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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2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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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解邓小平
看他如何影响世界,改变中国
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心血力作
深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重要读本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经济特区、共同富裕、依法治国、一国两制……邓小平打破思想的牢笼,开创的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生根发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位总设计师就领导中国实现了光辉崛起。
作为一位享誉中外的伟大人物,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改变了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命运。与此同时,他以非凡的经历、独特的魅力和过人的气魄胆略,征服了全世界不同国家数以亿计的人。
然而,这样一位伟人的一生却充满了曲折:他亲历过长期的战争,饱受战火的洗礼;他亲历过国内外及党内的各种政治斗争,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他亲历过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开创出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看他如何影响世界,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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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位伟人的一生却充满了曲折:他亲历过长期的战争,饱受战火的洗礼;他亲历过国内外及党内的各种政治斗争,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他亲历过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开创出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内容简介
《邓小平实录》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倾力创作,在体例上按时间顺序编排,共分四卷十编,每一编又分为历程、交往、珍闻三个部分,从多角度翔实地记述了邓小平从出生、成长到参加革命、参与和领导国家建设的各个时期的经历,全面再现了一代伟人光辉而曲折的一生。
本书收录了邓小平的秘书、同事、战友等身边人的一手资料,真实还原了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重大事件的策划、发生始末,深度披露了邓小平在历次战争、革命、运动中起落的真相,全景式描述了邓小平的改革心路与实践历程,以及中国建设、外交大战略的形成。
本卷为第三卷,讲述了1966—1982年邓小平经历文化大革命、阐述“三个世界”理论、与“两个凡是”斗争、平反冤假错案、出访日本和美国、关注三峡工程等经历,同时记录了邓小平与刘少奇、叶剑英、尼克松、基辛格、丁肇中、金庸等人的交往与情谊,以及邓小平治理漓江、参观*旧居、救戏、开放414招待所、参观兵马俑等逸闻趣事。
本书收录了邓小平的秘书、同事、战友等身边人的一手资料,真实还原了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重大事件的策划、发生始末,深度披露了邓小平在历次战争、革命、运动中起落的真相,全景式描述了邓小平的改革心路与实践历程,以及中国建设、外交大战略的形成。
本卷为第三卷,讲述了1966—1982年邓小平经历文化大革命、阐述“三个世界”理论、与“两个凡是”斗争、平反冤假错案、出访日本和美国、关注三峡工程等经历,同时记录了邓小平与刘少奇、叶剑英、尼克松、基辛格、丁肇中、金庸等人的交往与情谊,以及邓小平治理漓江、参观*旧居、救戏、开放414招待所、参观兵马俑等逸闻趣事。
目 录
第七编 十年危难(1966-1976)
历程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 2
在新建县的日子里 5
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12
四届人大 16
旧地重游 24
山西大寨之行 34
1975 年的整顿 39
“天安门事件” 49
交往
公正评价,告慰忠魂 ——与刘少奇 59
肝胆相照,共解国难——与叶剑英 67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与王震 72
“我愿拜邓小平为师”——与陶铸 75
没有鼓掌的人——与萧劲光 77
我们完成了任务——与张廷发 82
“公明党算是我们好的朋友”——与竹入义胜 86
“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与科尔 95
珍闻
从鹰潭北上 101
治理漓江 104
参观旧居 105
患难见真情 108
第八编 拨乱反正(1976-1982)
历程
与“两个凡是”的斗争 114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19
大转折关头 125
恢复高考 154
平反冤假错案 158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65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172
出访日本 176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 183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192
农村改革 203
关注三峡工程 207
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13
视察新疆 225
金融改革 234
住房制度改革 236
交往
揭开海军历史新一页——与叶飞 239
知人知心——与班禅 246
应该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丁肇中 249
为什么不叫黄昆搞本行——与黄昆 252
知名已久——与金庸 254
“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是明智的、勇敢的”——与尼克松 258
多次会见的外国朋友——与基辛格 263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与哈默 268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与法拉奇 276
珍闻
“你的书写得很好” 283
救戏 284
请北京市委处理人艺问题 285
军队指挥自动化 285
武器要更新” 288
访美花絮——此文节选自唐龙彬的回忆 290
“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297
开放414招待所 301
“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 302
参观兵马俑 306
“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 308
一句名言的由来 312
历程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 2
在新建县的日子里 5
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12
四届人大 16
旧地重游 24
山西大寨之行 34
1975 年的整顿 39
“天安门事件” 49
交往
公正评价,告慰忠魂 ——与刘少奇 59
肝胆相照,共解国难——与叶剑英 67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与王震 72
“我愿拜邓小平为师”——与陶铸 75
没有鼓掌的人——与萧劲光 77
我们完成了任务——与张廷发 82
“公明党算是我们好的朋友”——与竹入义胜 86
“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与科尔 95
珍闻
从鹰潭北上 101
治理漓江 104
参观旧居 105
患难见真情 108
第八编 拨乱反正(1976-1982)
历程
与“两个凡是”的斗争 114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19
大转折关头 125
恢复高考 154
平反冤假错案 158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65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172
出访日本 176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 183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192
农村改革 203
关注三峡工程 207
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13
视察新疆 225
金融改革 234
住房制度改革 236
交往
揭开海军历史新一页——与叶飞 239
知人知心——与班禅 246
应该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丁肇中 249
为什么不叫黄昆搞本行——与黄昆 252
知名已久——与金庸 254
“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是明智的、勇敢的”——与尼克松 258
多次会见的外国朋友——与基辛格 263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与哈默 268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与法拉奇 276
