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20710
*正午故事主笔郭玉洁非虚构名篇首度出版：写人，述事，记录时代——万象交织，凝成《众声》。北岛、许知远、叶三诚意推荐。
本书是《正午故事》主笔郭玉洁在媒体从业多年后，首度将人生沉淀积累成书。
十八篇文字里，记录了来自人生现场的如实观察。在泰国清道潜心体验工匠生活，在柏林墙下回顾城市历史，从乌兰巴托往北，去往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在台湾的文学课堂上倾听大师们分享文化记忆。
这是一本非虚构文字作品合集，关于文学、历史、城市、命运。辗转四座城市，对话十位名人，与更多普通人的心灵，追忆数段往事，去理解每个人的生命选择。不同的声音汇聚，就是一个时代。
重回生命的现场，丰富、智性，又留存着天真的热情。
时间的工匠
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许他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
天黑前赶到目的地
这就是有舞台的人，拥有另一度生命。/像所有的流行明星一样，她最终成为了化石，依据她的歌声、形象，人们可以测定年代。
找一个自己的房间
自由从来不容易，不是一个姿态，一个手势。自由是永恒的克服重力，挣扎着向上飞行。
诗人张枣之死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是张枣最广为流传的句子。顾彬写讣闻说，他是一个天才，但他没有珍惜自己的才华。
在高山前，盖一所木屋
当我回去，该如何描述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老师阿明
我的老师吴明益说，小说是一门展示心碎的技术，也是挽救心碎的技术。
在花莲听杨牧讲诗
2013年，杨牧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慈。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
荒芜青春路
我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今天还活着，它会活在每个时代。
何伟的三场演讲
很多时候，你仿佛在《江城》里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在做着绝望的努力。
文学是一场偷情
在一个贫瘠乏味、整齐划一的矩阵里，为何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的编码错乱了，想要成为一个火箭，去往自由而无助的太空？
七次盛大的婚礼
稳定不是生活的本质，不稳定才是。太平盛世的生存技能，就是在摇摇晃晃的世界里，尽力保持暂时的平衡，活下去。
在成吉思汗的荣光里凝望路易威登
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唤这个13世纪的霸主。正午的阳光下，他坐在历史的阴影里，越过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雕像，凝望着路易威登，社会转型中的物质欲望。这就是蒙古的今天。
贫穷，然而性感
彻底的孤独，与所爱的人、世界隔绝，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
柏林断章
我想对我而言，答案很明确，不经反省的、太轻易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命运交叉的城市
台北是一座与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处处是便利店、小吃店。台大附近的巷弄里，遍地是咖啡馆、书店。人们在此恋爱、写作、高谈阔论，用最美好的方式打发时光。
一个老兵的春节
战争真的太可怕了，你们年纪太轻都不知道啊！
我相信，我记得
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
陕西来了个倔老头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层层规矩里催成的早熟下，寻求一个个性解放的生活？
1
我出生之后，四爷来看我。
他问，起名字了吗？
母亲说，起了，叫育杰。教育的育，杰出的杰。母亲出生在地主家庭，幼年父母被批斗，死于饥荒年代。她在福利院长大，几次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尽管母亲绝顶聪明，但是仅仅活下来、读书、工作，就竭尽了她所有的力量。她希望我长大后，能出人头地。
四爷是我妈的叔叔。他生得早，享受过地主家的好处，是一个会做格律诗的慈祥老人。他说，这个名字不好，改成这两个字，玉洁。
我们县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马玉浩。所有学校的校名都是他题的，领导办公室、有身份人的家里，都挂着他的作品。左下角署着三个字：马玉浩。我上学之后，老师点名，郭玉浩。同学们哈哈哈笑起来。有的老师仔细看一下，故意说，我还以为是郭玉浩呢。这不太好笑的笑话，同学们也哈哈哈地笑起来。课间，放学后，同学跟在后面叫，郭玉浩，郭玉浩。连我弟想要气我时都会说，郭玉浩，嘻嘻。
长大以后，我看到成年人的行为，回忆起童年的遭遇。比如说，人们蹲下来看着你，说出两个人名，然后问，他们是谁？你已经略懂人事，知道这是你父母的名字。但是你不想回答，因为从对方憋住笑的脸上，你感觉到了问题背后的恶意。
原来只是名字，就足够让人难堪了。
离开了家乡，马玉浩的噩梦终于消失了。但是，这个名字再一次让我觉得不自在。朋友介绍我，郭玉洁，玉洁冰清的玉洁。又是一阵哈哈。这个名字寓示着强烈的女性气质，而我明显的，并没有太多这样东西。
后来，我成为了记者。有时候曲尽联系，终于见到（男性）采访对象，我在猜测，对方会不会感到意外呢？——女记者比较占优势，因为受访者通常是男性，这是书本里没有、但在媒体圈流传的关于采访的学问。
我开始写文章，标题另起一行，键入“郭玉洁”三个字。刊印之后，一位读者约我见面，她惊讶，原来你这么年轻，我以为你四十多岁呢。哦，是吗？我想，读者会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也许会觉得自相矛盾，不易浮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年纪很轻，文字老成。名字柔弱雅致、有点俗套，但我追求的文字风格，是沉郁顿挫——这倒与我的性格相符了。
文字符号有自己的生命，背后是语言传统，他人的期待……名字与我，仿佛两个人。我有时候想，说不定我妈取的第一个名字，“育杰”，农家子弟头悬梁锥刺骨，鲤鱼跳龙门的形象，还更像我一些。
我缓慢地写着，直到结集出版的这天。
2
人有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出厂设置之中。
我经常回忆起我妈说的一些话，惊异它们对我的影响之深。比如，人要懂得报恩。小时候，我真是听腻了母亲的故事。通常都是她小时候，谁曾分她一碗小米粥，谁曾在假期收留她，给她家庭的温暖，谁在逃荒路上等她活过来。她不停重复这些名字，确认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并成为她、也成为我平生行事的依据。
