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833052
内容简介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1910-1911年间，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
虽然满清政权终走向了崩溃，而资政院的精英们在政治、教育、财政、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想，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1910-1911年间，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
虽然满清政权终走向了崩溃，而资政院的精英们在政治、教育、财政、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想，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目 录
序言：世间已无老佛爷
天字一号案（上）
天字一号案（下）
再见状元郎
新闻的界限
议会是江湖
泣血的国会（一）
泣血的国会（二）
泣血的国会（三）
泣血的国会（四）
辫子里的刀（上）
辫子里的刀（下）
昭雪六君子（一）
昭雪六君子（二）
昭雪六君子（三）
昭雪六君子（四）
致命的饥荒（上）
致命的饥荒（下）
亡国的股灾（一）
亡国的股灾（二）
亡国的股灾（三）
亡国的股灾（四）
亡国的股灾（五）
弹劾军机案（一）
弹劾军机案（二）
弹劾军机案（三）
弹劾军机案（四）
弹劾军机案（五）
天朝的预算（上）
天朝的预算（下）
参考文献
天字一号案（上）
天字一号案（下）
再见状元郎
新闻的界限
议会是江湖
泣血的国会（一）
泣血的国会（二）
泣血的国会（三）
泣血的国会（四）
辫子里的刀（上）
辫子里的刀（下）
昭雪六君子（一）
昭雪六君子（二）
昭雪六君子（三）
昭雪六君子（四）
致命的饥荒（上）
致命的饥荒（下）
亡国的股灾（一）
亡国的股灾（二）
亡国的股灾（三）
亡国的股灾（四）
亡国的股灾（五）
弹劾军机案（一）
弹劾军机案（二）
弹劾军机案（三）
弹劾军机案（四）
弹劾军机案（五）
天朝的预算（上）
天朝的预算（下）
参考文献
前 言
序言：世间已无老佛爷
慈禧太后内心崩溃的后一刻，将清朝的权杖交到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手上。
慈禧太后将政权交到摄政王手上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年均一亿两千万两白银的出超贸易扭转了帝国经济七十年的出口颓势。预备立宪更是慈禧太后留给摄政王消弭国内各派势力分歧的政治遗产。
身为皇族宗室，年轻的摄政王是幸运的。但是，他没有多尔衮那样的定夺之功，更无多尔衮那样的开创伟业，清朝的掌权者却在生命的后一刻将国家托付给了这位毫无尺寸之功的年轻人。
二十五岁的载沣以摄政王执政亮相国际舞台之时，成为当时全球有权势的“80后”，西方的舆论一片欢腾，将这位年轻人誉为“初升的太阳”，夸赞摄政王身居九重却有着国际视野。没错，在罢黜政治强人袁世凯后，摄政王的执政集团中皇族少壮派成了主角，他们都拥有留洋的背景，他们在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都有现代化视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对摄政王寄予厚望。
摄政王柄国之初，传统的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在立宪的旗帜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城的亲贵们奔走于改革派之门。改革的精英们不断地触碰帝国的政治红线，试图通过渗透意识形态进行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犹如一锅煮沸的水，无论是朝堂枢臣，还是贩夫走卒，对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充满信心。一度对革命信心满满的孙中山，在一次次城市暴动失败后，面对摄政王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气象，都只能默默地在美国人的餐厅端盘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枪响，在美国餐厅里看到报纸的孙中山没有任何的兴奋之感，他领导了太多次这样的城市暴动。在孙中山看来，武昌城的新军暴动很快就会被载沣的新军镇压。孙中山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武昌起义的那一天，摄政王直接控制的军队正在北方小镇滦州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武昌那个被推为位共和国都督的黎元洪，这之前曾率领湖北的两营兵马参加了滦州秋操。
孙中山错了。
武昌城的枪声成了推倒清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各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星夜兼程回国，紫禁城的御前会议却在为谁南下平乱争吵不休。摄政王望着慌乱的皇族少壮派长叹不止，狡黠的庆亲王奕劻已经暗中调动北洋新军拱卫自己的宅邸。一夜激烈的争吵过后，由有德国军方势力支持的陆军大臣荫昌乘火车南下武昌，可是在武昌郊外，他就被百多名下地干活的农民给吓得肝胆俱裂，急令火车向北开。
武昌城的硝烟正浓之时，北京城的资政院精英们纷纷登台，谴责铁路国有的罪魁祸首——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份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摄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严复议员的大清国歌还没有来得及奏响，大清王朝崩溃了。在汉江上远望硝烟滚滚的武昌城，刚刚经过滦州秋操的摄政王军队，他们拥有德国的军事装备，却在手持汉阳造的湖北新军面前兵败如山倒。清朝的状元巨商、宪政改革领袖张謇仰天长叹，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篇华丽的清帝逊位诏书。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崩溃。
