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

　　第二节市场意识的启蒙
　　完成了神性向俗性的转化，使神圣走下神坛之后，下一步便是教化人们的市场意识，使人们在市场环境下通过提供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服务，为社会生产出财富，从而获取利益。经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标、劳作的方向都需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
　　一、基督教新财富观的确立
　　市场意识的启蒙离不开对财富创造、财产权利的合理认知与清晰界定。早期基督教漠视经济问题和世俗生活，在神俗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下，今世的“世福”与来世的“永福”对立起来，世福成为进入永福的障碍。在新约中，耶稣多次谈到财富和信仰的对立，比如：“不要为你们积聚财宝于地上，在地上会被蛀虫咬食、被锈菌腐蚀、被窃贼偷挖。应积聚财宝于天上，在天上没有蛀虫咬食、锈菌腐蚀和窃贼偷挖。”（马太福音6：19-20）“我向你们保证，富人要想进入天国是非常难的。我再重复一遍：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要难得多。”（马太福音19：23-24）“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你不能既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马太福音6：24）
　　但是，基督教也并没有简单否定人们对世俗世界中物质财富的追求。基督教亚历山大学派奠基人之一克雷芒就把财富视为上帝的礼物，用以增进人类福利，财富本身只是工具。奥古斯丁也宣称财富是上帝的礼物，是一种善，但不是的善和伟大的善。他认为，“交易者不应同交易相混淆，交易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它可能被罪恶的交易人败坏了”。至托马斯阿奎那则明确地表达了对私有财产的间接支持。他认为，私有财产并不违背自然法则，而是人类理智的发明。“不可偷盗”、“不可贪恋”这两条诫命都假定人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判断力去获取、保留和出售其财产。的确，依自然法的观点，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人们出生之时也并没有随身携带任何财产，但上帝给予了人们使用物品的权利，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要比对许多人或所有人拥有的东西照看得更好，而对共同拥有则易于提出异议。因此大自然无疑是将所有财产都交给了人类社会，但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分配制度是对自然法则的补充而不是抵触。
　　中世纪经院思想家们为关心的是财富的不均等及其对道德的影响。他们针对中世纪的稀缺这个经济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继续大力倡导节俭和苦行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在对私有财产和富人做出让步性承认的同时，在道德上对这一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富人们被告知，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救助贫困潦倒之人是一种德行。商人追逐利润本身可以被容忍和不被谴责，但商人有义务将利润服务于慈善事业和公共利益，由此，财富转变为实践基督教主要美德——慈善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基督教会自身在中世纪就掌握了大量财产，因而不仅是那一时代的道德权威、政治权威、知识权威，更是经济权威。至中世纪晚期，教会所发明的“免罪证书”则明确昭示了教会对于财富特别是金钱的兴趣。一个人可以花钱来免除所犯的罪孽并规避应受的惩罚，这固然说明了基督教原罪理论的纯洁性受到了挑战，更反映了教会本身也已摇身一变为谋求财富积累的行为主体。
　　追逐财富和利润逐步得到了默许，但财富和利润的获得方式仍然有着基本的伦理规范。基督教认为，财富应该是职业劳动的所得，违背这一点，也就违反了“不可懒惰”的诫命。宗教改革之后，随着职业思想的提出，基督教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越发明显。新教职业观从神学理论上肯定了财富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现世的成功特别是现世对财富的积累是对上帝的荣耀和赞美，是被上帝青睐的表征。路德将农民与工匠的地位抬得很高，相对地贬抑商人的地位。因为他认为前二者毕竟是靠自己的技艺与劳力生产制造民生物资；而商人则是靠买卖别人所生产的物品赚取利润。加尔文不同意这样的区分，他认为所有的职业只要是对大众有利益的，则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一律平等，职业无分圣俗。人在现世的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改变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荣耀上帝。每个人都必须在他的职位上刻苦工作，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有效防止各种邪恶罪孽发生的必要手段。凡能改善人类物质生活、改造社会的，在上帝眼中就是行善。为了实现大同的理想，仅仅依赖传统基督教思想所倡导的乐善好施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也必须积极参与就业、订定合理工资及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以达成某种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因而，工作、劳动就是个人的一种宗教义务，任何不劳动者都是对神的亵渎，是堕落的表现。而从政府和教会的角度看，努力涉入世俗经济事务，为人民和教众创造就业机会、保护他们的工作权则也是当仁不让的一种责任。“上帝应许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天职观的重要意义在于将个体灵魂得救的方式从宗教活动以及宗教活动名义下的带有财富分配性质的经济活动扩展到世俗的日常活动。天职观与传统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念的搭配，在客观上促成了对消费的抑制和资本的积累，而覆盖在世俗经济活动之上的宗教的神圣性也使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发育具有了深厚的道德根基。
　　二、对价格与利息的讨论