我妈喜欢讲的第二句话是，做大事，不拘小节。我在报纸上读到，诸葛亮执政巨细靡遗，辛劳而死，也未能使蜀国一统天下。我又读到另外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原来两句真理是可以互相反对的。那时的我没有去想，到底未来要做什么大事，又要去扫哪一个天下。只隐隐约约觉得，这和我妈不喜欢做家务有点关联。长大后的生活里，我毅然选择了听妈妈的话，只在乎很少的事情：爱，友谊，知识，某些原则。其他事都是小节，包括家务。
第三句对我影响至深的话是：不要自己夸自己，要把事情做好，让别人夸你。
不用说，这句话是多么落伍了。
1980年代工厂改革之后，就有人在报纸上教育大家，“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不对的，光是产品好没有用，要懂得推销，做市场。三十多年过去，商业逻辑已经爬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人本身——名字，面孔——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渠道。经营它，传播它，利益自然会来。所谓网红，莫不如此。
我的职业生涯，目睹了媒体市场化的进程，各家媒体学习西方的老师，建立起部门完备的公司，发行、广告、内容、美术，各司其职。一些杂志喜欢谈论《经济学人》、《时代》周刊，个人不重要，新闻是集体协作的产物，机构本身就象征了专业水准。也总有人宣称要创办中国的《纽约客》，培养有个人风格、成熟的作家。不管哪一种，在那些最好的媒体，总能在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之下，承诺内容生产的严肃性和公共性。
互联网之后，原有的商业模式失效了。机构媒体衰败、破产，必须向市场证明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一夜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打破，每一个内容生产者都必须学习做生意，学习营销、销售，或是配合营销、销售。更不用说那些四处奔散的自媒体。离开了机构，人们急于建立个人名声，让粉丝围绕在自己的名字周围。越是年轻人，越是能迅速理解新的游戏规则。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这是距离成功最近的路了。
出版同样如此。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利润微薄，竞争却很激烈。低调出好书、等待知音人，再也行不通了。腰封、读者见面会、请名人捧场、互捧、大量签名，渐渐成了出书的标配。这大约也是对的，谁会买一本从未听过的作者的书呢？
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说，你想去看看我们的仓库吗？都是卖不出去的书，过了一定时间，就要回收变成纸浆了。
3
这些文章，是我为所供职的媒体所写，《生活》、《lens》、《正午》，还有和我情感深厚的《今天》、《单读》。我还记得其中一些形成的过程。有时一整个月，脑子里照着一盏明灯，白天黑夜，反复默诵每一个句子，不时跃出新的灵感；有时候满心恐惧，不肯开始写作，夜深时终于咬牙坐在书桌前，放任自己掉入黑暗的深渊，感觉天旋地转，皮肤微微发麻，轻微的晕眩中，一个世界出现了，写完时抬头，天已亮了；有时正在旅途中，被无边的孤独袭击，像瘫痪了一样，挣扎着起来，写下一千字，勉力度过一天。
我写得很慢，网络那头，总有一个即将崩溃的编辑。终于写完，我打开信箱，写下编辑的地址，贴上附件，按下“寄出”。涨满了风的帆突然瘪了。我心想，糟了，我一定没写好。此后，我拒绝询问发表的时间，也不看付印后的文章。偶尔拿到杂志，瞥见自己的名字，面红耳赤。
这种对自己名字的羞耻，我已经不确定是家庭教育形成的谦虚自抑，还是因为我太重视写作而无法面对这个疑问：我可能真的写得不够好。为了摆脱这种巨大的恐慌，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它，开始下一篇。
互联网时代，掉头不顾已经不可能了。读者好像就在家门口，热切评论，等待你的回应。但我总感觉受宠若惊，又无话可说。我想说的，都在文章里了。我最赤诚、深沉的心思，都在其中。希望你乐意阅读。
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和名字相处的方式。我想象传统的理想人格，就像玉一样，温和坚定。至于“洁”，或许可以看作人们热衷谈论的“纯粹”，那是我希望拥有的品质。人是可以赋予名字意义的。但是除了自己，这意义对他人却是虚空。历史上有很多佚名的诗歌，难以考据作者生平的文章，它们流传下来，就已经很美丽了。
谢谢我的父母，我今天的样子基本上是他们塑造的。谢谢于威、北岛、谢丁、娄军等编辑对我的宽容和鼓励。谢谢小燕，她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最重要的读者。
希望能尽快度过这段充满悖论的喧嚣，然后，沉入我所热爱的静默，继续写。
许志远： 这本书充分展示了玉洁的才华，她将纤细的感受力与锐利的思考美妙地结合起来，她必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
叶三： 读郭玉洁写的人和事，是近些年来少有的温煦的阅读体验，就像在听一个厚道而聪明的人将她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徐徐地讲来。这些人和事中，奇闻不多，名流不少，然而归根到底，我读到的是一个朋友在讲述她对世界的好奇、理解和思考。我想，这就是写作的本质。
一
李方乐个子瘦小，脑袋比起身子来，大了一号，脑门尤其大，前额鼓出一块，在灯光下发亮，两侧是半寸长的白发。虽然已经72岁，但是走惯长路，行动十分敏捷。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他并不直视，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一样一样，按照顺序折好了放在脑子里。年轻时，他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工人。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李方乐表现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极有分寸。每次见面之前，一定会电话确认，提前五分钟到。热情，却也绝不过分。有时也会礼貌地露出小心思：“现在也不兴问女士的年龄了……”然后歪着脑袋等我回答。
李方乐不抽烟不打麻将，生活过得简单。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职，赚一份应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展览。