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曾经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局部推动政治改革，昙花一现的同光中兴令不少的改革派看到了王朝的希望。1900年八国联军将清朝的执政者慈禧太后赶到了西安，预备立宪成了清执政集团重拾帝国荣光的希望。摄政王的皇族少壮派们这一次怎么未能灭掉武昌城的革命之火？谁将清政权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改革的精英们在政权垮台的前夕到底在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改革在清朝后的五十年中已经成了主旋律，即便是世人认定顽固的慈禧太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像戊戌变法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是难以推行下去的。慈禧太后在生命的后一刻，留给摄政王的宪政遗产不仅没能消弭多股政治势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摄政王执政集团的催化剂。利益集团丢尽了天朝的脸，让毫无政治智慧的摄政王成了权力的孤儿。
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个理由。我试图通过晚清改革精英们的系列救国韬略入手，洞见清王朝崩溃的根源，资政院成了的视觉切入口。在武昌城枪响的一年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们在北京资政院济济一堂，他们在北京的预备国会现场紧张地审查政治、军事、财政、意识形态等事关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终都送到了摄政王的案头，他们希望将慈禧太后的宪政遗产变成现实，让宪政之花在封建的土壤上盛开。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尽管改革精英们的顶层设计犹如一把把钢刀，但既得利益集团们却在用手中的权力捍卫着他们的利益。可是，由德国军械装备起来的摄政王军队难掩王朝的虚弱。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内部党阀森森，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改革来推动全面立宪改革的摄政王，疲于七党暗斗，被执政集团七党和国际势力搞得内外交困。
世间已无老佛爷。年轻的摄政王无力调和各大政治势力的分歧，无论是纷争不断的资政院，还是明争暗斗的紫禁城，摄政王犹如一具木偶，只是在枢廷之上陪着他的小儿子看令他厌倦的宫廷闹剧。
既得利益集团们拒绝在后一刻向宪政改革让步。曾经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精英们，后只能擦干脸上的泪水，投向共和的怀抱。
慈禧太后内心崩溃的后一刻，将清朝的权杖交到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手上。
慈禧太后将政权交到摄政王手上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年均一亿两千万两白银的出超贸易扭转了帝国经济七十年的出口颓势。预备立宪更是慈禧太后留给摄政王消弭国内各派势力分歧的政治遗产。
身为皇族宗室，年轻的摄政王是幸运的。但是，他没有多尔衮那样的定夺之功，更无多尔衮那样的开创伟业，清朝的掌权者却在生命的后一刻将国家托付给了这位毫无尺寸之功的年轻人。
二十五岁的载沣以摄政王执政亮相国际舞台之时，成为当时全球有权势的“80后”，西方的舆论一片欢腾，将这位年轻人誉为“初升的太阳”，夸赞摄政王身居九重却有着国际视野。没错，在罢黜政治强人袁世凯后，摄政王的执政集团中皇族少壮派成了主角，他们都拥有留洋的背景，他们在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都有现代化视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对摄政王寄予厚望。
摄政王柄国之初，传统的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在立宪的旗帜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城的亲贵们奔走于改革派之门。改革的精英们不断地触碰帝国的政治红线，试图通过渗透意识形态进行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犹如一锅煮沸的水，无论是朝堂枢臣，还是贩夫走卒，对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充满信心。一度对革命信心满满的孙中山，在一次次城市暴动失败后，面对摄政王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气象，都只能默默地在美国人的餐厅端盘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枪响，在美国餐厅里看到报纸的孙中山没有任何的兴奋之感，他领导了太多次这样的城市暴动。在孙中山看来，武昌城的新军暴动很快就会被载沣的新军镇压。孙中山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武昌起义的那一天，摄政王直接控制的军队正在北方小镇滦州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武昌那个被推为位共和国都督的黎元洪，这之前曾率领湖北的两营兵马参加了滦州秋操。
孙中山错了。
武昌城的枪声成了推倒清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各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星夜兼程回国，紫禁城的御前会议却在为谁南下平乱争吵不休。摄政王望着慌乱的皇族少壮派长叹不止，狡黠的庆亲王奕劻已经暗中调动北洋新军拱卫自己的宅邸。一夜激烈的争吵过后，由有德国军方势力支持的陆军大臣荫昌乘火车南下武昌，可是在武昌郊外，他就被百多名下地干活的农民给吓得肝胆俱裂，急令火车向北开。
武昌城的硝烟正浓之时，北京城的资政院精英们纷纷登台，谴责铁路国有的罪魁祸首——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份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摄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严复议员的大清国歌还没有来得及奏响，大清王朝崩溃了。在汉江上远望硝烟滚滚的武昌城，刚刚经过滦州秋操的摄政王军队，他们拥有德国的军事装备，却在手持汉阳造的湖北新军面前兵败如山倒。清朝的状元巨商、宪政改革领袖张謇仰天长叹，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篇华丽的清帝逊位诏书。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崩溃。