　　奠基于上述对财富的基本态度，中世纪经院学者也深刻观测到当时的交易市场中两个鲜明的信号：公平价格与利息（高利贷）。围绕着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讨论。
　　经院学者十分推崇“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其背后隐藏的正是基于个人经济欲望的满足之上的功利主义式的整体考量。“经院学者总是把他们所谓的‘不公平’这一观念与他们所谓在该意义上公共福利受到损害这一观念联系起来。”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的公平思想，从黄金法则和交换性质引出公平价格。他认为，公平价格具有主观性，取决于人们对物品所得利益的大小和对物品带来效用满足程度的评价。交换行为应当是为着买卖双方的共同利益设立的，推而广之，社会的市场交易行为也是实现和促进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的手段。契约平等原则是交易行为的基石，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都必然会以损害一方利益为条件使另一方获益，这就违反了公平原则。为此，经院学者认为垄断者是反社会的实体，会导致操纵价格，那些抬高价格和获取暴利的人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因此严厉谴责各种中介、垄断和投机活动。
　　如果说中世纪的公平价格理论构成了与古典罗马法的“买者自慎，契约自由”原则之间的鲜明对比的话，中世纪早期禁止利息的观点也与罗马法思想发生了冲撞。基督教经常援引以作为对利息和高利贷的谴责的论据，是《圣经》中的两个段落。段出自《旧约》：“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申命记23：19）这一段实际上留有余地，道德法则执行了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故而对于国家间借贷乃至通过贸易获利并没有禁止。第二段取自《新约》：“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路加福音6：34-35）这一段在理论上的规定是严厉的，对经院学者判定高利贷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关键在于“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亦即只要是借给人并“指望有所得”，就是在放高利贷。放高利贷收取了利息，就等同于偷了自己的同胞——这是违反了“不可偷盗”之诫。然而，教会对利息和高利贷的解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随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早期的中世纪社会总体上处于农业社会，对高利贷的严格禁止也许比较适合；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当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对于资本的生产性需求时，如果顽固坚持旧有思维模式就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适时地，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对高利贷原则作了新的解读。他认为，“补偿借贷者因放款而招致的风险和麻烦是正当的”。引申开去，当获利的机会是一个正常环境的组成部分时，所放弃的利得就转变为实际的损失。由于十三世纪并未形成十六世纪那样普遍的金融市场，故而对于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的这种近似于后来经济学理论中的“机会成本”的思辨认识不足。当时的教会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即承认存在有息借贷合理性的情形，但应当是例外，因而需要对每一笔具体借贷行为进行审核，未经审核者不得收取利息。而被批准者，或是被认为利率“合理”，或是以有助于公共利益而非以借贷名义得到补偿，但这类说辞经常引发更多的争议。在世俗立法者和基督教内部经院学者的推动下，这种繁琐的、实际上也无从执行的审查制度终于逐渐地销声匿迹，利息也就被接受为一种正常现象。
　　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于，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显然受到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一方面，古代传下来并经过基督教加以改造的道德传统，仍然在约束着人们进行顺畅的商品交易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商业活动和商业利润的渴望已经势不可挡，不断催动着决策层释放更多的自由、容忍与松弛。“与原则声明中不断增加的坚定相伴的是在对实施的理解中不断增加的灵活。”
　　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们对公平价格和利息的讨论，是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先声。熊彼特曾专门对这一时期基督教学者对社会经济现象和具体政策的讨论作了方法论视角的分析，从而提出了“社会科学起源于自然法概念”的命题。熊彼特认为，人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存在着一种“糊涂的看法”，即往往把自然法同原始状态联系起来，将原始状态不加审慎考察地等同于公正，这在后来的卢梭对原始意义上的自然人性状态的赞美可以看出。经院学者并没有完全显示出这种倾向，相对应地，他们是借助于自然法寻求理性的指引，来思索人的权利和行为规范，显然这具有相当程度的思辨性。经院学者对公平与利息的讨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开启了实证与规范分析的一道闸门，既对历史现象、经济事实做出观测与描述，同时基于理性原则提出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经院学者所作的辩护与解释之间、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沟通的桥梁。正如现代经济学中可以根据垄断竞争理论分析价格差别现象，同时又可以对这种价格差别做出价值判断——确定其是否属于价格歧视、属于哪一种价格歧视。熊彼特的那句话因而不无道理：“从历史上说，现代经济学产生于经院作家。”
　　三、世俗政权对经济的管理
　　如果我们把以晚期经院哲学的演变为代表的基督教思想渐变过程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内生条件的话，那么在此之外——在人的精神、思想领域之外——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也已经出现了孕育世俗主义的深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