每年年初，李方乐请经理上网，把全年的展览找出来，他挑出自己喜欢的，打印出来，依次去看。这些展览大部分跟机械有关，机床、模具、太阳能、自行车……一般免费，只有一次，李方乐花一百块，看了一场游艇展。同事见他喜欢，送了他一张三千块的赛车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着车以极高的速度在场内转来转去，觉得很没意思。2014年轰动上海的莫奈展，李方乐也看了。但是抽象画么，他觉得自己不大喜欢。
2014年，李方乐看得最过瘾的一场展览，是卡地亚的钟表展“瞬息?永恒”。
十年前，李方乐曾在上海博物馆看过一场卡地亚的展览。那场展览以珠宝为主，钟表很少，只占一个橱窗。李方乐看到一座钟，形似大门，钟盘两边是两根白色圆柱，撑起底座和门檐。看标识，这座钟叫作“门廊”。让李方乐奇怪的是，一般来说，时针分针背后，总能看到机芯，因为机芯带动指针的转动，但是在这座全然透明的钟盘之中，他只看到两根针腾空旋转，后面空无一物。随便李方乐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机芯在哪里。
仔细读橱窗边的说明，李方乐才知道，这是卡地亚著名的“神秘钟”。这座钟的奥妙在于：它打破了指针与机芯相连的技术惯例，把指针固定在水晶表盘上，成为整体，当机芯连接表盘，带动表盘整体转动，也就带动了分针和秒针。
1912年，工匠莫里斯?库埃（MauriceCoüet）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钟。当时，欧洲的贵族像一百年后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乐一样，围着神秘钟，想要找出这一魔术的谜底。神秘钟从此成为卡地亚钟表的象征。很长时间内，卡地亚严守这一工艺的秘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让悬念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一百年后，李方乐在这个悬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术上如何完成呢？橱窗边的说明无法令他满足。他每天琢磨这个问题，连看了三天展览。
2014年，卡地亚钟表展宣传册的封面，就是李方乐十年前看过的神秘钟。不用说，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这年夏天并不很热，霾却比往年严重。卡地亚的展览选在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当代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电厂，世博会期间，改建为法国馆。世博会结束，荒废了两年之后，改建为上海当代博物馆，电厂高耸的烟囱成了博物馆的标志。这年晚些时候，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放烟火，与此相关的展览“九级浪”就在上海当代博物馆展出。
这次展览，单是“神秘钟”就来了十座。李方乐进了珍宝库，眼睛都要不够用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个工匠从瑞士飞来，在展览现场演示制表工艺。演示的环节共有四个：宝石镶嵌、倒角、机芯组装、珐琅。其中，宝石镶嵌、珐琅都是装饰性的技艺，李方乐并不十分欣赏，机芯组装也还好，只有倒角，李方乐最感兴趣。
倒角，简单来讲，就是打磨机器零件。它看似一项微末的技艺，却是高档和低档钟表的重要区别之一。高档钟表，零件无论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镜子，边缘像一道光。这样，无论从正面，还是从透明后盖看进去，机械与美呈现一体，价格自然也上去了。这道工艺虽有机器，却由手工操作，全凭耐心和经验。李方乐在国内从未见过，他想，未来也许用得到。
梁玮是现场的法语翻译，她对李方乐印象很深。因为演示结束后，一般观众都问：这块表能卖多少钱？做这样的表要花多长时间？但是李方乐上来就问：这用的是什么工具？能不能让我看看？
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也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六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二
最早，李方乐感兴趣的并不是钟表。
李方乐八岁跟父亲到上海，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20岁，他高中毕业，分配到百货公司系统，做过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后来进入文具厂，专门生产圆规。1979年，上海百货公司将部分钟表修理作坊组成钟表零件厂，统一承接零件加工业务。李方乐也调到了零件厂。
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切时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钟”系列在欧洲问世的时候，上海有了亨达利、亨得利，大量进口瑞士钟表，浪琴、劳力士、欧米茄……通过上海，销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钟，尚可购买零件组装，但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精密机械，是欧洲工匠几个世纪的智慧累积而成，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只能进口。
1949年之后，进口之路几乎断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指示，要“填补空白”，制造中国自己的手表。但是，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工人们以洋伞骨、绣花针、自行车钢丝为原材料，进行研制。在这样的条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后，这两座城市分别成为钟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乐进入零件厂时，中国的钟表行业正在进入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人心有期待。生产力和消费力都在释放，人们结婚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块，是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昂贵又够得着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钟表行业已连续九年每年生产手表一千万只以上，有24家工厂，一个研究所，20个经销部门，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全行业在编职工31720人。