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曾经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局部推动政治改革，昙花一现的同光中兴令不少的改革派看到了王朝的希望。1900年八国联军将清朝的执政者慈禧太后赶到了西安，预备立宪成了清执政集团重拾帝国荣光的希望。摄政王的皇族少壮派们这一次怎么未能灭掉武昌城的革命之火？谁将清政权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改革的精英们在政权垮台的前夕到底在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改革在清朝后的五十年中已经成了主旋律，即便是世人认定顽固的慈禧太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像戊戌变法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是难以推行下去的。慈禧太后在生命的后一刻，留给摄政王的宪政遗产不仅没能消弭多股政治势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摄政王执政集团的催化剂。利益集团丢尽了天朝的脸，让毫无政治智慧的摄政王成了权力的孤儿。
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个理由。我试图通过晚清改革精英们的系列救国韬略入手，洞见清王朝崩溃的根源，资政院成了的视觉切入口。在武昌城枪响的一年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们在北京资政院济济一堂，他们在北京的预备国会现场紧张地审查政治、军事、财政、意识形态等事关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终都送到了摄政王的案头，他们希望将慈禧太后的宪政遗产变成现实，让宪政之花在封建的土壤上盛开。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尽管改革精英们的顶层设计犹如一把把钢刀，但既得利益集团们却在用手中的权力捍卫着他们的利益。可是，由德国军械装备起来的摄政王军队难掩王朝的虚弱。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内部党阀森森，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改革来推动全面立宪改革的摄政王，疲于七党暗斗，被执政集团七党和国际势力搞得内外交困。
世间已无老佛爷。年轻的摄政王无力调和各大政治势力的分歧，无论是纷争不断的资政院，还是明争暗斗的紫禁城，摄政王犹如一具木偶，只是在枢廷之上陪着他的小儿子看令他厌倦的宫廷闹剧。
既得利益集团们拒绝在后一刻向宪政改革让步。曾经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精英们，后只能擦干脸上的泪水，投向共和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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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一号案（上）
1910年10月4日下午1点30分，资政院预备国会次议会开场。
落座的议员们发现议长溥伦未到，整个会场开始骚动，议员们交头接耳。身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同治皇帝去世后，溥伦一度是热门的皇位继承人，但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溥伦与皇位擦肩而过。1907年，清廷筹备资政院，慈禧太后为弥补溥伦政治上的损失，任命溥伦为资政院总裁。今天是资政院预备国会次审议国事，议长岂能缺席？
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站起来，扫了一圈会场，示意议员们安静：“今日议长赴会议政务处会议要件，以故不能到会。”金邦平的话音未落，会场再次骚动，清廷当前要务就是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头等大事就是资政院开预备国会，难道还有比预备国会更大的事发生了？在会场旁听的国际观察团瞠目结舌，面对一开场就乱哄哄的清廷预备国会不断摇头。
议员们走进会场之时，遥远的欧洲塔霍河河口叛军如云，里斯本皇宫硝烟四起。10月3日，葡萄牙的两艘巡洋舰在共和党的鼓动下叛变，国王曼努埃尔二世下令里斯本卫戍部队镇压叛变军舰，可卫戍部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反而联合叛变的海军合围里斯本四周。10月4日清晨，叛变的巡洋舰开始炮轰皇宫，国王曼努埃尔二世逃亡英国伦敦。
摄政王载沣时间收到了里斯本的情报，对于欧洲老派的彪悍君主王朝的覆灭，清执政精英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庆亲王奕劻曾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过警告，宪政是“民之趋向”，“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尽管葡萄牙从1820年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可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国王依然是的主宰，终连里斯本的卫戍部队都抛弃了国王，站到了叛军一边。
清执政精英们对里斯本的武装起义惶恐不安。里斯本起义前夕，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终在共和党人的煽动下军队叛变。现在的清王朝正在重现葡萄牙的危机。1909年10月14日，大清帝国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成立了地方议会机构咨议局，这一天成了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日”，舆论将咨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整个国家笼罩在立宪派狂热的开国会喧嚣之中。
