。

卢欢：您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作家所承受的来自西方的批评？类似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公开指出的语言能力不够的问题，还有对社会批判程度不够的批评？

莫言：顾彬的话是一家之言嘛，随他说吧，我欢迎他说，没有必要去纠正它，我还有这个雅量，但任何一个批评家都不能干涉作家的创作，接受不接受是我的自由。我觉得顾彬实际上是个代言人，他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代表的不是西方汉学家的观点，而是说出了中国某些批评家想说而没好意思说出来的话，他背后站着很多的中国批评家和读者。至于对社会批判程度不够的批评，我想假如批评过分的话，他们又会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向西方献媚；大力揭露社会矛盾，他们又说我们只写问题，不写人性；公开赞扬中国社会矛盾现象，他们又说我们被政府包养了。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翻来覆去总是他们有理，他们的观点变来变去，他们的标准因人而异，让人难以适从。我觉得批评家要有一贯的态度，不能因情感的好恶而影响了批评的冲动。

卢欢：您在讲座里提到，作家应该站在一个起码是相对超阶级的立场上来处理他的人物和题材，文学作品恰恰应该是在人的情感和历史这方面大做文章。这样的视角是否和民间的视角有重合之处？

莫言：现在只谈民间需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我只能说，我所经历的过去生活中，和我接触的、我所熟悉的乡村老百姓的观点一致，我不敢说这就是代表民间。老百姓对历史的认识是从感性出发的，是从人出发的，而历史教科书是从事件出发的，是从经济和政治出发的。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是英雄的传记，是王者的传记，而在一个乡村老百姓心目中的历史里，则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卑微的、充满生命力的个体，甚至和他家里养的一头骡子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出发的写作，可能离文学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