零件厂一时壮大，有300多人。厂里的工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1960年代以来钟表技校的毕业生，他们好比唱戏的科班出身；另一类是1949年之前就在钟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熟悉进口表的结构，能够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外宾送给他一只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头像的手表，不慎损坏，别的地方无法修理。钟表零件厂受理后，指派技师画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头像，整旧如新，他非常满意，赞扬该厂是一家“钟表医院”。
李方乐不是钟表修理工，他是金属加工车间的机修工。当时，尽管手表可以国产，机芯、齿轮、游丝都可以国产，但是制造手表的关键机器全部是瑞士进口。李方乐负责维护、修理机器，也常常去其他钟表厂，参观生产线上的瑞士设备。他觉得钟表修配没什么，机器，才是最复杂最现代的工作。而厂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师傅，还在用十几岁学徒时的机器，手摇操作，制造零件。他边看边想，这实在太土了。
1990年代，钟表业的好日子结束了。市场的盖子一旦打开，暴风雨就会到来。原来在隔绝和保护下生长的工业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地进口零件，组装廉价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贵的进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终于又来了。作为实用物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作为奢侈品、装饰物，上海手表没有竞争力。
1998年，钟表零件厂关门。在那前后，钟表制造厂、纺织厂、仪表厂、热水瓶厂……纷纷关闭。上海曾经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好质量的象征，这一页沉重地翻过去了，页面上是一百多万下岗工人，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历史。上海新的野心，将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岗工人一样，李方乐过了一段蛮讨厌的日子。55岁的他，每月拿325块补贴，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们还要供女儿读书。同事们各寻出路，有的去名表维修店，有的下海做买卖。李方乐靠修理音像设备，撑过了许多年。
尽管如此，他对机械、机床仍然有很大的兴趣。2000年，女儿大学毕业，家里经济好转，但仍有债务。这时，李方乐在朋友的厂房看到一台别人存放待售的机床。他一眼看出，这是瑞士著名车床“肖别林”。他请朋友留一留，先不要卖。他四处借钱，凑足了7000块，加上运费、请客，8000块，车床到手。李方乐立即动手拆解车床，再重新安装。在关键部位反复了无数次，花了一两年，才完整装好。拆装的过程中，他无数次感叹，这部车床零件加工之精细，对精度考量的缜密，国产机器根本无法相比，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零件厂里，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毕业于钟表技校，长得五大三粗，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聪明、技术最好的。下岗后，小董什么都做，修表、卖鞋、倒卖水货钟表……一年能赚三十多万，但是他不甘心，想研发陀飞轮——这是当时最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小董找来李方乐，帮他做加工设备。
一天，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他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他拿出一座钟，透明的表面之内，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机芯由一百多个、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关系复杂，圆形最适宜摆放，所以一般来讲，机芯都做成圆形，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温饱而已，从未有过这么特别的设计。李方乐想：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那么，我也可以试一试。
2007年，他决心动手。
第一步，画图纸。他不懂用电脑，画图全靠手工。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再做改进。在一张工程图纸上，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支一米长的圆规。
第二步，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只的价格，买了许多上海手表，把机芯零件拆下来，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设备，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他存够钱，就去，没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机芯做好了，但是没有走动。
2009年，李方乐再次试验，做出了第二款机芯。形状不错，一条长型的夹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游丝、摆轮。但是上完发条，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后悔，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但是调试、寻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乐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几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没能做成陀飞轮。他和李方乐所做的，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最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