张謇是地方议会的领袖，这位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状元于1909年10月14日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同一天，立宪派狂热分子汤化龙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咨议局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清执政精英们万万没有想到，位于帝国东部、中部和西南的三位议长终成了清政权的掘墓人。张謇在当选议长后，通电全国提议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已经签署命令，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但各地咨议局的议员们对开国会已经迫不及待，张謇的提议一出，各地纷纷响应，均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赴京请愿大计。1909年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听闻长沙代表启程赴上海，“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
张謇领导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次会议于1909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斓，与会代表无不感奋。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
1910年1月20日，请愿国会代表团的请愿书由都察院呈递到摄政王载沣手上。请愿血书深深地刺激了载沣，全国的民众对宪政的热情犹如岩浆喷薄而出，一旦答应了请愿团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求，朝廷的威信将受制于民众。更重要的是中央货币、财政改革均未有效推进，一旦国会召开，行君主立宪政体，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强有力的财政保证，宪政的改革将成为国会各派政治势力的玩偶。
载沣以慈禧太后的命令将开国会的请愿给挡回去了，各地的请愿代表们不断地在北京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试图游说满蒙王公进谏摄政王早开国会。1910年1月30日，请愿代表们在北京公开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凡是在1909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章程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同志会不得解散。令清执政集团恐慌的是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分头请愿。
张謇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人，连续在1910年4月、6月主持第二次、第三次请愿运动会议。徐特立的血书也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各地不断出现血书请愿，将血书“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邮寄请愿代表。爱新觉罗王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请愿团更是泣血高呼：“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
东三省请愿团的哭泣令远在柏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愤愤不平，他怒斥载沣为首的清执政精英“荒唐”，放任日俄两国霸占东三省，“他不知道吗？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皇朝的发祥之地”，威廉二世怒斥日俄在东北的行为简直就是“强盗们的分赃”。威廉二世大骂不赞成中国进行迅速改革的日本“无耻”，日本担心北京国会一开，影响自己在满洲的利益。
皇朝的发祥地都落入日俄之手，满蒙执政集团已经成了国际上的笑料。现在国内的民众在各地咨议局的鼓动下请愿不断，各地咨议局还组织进京请愿团，督请中央早日立宪。清执政精英们发现，士绅精英云集的咨议局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逐步架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权，地方督抚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咨议局纷争不断，导致民众同政府离心离德，地方督抚为了转移地方矛盾绑架中央，一旦中央不能满足地方的要求，里斯本的悲剧将在北京上演。
1910年10月4日下午1点30分，资政院预备国会次议会开场。
落座的议员们发现议长溥伦未到，整个会场开始骚动，议员们交头接耳。身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同治皇帝去世后，溥伦一度是热门的皇位继承人，但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溥伦与皇位擦肩而过。1907年，清廷筹备资政院，慈禧太后为弥补溥伦政治上的损失，任命溥伦为资政院总裁。今天是资政院预备国会次审议国事，议长岂能缺席？
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站起来，扫了一圈会场，示意议员们安静：“今日议长赴会议政务处会议要件，以故不能到会。”金邦平的话音未落，会场再次骚动，清廷当前要务就是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头等大事就是资政院开预备国会，难道还有比预备国会更大的事发生了？在会场旁听的国际观察团瞠目结舌，面对一开场就乱哄哄的清廷预备国会不断摇头。
议员们走进会场之时，遥远的欧洲塔霍河河口叛军如云，里斯本皇宫硝烟四起。10月3日，葡萄牙的两艘巡洋舰在共和党的鼓动下叛变，国王曼努埃尔二世下令里斯本卫戍部队镇压叛变军舰，可卫戍部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反而联合叛变的海军合围里斯本四周。10月4日清晨，叛变的巡洋舰开始炮轰皇宫，国王曼努埃尔二世逃亡英国伦敦。