珍闻
“你的书写得很好” 283
救戏 284
请北京市委处理人艺问题 285
军队指挥自动化 285
武器要更新” 288
访美花絮——此文节选自唐龙彬的回忆 290
“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297
开放414招待所 301
“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 302
参观兵马俑 306
“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 308
一句名言的由来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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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随其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方针,从而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也使这两次会议成为划分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原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1979年和1980年的计划安排,以及讨论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文件。但华国锋在11月10日开幕会讲话中宣布,在进行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个会议重心的“转移”,终决定了历史的转折。那么,会议重心的“转移”是怎么来的呢?
毫无疑问,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就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是自1962年以来它是规定全党行为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它集中代表了晚年的错误实践。因此把工作重心转变过来,再一次触及对晚年错误的纠正。
另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也提出了经济“大干快上”的方针,甚至还有“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思想再解放一点儿”的提法。这说明,一般地接过和继承经济建设的口号,并不困难。但要做到指导思想上的真正“转移”,则认识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巨大的。
同时,粉碎“四人帮”之后,清理和揭批这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人们当时必须做的工作。当然,揭批得越深入,也就越能“正本清源”。可何时结束这项工作或政治运动,从工作角度上还很难做出“一刀切”的安排。
因此,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提出,事实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在表面层次上涉及的是工作安排问题,实质却是对长期以来党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挑战,也是在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而它的提出,当时却只能以工作安排的形式表达出来。
邓小平是在以怎样的角度和以什么方式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呢?
1977年下半年,为筹备军委全体会议,军委主要领导人在广州研究文件的起草问题。邓小平在工作开始时便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邓小平指出,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明确地讲,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曾绍山、任仲夷、黄欧东、陈璞如、胡亦民等的汇报时插话说,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同一天,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说,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
另一则材料大约出自同样的来源,见于沈阳军区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邓小平在听到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关于揭批、清查“四人帮”还要进行几年的部署时,提出,清查工作今年结束,明年起工作重点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上来。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同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讲到工作安排问题时说,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9月,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做出了决策”。此外,邓小平本人在1982年9月陪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四川时,也回忆起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情况:“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积极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些材料证明,关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确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它的酝酿至少可推溯到1977年下半年。这似乎也可印证邓小平所说的那个“反复考虑”。不过,需要研究的是,邓小平提出的“转移”,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转移?它仅仅是从工作的安排出发,还是要根本地转变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
现有材料说明,至少在1978年11月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在即将召开的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很明显,这是接受了邓小平提出的建议。11月初,华国锋同李鑫、吴冷西等谈他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草事宜。他交代说,讲话主要谈着重点转移的问题。当有起草者问,讲话稿是否涉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华说,不要涉及。在正式讲话里,华国锋使用了“适应形势发展”这样的话来解释重点转移。原话是:“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句话是中央政治局讨论时一致同意采用的,不是华国锋个人的意见。但不愿触及“阶级斗争”这样基本的政治问题,或者说不愿在根本意义上,对晚年主要错误有所纠正,确是华国锋对大时局的态度,这可从他不愿意否定“两个凡是”的表态里清楚看到。
邓小平的用意则显然不同。早在1977年起草军委全体会议文件时,他已明确提出,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东北视察期间,他更对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大段重要的论证。这段论证可以视作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早阐述,也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长久思索的结果。他在讲到“两个凡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自身要发展的规律,是看不到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的思想僵化时,说:“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我们的国民平均总收入倒数二十几名,算贫穷中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国的一部分。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嘛!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的阶级斗争吗?”这段话后来被编入《邓小平文选》。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随其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方针,从而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也使这两次会议成为划分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原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1979年和1980年的计划安排,以及讨论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文件。但华国锋在11月10日开幕会讲话中宣布,在进行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个会议重心的“转移”,终决定了历史的转折。那么,会议重心的“转移”是怎么来的呢?