2013年春节，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最后下了决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问道，老李，怎么还没搞好？李方乐呵呵笑道，完成之后，一定请你们吃酒。心里想的是，这次如果搞不出来，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图纸，四处找数据，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土”机器，手工操作，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每只齿轮有84齿。
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转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三
按照北方话，李方乐会被称为“李大爷”。他连声说：“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爷。”“叫我老李。”他说。最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李师傅。
李师傅穿着朴素，同事送的羽绒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机芯、图纸、眼镜……他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这个：钟表。
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
1990年代初，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旋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
1999年，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名表之苑》，在杂志里，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欧米茄。之后，他又看到《名表论坛》，这本杂志由香港“表王”钟永麟创办。钟永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写得最多的是腕表。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机构[钟表里面的一些零件，叫做机构，专有名词，不是结构]、历史……他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日常佩戴、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而钟永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
这些表没有一块是李师傅买得起的。李师傅讲了一个故事，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无意中在仓库里看到一批古董钟表，迷住了。他退休后，在世界各地收集钟表。有钱，此事也不难。可是有一次，在拍卖会上竞拍时，他最后差一口气，心爱的腕表给人买走了。大班生了一场大病，幡然醒悟，连开两场拍卖会，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了。李师傅说：“彻底解脱了。再也不动这个念头了。”
月薪两千多块的退休工人，谈着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却丝毫不令人觉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怀表、腕表一直是有钱人的财产，阔太太小姐的首饰。“一战”后，尽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档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珐琅、镶钻，向来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李师傅却用这个故事，想说明名钟名表背后财富的虚无，没有也罢。他最在乎的是：这些机械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从钟表爱好者，李师傅最终走向了制造者。
李师傅决定做机芯之后，很少告诉别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别人笑话。你也能行吗？他怕别人这样问。尽管第三只机芯走动了，但走了几天，又停了。有时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劳力士，你这是甩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决定再拿出一年时间，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师傅也清楚，自己的机芯，只是个人的玩具。把机芯改变形状，重新排列，在钟表行业，也只是简单的、已成型的工艺。至于更复杂的功能，只能望洋兴叹了。在卡地亚的展览上，对着满室的名钟名表，他觉得自己的机芯，好比丑媳妇，难见公婆。
但是谈论这些复杂的工艺，仍然是李师傅最开心的事。比如积家的“空气钟”，利用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作为动力的来源。“相当于永动机了。”他赞叹。
还有“三问”，何为“三问”？报时，报刻，报分。李师傅翻开一本砖头厚的杂志，大半本杂志包着一个“三问”的简易机芯，机芯旁边写着12：59——一天中数字最多的时刻。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钥匙扣电池，小心地放进去，压上开关。
“叮，叮，叮……”杂志的小洞里传来了12下声响。十二点。
“叮咚，叮咚，叮咚。”李师傅伸出三个手指，示意这是三刻。
“叮，叮，叮……”报分的声音与报时相同，却要高八度，听起来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身后是一排排电脑。通常，我们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开手机，看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时间。人类曾经努力将时间实体化，在小小的表壳内玩弄炫目的把戏，穷尽了心思。以至于今天，钟表已不再有技术创新，只是把一百年前的花样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再看表，更不问表了。
李师傅不懂电脑，制表时很吃亏。现在学，也来不及了。他说，对他来说，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许他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杂志边一直凝神在听的李师傅抬起头，说：“这是12点59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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