摄政王载沣时间收到了里斯本的情报，对于欧洲老派的彪悍君主王朝的覆灭，清执政精英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庆亲王奕劻曾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过警告，宪政是“民之趋向”，“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尽管葡萄牙从1820年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可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国王依然是的主宰，终连里斯本的卫戍部队都抛弃了国王，站到了叛军一边。
清执政精英们对里斯本的武装起义惶恐不安。里斯本起义前夕，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终在共和党人的煽动下军队叛变。现在的清王朝正在重现葡萄牙的危机。1909年10月14日，大清帝国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成立了地方议会机构咨议局，这一天成了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日”，舆论将咨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整个国家笼罩在立宪派狂热的开国会喧嚣之中。
张謇是地方议会的领袖，这位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状元于1909年10月14日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同一天，立宪派狂热分子汤化龙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咨议局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清执政精英们万万没有想到，位于帝国东部、中部和西南的三位议长终成了清政权的掘墓人。张謇在当选议长后，通电全国提议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已经签署命令，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但各地咨议局的议员们对开国会已经迫不及待，张謇的提议一出，各地纷纷响应，均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赴京请愿大计。1909年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听闻长沙代表启程赴上海，“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
张謇领导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次会议于1909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斓，与会代表无不感奋。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
1910年1月20日，请愿国会代表团的请愿书由都察院呈递到摄政王载沣手上。请愿血书深深地刺激了载沣，全国的民众对宪政的热情犹如岩浆喷薄而出，一旦答应了请愿团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求，朝廷的威信将受制于民众。更重要的是中央货币、财政改革均未有效推进，一旦国会召开，行君主立宪政体，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强有力的财政保证，宪政的改革将成为国会各派政治势力的玩偶。
载沣以慈禧太后的命令将开国会的请愿给挡回去了，各地的请愿代表们不断地在北京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试图游说满蒙王公进谏摄政王早开国会。1910年1月30日，请愿代表们在北京公开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凡是在1909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章程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同志会不得解散。令清执政集团恐慌的是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分头请愿。
张謇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人，连续在1910年4月、6月主持第二次、第三次请愿运动会议。徐特立的血书也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各地不断出现血书请愿，将血书“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邮寄请愿代表。爱新觉罗王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请愿团更是泣血高呼：“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
东三省请愿团的哭泣令远在柏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愤愤不平，他怒斥载沣为首的清执政精英“荒唐”，放任日俄两国霸占东三省，“他不知道吗？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皇朝的发祥之地”，威廉二世怒斥日俄在东北的行为简直就是“强盗们的分赃”。威廉二世大骂不赞成中国进行迅速改革的日本“无耻”，日本担心北京国会一开，影响自己在满洲的利益。
皇朝的发祥地都落入日俄之手，满蒙执政集团已经成了国际上的笑料。现在国内的民众在各地咨议局的鼓动下请愿不断，各地咨议局还组织进京请愿团，督请中央早日立宪。清执政精英们发现，士绅精英云集的咨议局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逐步架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权，地方督抚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咨议局纷争不断，导致民众同政府离心离德，地方督抚为了转移地方矛盾绑架中央，一旦中央不能满足地方的要求，里斯本的悲剧将在北京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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