毫无疑问,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就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是自1962年以来它是规定全党行为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它集中代表了晚年的错误实践。因此把工作重心转变过来,再一次触及对晚年错误的纠正。
另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也提出了经济“大干快上”的方针,甚至还有“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思想再解放一点儿”的提法。这说明,一般地接过和继承经济建设的口号,并不困难。但要做到指导思想上的真正“转移”,则认识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巨大的。
同时,粉碎“四人帮”之后,清理和揭批这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人们当时必须做的工作。当然,揭批得越深入,也就越能“正本清源”。可何时结束这项工作或政治运动,从工作角度上还很难做出“一刀切”的安排。
因此,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提出,事实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在表面层次上涉及的是工作安排问题,实质却是对长期以来党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挑战,也是在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而它的提出,当时却只能以工作安排的形式表达出来。
邓小平是在以怎样的角度和以什么方式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呢?
1977年下半年,为筹备军委全体会议,军委主要领导人在广州研究文件的起草问题。邓小平在工作开始时便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邓小平指出,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明确地讲,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曾绍山、任仲夷、黄欧东、陈璞如、胡亦民等的汇报时插话说,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同一天,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说,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
另一则材料大约出自同样的来源,见于沈阳军区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邓小平在听到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关于揭批、清查“四人帮”还要进行几年的部署时,提出,清查工作今年结束,明年起工作重点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上来。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同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讲到工作安排问题时说,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9月,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做出了决策”。此外,邓小平本人在1982年9月陪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四川时,也回忆起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情况:“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积极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些材料证明,关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确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它的酝酿至少可推溯到1977年下半年。这似乎也可印证邓小平所说的那个“反复考虑”。不过,需要研究的是,邓小平提出的“转移”,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转移?它仅仅是从工作的安排出发,还是要根本地转变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
现有材料说明,至少在1978年11月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在即将召开的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很明显,这是接受了邓小平提出的建议。11月初,华国锋同李鑫、吴冷西等谈他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草事宜。他交代说,讲话主要谈着重点转移的问题。当有起草者问,讲话稿是否涉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华说,不要涉及。在正式讲话里,华国锋使用了“适应形势发展”这样的话来解释重点转移。原话是:“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句话是中央政治局讨论时一致同意采用的,不是华国锋个人的意见。但不愿触及“阶级斗争”这样基本的政治问题,或者说不愿在根本意义上,对晚年主要错误有所纠正,确是华国锋对大时局的态度,这可从他不愿意否定“两个凡是”的表态里清楚看到。
邓小平的用意则显然不同。早在1977年起草军委全体会议文件时,他已明确提出,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东北视察期间,他更对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大段重要的论证。这段论证可以视作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早阐述,也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长久思索的结果。他在讲到“两个凡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自身要发展的规律,是看不到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的思想僵化时,说:“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我们的国民平均总收入倒数二十几名,算贫穷中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国的一部分。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嘛!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的阶级斗争吗?”这段话后来被编入《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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